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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永久牌自行车，戴上海牌手表，用蝴蝶牌缝纫机，听红灯牌收音机，“咔嚓”再用海鸥牌照相机把这一切都照下来——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普通国人的顶级生活。而这“三转一响带咔嚓”都是上海造。当年，上海工业一家独大到这种地步，可见其对全国民生的意义。
“永久”、“凤凰”自行车
上世纪60，70年代，如果你穿着瘦腿裤蹬辆永久自行车，下班时间往纺织厂门口那么一站，全厂女工的目光便都会投向你了。一辆永久牌28时自行车，曾经是一代中国少年的“成人礼”。载着隔壁的“黄毛妹妹”穿过弄堂去兜风，是对初恋的朦胧想象。
上海是我国最早生产自行车的城市。1949年，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是永久牌，1955年，第一辆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公制标定车是永久牌，1957年，第一辆26英寸的轻便车是永久牌，1958年，第一辆运动赛车是永久牌，1962年，第一代轻型摩托车是永久牌……
1958年，上海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也就是凤凰自行车厂的前身。几年之后，凤凰牌也成了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牌，一时供不应求。
当时全国最火的就是“凤凰”和“永久”，如果是上海人，对车型也有要求：爱轻便车胜于平车，爱26时胜于28时(即车轮直径660毫米和710毫米)，爱全链罩胜于半链罩，爱锰钢胜于普通钢，爱三飞胜于单飞，爱涨闸胜于钳形闸……
那时，一般只有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和邮递员才有自行车。即使身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自行车都要凭票购买。自行车厂效益好得不得了，职工每年福利就有一张永久牌脚踏车票，华侨商店里要卖10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3个月工资。1962至1963年之间，“永久”、“凤凰”标价甚至高达每辆650元。
买不到合意车型的，人们就在自行车改装上狠下功夫——大板铃改成转铃，门式的撑脚架要改成独脚单支撑的，刹车不管是涨闸还是钳形闸，下把要套上红色橡皮管，考究点的，钩织个有花样的线套套在车把上，再吊上两个绒线球招惹眼球。
在“永久”品牌的历史档案里，有一张上世纪70年代乔治·布什夫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这位总统先生当时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照片上的他身着便装手推自行车，车架上清晰地印有一行中文拼音YONGJIU(永久)，为永久做足了广告。
1981年9月，湖北应城杨河公社大堰大队农民杨小运向国家超售万斤粮，领导问他想要什么，他脱口而出“我希望能购买一辆‘永久’自行车”。上海自行车厂满足了他的要求，厂长王元昌亲自把自行车交到杨小运手中。在杨小运的带动下，全县有1232户农民向国家超售万斤粮。上海自行车厂送来了200辆“永久”自行车，大堰村成了“永久村”。
华侨商店
1930年，永安公司老板的儿子郭琳爽以高价收购永安公司大楼东边相邻的“楼外楼”茶楼，拆除旧屋，请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摩天大楼。当时永安公司对面的先施套司有个醒目的摩星桥，建筑师因地制宜，根据三角形地形设计方案 临南京路为双层摩天大楼、后部为8层，铜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14438平方米一至五层为公司用房，六层为“七重天”游乐场，并有天桥与老永安大楼连通。沿街大橱窗以绿色花岗石镶贴，二层以上用浅黄色釉面瓷砖镶贴，呈现出现代高层建筑风姿。1935年，永安公司新大楼建成。1956干，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新永安公司大楼商场改为上海第一医药公司，后来又改为华侨商店。现在这里成为“佐丹奴”全球最大旗舰店。
“上海”、“宝石花”手表
手表在三大件中，可算是最奢侈了。在当年的大城市里，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怕没有姑娘会嫁给你。
成立于1955年的上海手表厂，制造了超过一亿两千万块手表。上海牌手表风行的六十年代，是当年国家领导人的报时器。
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周恩来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力士自动表。周恩来感慨：“什么时候能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1955年9月，当周恩来听说上海生产出第一只细马(人造宝石制的心脏零件，相对钢丝做的粗马)手表，欣喜地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上海手表厂为周恩来精选了一块帆布表带A581，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细马表，17钻、长三针、机芯外径25.6mm，摆轮上装有14个螺钉。质量接近瑞士手表水平，可连续走时36小时以上，日差小于1分钟。当时收了周恩来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以后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就常为上海手表做广告。
A581型投入市场后，一直生产到1966年。
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看上海魔术师表演，把自己的手表借给魔术师当作道具，之后送给了魔术师，期望他们到江西办杂技团。为上海星火杂技团“嫁”到江西牵了红线。
打那以后，周恩来就一直没戴手表。直到他要和彭真等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前。这时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的新产品上海牌手表问世的消息，周恩来很高兴，花90元钱买了一块新出产的上海牌手表。
这只表周恩来戴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现在收藏于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毛主席题名，周恩来做广告，上海牌成了中国第一表。
全钢防震、银色表盘、金色指针、表壳直径为30mm，佩戴这样一块上海牌手表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有型的，当年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都一定要买块上海牌手表带回去。那时拥有手表的中国人中，每四个人就有一只上海造手表。
与上海牌旗鼓相当的是宝石花牌手表，成为当时很多少女的嫁妆。
“蝴蝶”、“蜜蜂”、“飞人”缝纫机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中国家庭，缝纫机比手表更重要，那时，几平所有孩子的衣服都是接力着穿，哥姐穿了弟妹穿，这决定了缝纫机的实用性，对解放家庭主妇也最具“革命”意义。
上海历史悠久的协昌缝纫机厂始建于1919年，由民族资本家沈玉山创建。解放前夕，全国缝纫机的生产从业人员不过三百多人，年销量只有1400架左右。1966年，在先后使用了“金狮”，“无敌”等商标后，“蝴蝶”正式成为该厂缝纫机品牌。
中国缝纫机史上，名噪一时的要数上海生产的蝴蝶牌，飞人牌、蜜蜂牌等重要品牌。上个世纪70年代，拥有一台闪闪发光的上海蝴蝶牌缝纫机曾经是每一个待嫁女子的梦想。可直到80年代初，尽管蝴蝶牌缝纫机最高年产量达到140万台，要想购买一台依旧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厂每月都要召开特别会议，平衡出口与内销的数量。一些偏远地方的人买不到缝纫机，就托人到上海买，但运输却成了难题。最后只得将缝纫机零件一个个拆掉、包装好，通过邮局寄。
那时候，很多缝纫机还是孩子们的小书桌，小孩喜欢在上面做功课， 下面踩踏板。踏着踏着，居然生出开火车的感觉。
“红灯”、“凯歌”收音机
“听到响，才领证”当年结婚要有个这东西，就仿佛现在拥有100寸壁挂液晶电视外加2∞频道机顶盒连同ELAC音响加1G光纤宽带。父辈们有着太多太多关于收音机的回忆，国家大事，小道消息，评书，相声。戏曲，一直到靡靡之音邓丽君。打开那个电匣子，你就与全国乃至全球接上了轨。
上世纪50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稀罕物，当时高级干部才拥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
上海是中国无线电工业的发源地和主要生产基地，中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是在上海开播的，第一台收音机，第一台钢丝录音机、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都在上海诞生。上海无线电二厂，当时主要生产收音机，扩音机，以及各种电讯变压器等。生产的收音机就有飞乐牌、红灯牌。自1971年到1983年，共生产红灯牌711型收音机1855万台，创国内单一型号产品销售量的最高纪录。上海百货商场长期可见排队购红灯牌的火爆场面。1974年，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售价达180元。
在电视还闻所未闻的时代，半导体是人们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托人凭票从上海买的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便是一家大小的定神物了。
那时，收音机的频道屈指可数，人们最爱听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有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录音剪辑，有少儿节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庄则栋打世乒赛，解说员一个球一个球地数，大伙就这么围在收音机旁边竖起耳朵听……
但“红灯”、“凯歌”，“美乐”的功用还远远不止如此。很多好奇的男孩子，就是通过它开始了对科学的探索冒着被父母打骂的危险，打开红灯牌厚厚的后盖，第一次触摸蒙尘的元器件真是比什么都紧张也比什么都快乐。
那个年代，投身于无线电学科的大学生并不亚于今日学PC电脑的，而这样一大批人中，一定有不少人打过上海收音机的主意。那时候，一些科普报章杂志、出版社关于收音机功能原理，制作类的书籍，文章成千上万种，多如牛毛。
“红旗”、“海鸥”、“凤凰”相机
中国照相机工业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五十年代末，照相机生产已初成气候。七十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
当年江青非常热衷摄影，毛泽东题过诗的《庐山仙人洞照》，是江青用莱卡M3拍摄的。1969年上海照相机二厂(现该厂属上海海鸥相机公司)以莱卡M3为蓝本，从1969年到1977年，共生产出200台红旗20。由于江青只钟情菜卡M3，故她后来也极推崇红旗20，无形中增加了红旗20的身价。
从1956年北京相机厂的工人师傅用手工敲打出第一台“大莱”相机，到“海鸥”、“凤凰”双鸟并翔，中国的相机工业从无到有，到盛，直到逐渐淡出，国产相机的种类、品牌甚至数量曾让人目不暇接。这期间，既有让收藏界垂涎的“红旗”、“东风”，也有代表一个时期加工水平的“上海58—2”。但能真正人品入味，能够代表国产相机水平的，只有“海鸥”双反。
有人说，使用双反相机是对拍摄者最大的尊重。少了长枪短炮的浮燥，绅士般的工作方式，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优雅的工作姿势都令人向往，这一切几百元的海鸥就能搞定。
现在一些摄影爱好者谈得较多的是尼康、佳能、美能达，宾得，莱卡，哈苏等外国产品，而大多数“老泡菜”多年以前都是以海鸥、凤凰起家的。当年张艺谋当工人时每月30.2元，省吃俭用就为了一台海鸥牌相机，而他的导演之路也就从拥有了一台海鸥相机开始。
海鸥是国产相机中的经典。说海鸥双反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相机水平的相机一点也不夸张。“海鸥”双反相机不仅在相机领域里，就是在整个民族工业中都可称得上是“国货精品”。以至于在进入数码时代仍有人花当年一到两倍的价钱来购买它。
上海星光摄影器材城内还能找到海鸥相机的售卖点。
“金星”、“飞跃”、“凯歌”电视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人们只有电影，没有电视概念。有见多识广的人去上海，才知道人家上海有电视。
80年代，电视仍是奢侈品，看电视也只有找有电视的人家去看，不好意思坐，就倚在人家门边。大方点的人家，每天晚上把宝贝电视机往大院里方桌上一显摆，下面陆续就有人拿了自家的板凳来看稀奇。大人、小孩、老人，一个院儿的、邻院儿的，总也有几十人。
那时候任何品牌的电视机都非常紧缺，红极一时的要数上海电视机厂的金星牌。
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引进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金星牌彩电。此后，金星作为上海市标考性产品获得各种荣誉和奖项。
除“金星”之外，还有“凯歌”、“飞跃”等电视机品牌。凯歌是上海无线电厂的黑白电视品牌，早在1984年便推出上门服务，这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举动。
“回力”鞋
作家苏童曾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无数次提到一双上海的回力鞋，平底白帆布，雪白鞋面和鞋底的交界处镶了一道红边，“白饭鱼”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象征。
回力鞋业创建于1927年，“回力”商标注册于1935年，创意源于英文“WARRIOR”，意为战士，勇士，斗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回力鞋是运动休闲鞋类的唯一象征。相比解放鞋而言，它简洁鲜明的设计在那个同质化的时代显得卓尔不凡。那时候盗版的回力鞋相当多，水货15元左右。行货要36元。穿正版鞋的同学倍儿有自豪感。
白色的帆布球鞋是要蘸上去污粉狠狠刷的，还有专门的白球鞋粉，像石灰一样，在鞋面上抹呀抹，就能更白一点。
大量的运动鞋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回力”鞋曾一度沉寂，曾有人赋诗一首《回力鞋以及毁灭》以怀旧。但时尚就是一季又一季的复古回潮。“臭球鞋”回力鞋，如今又成了时尚人士的香饽饽。在欧洲，它的身价至少翻了25倍，达到让人惊愕的50欧元(约50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时尚杂志《ELLE》法国版还为它“著书立说”。在国内，回力鞋也已经成为了潮人必备的范儿。
“回力”牌的经营部位于长宁路720号，专卖店在保定路318号、秣陵路322号，南京东路体育用品商店等地有专柜。
“红双喜”乒乓球
乒乓乃国技，在上世纪70年代，更因乒乓外交而名震全国。上海出产的红双喜乒乓用品，有球拍，圆球及网架，都是高品质的保证。过去的小孩，知道的第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品牌，可能就是红双喜。当年，雪白乒乓球上的那个红色双喜，在大家眼里绝对有档次，不仅仅是价格贵的缘故，更因为它是专业运动员比赛专用。
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年又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周恩来就提出将那年生产出来的乒乓球和相关器 材命名为“红双喜”。据说容国团夺冠的时候使用的是日本生产的乒乓球，他曾感慨说“要是我能用中国自己制造的乒乓球拍，打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就好了”。那年上海乒乓球厂经过两百多次试验，一种性能超过日本海力克斯牌子的乒乓球就制造出来了。
1960年，国际乒联正式批准“红双喜”乒乓球为国际比赛用球，并指定在第26届世乒赛中使用。1972年，国际乒联委托瑞士SKF轴承实验室鉴定中国，英国、瑞士、德国、日本五个国家生产的七个品牌的乒乓球质量，结果“红双喜”名列第一!
“英雄”钢笔
还记得你中指第一指节处总是被墨水染蓝的情景吗?还记得甩着不出水的钢笔结果甩了后座同学一身墨水点吗?那是英雄牌钢笔和墨水伴随的岁月。
1931年，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华孚金笔厂诞生，形成了上海自来水笔制造业的雏形。1958年，英雄人以其当时名闻遐迩的“实干创新”精神掀起了“英雄”赶“派克”的热潮，通过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赶超“派克”的目标，并诞生了“英雄100型”这支拳头产品。
现在，“英雄”笔作为民族工业的骄傲和象征，更成为许多历史性时刻和重大场合必不可少的主角，并记录着每一个精彩瞬间，
1984年4月13日，用“英雄”笔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12月19日，又是用“英雄”笔签署了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6年6月26日，中、俄等五国首脑会议声明及2001年6月15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脑会议声明，是用“英雄”笔签署；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进入倒计时，“英雄”绝版发行1997套香港回归纪念笔。在庆祝回归的酒会上，英雄金笔厂公司向香港特首董建华赠送了第“1997套”纪念笔；
2001年的10月，上海召开APEC会议，布什、普京等各国首脑都用“英雄”笔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大白兔”奶糖
五彩缤纷的糖纸，带着甜甜的香味，整齐地夹在书页里……这是很多人读书年代都有过的经历。
上海地道名食不多，食品品牌却很有讲究。冠生园的大名早在抗战年代就是“食品救国”的典范，堪称当时坚守及振兴本国工业的楷模。冠生园的“大白兔”奶糖则是妇孺皆知了。
最认得的是那蓝澄澄的糖纸。当然，那可供一并吞下肚的牛油纸亦最经典。奶白色的糖，放进口里，慢慢溶化，甜而不腻。那活泼可爱的大白兔，就是这样攻占了孩童的心灵。
“大白兔”奶糖的前身源自1943年上海“爱皮西糖果厂”，包装使用红色米奇老鼠的图案，并名为“ABC米老鼠糖”，50年代，公司被收归国有，包装图案改成白兔。
最初，制作“大白兔”奶糖的工厂每天只能手工生产800公斤，不过由于当时物资短缺，“大白兔”奶糖凭着“七粒大白兔奶糖等于一杯牛奶”的宣传广告，被视为营养食品，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它还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糖，喻意新中国的活力、纯正、健康、甜美。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随行人员先行来到上海，觉得“大白兔”奶糖非常好吃，就推荐给了尼克松。尼克松也非常爱吃，于是周恩来当即批示将大白兔奶糖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当年，听装大白兔奶糖成了美国人复活节争相购买的礼品。
广州一位102岁的老人，自有“大白兔”奶糖以来每天一定要吃上一些，从不间断。她的儿女认为母亲就是因为吃“大白兔”奶糖而长寿的。她的邻里则亲切地称她为“兔奶奶”。
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袋“大白兔”奶糖，加班的时候，时不时吃上一颗。就这样，“大白兔”奶糖成了周恩来的加班好伴侣。
2005年，内地与台湾50年来首次直航，“大白兔”、“和酒”作为上海的“名片”被选为台商包机上的纪念品和饮用酒。
上海手绢
昔日的上海曾有一段时间是手帕的辉煌期，十几家印花手帕厂，产品争奇斗艳，孩子们把块块画布叠成长条别在胸前，天天被老师检查。幼儿园小朋友玩起了“丢，丢，丢手绢”。稍大一些，学会了一些精致的淘气，用手绢叠出一个小老鼠，托在手腕上，手指头微微一动，老鼠就如活了一般，吱溜吱溜动起来。
工作了的男男女女也人手一块，男子掏出手帕递给流泪女子，是电影里常用的浪漫桥段。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手帕也曾一度成为饰物，缠在女孩的发上，那时电影演员龚雪正走红，在《大桥下面》，龚雪的发型基本都是一个样式一用一方帕子挽了长长的黑发，自然，清新，淡雅。
手帕大致有两种，织造手帕和印花手帕，前者大多是男式的，格纹，条纹……女子和儿童们更喜欢印花手帕，不过印花手帕没有织造手帕那么柔软，因为印花手帕需要上浆。当年的飞鱼牌单面缎条手帕、寰球牌织条阔边手帕和上海牌印花手帕都是上海手帕行业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为中国最大手帕生产商的上海汉森(上海手帕进出口公司)还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国内市场要货得提前三个月预订，国内经销商提货得当场付现款。
上海第一百货
位于南京东路的上海第一百贷诞生于1949年10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大型国有零售百货企业，曾被当年的陈毅市长亲切地称为“我们自己的商店”。
第一百货商店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她创造了一系列全国第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店平均每天接待顾客20万人次，最高年销售突破15亿元，是当时国内客流量最大、销售额最高的百货商店，被誉为“百货魁首”。
“凤凰”毛毯
说起“凤凰”毛毯，老上海人一定不会忘记那红绿大花相间的腈纶毯大红色的毯面，“四角一中”(中间大花，四角小花)的花样，毯子的一角缝着几个字上海第一毛纺织厂。
凤凰牌提花毛毯在当时被誉为上海纺织金凤凰，由于尼克松访华，成为风靡全城的时尚。因为稀少，比现在所有的名牌货都要牛气。
当年，上海市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下榻宾馆选定的床上用品，就是由第一毛纺厂制造的300条高级全毛提花毯。
第一毛纺厂选用马海毛和澳毛原料，按155厘米×230厘米规格制作，毯上标有牡丹，菊花等7只花型，设计商标为凤凰牌。凤凰毯胜利完成了任务，还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而余下来的毛毯则以高出普通毛毯3倍以上的价格在市百一店(第一百货)，十店(永安商厦)销售，一上柜即被抢购一空。
凤凰牌毛毯从此声名鹊起。那时每条全毛毯58元，比普通人一月的工资都要高，却总是供不应求，不少人走厂家的后门才能买到。因为当时在上海结婚要是没有凤凰全毛毯，那是十足跌脸面的事，实在没门路才会买36元的凤凰混纺毯或者外地生产的羊 毛毯。
“砰砰砰”三枪
80年代初，《上海滩》风靡了整个大陆。周润发扮演的主人公许文强的装束——长长的风衣和长长的白色围巾，迅速为众多的年轻人模仿，成为那个时期的“时装”。
那时，上海还有过这样的场景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突然“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声，会让聚精会神的观众们骤然一惊，接下来的屏幕上打出“三枪牌”内衣的广告。
“三枪”商标诞生于1937年，其创始人是一位民族工商业者，爱好射击运动，因在比赛中获得了三连冠，为示庆贺，更为抵制日货，注册使用了“三枪”商标。现在，这一民族品牌走过了70多年经典辉煌的历程，其发展史也更是上海乃至中国针织内衣发展的历史画卷。
尚街LOFT
位于建国西路嘉善路的尚街LOFT，地理位置在众多创意园区中算得上“上风上水”，园区的前身是三枪老厂厉。作为上海纺织品的老品牌，将“三枪”老厂房改建成时尚创意园，恐怕也是上海纺织工业的某种积淀。
园区内有70多家高级定制工作室、品牌展示店和新锐服装店，其中不少是买手店。买手店这一新概念是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简单说，就是由店主或者设计师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对市场的判断，从国外直接购买代表目前最流行最新设计元素的时装。
“皇后”、“钟牌414”毛巾
锦乐毛巾命名为“皇后”，源于锦乐厂一位貌端庄秀丽，长相出众，被员工们称为“锦乐皇后”的印花女工。“皇后”牌毛巾作为高档精品，同时由于毛巾对称双面印花，无正反之分，毛巾两端白底横档配印花卉山水图画，两边自由色纱镶边。富有民族特色，在当时全国大型商厦柜架上是必备的货品。
少数民族妇女走亲访友，赶集及日常生活中都喜欢用“皇后”牌毛巾来包头，并成为当时婚嫁必备的头饰用品。
钟牌414牌毛巾是由创始人李康年于1937年创立的，产品问世之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消费者对钟牌认知度不够，很少有人问津，李康年就提出给销售商送毛巾，请销售商试一试，后来货号就选用“试一试”的谐音“414”。
钟牌414牌毛巾图案看似简单，其实白底三种颜色的彩条各有所含义，红色象征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绿色象征郁郁葱葱，荷绿一片，蓝色象征蔚蓝长空，秋高气爽，白底色象征冬天白雪皑皑，瑞雪丰年。
百雀羚、蛤蜊油
即便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便每月只有几十块的工资，上海女人也总有办法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那个时代最奢侈的化妆品除了“雪花膏”外，就是用贝壳装的“蛤蜊油”了。
百雀羚是顶有名的，最早的百雀羚是铁盒装的，扁扁的深蓝色圆铁盒上以黄色为底，画着四只形态各异的鸟儿(即百雀)，翻开盒盖是一层银白铝箔盖，锨开这层锡纸，就是乳白色的膏体了，不用凑近就可闻到一股浓厚的甜香。
当时护肤的概念只限于冬天，热毛巾擦完脸后涂点“香香”，再抹上粉红色的防裂唇膏，出门就不怕湿冷了，这种防裂唇膏的芯子其实是白色的，粉红色的管子是种心理安慰。那时的口红只有血红的蝴蝶牌，平日里涂是要被人说闲话的。
檀香皂、蜂花洗头水
美发领域的启蒙品牌是蜂花和海鸥。蜂花是液体的，透明的是洗发水，不透明的是护发素，瓶子下半部被设计成蜂窝状，浓郁的香味，用来“招蜂引蝶”。
蜂花的另一款产品檀香皂在当时属于相当有品质的，连包装都做得相当精美。咖啡色主色调显得古色古香，用一张印着中，英，法，意四国文字的说明书纸折起来围上一圈，再贴上一片圆奖章形中间有一只小蜜蜂的金纸片，加上“PANCHAOLIN”的奇怪翻译；洋味道就出来了。
檀香皂的香，闻起来很舒服，很自然，属于比较文雅的香味，最符合上海女人欢喜的分寸感，拆包装的过程也像淑女一样优雅，一层一层慢慢地拆。还有人把包装纸保留起来当香片用。
美加净
上海家用化学品厂1962年推出美加净化妆品，80年代末，美加净品牌的生产线空前巨大，被誉为中国化妆品第一品牌。中国化妆品行业很多第一都是美加净出品，如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护手霜等，美加净可以说是中国人“面子工程”的奠基者，而1978年推出的银耳珍珠霜至今仍历久弥新畅销不衰。
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洗衣粉生产的企业。1959年初，厂里试制出第一包工农牌合成洗衣粉后，“上海”，“五洲”，“浦江”，“美加净”，“白猫”，“佳美”等品牌相继诞生，其中，“白猫”最具影响力。
上海制皂厂
位于杨浦区杨树浦路2310号，以生产香皂、洗衣皂为主要产品。70年代后已形成蜂花、美加净、白丽、上海、扇牌和固本6大系列产品。厂内现存老建筑为一幢位于厂区中部多跨连续钢结构厂厉，内存数十台解放前制造设备，密封处均为螺栓结构，以见证上海早期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
万吨水压机
江南造船厂60年代建造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一直被看成一个“工业神话”。这种机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有了万吨水压机就等于拥有了一套重工业体系。总设计师沈鸿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出，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目标为1万2千吨。沈鸿后来回忆，当时既没有图纸，也没有核心技术。但江南造船厂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充满了实验精神。
现已八十多岁的电焊老工人唐应斌当时被称为“电焊大王”，负责焊接关键部位——立柱和横梁。最重的下横梁有300吨，由100多块比砖头还厚的钢板拼焊而成，只有用电渣焊才能焊那么厚的钢板。唐应斌此前从未实践过这种技术，只是从国外的杂志上看到过。 如果将万吨水压机的全部焊缝折成100毫米厚，它的长度可延伸3公里以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难完成的事。
1965年，唐应斌应邀到巴黎去第18届国际焊接年会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科技成果。
当时江南造船厂总共实现了300多项技术革新，让工厂的机械化程度从1959年的37.9％提高到了97.8％。
“东风”号
新中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是真正的中国自主品牌。
“东风”号又是全国大协作的产物船用高强度低碳合金钢材，是冶金部钢铁研究所与鞍山钢铁公司共同研究成功，由鞍钢生产的。船用主机是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台8820匹马力的低速柴油机。船用电罗经是上海航海仪器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套电罗经。其他船用辅机，仪表仪器等配套设备的协作单位涉及全国18个部、16个省市所属的291个工厂和院校，这些协作单位为“东风”号提供了2600多项器材和设备，其中包括40余项新试制的船用产品。
1965年12月31日，“东风”号竣工交船。翌年，经国家船舶检验 局检验，它的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量和机舱长度等指标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东风”号建成后，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祝贺，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参观后激动地说“这艘中国自己造的船，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物质成就，而且通过它还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能力”。当年，“东风”号在航运中，许多海外侨胞都把它当作是祖国的领土。船每到一个港口，当地的侨胞都纷纷来船上与祖国亲人相见。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侨胞，由亲属陪同，远道赶来。他从船头直摸到船尾，激动不已“我们华侨就盼着祖国早日富强啊!”
江南造船博物馆
江南造船博物馆的前身是江南造船厂厂史博物馆，坐落在中山南路、鲁班路交界处的江南造船大厦。博物馆以大量珍贵实物、历史图片和模型等展示了从1865年至今中国近现代军事工业和造船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上海唯一展示跨越三个世纪的科技史和工业史的大型博物馆。
上海牌轿车
北“红旗”，南“上海”。当年中国街头行驶的轿车，主要是这两大民族品牌。上海牌轿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体面形象。
提起上海牌轿车就不能不提到她的前身一凤凰轿车。
1958年，一汽人将自己制造的小轿车送到了北京，大大激励了上汽人上海也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小轿车!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敲工，精工和电工的相互配合下，1958年9月试制出上海的第一辆轿车样车。
上海人为她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凤凰。在车头的发动机盖上，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展翅欲飞。
后来又以苏联吉姆轿车为样车，装用南汽NJ070型发动机，后桥用经过改制的跃进牌后桥。1959年1月试制出第二辆样车。这辆车车体略宽，黑色，仍以凤凰为标志。
几番沉浮，1963年，上海的轿车工业重新启动，在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重型机械厂等大型企业援助下，上海工人硬是造出了自己的六缸发动机。很快，第一辆车诞生了。重新焕发活力的上汽人，给重新下线的轿车取了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上海牌。
1958年至1991年，上海轿车共生产了77054辆，成为我国公务用车的主要车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迎接他的国宾车队曾动用了100辆上海和20辆红旗牌轿车，又壮观又气派。
运十
新中国“一五”期间上156个项目时，毛主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
1970年7月，毛主席在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造飞机嘛!”同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由上海飞机研究所设计，上海飞机制造厂制造，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
从立项到首飞，不到10年。1980年9月26日，我国第一种四发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首飞成功。
运十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达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配套采购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我国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运十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 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其耗油量优于“三叉戟”而与波音707相当。研制费用仅为5.37亿元人民币，远远低于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15-20亿美元的费用。
“运十”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至停飞为止，总共累计试飞130架次，安全飞行170小时。
“运十”的研制成功，标志我国拥有了自己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
西方世界对我国“运十”研制成功给以极大关注。路透社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公司一位副总裁实地考察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这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次完完全全自主的实践。”
1980年4月8日，中央主要领导对三机部负责人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
1984年，国家停止对“运十”拨款。
1986年，3000万试飞买油的预算没有获得批准，“运十”停止试飞，随即下马。
“永久”、“凤凰”自行车
上世纪60，70年代，如果你穿着瘦腿裤蹬辆永久自行车，下班时间往纺织厂门口那么一站，全厂女工的目光便都会投向你了。一辆永久牌28时自行车，曾经是一代中国少年的“成人礼”。载着隔壁的“黄毛妹妹”穿过弄堂去兜风，是对初恋的朦胧想象。
上海是我国最早生产自行车的城市。1949年，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是永久牌，1955年，第一辆自主设计和制造的公制标定车是永久牌，1957年，第一辆26英寸的轻便车是永久牌，1958年，第一辆运动赛车是永久牌，1962年，第一代轻型摩托车是永久牌……
1958年，上海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也就是凤凰自行车厂的前身。几年之后，凤凰牌也成了家喻户晓的自行车名牌，一时供不应求。
当时全国最火的就是“凤凰”和“永久”，如果是上海人，对车型也有要求：爱轻便车胜于平车，爱26时胜于28时(即车轮直径660毫米和710毫米)，爱全链罩胜于半链罩，爱锰钢胜于普通钢，爱三飞胜于单飞，爱涨闸胜于钳形闸……
那时，一般只有机关单位的公职人员和邮递员才有自行车。即使身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自行车都要凭票购买。自行车厂效益好得不得了，职工每年福利就有一张永久牌脚踏车票，华侨商店里要卖10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3个月工资。1962至1963年之间，“永久”、“凤凰”标价甚至高达每辆650元。
买不到合意车型的，人们就在自行车改装上狠下功夫——大板铃改成转铃，门式的撑脚架要改成独脚单支撑的，刹车不管是涨闸还是钳形闸，下把要套上红色橡皮管，考究点的，钩织个有花样的线套套在车把上，再吊上两个绒线球招惹眼球。
在“永久”品牌的历史档案里，有一张上世纪70年代乔治·布什夫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这位总统先生当时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照片上的他身着便装手推自行车，车架上清晰地印有一行中文拼音YONGJIU(永久)，为永久做足了广告。
1981年9月，湖北应城杨河公社大堰大队农民杨小运向国家超售万斤粮，领导问他想要什么，他脱口而出“我希望能购买一辆‘永久’自行车”。上海自行车厂满足了他的要求，厂长王元昌亲自把自行车交到杨小运手中。在杨小运的带动下，全县有1232户农民向国家超售万斤粮。上海自行车厂送来了200辆“永久”自行车，大堰村成了“永久村”。
华侨商店
1930年，永安公司老板的儿子郭琳爽以高价收购永安公司大楼东边相邻的“楼外楼”茶楼，拆除旧屋，请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摩天大楼。当时永安公司对面的先施套司有个醒目的摩星桥，建筑师因地制宜，根据三角形地形设计方案 临南京路为双层摩天大楼、后部为8层，铜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14438平方米一至五层为公司用房，六层为“七重天”游乐场，并有天桥与老永安大楼连通。沿街大橱窗以绿色花岗石镶贴，二层以上用浅黄色釉面瓷砖镶贴，呈现出现代高层建筑风姿。1935年，永安公司新大楼建成。1956干，永安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新永安公司大楼商场改为上海第一医药公司，后来又改为华侨商店。现在这里成为“佐丹奴”全球最大旗舰店。
“上海”、“宝石花”手表
手表在三大件中，可算是最奢侈了。在当年的大城市里，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怕没有姑娘会嫁给你。
成立于1955年的上海手表厂，制造了超过一亿两千万块手表。上海牌手表风行的六十年代，是当年国家领导人的报时器。
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周恩来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力士自动表。周恩来感慨：“什么时候能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1955年9月，当周恩来听说上海生产出第一只细马(人造宝石制的心脏零件，相对钢丝做的粗马)手表，欣喜地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上海手表厂为周恩来精选了一块帆布表带A581，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细马表，17钻、长三针、机芯外径25.6mm，摆轮上装有14个螺钉。质量接近瑞士手表水平，可连续走时36小时以上，日差小于1分钟。当时收了周恩来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以后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就常为上海手表做广告。
A581型投入市场后，一直生产到1966年。
1961年，周恩来在南昌看上海魔术师表演，把自己的手表借给魔术师当作道具，之后送给了魔术师，期望他们到江西办杂技团。为上海星火杂技团“嫁”到江西牵了红线。
打那以后，周恩来就一直没戴手表。直到他要和彭真等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前。这时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的新产品上海牌手表问世的消息，周恩来很高兴，花90元钱买了一块新出产的上海牌手表。
这只表周恩来戴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现在收藏于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毛主席题名，周恩来做广告，上海牌成了中国第一表。
全钢防震、银色表盘、金色指针、表壳直径为30mm，佩戴这样一块上海牌手表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有型的，当年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都一定要买块上海牌手表带回去。那时拥有手表的中国人中，每四个人就有一只上海造手表。
与上海牌旗鼓相当的是宝石花牌手表，成为当时很多少女的嫁妆。
“蝴蝶”、“蜜蜂”、“飞人”缝纫机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多数中国家庭，缝纫机比手表更重要，那时，几平所有孩子的衣服都是接力着穿，哥姐穿了弟妹穿，这决定了缝纫机的实用性，对解放家庭主妇也最具“革命”意义。
上海历史悠久的协昌缝纫机厂始建于1919年，由民族资本家沈玉山创建。解放前夕，全国缝纫机的生产从业人员不过三百多人，年销量只有1400架左右。1966年，在先后使用了“金狮”，“无敌”等商标后，“蝴蝶”正式成为该厂缝纫机品牌。
中国缝纫机史上，名噪一时的要数上海生产的蝴蝶牌，飞人牌、蜜蜂牌等重要品牌。上个世纪70年代，拥有一台闪闪发光的上海蝴蝶牌缝纫机曾经是每一个待嫁女子的梦想。可直到80年代初，尽管蝴蝶牌缝纫机最高年产量达到140万台，要想购买一台依旧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工厂每月都要召开特别会议，平衡出口与内销的数量。一些偏远地方的人买不到缝纫机，就托人到上海买，但运输却成了难题。最后只得将缝纫机零件一个个拆掉、包装好，通过邮局寄。
那时候，很多缝纫机还是孩子们的小书桌，小孩喜欢在上面做功课， 下面踩踏板。踏着踏着，居然生出开火车的感觉。
“红灯”、“凯歌”收音机
“听到响，才领证”当年结婚要有个这东西，就仿佛现在拥有100寸壁挂液晶电视外加2∞频道机顶盒连同ELAC音响加1G光纤宽带。父辈们有着太多太多关于收音机的回忆，国家大事，小道消息，评书，相声。戏曲，一直到靡靡之音邓丽君。打开那个电匣子，你就与全国乃至全球接上了轨。
上世纪50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稀罕物，当时高级干部才拥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
上海是中国无线电工业的发源地和主要生产基地，中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是在上海开播的，第一台收音机，第一台钢丝录音机、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都在上海诞生。上海无线电二厂，当时主要生产收音机，扩音机，以及各种电讯变压器等。生产的收音机就有飞乐牌、红灯牌。自1971年到1983年，共生产红灯牌711型收音机1855万台，创国内单一型号产品销售量的最高纪录。上海百货商场长期可见排队购红灯牌的火爆场面。1974年，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售价达180元。
在电视还闻所未闻的时代，半导体是人们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托人凭票从上海买的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便是一家大小的定神物了。
那时，收音机的频道屈指可数，人们最爱听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有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录音剪辑，有少儿节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庄则栋打世乒赛，解说员一个球一个球地数，大伙就这么围在收音机旁边竖起耳朵听……
但“红灯”、“凯歌”，“美乐”的功用还远远不止如此。很多好奇的男孩子，就是通过它开始了对科学的探索冒着被父母打骂的危险，打开红灯牌厚厚的后盖，第一次触摸蒙尘的元器件真是比什么都紧张也比什么都快乐。
那个年代，投身于无线电学科的大学生并不亚于今日学PC电脑的，而这样一大批人中，一定有不少人打过上海收音机的主意。那时候，一些科普报章杂志、出版社关于收音机功能原理，制作类的书籍，文章成千上万种，多如牛毛。
“红旗”、“海鸥”、“凤凰”相机
中国照相机工业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五十年代末，照相机生产已初成气候。七十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
当年江青非常热衷摄影，毛泽东题过诗的《庐山仙人洞照》，是江青用莱卡M3拍摄的。1969年上海照相机二厂(现该厂属上海海鸥相机公司)以莱卡M3为蓝本，从1969年到1977年，共生产出200台红旗20。由于江青只钟情菜卡M3，故她后来也极推崇红旗20，无形中增加了红旗20的身价。
从1956年北京相机厂的工人师傅用手工敲打出第一台“大莱”相机，到“海鸥”、“凤凰”双鸟并翔，中国的相机工业从无到有，到盛，直到逐渐淡出，国产相机的种类、品牌甚至数量曾让人目不暇接。这期间，既有让收藏界垂涎的“红旗”、“东风”，也有代表一个时期加工水平的“上海58—2”。但能真正人品入味，能够代表国产相机水平的，只有“海鸥”双反。
有人说，使用双反相机是对拍摄者最大的尊重。少了长枪短炮的浮燥，绅士般的工作方式，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优雅的工作姿势都令人向往，这一切几百元的海鸥就能搞定。
现在一些摄影爱好者谈得较多的是尼康、佳能、美能达，宾得，莱卡，哈苏等外国产品，而大多数“老泡菜”多年以前都是以海鸥、凤凰起家的。当年张艺谋当工人时每月30.2元，省吃俭用就为了一台海鸥牌相机，而他的导演之路也就从拥有了一台海鸥相机开始。
海鸥是国产相机中的经典。说海鸥双反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相机水平的相机一点也不夸张。“海鸥”双反相机不仅在相机领域里，就是在整个民族工业中都可称得上是“国货精品”。以至于在进入数码时代仍有人花当年一到两倍的价钱来购买它。
上海星光摄影器材城内还能找到海鸥相机的售卖点。
“金星”、“飞跃”、“凯歌”电视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人们只有电影，没有电视概念。有见多识广的人去上海，才知道人家上海有电视。
80年代，电视仍是奢侈品，看电视也只有找有电视的人家去看，不好意思坐，就倚在人家门边。大方点的人家，每天晚上把宝贝电视机往大院里方桌上一显摆，下面陆续就有人拿了自家的板凳来看稀奇。大人、小孩、老人，一个院儿的、邻院儿的，总也有几十人。
那时候任何品牌的电视机都非常紧缺，红极一时的要数上海电视机厂的金星牌。
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引进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金星牌彩电。此后，金星作为上海市标考性产品获得各种荣誉和奖项。
除“金星”之外，还有“凯歌”、“飞跃”等电视机品牌。凯歌是上海无线电厂的黑白电视品牌，早在1984年便推出上门服务，这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举动。
“回力”鞋
作家苏童曾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无数次提到一双上海的回力鞋，平底白帆布，雪白鞋面和鞋底的交界处镶了一道红边，“白饭鱼”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象征。
回力鞋业创建于1927年，“回力”商标注册于1935年，创意源于英文“WARRIOR”，意为战士，勇士，斗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回力鞋是运动休闲鞋类的唯一象征。相比解放鞋而言，它简洁鲜明的设计在那个同质化的时代显得卓尔不凡。那时候盗版的回力鞋相当多，水货15元左右。行货要36元。穿正版鞋的同学倍儿有自豪感。
白色的帆布球鞋是要蘸上去污粉狠狠刷的，还有专门的白球鞋粉，像石灰一样，在鞋面上抹呀抹，就能更白一点。
大量的运动鞋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回力”鞋曾一度沉寂，曾有人赋诗一首《回力鞋以及毁灭》以怀旧。但时尚就是一季又一季的复古回潮。“臭球鞋”回力鞋，如今又成了时尚人士的香饽饽。在欧洲，它的身价至少翻了25倍，达到让人惊愕的50欧元(约500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时尚杂志《ELLE》法国版还为它“著书立说”。在国内，回力鞋也已经成为了潮人必备的范儿。
“回力”牌的经营部位于长宁路720号，专卖店在保定路318号、秣陵路322号，南京东路体育用品商店等地有专柜。
“红双喜”乒乓球
乒乓乃国技，在上世纪70年代，更因乒乓外交而名震全国。上海出产的红双喜乒乓用品，有球拍，圆球及网架，都是高品质的保证。过去的小孩，知道的第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品牌，可能就是红双喜。当年，雪白乒乓球上的那个红色双喜，在大家眼里绝对有档次，不仅仅是价格贵的缘故，更因为它是专业运动员比赛专用。
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年又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周恩来就提出将那年生产出来的乒乓球和相关器 材命名为“红双喜”。据说容国团夺冠的时候使用的是日本生产的乒乓球，他曾感慨说“要是我能用中国自己制造的乒乓球拍，打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就好了”。那年上海乒乓球厂经过两百多次试验，一种性能超过日本海力克斯牌子的乒乓球就制造出来了。
1960年，国际乒联正式批准“红双喜”乒乓球为国际比赛用球，并指定在第26届世乒赛中使用。1972年，国际乒联委托瑞士SKF轴承实验室鉴定中国，英国、瑞士、德国、日本五个国家生产的七个品牌的乒乓球质量，结果“红双喜”名列第一!
“英雄”钢笔
还记得你中指第一指节处总是被墨水染蓝的情景吗?还记得甩着不出水的钢笔结果甩了后座同学一身墨水点吗?那是英雄牌钢笔和墨水伴随的岁月。
1931年，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华孚金笔厂诞生，形成了上海自来水笔制造业的雏形。1958年，英雄人以其当时名闻遐迩的“实干创新”精神掀起了“英雄”赶“派克”的热潮，通过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赶超“派克”的目标，并诞生了“英雄100型”这支拳头产品。
现在，“英雄”笔作为民族工业的骄傲和象征，更成为许多历史性时刻和重大场合必不可少的主角，并记录着每一个精彩瞬间，
1984年4月13日，用“英雄”笔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12月19日，又是用“英雄”笔签署了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6年6月26日，中、俄等五国首脑会议声明及2001年6月15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脑会议声明，是用“英雄”笔签署；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进入倒计时，“英雄”绝版发行1997套香港回归纪念笔。在庆祝回归的酒会上，英雄金笔厂公司向香港特首董建华赠送了第“1997套”纪念笔；
2001年的10月，上海召开APEC会议，布什、普京等各国首脑都用“英雄”笔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大白兔”奶糖
五彩缤纷的糖纸，带着甜甜的香味，整齐地夹在书页里……这是很多人读书年代都有过的经历。
上海地道名食不多，食品品牌却很有讲究。冠生园的大名早在抗战年代就是“食品救国”的典范，堪称当时坚守及振兴本国工业的楷模。冠生园的“大白兔”奶糖则是妇孺皆知了。
最认得的是那蓝澄澄的糖纸。当然，那可供一并吞下肚的牛油纸亦最经典。奶白色的糖，放进口里，慢慢溶化，甜而不腻。那活泼可爱的大白兔，就是这样攻占了孩童的心灵。
“大白兔”奶糖的前身源自1943年上海“爱皮西糖果厂”，包装使用红色米奇老鼠的图案，并名为“ABC米老鼠糖”，50年代，公司被收归国有，包装图案改成白兔。
最初，制作“大白兔”奶糖的工厂每天只能手工生产800公斤，不过由于当时物资短缺，“大白兔”奶糖凭着“七粒大白兔奶糖等于一杯牛奶”的宣传广告，被视为营养食品，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它还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糖，喻意新中国的活力、纯正、健康、甜美。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随行人员先行来到上海，觉得“大白兔”奶糖非常好吃，就推荐给了尼克松。尼克松也非常爱吃，于是周恩来当即批示将大白兔奶糖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当年，听装大白兔奶糖成了美国人复活节争相购买的礼品。
广州一位102岁的老人，自有“大白兔”奶糖以来每天一定要吃上一些，从不间断。她的儿女认为母亲就是因为吃“大白兔”奶糖而长寿的。她的邻里则亲切地称她为“兔奶奶”。
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袋“大白兔”奶糖，加班的时候，时不时吃上一颗。就这样，“大白兔”奶糖成了周恩来的加班好伴侣。
2005年，内地与台湾50年来首次直航，“大白兔”、“和酒”作为上海的“名片”被选为台商包机上的纪念品和饮用酒。
上海手绢
昔日的上海曾有一段时间是手帕的辉煌期，十几家印花手帕厂，产品争奇斗艳，孩子们把块块画布叠成长条别在胸前，天天被老师检查。幼儿园小朋友玩起了“丢，丢，丢手绢”。稍大一些，学会了一些精致的淘气，用手绢叠出一个小老鼠，托在手腕上，手指头微微一动，老鼠就如活了一般，吱溜吱溜动起来。
工作了的男男女女也人手一块，男子掏出手帕递给流泪女子，是电影里常用的浪漫桥段。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手帕也曾一度成为饰物，缠在女孩的发上，那时电影演员龚雪正走红，在《大桥下面》，龚雪的发型基本都是一个样式一用一方帕子挽了长长的黑发，自然，清新，淡雅。
手帕大致有两种，织造手帕和印花手帕，前者大多是男式的，格纹，条纹……女子和儿童们更喜欢印花手帕，不过印花手帕没有织造手帕那么柔软，因为印花手帕需要上浆。当年的飞鱼牌单面缎条手帕、寰球牌织条阔边手帕和上海牌印花手帕都是上海手帕行业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为中国最大手帕生产商的上海汉森(上海手帕进出口公司)还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国内市场要货得提前三个月预订，国内经销商提货得当场付现款。
上海第一百货
位于南京东路的上海第一百贷诞生于1949年10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大型国有零售百货企业，曾被当年的陈毅市长亲切地称为“我们自己的商店”。
第一百货商店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她创造了一系列全国第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商店平均每天接待顾客20万人次，最高年销售突破15亿元，是当时国内客流量最大、销售额最高的百货商店，被誉为“百货魁首”。
“凤凰”毛毯
说起“凤凰”毛毯，老上海人一定不会忘记那红绿大花相间的腈纶毯大红色的毯面，“四角一中”(中间大花，四角小花)的花样，毯子的一角缝着几个字上海第一毛纺织厂。
凤凰牌提花毛毯在当时被誉为上海纺织金凤凰，由于尼克松访华，成为风靡全城的时尚。因为稀少，比现在所有的名牌货都要牛气。
当年，上海市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下榻宾馆选定的床上用品，就是由第一毛纺厂制造的300条高级全毛提花毯。
第一毛纺厂选用马海毛和澳毛原料，按155厘米×230厘米规格制作，毯上标有牡丹，菊花等7只花型，设计商标为凤凰牌。凤凰毯胜利完成了任务，还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而余下来的毛毯则以高出普通毛毯3倍以上的价格在市百一店(第一百货)，十店(永安商厦)销售，一上柜即被抢购一空。
凤凰牌毛毯从此声名鹊起。那时每条全毛毯58元，比普通人一月的工资都要高，却总是供不应求，不少人走厂家的后门才能买到。因为当时在上海结婚要是没有凤凰全毛毯，那是十足跌脸面的事，实在没门路才会买36元的凤凰混纺毯或者外地生产的羊 毛毯。
“砰砰砰”三枪
80年代初，《上海滩》风靡了整个大陆。周润发扮演的主人公许文强的装束——长长的风衣和长长的白色围巾，迅速为众多的年轻人模仿，成为那个时期的“时装”。
那时，上海还有过这样的场景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突然“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声，会让聚精会神的观众们骤然一惊，接下来的屏幕上打出“三枪牌”内衣的广告。
“三枪”商标诞生于1937年，其创始人是一位民族工商业者，爱好射击运动，因在比赛中获得了三连冠，为示庆贺，更为抵制日货，注册使用了“三枪”商标。现在，这一民族品牌走过了70多年经典辉煌的历程，其发展史也更是上海乃至中国针织内衣发展的历史画卷。
尚街LOFT
位于建国西路嘉善路的尚街LOFT，地理位置在众多创意园区中算得上“上风上水”，园区的前身是三枪老厂厉。作为上海纺织品的老品牌，将“三枪”老厂房改建成时尚创意园，恐怕也是上海纺织工业的某种积淀。
园区内有70多家高级定制工作室、品牌展示店和新锐服装店，其中不少是买手店。买手店这一新概念是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简单说，就是由店主或者设计师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对市场的判断，从国外直接购买代表目前最流行最新设计元素的时装。
“皇后”、“钟牌414”毛巾
锦乐毛巾命名为“皇后”，源于锦乐厂一位貌端庄秀丽，长相出众，被员工们称为“锦乐皇后”的印花女工。“皇后”牌毛巾作为高档精品，同时由于毛巾对称双面印花，无正反之分，毛巾两端白底横档配印花卉山水图画，两边自由色纱镶边。富有民族特色，在当时全国大型商厦柜架上是必备的货品。
少数民族妇女走亲访友，赶集及日常生活中都喜欢用“皇后”牌毛巾来包头，并成为当时婚嫁必备的头饰用品。
钟牌414牌毛巾是由创始人李康年于1937年创立的，产品问世之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消费者对钟牌认知度不够，很少有人问津，李康年就提出给销售商送毛巾，请销售商试一试，后来货号就选用“试一试”的谐音“414”。
钟牌414牌毛巾图案看似简单，其实白底三种颜色的彩条各有所含义，红色象征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绿色象征郁郁葱葱，荷绿一片，蓝色象征蔚蓝长空，秋高气爽，白底色象征冬天白雪皑皑，瑞雪丰年。
百雀羚、蛤蜊油
即便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便每月只有几十块的工资，上海女人也总有办法把自己“弄”得香喷喷的。那个时代最奢侈的化妆品除了“雪花膏”外，就是用贝壳装的“蛤蜊油”了。
百雀羚是顶有名的，最早的百雀羚是铁盒装的，扁扁的深蓝色圆铁盒上以黄色为底，画着四只形态各异的鸟儿(即百雀)，翻开盒盖是一层银白铝箔盖，锨开这层锡纸，就是乳白色的膏体了，不用凑近就可闻到一股浓厚的甜香。
当时护肤的概念只限于冬天，热毛巾擦完脸后涂点“香香”，再抹上粉红色的防裂唇膏，出门就不怕湿冷了，这种防裂唇膏的芯子其实是白色的，粉红色的管子是种心理安慰。那时的口红只有血红的蝴蝶牌，平日里涂是要被人说闲话的。
檀香皂、蜂花洗头水
美发领域的启蒙品牌是蜂花和海鸥。蜂花是液体的，透明的是洗发水，不透明的是护发素，瓶子下半部被设计成蜂窝状，浓郁的香味，用来“招蜂引蝶”。
蜂花的另一款产品檀香皂在当时属于相当有品质的，连包装都做得相当精美。咖啡色主色调显得古色古香，用一张印着中，英，法，意四国文字的说明书纸折起来围上一圈，再贴上一片圆奖章形中间有一只小蜜蜂的金纸片，加上“PANCHAOLIN”的奇怪翻译；洋味道就出来了。
檀香皂的香，闻起来很舒服，很自然，属于比较文雅的香味，最符合上海女人欢喜的分寸感，拆包装的过程也像淑女一样优雅，一层一层慢慢地拆。还有人把包装纸保留起来当香片用。
美加净
上海家用化学品厂1962年推出美加净化妆品，80年代末，美加净品牌的生产线空前巨大，被誉为中国化妆品第一品牌。中国化妆品行业很多第一都是美加净出品，如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护手霜等，美加净可以说是中国人“面子工程”的奠基者，而1978年推出的银耳珍珠霜至今仍历久弥新畅销不衰。
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洗衣粉生产的企业。1959年初，厂里试制出第一包工农牌合成洗衣粉后，“上海”，“五洲”，“浦江”，“美加净”，“白猫”，“佳美”等品牌相继诞生，其中，“白猫”最具影响力。
上海制皂厂
位于杨浦区杨树浦路2310号，以生产香皂、洗衣皂为主要产品。70年代后已形成蜂花、美加净、白丽、上海、扇牌和固本6大系列产品。厂内现存老建筑为一幢位于厂区中部多跨连续钢结构厂厉，内存数十台解放前制造设备，密封处均为螺栓结构，以见证上海早期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
万吨水压机
江南造船厂60年代建造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一直被看成一个“工业神话”。这种机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有了万吨水压机就等于拥有了一套重工业体系。总设计师沈鸿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出，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目标为1万2千吨。沈鸿后来回忆，当时既没有图纸，也没有核心技术。但江南造船厂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充满了实验精神。
现已八十多岁的电焊老工人唐应斌当时被称为“电焊大王”，负责焊接关键部位——立柱和横梁。最重的下横梁有300吨，由100多块比砖头还厚的钢板拼焊而成，只有用电渣焊才能焊那么厚的钢板。唐应斌此前从未实践过这种技术，只是从国外的杂志上看到过。 如果将万吨水压机的全部焊缝折成100毫米厚，它的长度可延伸3公里以上”，这在国际上也是很难完成的事。
1965年，唐应斌应邀到巴黎去第18届国际焊接年会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科技成果。
当时江南造船厂总共实现了300多项技术革新，让工厂的机械化程度从1959年的37.9％提高到了97.8％。
“东风”号
新中国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是真正的中国自主品牌。
“东风”号又是全国大协作的产物船用高强度低碳合金钢材，是冶金部钢铁研究所与鞍山钢铁公司共同研究成功，由鞍钢生产的。船用主机是上海沪东造船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台8820匹马力的低速柴油机。船用电罗经是上海航海仪器厂试制的中国第一套电罗经。其他船用辅机，仪表仪器等配套设备的协作单位涉及全国18个部、16个省市所属的291个工厂和院校，这些协作单位为“东风”号提供了2600多项器材和设备，其中包括40余项新试制的船用产品。
1965年12月31日，“东风”号竣工交船。翌年，经国家船舶检验 局检验，它的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量和机舱长度等指标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东风”号建成后，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祝贺，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参观后激动地说“这艘中国自己造的船，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物质成就，而且通过它还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能力”。当年，“东风”号在航运中，许多海外侨胞都把它当作是祖国的领土。船每到一个港口，当地的侨胞都纷纷来船上与祖国亲人相见。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侨胞，由亲属陪同，远道赶来。他从船头直摸到船尾，激动不已“我们华侨就盼着祖国早日富强啊!”
江南造船博物馆
江南造船博物馆的前身是江南造船厂厂史博物馆，坐落在中山南路、鲁班路交界处的江南造船大厦。博物馆以大量珍贵实物、历史图片和模型等展示了从1865年至今中国近现代军事工业和造船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上海唯一展示跨越三个世纪的科技史和工业史的大型博物馆。
上海牌轿车
北“红旗”，南“上海”。当年中国街头行驶的轿车，主要是这两大民族品牌。上海牌轿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体面形象。
提起上海牌轿车就不能不提到她的前身一凤凰轿车。
1958年，一汽人将自己制造的小轿车送到了北京，大大激励了上汽人上海也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小轿车!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敲工，精工和电工的相互配合下，1958年9月试制出上海的第一辆轿车样车。
上海人为她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凤凰。在车头的发动机盖上，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展翅欲飞。
后来又以苏联吉姆轿车为样车，装用南汽NJ070型发动机，后桥用经过改制的跃进牌后桥。1959年1月试制出第二辆样车。这辆车车体略宽，黑色，仍以凤凰为标志。
几番沉浮，1963年，上海的轿车工业重新启动，在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重型机械厂等大型企业援助下，上海工人硬是造出了自己的六缸发动机。很快，第一辆车诞生了。重新焕发活力的上汽人，给重新下线的轿车取了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上海牌。
1958年至1991年，上海轿车共生产了77054辆，成为我国公务用车的主要车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迎接他的国宾车队曾动用了100辆上海和20辆红旗牌轿车，又壮观又气派。
运十
新中国“一五”期间上156个项目时，毛主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
1970年7月，毛主席在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造飞机嘛!”同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由上海飞机研究所设计，上海飞机制造厂制造，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
从立项到首飞，不到10年。1980年9月26日，我国第一种四发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首飞成功。
运十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达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配套采购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我国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运十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 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其耗油量优于“三叉戟”而与波音707相当。研制费用仅为5.37亿元人民币，远远低于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15-20亿美元的费用。
“运十”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至停飞为止，总共累计试飞130架次，安全飞行170小时。
“运十”的研制成功，标志我国拥有了自己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
西方世界对我国“运十”研制成功给以极大关注。路透社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公司一位副总裁实地考察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这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次完完全全自主的实践。”
1980年4月8日，中央主要领导对三机部负责人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
1984年，国家停止对“运十”拨款。
1986年，3000万试飞买油的预算没有获得批准，“运十”停止试飞，随即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