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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兴媒体，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受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众包新闻应运而生，突破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本文以新华社“我在现场”为例，分析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模式、面临的难题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众包新闻；生产机制；我在现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新媒体的发展增强了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型的社会关系，而将众包模式引入新闻生产中既是符合新媒体时代受众需求的新闻生产模式，也是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的突破和创新。
“众包”这一模式首先应用于商业，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出现。企业把一些自身不太擅长的或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工作委托给外部的专业公司来完成，以扬长避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1]
美国杂志《连线》的资深编辑杰夫·霍威2006年在《众包的崛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用来描述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的新型商业模式。霍威后来在维基百科上为“众包”下了一个定义：“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2]
“众包”的概念提出一年左右，这种模式就逐渐渗透到新闻生产领域。第一个众包新闻网站“Assignment Zero”在2007年出现，这个网站由《连线》杂志和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罗森联合建立。[3]短短几年时间，众包新闻就从新闻网站拓展到主流媒体上，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也在探索众包新闻——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
国外媒体对众包新闻的有益尝试，对我国媒体尝试众包模式起到了激励和引导的作用。新华社打造了“我在现场”这个新闻事实分享客户端，通过视频即拍即传、语音发稿和LBS定位等功能，使得用户能够及时发布在新闻现场的所见、所闻和所想。
“我在现场”高度突出地域性，除为用户提供世界各地的热点新闻外，还专门推送用户周边的新闻，以地图为切入点提供地域性强的新闻。LBS定位系统能第一时间识别用户发布新闻动态时的地域特征，包括海拔、天气的细节信息。为了用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我在现场”的众包新闻有一套完整的生产运作机制。
众包新闻是基于用户生产内容的新闻生产模式，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运作模式。新闻生产是新闻从采集、制作到传播的一个全过程。[4]众包新闻离不开受众的参与，因此搭建一个操作简单的众包平台是重要前提。众包新闻选题要符合受众胃口，以此调动受众积极性。媒体要分配众包任务，并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用户参与是拓展新闻深度和广度的基础。此外，受众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新闻事实可能存在主观倾向，也可能恶意传播虚假信息，为了遏制这种恶性的新闻生产，完善的信息筛选机制必不可少，这需要科技手段的浅层次把关和媒体工作者的深层次把关。
（一）搭建众包平台
众包平台是联系公众和媒体之间的桥梁。搭建众包平台可以借鉴社交平台的交互性、及时性和便捷性的特点，使得用户制作和发布信息更加高效。“我在现场”为用户搭建了手机APP这样一个平台，借助手机平台的便携性和移动性，满足了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发布新闻信息的需求。
众包平台在使用上要简洁、易懂，确保没接触过新闻生产的用户可以凭借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轻松掌握相关功能。“我在现场”的平台设计非常简明，大体上有搜索新闻、浏览新闻和发布新闻三大主要功能。在发布新闻时，用户可以选择发布图文或视频报道，还设有草稿箱，方便用户在进一步核实后再发布新闻。
（二）选择众包事件
通常来说，受众首发的新闻事件，一般得益于受众的地域优势，典型的是突发性和国际性事件。受众的广泛性和分散性延伸了媒体的“触角”。“我在现场”的用户参与到了很多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丰台木材厂大火全北京都看到》的61条报道中，2条来自专业机构，19条来自“我在现场”，25条来自网民，15条来自记者和媒体机构账号。[5]
（三）分配众包任务
媒体可以根据众包事件分配众包任务，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众包任务大致分为三类：分享型（用户为信源）、分析型（常见与调查性报道）和观点型（民意调查、投票等）。
在“我在现场”对“哈尔滨大火事件”的报道中，用户高效地完成了分享型任务，相当多的信息是用户提供了线索由记者核实的。全部的611条报道中，有465条是“我在现场”的注册用户实名发布的，占比高达77%。专业记者发稿仅占23%，新华社记者发稿137条。[6]
（四）鼓励用户参与
用户的广泛参与是形成众包新闻的前提，用户提供的及时、新鲜的第一手新闻信息是众包新闻的灵魂所在。然而，“我在现场”并没有相应的鼓励措施来调动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积极性。
（五）完善筛选机制
受眾在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等的把握上可能有些欠缺，这时候就需要媒体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把关，将虚假新闻扼杀在摇篮里。
“我在现场”通过实名认证，大大降低了提供虚假新闻的可能性，因为一经发现，将受到有关部门追责。此外，还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不实信息，比如自动识别经过处理的图片。媒体工作者是最后一道把关人，通过专业知识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并通过电话核实等方式加以确认。后台还会对用户进行信用打分，提供虚假信息的用户将会被列入黑名单。
（一）体制政策的限制
我国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体制政策的限制，众包新闻选题有限。[7]技术发展赋予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机会，但国家尚未有相关政策认可并支持众包模式。因此，众包新闻选题不能触碰“高压线”，不能为迎合受众兴趣而设置不当选题，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挖掘好的选题，吸引公众的参与。 （二）参与者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当事人掌握了第一手新闻资源，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垄断。媒体试图要做的，是把这些新闻当事人培养成合格的新闻描述者或评论者 。[8]“我在现场”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参与者提供一些基础的线上培训，给参与者讲解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让参与者明确新闻生产的标准。
（三）媒体从业者的策划宣传不到位
新闻选题能否受到受众的青睐，是众包新闻能否成功完成的关键。这对新闻工作者策划众包新闻选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众包新闻要有明确的议程设置。
好的选题策划是众包新闻得以实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众包任务能否精准地传递给目标受众，这离不开宣传和推广。“我在现场”可以充分利用用户量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在微博或微信上发布众包任务，让更多受众了解并参与到众包新闻生产中。
（四）众包平台的鼓励机制缺失
众包概念2010年左右在我国很火，但后来风头退去，我们在肯定这种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困境。[9]众包新闻为何会失去顶峰时刻的光辉，最主要还是缺少受众的参与。
“我在现场”一方面没有鼓励受众参与的机制，另一方面还通过严格的“把关”机制消解受众的积极性。“把关”机制也要宽严相济，在新闻生产上严格把关，而在新闻评论上则可给予受众较大的空间，这样能减轻用户发表评论的顾虑，从而培养受众参与评论的习惯，进而引导受众从新闻评论者向新闻生产者转变。
现代技术的进步和受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增加了新闻生产模式的不可预知性，众包新闻就是对新型新闻生产模式的有益尝试。众包新闻适应了当前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特征，满足了受众的多元化需求，符合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思维逻辑。[10]但相比国外众包新闻的成功实践来看，以“我在现场”为代表的国内众包新闻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这需要政府、媒体机构、媒体工作者和普通大众的共同努力，克服众包新闻的发展难题，抓住众包新闻的发展机遇。
注释：
[1]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J].传播与版权，2015（06）.
[2]吴乐珺.“众包”模式推进美国公民新闻再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7（08）.
[3][7]王琨茸.众包、众筹新闻：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新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5.
[4]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D].复旦大学，2006.
[5]李紅梅.浅谈新闻众包的内容生产[J].新闻世界，2014（09）.
[6][8][9]章苒.捡拾真相的碎片——“我在现场”的新闻众包探索[J].青年记者，2015（12）.
[10]滕瀚.众包新闻：未来新闻报道模式中的一匹黑马[J].传媒观察，2014（08）.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众包新闻；生产机制；我在现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新媒体的发展增强了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型的社会关系，而将众包模式引入新闻生产中既是符合新媒体时代受众需求的新闻生产模式，也是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的突破和创新。
一、众包新闻的源起和发展
“众包”这一模式首先应用于商业，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出现。企业把一些自身不太擅长的或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的工作委托给外部的专业公司来完成，以扬长避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1]
美国杂志《连线》的资深编辑杰夫·霍威2006年在《众包的崛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用来描述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的新型商业模式。霍威后来在维基百科上为“众包”下了一个定义：“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2]
“众包”的概念提出一年左右，这种模式就逐渐渗透到新闻生产领域。第一个众包新闻网站“Assignment Zero”在2007年出现，这个网站由《连线》杂志和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罗森联合建立。[3]短短几年时间，众包新闻就从新闻网站拓展到主流媒体上，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也在探索众包新闻——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
国外媒体对众包新闻的有益尝试，对我国媒体尝试众包模式起到了激励和引导的作用。新华社打造了“我在现场”这个新闻事实分享客户端，通过视频即拍即传、语音发稿和LBS定位等功能，使得用户能够及时发布在新闻现场的所见、所闻和所想。
“我在现场”高度突出地域性，除为用户提供世界各地的热点新闻外，还专门推送用户周边的新闻，以地图为切入点提供地域性强的新闻。LBS定位系统能第一时间识别用户发布新闻动态时的地域特征，包括海拔、天气的细节信息。为了用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我在现场”的众包新闻有一套完整的生产运作机制。
二、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模式
众包新闻是基于用户生产内容的新闻生产模式，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运作模式。新闻生产是新闻从采集、制作到传播的一个全过程。[4]众包新闻离不开受众的参与，因此搭建一个操作简单的众包平台是重要前提。众包新闻选题要符合受众胃口，以此调动受众积极性。媒体要分配众包任务，并鼓励用户积极参与，用户参与是拓展新闻深度和广度的基础。此外，受众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新闻事实可能存在主观倾向，也可能恶意传播虚假信息，为了遏制这种恶性的新闻生产，完善的信息筛选机制必不可少，这需要科技手段的浅层次把关和媒体工作者的深层次把关。
（一）搭建众包平台
众包平台是联系公众和媒体之间的桥梁。搭建众包平台可以借鉴社交平台的交互性、及时性和便捷性的特点，使得用户制作和发布信息更加高效。“我在现场”为用户搭建了手机APP这样一个平台，借助手机平台的便携性和移动性，满足了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发布新闻信息的需求。
众包平台在使用上要简洁、易懂，确保没接触过新闻生产的用户可以凭借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轻松掌握相关功能。“我在现场”的平台设计非常简明，大体上有搜索新闻、浏览新闻和发布新闻三大主要功能。在发布新闻时，用户可以选择发布图文或视频报道，还设有草稿箱，方便用户在进一步核实后再发布新闻。
（二）选择众包事件
通常来说，受众首发的新闻事件，一般得益于受众的地域优势，典型的是突发性和国际性事件。受众的广泛性和分散性延伸了媒体的“触角”。“我在现场”的用户参与到了很多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丰台木材厂大火全北京都看到》的61条报道中，2条来自专业机构，19条来自“我在现场”，25条来自网民，15条来自记者和媒体机构账号。[5]
（三）分配众包任务
媒体可以根据众包事件分配众包任务，提高新闻生产的效率。众包任务大致分为三类：分享型（用户为信源）、分析型（常见与调查性报道）和观点型（民意调查、投票等）。
在“我在现场”对“哈尔滨大火事件”的报道中，用户高效地完成了分享型任务，相当多的信息是用户提供了线索由记者核实的。全部的611条报道中，有465条是“我在现场”的注册用户实名发布的，占比高达77%。专业记者发稿仅占23%，新华社记者发稿137条。[6]
（四）鼓励用户参与
用户的广泛参与是形成众包新闻的前提，用户提供的及时、新鲜的第一手新闻信息是众包新闻的灵魂所在。然而，“我在现场”并没有相应的鼓励措施来调动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积极性。
（五）完善筛选机制
受眾在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等的把握上可能有些欠缺，这时候就需要媒体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把关，将虚假新闻扼杀在摇篮里。
“我在现场”通过实名认证，大大降低了提供虚假新闻的可能性，因为一经发现，将受到有关部门追责。此外，还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不实信息，比如自动识别经过处理的图片。媒体工作者是最后一道把关人，通过专业知识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并通过电话核实等方式加以确认。后台还会对用户进行信用打分，提供虚假信息的用户将会被列入黑名单。
三、众包新闻面临的难题及应对策略
（一）体制政策的限制
我国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体制政策的限制，众包新闻选题有限。[7]技术发展赋予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机会，但国家尚未有相关政策认可并支持众包模式。因此，众包新闻选题不能触碰“高压线”，不能为迎合受众兴趣而设置不当选题，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挖掘好的选题，吸引公众的参与。 （二）参与者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当事人掌握了第一手新闻资源，没有哪个媒体可以垄断。媒体试图要做的，是把这些新闻当事人培养成合格的新闻描述者或评论者 。[8]“我在现场”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参与者提供一些基础的线上培训，给参与者讲解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让参与者明确新闻生产的标准。
（三）媒体从业者的策划宣传不到位
新闻选题能否受到受众的青睐，是众包新闻能否成功完成的关键。这对新闻工作者策划众包新闻选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众包新闻要有明确的议程设置。
好的选题策划是众包新闻得以实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众包任务能否精准地传递给目标受众，这离不开宣传和推广。“我在现场”可以充分利用用户量大的社交网络平台，在微博或微信上发布众包任务，让更多受众了解并参与到众包新闻生产中。
（四）众包平台的鼓励机制缺失
众包概念2010年左右在我国很火，但后来风头退去，我们在肯定这种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困境。[9]众包新闻为何会失去顶峰时刻的光辉，最主要还是缺少受众的参与。
“我在现场”一方面没有鼓励受众参与的机制，另一方面还通过严格的“把关”机制消解受众的积极性。“把关”机制也要宽严相济，在新闻生产上严格把关，而在新闻评论上则可给予受众较大的空间，这样能减轻用户发表评论的顾虑，从而培养受众参与评论的习惯，进而引导受众从新闻评论者向新闻生产者转变。
现代技术的进步和受众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增加了新闻生产模式的不可预知性，众包新闻就是对新型新闻生产模式的有益尝试。众包新闻适应了当前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特征，满足了受众的多元化需求，符合以受众为中心的报道思维逻辑。[10]但相比国外众包新闻的成功实践来看，以“我在现场”为代表的国内众包新闻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这需要政府、媒体机构、媒体工作者和普通大众的共同努力，克服众包新闻的发展难题，抓住众包新闻的发展机遇。
注释：
[1]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J].传播与版权，2015（06）.
[2]吴乐珺.“众包”模式推进美国公民新闻再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7（08）.
[3][7]王琨茸.众包、众筹新闻：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新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5.
[4]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D].复旦大学，2006.
[5]李紅梅.浅谈新闻众包的内容生产[J].新闻世界，2014（09）.
[6][8][9]章苒.捡拾真相的碎片——“我在现场”的新闻众包探索[J].青年记者，2015（12）.
[10]滕瀚.众包新闻：未来新闻报道模式中的一匹黑马[J].传媒观察，2014（08）.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