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对许多人来说完全不陌生，打个麻将、玩个拖拉机、炒个地皮、拱个猪，既是娱乐也顺带下点本来个输赢，更有甚者在地上捡几颗石子猜多少或猜单双都可定输赢，这些主要是民间的玩法。把赌博叫作博彩则是澳门的创造，澳门立法会于1982年5月通过的《澳门新博彩法》，将“赌博娱乐”正式更名为“幸运博彩”，并严格限定经批给赌牌的娱乐场内经营幸运博彩的方式包括百家乐、廿一点、花旗骰、番摊、十三张、牌九、轮盘、弹子机等共二十四种；当然，如果有新玩法，可由一间或一间以上获得赌牌的公司提出申请，在博彩监察暨协调局签署意见后，由经济财政司司长给予批准，这些便是澳门博彩娱乐场内合法的官方玩法。
　　在众多的博彩花样中，居然有赌客能形象地比喻不同性情喜好者适合于何种玩法：“赌场优势就像是一些预设障碍，你喜欢跳远去试试德州扑克，喜欢短跑可以选二十一点，喜欢跨栏可以打百家乐，喜欢撑竿跳就去尝试加勒比海扑克。”还有赌客观察入微，将不同国度赌客的赌风进行了归纳：“马来佬（马来西亚）争勇好胜，日本人下注很猛，内地人一味狠，印度尼西亚人和宾佬（菲律宾）人无厘头，鬼佬追求完美。”事实上，从内地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内地客人已成为澳门最大的客源，其次是香港和台湾客人，前者每年高达两千多万人次，后两者分别是六百多万和一百多万人次，外国客人不及内地客人的零头。在玩法上，最受华人赌客青睐的则是百家乐，这种起源于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扑克游戏无论是赌台的数量还是投注的数额都长期占据澳门博彩业的大头。而在以赌博为题材的华语电影中，与德州扑克类似的梭哈玩法却是赌王、赌神、赌圣们一战生死的游戏。
　　长期实行专营制度的澳门博彩业，专营牌照自2002年由独家垄断转而为六家寡头，所谓博彩权开放，并引入外资。伴随而来的是更多博彩娱乐场新张，流光溢彩的超豪华酒店、声色犬马的博彩娱乐，加之影视作品的夸张渲染，让人们争相去一睹真容，及至下场一试身手。其中不少人在小赌怡情的蛊惑下，不能自拔，在赌台上越陷越深；也不乏一时手气旺盛赢了一把，便“把曾经赢钱的经历，当成自己赢钱的能力”，最终债台高筑，甚至家破人亡。近年随反贪腐力度的加大，不时揭出有内地官员、国企高管或私企老板在澳门一掷万金，最终走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或企业破产绝路的报道。普通人很难想象，在贵宾厅的赌台，每局的最低投注额一千港元，最高投注额为一百五十万港元，甚至更高，承包经营一间有十张赌台的贵宾厅每月转码数需要超过三十亿港币，是什么樣的赌客，何处来的资金才能支撑如流水般的转码？有个还算理智的客人在输了一大笔后幡然醒悟，劝诫人们：“如果去澳门旅游，千万不要去尝试赌博，如果真想体验一下，最好设置一个限度，赢了一把马上收手，输完马上走人，千万不能有输了要翻本的想法。所谓小赌怡情，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小赌会变成大赌，起码不要在澳门相信这句话。”然而，又有多少赌客能经得住诱惑？毕竟“赢来的一块钱比工作赚来的一块钱要甜蜜”，赌客的感慨可能是最真实的心路表达。
　　赌客之外，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群体，是日夜工作在赌台前代赌场坐庄的荷官。这个称谓的来源，据说是钱包（荷包）管理（官）的意思。荷官又称庄荷，是指在赌台上发牌或摇骰子的赌场职员，他们负责按既定规则操作博彩游戏和筹码杀赔（输赢）的计算。在澳门，荷官和筹码兑换员的人数占据了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四，成为澳门最大的一个职业群体。而且，澳门特区政府还规定，荷官必须是当地人，外地劳工不得从事荷官的职业。现在，澳门居民的职业首选是公务员，其次便是荷官，收入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17年荷官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达到一点九万澳门元，比全体就业者月工作收入中位数要高出四千澳门元。但荷官的工作既机械，需要在监控镜头下用非常规范的动作操作博彩游戏，同时又要反应迅速，需要快速地心算出满桌赌客各人的输赢和赔率。工作时间三班倒，不少夫妻同为荷官而一个月也没能在家见上几次面，更时常不得不忍受输疯了的赌客的面色，甚至刁难和谩骂。“作为一种特殊职业，荷官的种种职业伤害并未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逝，甚至还有所加剧”。但博彩业独大的虹吸效应愈益集聚起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致使不少大学毕业生也加入到荷官的行列。
　　博彩作为一种偏门，围绕着这一特殊的行业还滋生了许多游走于法律边缘以及违法的营生，如当押、扒仔、妓女以及被称为“社团”的黑社会组织等。他们吸附于博彩业而寄生，又通过或明或暗的交易在一定的程度上助长了博彩业。由于他们的加入，本来就已经心理扭曲的赌客更显放纵和荒诞。虽然澳门回归以来，许多非法营生已被打击，但还远没有根除。
　　不断增长的游客，不断扩大的赌场，继续巩固着澳门博彩一业独大的地位。即便是澳门特区政府近年一再倡导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但博彩业仍稳占半壁江山，2017年澳门博彩业生产总值约占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七。更重要的是博彩业为澳门带来了较高的地区收入和丰厚的财政收入，2017年澳门人均GDP为六十二点二八万澳门元，约合七点七六万美元，就业者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一点五万澳门元；政府收取的批给赌博专营权的直接税高达九百三十九点六二亿澳门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五八。让外人艳羡的澳门社会福利，如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五年义务教育、医疗券计划、敬老金计划、家庭电费补贴、提高职业税豁免额，以及每年大派红包的现金分享计划等，都得益于博彩业的蓬勃发展。
　　正是在经济上的巨大收益，使许多研究者对澳门博彩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从产业发展对澳门经济发展的影响切入，着眼的是整个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变动及相互关系；更多的是通过对各种历时性和时截性数据的变化，构建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产业规律和经济问题。《蝶变》一书却是另辟蹊径，从人类学的视野去深入剖析澳门博彩业的状况。
　　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分析视角。《蝶变》的研究，对一个我没有能参与其中的行业、对一个我没接触过的群体、对一个我理解不足甚至是无法理解的现象，给出了一个生动的叙述，以不至于让我继续带着观念中绝对的恒定法则而自信地评价他们的好坏，甚至随意地否定他们中的某些群体。幸得《蝶变》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舒服地坐在书房、图书馆甚至咖啡厅里，阅读作者花了巨量时间和精力发现的澳门博彩业态和各色人等生相，该书用生动的叙事填补了许多外部人的想象。
　　其次，全景式的观照，细致入微的刻画，提供了多方位的阅读点。从经营者、管理者、从业者、赌客到寄生群体，从资本竞争、经营方式、社会环境到政府监管，进行了立体扫描。既有微观细分群体的刻画，也不乏宏观的整体考察。对不同专业或者不同爱好的读者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故事。当然，我在更看重宏观业态的描述和分析之外，也会将各色人等的故事作为深入了解澳门博彩经济运行的个案补充，还会作为茶余饭后的社会世态读物。
　　再次，从田野叙事梳理出博彩业生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叙事只是一种方式，重要的是通过叙事，能勾勒出社会和产业的脉络，总结出规律，反映出本质。透过博彩业不同角色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一些似乎很不可思议甚至是很不可理喻的习俗，通过作者的观察并层层解剖后，我们看到博彩业特有的文化本质、澳门的社会本质和经济本质，尤其是市场、分配、社会网络以及特定地理和制度环境的关系。
　　最后，我们不得不赞赏作者在田野调查中艰难的记录方法和长时间的研究投入。因行业的特殊性和访谈对象的敏感性，作者在访谈中更多的是不能采用一切现代记录工具，甚至笔记，只能牢记于心，在访谈结束后再作默写，其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作者还大量地通过搜寻网上资料，特别是取用网络论坛和讨论空间的博彩参与者的叙述和讨论资料，并名其为“虚拟的田野”，以弥补田野资料的不足。
　　此外，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亦为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长达六年的访问和写作，是一种坚持的毅力，据说其间还受到了两次言辞激烈并指名道姓的电话威胁。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蝶变》一书，作者在尽量不影响相关主题表达的前提下，删节了六万余字。
　　（刘昭瑞、霍志钊：《蝶变：澳门博彩业田野叙事（上、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