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10月2日,中国与俄罗斯(苏联)迎来了建交60周年。悠悠岁月,两国关系在一个甲子轮回中,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可写的东西很多。在本文中,笔者只截取一个侧面,写一写王稼祥这位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也是第一位驻外大使,着重讲一讲他到任前后所发生的一些往事。
扼要的历史回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进行的。长期以来,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一直把中国共产党视作其东方一个支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相当复杂、微妙的。斯大林既给我们党出过一些好的主意,又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过许多错误的干预。即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仍声称“不打算支持中国那些‘人造黄油式的’(‘假的’)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眼看国民党政权“大厦即将倾倒”,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未来的中国新政权打交道。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如何亮相,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一边倒”向苏联。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刘少奇同志密访莫斯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水到渠成。1949年春夏,在上述两地举行的会见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就新型的中苏关系和新中国的建国方略交换意见时,自然也就谈到了中苏两国建交和互派大使等事宜。
骑自行车分送建国公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当天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公告中宣布:“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诞生时,按照国际惯例,须把国家元首的建国公告尽快送达各国政府。新中国一诞生,外交部就成立了,但成立大会尚未举行(11月8日补办了庆祝成立的仪式),周总理便把此事交给暂时代理外交部某些具体职能的中央外事组速办。
当时的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王炳南两位同志分别任正、副组长,设有研究、新闻、翻译三个处,成员有20多人,在北京市东交民巷办公。10月1日下午,外事组的人员大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15时开始举行的开国大典。晚7时许,他们匆匆赶回办公地,准备把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和周恩来外长的相关公函,尽快送达原驻华外国代表机构。
不久,周总理驱车来到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地。他向王炳南同志询问了公告和公函的准备情况后,就带着这位副组长赶回到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地,以外长身份,在四五十份致各国外交代表机构的公函上签名后,即交给了王炳南。王炳南回到办公地后,立刻布置向原驻华外国使领馆送达公告和公函。
韩叙同志骑着自行车,把建国公告和相关公函,逐一送到苏联、美国等8个国家原驻北平的外交代表机构。苏联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是总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的沙俄驻华使馆旧址,后来的苏联驻华使馆,则建在东直门内原俄东正教教堂的旧址上。
10月2日,曹桂生同志赶赴南京、上海等地,向驻在那里的外国代表机构送达上述两份文件。
斯大林率先承认新中国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接连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眼看将尽。此时,毛泽东同志与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谋划中苏关系的未来。1949年夏,斯大林对秘密来访的刘少奇同志说: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宣布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斯大林所定“先苏联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从4日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跟进。随后,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也先后与新中国建交。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有18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只有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这样的国家与我国建交无需进行谈判,由两国官方换文确认即可。
毛主席亲自点将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东、西、南三面,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面,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同志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派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1949年9月底,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几天,他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入北平城里的周恩来同志。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同志得知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同志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复:毛泽东同志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王稼祥同志是首任驻苏联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双方都信得过。王稼祥同志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泾县,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5年,他刚满19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刘少奇同志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余,王稼祥同志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查看,准备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走。
应当指出,有个实情尤为重要。1938年秋,共产国际派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切中要害:“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受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同志。
“三个第一”和“三个唯一”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一行13人原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做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王稼祥一行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
在新中国,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位驻外大使。他也是第一位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第一位手持共和国元首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赴任的中国大使。
王稼祥离京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临别时,周总理有力地握着新中国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次日,即王稼祥起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社论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这次赴任,带去了国书和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这份国书相当独特,在外表形状、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与当今的中国国书有很大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书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和外交部长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写得半文半白,与当今的颂词也大不相同,有“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等语。
除了国书、颂词外,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同志在他起程当天,亲笔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还在30年前,当我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感到很惊讶,一个驻苏联大使,竟然还以中国副外长的名义,兼管对一系列非驻在国的事务!但又一转念,在特殊情况下,可对事情进行特殊处理,此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还特地请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场上随时对他(指王稼祥)给以指导”。我觉得此话并非虚言,中苏两党、两国当时关系之特殊,由此可见一斑。
就王稼祥赴任的种种特殊安排事,我求教过外交部礼宾司一位资深官员。就王大使而言,真可谓“三个第一”和“三个唯一”。“三个第一”不会有错,至于“三个唯一”,我则无把握,怕有误,便向他求证。这位官员稍加思索后答道:“可以这么说。从此往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后任的各位总理,都没有为一位驻外大使送过行;《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报刊,再也没有为使节赴任发表过社论或正式撰文壮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请赴任大使,带去致驻在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信。”有位苏联通诙谐地说:王稼祥同志是60年来我国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同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双重代表,直接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
为毛主席访苏殚精竭虑
王稼祥大使于1949年10月20日晚乘国际列车离京赴任,23日达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稍事休息后,即转乘苏联政府派来的专列前往莫斯科,穿过绵延数千公里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后,于31日清晨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受到了苏联方面超规格的欢迎。这位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一路风尘,走了整整10天。在苏方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后,他即驱车前往科罗鲍特金胡同13号的中国大使馆,还未及休息,就主持开馆升旗仪式。这面用无数先烈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上空冉冉升起,标志着新中国从此走上国际大舞台,新中国的外交官首次走向世界。
王稼祥大使赶去赴任的首要任务是:为毛泽东主席的对苏访问进行多方面的准备。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席,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门,都是访问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从1947年夏天起,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要出访苏联,但斯大林出于种种考虑,对访问一再借故推迟。新中国成立了,他自然无法再推托。王稼祥大使到了莫斯科,毛主席过一个半月就要来了,访问准备工作之繁重,不言而喻。王稼祥既要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及时沟通,又要向毛主席报告种种情况和看法。此外,还有大量琐碎工作要做,而身边的人手却很少。
12月16日,毛主席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除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及少量工作人员外,只带了“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在苏联一共逗留了两个多月,一开始与斯大林谈得不顺,感到受到了冷遇,愤愤地说在莫斯科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王稼祥身上的担子自然就重多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到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间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及苏方援助问题。王稼祥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馆内馆外,会里会外,大事小情都过问,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饭时也常常看材料、听汇报、交办事情。30年前,毛主席的随行翻译师哲同志向我们讲过的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有一天,斯大林建议毛主席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名为《红罂粟花》的芭蕾舞剧,说这出戏描写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为慎重起见,王稼祥派夫人朱仲丽同志和使馆参赞、苏联通戈宝权同志先去看一看。当王稼祥得知此剧的内容不怎么好之后,便向毛主席汇报,建议婉拒斯大林的邀请,得到了老人家的赞赏。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到大剧院看过《红罂粟花》。此剧的内容确实不好,感到王稼祥大使当时处理得很对,假如毛主席真看到此剧,反应很可能是消极的,这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前,王稼祥大使向毛主席建议,以他的名义在该条约签订后,举行一个答谢晚宴,邀请斯大林参加,以祝贺毛主席访问成功和中苏新条约的诞生。他解释说,斯大林如能光临,将向全世界显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一致,对新中国无疑是个很大的支持。毛主席称赞这个主意好。不过,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从来不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举行的宴请活动。抱着斯大林有可能参加晚宴的一线希望,王稼祥当面向斯大林发出邀请,并请苏联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出面做斯大林的工作,还特意挑选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大都会饭店,作为举行晚宴的场所。
14日晚8时许,当斯大林出现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时,许多外国驻苏使节和记者惊得目瞪口呆。不少记者立即离开饭店,去不远处的邮政局赶发消息。他们所发的消息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破例参加毛泽东的晚宴,这一举动非同小可,表明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人亲密无间。
斯大林在苏联主政将近30年,迎来送往,外国人的大宴小请,他几乎都不参加,只有个别例外。出席王稼祥大使为毛主席访苏举行的晚宴便是一例。还有一次,他到火车站为访苏的日本外相送行,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斯大林采取这种“屈尊”行动,自有其战略上的需要。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面临日本和德国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他必须先稳住东线的日本。
斯大林在毛主席的陪同下,品尝了王稼祥特别监制的中国特色菜肴。席间,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1949年11月3日,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1951年4月,驻苏大使一职由张闻天同志接任。王稼祥在莫斯科卓有成效地工作了一年半时间。
三言两语话罗申
中苏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天,即10月4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就奉斯大林之命,从莫斯科飞到离中国不远的赤塔,继而转乘专列,经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赶赴北京,10日抵达,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1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了罗申递交的国书,周恩来等五名党政领导人在场,陪见人员之多,身份之高,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罗申其人其事,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并不陌生。1947年,曾任过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馆武官的罗申,接任了苏联驻华大使一职。1949年初,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广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名外国驻华使节,奉国内之命仍留在南京,而罗申却偕译员费德林跟去羊城,国际舆论对此颇有微词。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之后,斯大林感到国民党军队被彻底打垮已不可逆转,才于当年夏末把罗申召回到莫斯科,并让他也参加与刘少奇的谈判。在会谈中,斯大林特意解释说,他在年初之所以命罗申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是为了就地观察这个政府的动向。
对于斯大林让罗申南迁广州一事,有人说这是一步臭棋,问我怎么看。我倒是觉得,就斯大林而言,此棋并不臭。此人长于思考战略格局,酷爱大博弈。从斯大林处理与美、英、德、日等国关系的做法可以看出,他走棋时,如只看到一步,是绝对不会往下走的。斯大林从上世纪20年代在苏联主政起,在处理苏联同中国国共两党关系方面,总是脚踩两只船,以期为苏联自身获取最大的利益。就在数百万国民党军败局大体上已定的情况下,他依然盘算着如何应对在中国可能出现的“划江而治”,即所谓“南北朝”(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治长江之南北)这种局面。斯大林决定让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南迁时,不会不权衡此举的利弊。对他来说,最大的弊莫过于会对毛泽东产生重度心理刺激。不过,按照他的估计,中共有求于苏联这一基本格局短期内不会变,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概率极小。
罗申在华期间,肩负着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传递信息的重任,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
大使是一国元首任命的驻外代表,从职务角度看,并无高低之分。不过,从每位大使的具体使命看,则有大小之别。王稼祥与罗申当年出使,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有人戏称二人为“特大号大使”。
扼要的历史回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进行的。长期以来,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一直把中国共产党视作其东方一个支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相当复杂、微妙的。斯大林既给我们党出过一些好的主意,又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过许多错误的干预。即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仍声称“不打算支持中国那些‘人造黄油式的’(‘假的’)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眼看国民党政权“大厦即将倾倒”,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未来的中国新政权打交道。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将如何亮相,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一边倒”向苏联。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刘少奇同志密访莫斯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水到渠成。1949年春夏,在上述两地举行的会见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就新型的中苏关系和新中国的建国方略交换意见时,自然也就谈到了中苏两国建交和互派大使等事宜。
骑自行车分送建国公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当天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公告中宣布:“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诞生时,按照国际惯例,须把国家元首的建国公告尽快送达各国政府。新中国一诞生,外交部就成立了,但成立大会尚未举行(11月8日补办了庆祝成立的仪式),周总理便把此事交给暂时代理外交部某些具体职能的中央外事组速办。
当时的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王炳南两位同志分别任正、副组长,设有研究、新闻、翻译三个处,成员有20多人,在北京市东交民巷办公。10月1日下午,外事组的人员大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15时开始举行的开国大典。晚7时许,他们匆匆赶回办公地,准备把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和周恩来外长的相关公函,尽快送达原驻华外国代表机构。
不久,周总理驱车来到中央外事组的办公地。他向王炳南同志询问了公告和公函的准备情况后,就带着这位副组长赶回到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地,以外长身份,在四五十份致各国外交代表机构的公函上签名后,即交给了王炳南。王炳南回到办公地后,立刻布置向原驻华外国使领馆送达公告和公函。
韩叙同志骑着自行车,把建国公告和相关公函,逐一送到苏联、美国等8个国家原驻北平的外交代表机构。苏联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是总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的沙俄驻华使馆旧址,后来的苏联驻华使馆,则建在东直门内原俄东正教教堂的旧址上。
10月2日,曹桂生同志赶赴南京、上海等地,向驻在那里的外国代表机构送达上述两份文件。
斯大林率先承认新中国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接连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眼看将尽。此时,毛泽东同志与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谋划中苏关系的未来。1949年夏,斯大林对秘密来访的刘少奇同志说: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宣布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斯大林所定“先苏联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从4日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跟进。随后,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也先后与新中国建交。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有18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只有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这样的国家与我国建交无需进行谈判,由两国官方换文确认即可。
毛主席亲自点将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斯大林是高兴的,这主要出于他对世界大格局和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安全观,其基本内核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东、西、南三面,构筑起三条“安全缓冲地带”,而北部的北冰洋,则是其大无比的天然屏障。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西、南两面,对斯大林来说,可谓如愿以偿,缺的是东部这一块。新中国的诞生,被斯大林视作苏联在东方对抗美国、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毛泽东同志为了使新成立的共和国能够尽快站稳脚根,在政治、国家安全、财经等方面,除了依靠斯大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互派大使便成了当务之急。还在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就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斯大林也急于向新中国派出大使。前些年,我看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写的回忆录《重返天安门》时,了解到一个重要细节。1949年9月底,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几天,他奉斯大林之命,拜访了已经进入北平城里的周恩来同志。他转达斯大林的话说,拟派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周恩来同志得知消息后,即向住在隔壁的毛泽东同志汇报,过了不一会儿,就作出如下答复:毛泽东同志同意斯大林这一提名。
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王稼祥同志是首任驻苏联大使的不二人选,因为唯有此人,双方都信得过。王稼祥同志1906年8月出生于安徽泾县,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25年,他刚满19岁的时候,就受党的派遣,先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49年夏,陪同刘少奇同志秘密访苏。在这次访问期间,履行公务之余,王稼祥同志作为“内定大使”,多次到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查看,准备做接收工作,而此前,原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以及其他馆员,已弃馆撤走。
应当指出,有个实情尤为重要。1938年秋,共产国际派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领导层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切中要害:“国际认为中共(目前)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受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稼祥同志。
“三个第一”和“三个唯一”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一行13人原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前往莫斯科履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临时当做护照使用,请苏联政府给予关照:“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因为要出席毛主席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王稼祥一行推迟至当晚10时才离开北京。
在新中国,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位驻外大使。他也是第一位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第一位手持共和国元首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赴任的中国大使。
王稼祥离京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自前往前门火车站送行。临别时,周总理有力地握着新中国首位大使的手深情地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次日,即王稼祥起程前往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社论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使节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王稼祥这次赴任,带去了国书和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这份国书相当独特,在外表形状、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与当今的中国国书有很大不同。这份国书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书大字,内容用毛笔竖排缮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和外交部长周恩来副署,并在他们的签名下面加盖了个人印章。致苏联国家元首的颂词写得半文半白,与当今的颂词也大不相同,有“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等语。
除了国书、颂词外,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同志在他起程当天,亲笔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还在30年前,当我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感到很惊讶,一个驻苏联大使,竟然还以中国副外长的名义,兼管对一系列非驻在国的事务!但又一转念,在特殊情况下,可对事情进行特殊处理,此谓“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还特地请斯大林“站在同志立场上随时对他(指王稼祥)给以指导”。我觉得此话并非虚言,中苏两党、两国当时关系之特殊,由此可见一斑。
就王稼祥赴任的种种特殊安排事,我求教过外交部礼宾司一位资深官员。就王大使而言,真可谓“三个第一”和“三个唯一”。“三个第一”不会有错,至于“三个唯一”,我则无把握,怕有误,便向他求证。这位官员稍加思索后答道:“可以这么说。从此往后,周恩来总理以及后任的各位总理,都没有为一位驻外大使送过行;《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报刊,再也没有为使节赴任发表过社论或正式撰文壮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再也没有请赴任大使,带去致驻在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信。”有位苏联通诙谐地说:王稼祥同志是60年来我国最牛的大使。
王稼祥同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双重代表,直接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使命。
为毛主席访苏殚精竭虑
王稼祥大使于1949年10月20日晚乘国际列车离京赴任,23日达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稍事休息后,即转乘苏联政府派来的专列前往莫斯科,穿过绵延数千公里的西伯利亚大森林后,于31日清晨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受到了苏联方面超规格的欢迎。这位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一路风尘,走了整整10天。在苏方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后,他即驱车前往科罗鲍特金胡同13号的中国大使馆,还未及休息,就主持开馆升旗仪式。这面用无数先烈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异国他乡上空冉冉升起,标志着新中国从此走上国际大舞台,新中国的外交官首次走向世界。
王稼祥大使赶去赴任的首要任务是:为毛泽东主席的对苏访问进行多方面的准备。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席,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门,都是访问苏联。第一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从1947年夏天起,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要出访苏联,但斯大林出于种种考虑,对访问一再借故推迟。新中国成立了,他自然无法再推托。王稼祥大使到了莫斯科,毛主席过一个半月就要来了,访问准备工作之繁重,不言而喻。王稼祥既要与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及时沟通,又要向毛主席报告种种情况和看法。此外,还有大量琐碎工作要做,而身边的人手却很少。
12月16日,毛主席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除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及少量工作人员外,只带了“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在苏联一共逗留了两个多月,一开始与斯大林谈得不顺,感到受到了冷遇,愤愤地说在莫斯科每天只做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王稼祥身上的担子自然就重多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到达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间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及苏方援助问题。王稼祥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馆内馆外,会里会外,大事小情都过问,忙得不可开交,连吃饭时也常常看材料、听汇报、交办事情。30年前,毛主席的随行翻译师哲同志向我们讲过的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有一天,斯大林建议毛主席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名为《红罂粟花》的芭蕾舞剧,说这出戏描写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为慎重起见,王稼祥派夫人朱仲丽同志和使馆参赞、苏联通戈宝权同志先去看一看。当王稼祥得知此剧的内容不怎么好之后,便向毛主席汇报,建议婉拒斯大林的邀请,得到了老人家的赞赏。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到大剧院看过《红罂粟花》。此剧的内容确实不好,感到王稼祥大使当时处理得很对,假如毛主席真看到此剧,反应很可能是消极的,这样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前,王稼祥大使向毛主席建议,以他的名义在该条约签订后,举行一个答谢晚宴,邀请斯大林参加,以祝贺毛主席访问成功和中苏新条约的诞生。他解释说,斯大林如能光临,将向全世界显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一致,对新中国无疑是个很大的支持。毛主席称赞这个主意好。不过,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从来不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举行的宴请活动。抱着斯大林有可能参加晚宴的一线希望,王稼祥当面向斯大林发出邀请,并请苏联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出面做斯大林的工作,还特意挑选离克里姆林宫很近的大都会饭店,作为举行晚宴的场所。
14日晚8时许,当斯大林出现在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大厅时,许多外国驻苏使节和记者惊得目瞪口呆。不少记者立即离开饭店,去不远处的邮政局赶发消息。他们所发的消息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破例参加毛泽东的晚宴,这一举动非同小可,表明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人亲密无间。
斯大林在苏联主政将近30年,迎来送往,外国人的大宴小请,他几乎都不参加,只有个别例外。出席王稼祥大使为毛主席访苏举行的晚宴便是一例。还有一次,他到火车站为访苏的日本外相送行,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斯大林采取这种“屈尊”行动,自有其战略上的需要。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面临日本和德国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他必须先稳住东线的日本。
斯大林在毛主席的陪同下,品尝了王稼祥特别监制的中国特色菜肴。席间,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
1949年11月3日,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1951年4月,驻苏大使一职由张闻天同志接任。王稼祥在莫斯科卓有成效地工作了一年半时间。
三言两语话罗申
中苏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天,即10月4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就奉斯大林之命,从莫斯科飞到离中国不远的赤塔,继而转乘专列,经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赶赴北京,10日抵达,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1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了罗申递交的国书,周恩来等五名党政领导人在场,陪见人员之多,身份之高,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罗申其人其事,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并不陌生。1947年,曾任过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馆武官的罗申,接任了苏联驻华大使一职。1949年初,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广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名外国驻华使节,奉国内之命仍留在南京,而罗申却偕译员费德林跟去羊城,国际舆论对此颇有微词。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之后,斯大林感到国民党军队被彻底打垮已不可逆转,才于当年夏末把罗申召回到莫斯科,并让他也参加与刘少奇的谈判。在会谈中,斯大林特意解释说,他在年初之所以命罗申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是为了就地观察这个政府的动向。
对于斯大林让罗申南迁广州一事,有人说这是一步臭棋,问我怎么看。我倒是觉得,就斯大林而言,此棋并不臭。此人长于思考战略格局,酷爱大博弈。从斯大林处理与美、英、德、日等国关系的做法可以看出,他走棋时,如只看到一步,是绝对不会往下走的。斯大林从上世纪20年代在苏联主政起,在处理苏联同中国国共两党关系方面,总是脚踩两只船,以期为苏联自身获取最大的利益。就在数百万国民党军败局大体上已定的情况下,他依然盘算着如何应对在中国可能出现的“划江而治”,即所谓“南北朝”(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治长江之南北)这种局面。斯大林决定让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南迁时,不会不权衡此举的利弊。对他来说,最大的弊莫过于会对毛泽东产生重度心理刺激。不过,按照他的估计,中共有求于苏联这一基本格局短期内不会变,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概率极小。
罗申在华期间,肩负着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传递信息的重任,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命全权大使。
大使是一国元首任命的驻外代表,从职务角度看,并无高低之分。不过,从每位大使的具体使命看,则有大小之别。王稼祥与罗申当年出使,都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有人戏称二人为“特大号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