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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4日，北京，21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共聚北京，在备忘录上一一签字。CFP供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筹建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从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这一倡议，到2014年10月24日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备忘录决定成立只用了一年时间。截至2015年4月15日，正式意向创始成员国扩大到57个（另及中国台湾地区）。就成员国数量而言，亚投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走完了亚开行近半个世纪的扩围历程。
“一带一路” 秉承开放区域主义精神
亚投行筹建的迅猛势头，赢得世界广泛关注，使其与“一带一路”一并成为国际微观和宏观层面合作的两道靓丽风景。在诸多观点中，肯定和赞誉者多，但也有一些流露出担心和顾虑。有外国学者认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了竞争威胁，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将亚投行成员数量快速增长和结构多元化视为美国的失败和其“阵营”的瓦解，是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冷战”正式拉开序幕，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公开化；国内不少学者也将之视为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强势崛起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旧的零和博弈思维去看待今天的世界格局变化和国家行动举措。也正是这样的逻辑，人类虽然期望和平与发展，但又难以摆脱大国兴衰更替、战争冲突此起彼伏的安全困境。毋庸讳言，全球秩序是由大国主导、决定的。因此，大国有责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从更宽阔的视野去思考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应携手构建包容、公正、和平、和谐的国际新秩序，共同推进世界走向平稳、可持续发展。
如果中国用旧思维挑战美国，那么未来其他国家同样可挑战中国，后来者又会挑战“新霸主”。站在历史的长河看，这既不是一条有利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较优路径，也不是一国持续稳定、长期繁荣的理想道路。今天的科学、哲学、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利益更加交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合作与对话的平台也较以往更多、更有力，人类已具备走出历史轮回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做不断的努力，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与67个国家和5个地区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推进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同于结盟，它不营造势力范围。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中国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十四字方针；对待周边关系，中国确立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对待中日关系，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对待领土争端，提倡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也在积极担当，主动提供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负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因素影响，世界经济至今未恢复元气。在危机发生后的近七年里，中国及时出台了刺激政策，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稳定全球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正在调整，新动力有待培育。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使人们对尚未完全复苏的世界经济有了较多的担心和忧虑。
如何彻底摆脱危机、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需要世界各国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起来，互帮互济，共创美好未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合作框架，它秉承开放区域主义精神，不划地为界，不设排他壁垒，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主张平等自愿、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它不是空洞的设想或框架，而是有着丰富内涵，涵盖大量务实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亚投行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亚开行从提出到建立用了近11年时间，为何亚投行在不到两年内就有望完成筹建？简单回答，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一谓天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特征凸显，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多边治理机制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带来的治理问题却在不断增多。一弱一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出现严重短缺，治理真空地带不断扩大，局部冲突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了较大威胁。世界需要更大、更综合的公共合作和对话交流平台，亚投行所依托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应时而生。
二谓地利，“一带一路”东连活跃的亚太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中间恰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联通性较差的瓶颈地带。中国居于其中，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突出，资金实力雄厚，是可以依赖的发展战略伙伴。亚投行定位精准，目标清晰，基础稳固。
三谓人和，“一带一路”多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或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实力雄厚，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有着较好的技术一致性。中国发展进入转型阶段，部分产业正向外转移，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联通性，改善投资环境，推进产业园区合作，有利于沿线国家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两端的发达国家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高外汇储备国家获得较好的投资机会，堪称三赢。
建设亚投行的四条路径
虽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多赢的合作框架和投资平台，迎来了良好开局，但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该沿线地区地缘风险仍很突出，国家之间还缺乏足够互信，部分大国零和博弈思维还有市场，多边机制建设自身存在低效率困境等。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中国本着开放包容的原则，采取创新的思维，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去积极推进。在推进和未来运营过程中，应坚持以下思路和路径。
第一，主动吸纳现有多边机制建设运营的经验。世界银行有70多年的历史，亚洲开发银行也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有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亚投行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开放的架构，建立接纳新成员的规范机制，设置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规范组织架构，管理权分配采用GDP份额和区域平衡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世界银行超越投融资视角构建综合能力框架的做法值得效仿，如其下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仲裁机构；下设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为利用国家层面基金和撬动私人部门投资提供了保障、降低了障碍。
第二，结合自身特點进行机制创新。应以效率为导向，力求做大蛋糕，淡化政治平衡和话语权分割。亚投行在这么短时间内，吸纳了这么多成员，有域外的，也有域内的，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主权国家，也有特殊行政地区，协调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不能在建设环节坚持以效率优先的原则，可能会陷入多边机制建设的传统困境。在运营机制设计时，应尽量简化流程，提高决策执行效率，并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构建简洁化、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多边机构运作新机制。
第三，保持业务聚焦和专业特色。亚投行之所以被世界看好、受到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提供了供求有效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平台和机制。发达经济体市场增长空间受限，需求疲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与外界联通性差，自身又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市场开发；货物和资源性商品出口大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在投资选择有限的情况下，保值增值成为严重问题，需要寻找新的出口。诸多成员国投资偏好存在差异，诉求各有不同，亚投行除了可向紧密相关的配套支撑领域拓展外，在较长时期内仍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业务。
第四，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亚投行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投资额大、回收周期性长、涉及因素复杂等特点，应有广泛覆盖且强有力的合作框架作支撑、作保障。“一带一路”是开放性的，既依托于现存诸多区域多双边合作机制，又为这些机制的对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亚投行应依托“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机制，建设项目库，实施项目筛选，扩大融资范围，加强投资保障。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筹建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效率。从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这一倡议，到2014年10月24日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备忘录决定成立只用了一年时间。截至2015年4月15日，正式意向创始成员国扩大到57个（另及中国台湾地区）。就成员国数量而言，亚投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走完了亚开行近半个世纪的扩围历程。
“一带一路” 秉承开放区域主义精神
亚投行筹建的迅猛势头，赢得世界广泛关注，使其与“一带一路”一并成为国际微观和宏观层面合作的两道靓丽风景。在诸多观点中，肯定和赞誉者多，但也有一些流露出担心和顾虑。有外国学者认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了竞争威胁，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将亚投行成员数量快速增长和结构多元化视为美国的失败和其“阵营”的瓦解，是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冷战”正式拉开序幕，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公开化；国内不少学者也将之视为中国的胜利，是中国强势崛起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旧的零和博弈思维去看待今天的世界格局变化和国家行动举措。也正是这样的逻辑，人类虽然期望和平与发展，但又难以摆脱大国兴衰更替、战争冲突此起彼伏的安全困境。毋庸讳言，全球秩序是由大国主导、决定的。因此，大国有责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从更宽阔的视野去思考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应携手构建包容、公正、和平、和谐的国际新秩序，共同推进世界走向平稳、可持续发展。
如果中国用旧思维挑战美国，那么未来其他国家同样可挑战中国，后来者又会挑战“新霸主”。站在历史的长河看，这既不是一条有利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较优路径，也不是一国持续稳定、长期繁荣的理想道路。今天的科学、哲学、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高度，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利益更加交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合作与对话的平台也较以往更多、更有力，人类已具备走出历史轮回的基本条件。
中国在做不断的努力，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与67个国家和5个地区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推进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同于结盟，它不营造势力范围。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中国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十四字方针；对待周边关系，中国确立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对待中日关系，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对待领土争端，提倡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也在积极担当，主动提供区域和全球公共产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负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因素影响，世界经济至今未恢复元气。在危机发生后的近七年里，中国及时出台了刺激政策，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稳定全球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正在调整，新动力有待培育。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使人们对尚未完全复苏的世界经济有了较多的担心和忧虑。
如何彻底摆脱危机、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需要世界各国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起来，互帮互济，共创美好未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合作框架，它秉承开放区域主义精神，不划地为界，不设排他壁垒，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主张平等自愿、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它不是空洞的设想或框架，而是有着丰富内涵，涵盖大量务实举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亚投行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亚开行从提出到建立用了近11年时间，为何亚投行在不到两年内就有望完成筹建？简单回答，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一谓天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特征凸显，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多边治理机制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带来的治理问题却在不断增多。一弱一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出现严重短缺，治理真空地带不断扩大，局部冲突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了较大威胁。世界需要更大、更综合的公共合作和对话交流平台，亚投行所依托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应时而生。
二谓地利，“一带一路”东连活跃的亚太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中间恰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联通性较差的瓶颈地带。中国居于其中，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突出，资金实力雄厚，是可以依赖的发展战略伙伴。亚投行定位精准，目标清晰，基础稳固。
三谓人和，“一带一路”多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或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实力雄厚，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有着较好的技术一致性。中国发展进入转型阶段，部分产业正向外转移，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联通性，改善投资环境，推进产业园区合作，有利于沿线国家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两端的发达国家开拓新的市场，有利于高外汇储备国家获得较好的投资机会，堪称三赢。
建设亚投行的四条路径
虽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多赢的合作框架和投资平台，迎来了良好开局，但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该沿线地区地缘风险仍很突出，国家之间还缺乏足够互信，部分大国零和博弈思维还有市场，多边机制建设自身存在低效率困境等。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中国本着开放包容的原则，采取创新的思维，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去积极推进。在推进和未来运营过程中，应坚持以下思路和路径。
第一，主动吸纳现有多边机制建设运营的经验。世界银行有70多年的历史，亚洲开发银行也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有不少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亚投行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开放的架构，建立接纳新成员的规范机制，设置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规范组织架构，管理权分配采用GDP份额和区域平衡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世界银行超越投融资视角构建综合能力框架的做法值得效仿，如其下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仲裁机构；下设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为利用国家层面基金和撬动私人部门投资提供了保障、降低了障碍。
第二，结合自身特點进行机制创新。应以效率为导向，力求做大蛋糕，淡化政治平衡和话语权分割。亚投行在这么短时间内，吸纳了这么多成员，有域外的，也有域内的，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主权国家，也有特殊行政地区，协调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不能在建设环节坚持以效率优先的原则，可能会陷入多边机制建设的传统困境。在运营机制设计时，应尽量简化流程，提高决策执行效率，并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构建简洁化、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多边机构运作新机制。
第三，保持业务聚焦和专业特色。亚投行之所以被世界看好、受到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提供了供求有效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平台和机制。发达经济体市场增长空间受限，需求疲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与外界联通性差，自身又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市场开发；货物和资源性商品出口大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在投资选择有限的情况下，保值增值成为严重问题，需要寻找新的出口。诸多成员国投资偏好存在差异，诉求各有不同，亚投行除了可向紧密相关的配套支撑领域拓展外，在较长时期内仍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业务。
第四，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亚投行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投资额大、回收周期性长、涉及因素复杂等特点，应有广泛覆盖且强有力的合作框架作支撑、作保障。“一带一路”是开放性的，既依托于现存诸多区域多双边合作机制，又为这些机制的对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亚投行应依托“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机制，建设项目库，实施项目筛选，扩大融资范围，加强投资保障。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