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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铜器纹饰发展到战国時期，已经由商代“尚鬼神”及西周“礼制”的神秘逐步走向春秋战国的写实。产生于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的青铜器人物画像纹便是纹饰生活化的表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及其产生背景进行研究，提出人性在战国时期已得到回归的观点。
关键词：战国;青铜纹饰;人物画像
青铜器纹饰在古代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产物，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观念、思想文化的变化。1商人尚鬼神，因而此时的青铜纹饰多是神秘怪异的饕餮纹、幻想动物纹;西周礼制制度产生并逐渐增强，纹饰以具有规范化、格式化的窃曲纹、环带纹为主。春秋时期，封国竞争，繁缛富丽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盛行。至战国早、中期，频繁的战争使人们对社会及自身的关注增加，纹饰越来越趋向生活化、平民化，人物画像纹也在此时得到发展。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纹饰变化反映思想观念变化的研究。
一 研究概况
有关青铜器纹饰与思想变化的研究文章中，谢耀亭在其研究中重点强调了“神性向人性回归”这个概念。作者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纹饰从商代到周代再至春秋战国的变化，并探析了各阶段思想变化的过程。他认为商周青铜器礼器纹饰的发展趋势是“从最初饕餮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性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再发展到凸显人性，完成了由神性向人性的回归。”3思想变化是“殷人尊神”至周人“以德配天”再至春秋战国时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人思想。4杨文胜则引用了较多古籍文献来阐明青铜纹饰中的思想变化。他提出“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由神秘走向写实，人物与动物性纹饰和造型中的‘人’由被动走向主动，由配角转变为主角，这体现了由‘天合不僭’到 ‘天命靡常’，再到 ‘天道远，而人道迩’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一步一步形成和确立的过程。”而后，他以“虎噬人”和“刺虎图”为例，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和消极的，人被笼罩在天命之下”变为“人向虎代表之自然的进取和斗争，人已摆脱了神化的桎梏，人性开始被重视。”5亦有学者从生产力的发展、“制器尚象”的造物原则及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政权更替统治者的意志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的演变原因。其得出结果便是以上原因“使青铜器渐渐从神坛走向了世俗化的生活，成为诸侯追求钟鸣鼎食的享乐生活器具。”6
上述文章都是从商周时期这个大背景中的青铜器纹饰入手来阐述其中思想文化的变革，究其原因，正如谢耀亭所说：商周之际是神性与人性间的变化，而春秋战国时期是在人性关怀下进行的挑战变化，后者对于前者来说只是大前提变化下的小前提变化。若没有商周时期思维质的突破，也不会有后来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重视。7因而众多学者都将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思想变革放在研究首位。
对战国青铜器人物画像纹研究的相关文章，多是侧重于对构图风格、纹饰特征的描述以及工艺技法的介绍。8而从战国时期青铜人物画像纹入手来剖析当时社会思想变化及人性回归的观点大多都散落于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 这个大背景讨论的文章中。总结其观点多为：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变革期和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自身的命运上，表现“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反映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的人物画像纹应运而生。
虽说春秋战国时期只是“小前提中的大变化”，但是它作为一个推动思想解放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反映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辉煌，不容忽略。以下，笔者将从战国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入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人性回归的体现。
二 人物画像纹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乐器由供祭神人、祖先的神器逐渐蜕变为豪门贵族在礼仪场合、家宴活动中用于享乐的生活器具。刻于其上的多为“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场面的纹饰称为人事画像纹。”9这种表现人们生活情景的图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至战国晚期仍存在。10它们已初步摆脱商代、西周时期图案纹饰对称和连续的表现手法，采用流畅的线条并结合绘画和雕刻技法，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的动态及各种场景。这类人物画像纹青铜器的工艺主要有刻纹、铸纹及嵌错纹三种，其中又以刻纹青铜器为多，刻纹即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利的小刀刻出图像，让纹饰的表达更加细致。11
人物画像纹采取的是写实的手法，等于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情景，综合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宴饮、弋射、狩猎、战争、采桑。这些纹饰中，有关宴饮、乐舞等贵族生活情景的图像自始至终存在，但有关战争的图像主要盛行于战国早期，而反映狩猎、弋射的图像则流行于战国早、中期。12
三 人物画像纹与人性回归
细看战国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虽然绘制区域不大且内容众多繁杂，但是不论是人物还是场景都描绘得非常细致。
战国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对于人们的生活、战争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亦可以说将细节具体到了人，头饰、服饰、姿态甚至是所持之物都被较为细腻地体现出来。商代青铜器上虽然也存在着人物纹饰，但这些人物被添加了兽角、兽耳、周身满饰花纹，以一种神秘诡异的形象出现。他们本身已非普通人类，而应是代表“神”的形象。周代的人物或动物纹因礼制的推广而趋向规范、统一，虽没有了前段的狞厉美，但也尚未完全具有后端写实主义的生气。13只有春秋末、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画像纹，让传统纹饰中的神秘性得到彻底的扫除，使人的形象摆脱了以往的被动与束缚，走向写实化和生活化。将人作为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人性回归的一种体现，亦是人们精神世界、思想观念演变的反映。
四 人物画像纹产生、流行原因分析
人物画像纹的流行，说明所谓神的艺术已变为人的艺术，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人文主义空前活跃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西周末期，周王室政治腐败，动摇了周朝的政治根基，不稳定因素大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迁都洛阳，东周开始。14此时，周王室势力日益衰弱，封国各自图强，在新秩序中争得自己的地位，并出现了不断兼并、争霸的局面。铜器人物画像纹便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早在春秋中晚期就已萌芽，但图案内容及装饰手法要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成熟。此类人物画像纹产生的原因，则有以下两大方面的要素。 （一）生产力的发展
大約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我国开始铸造并使用铁器。到春秋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情况较为普遍。铁器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它对开发山林、扩大耕地面积、发展水利和交通、提高工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铁制工具在青铜装饰工艺中的运用，使刻纹青铜器得以出现，也才能使人物画像纹达到繁盛。
此外，春秋时期牛耕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产力可以解放出来发展手工业。青铜铸造业便在此时大为普及，它已经不再集中于周王朝及其以外的少数地区，而是各个诸侯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15如此一来，各诸侯国便可因其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制作各具特色的纹饰，有别于周代纹饰的统一规范。人物画像纹亦成了区别地域文化的一种标志，如吴楚地区龙蛇崇拜盛行，因而捕蛇、戏蛇画面较多，神话巫术色彩浓厚;相比之下三晋地区就较注重社会生活场面，缺乏神话巫术，同时也最早出现战争题材。16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让反映地域文化的人物画像纹能够充分展现在青铜器上。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还导致了人口逐渐增加，西周时期一夫百亩的受田制渐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同时贵族们为了填满他们享乐生活的欲壑，也要求占有更多的土地。井田制逐渐消亡，庶民土地所有制出现，战国时期土地买卖和私有制相当盛行。17具有一定权力和财力的贵族拥有大量土地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此时的青铜器大多还是供上层贵族使用，他们出于精神目的需要，将宴乐、狩猎、弋射等反映其日常生活的图案装饰在青铜器上，以此来铭记他们的生活，彰显其身份地位。这种对奢华生活的炫耀，也是人物画像纹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使青铜铸造在工艺、区域及内容上都有所改变。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可以永被铭记，同时也希望这种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诸侯们将大场面的宴乐、攻战等反应真实生活的人物画像纹刻于青铜器上，以显其地位及实力。铸造工具的改进，为纹饰描绘的细致提供了基础;铸造区域的扩大使具有地域风格特色的纹饰产生。这一切改变都与生产力发展分不开。
（二）思想观念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与变化，社会的变化又决定了思想观念的变化。
商人信仰体系中的鬼神色彩最为浓厚，周人取代商后，对鬼神信仰已经显露出怀疑的心态，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事鬼神而远之”。春秋战国期间，鬼神的力量愈发遭人轻视，它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在一些先进的思想者那里，人成为神的主人。不仅沿袭自商人的祖先、鬼神被否定，周人立国后逐渐形成的天命观也被否定。因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进一步确认自身的能力，商周鬼神信仰体系由此崩溃。18
早在春秋时期，阶级关系中的等级结构由系统化趋于权力下移，作为低级贵族的士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个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力量，又掌握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地位逐渐上升。士阶层中出现了孔子、墨子等一些学术大师，亦或是“为王者师”、“为师傅卿相”的人，其所宣扬的重民轻天、重人轻神等理论成为社会思潮里面方兴未艾的潮流。这些典型的言论虽然没有否认天、神的存在，但人的地位却大为提高。同时，民、人价值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其与天、神的关系上，更表现在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春秋时期较为开明的统治者往往把民放在重要位置，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掌权者应当为民事而兢兢业业，否则就不会有好结果，即“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尽管当时的“民主”并非指民众当家作主，而是指掌权者能够为民做主，但对于民主负责，总比对天负责为神驱使的观念有了极大进步。19
战国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阶级关系急遽变化。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促使各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及变法。士阶层的壮大和各国礼贤下士之风的兴起让大国在变法中都将“选贤任能”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削弱旧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及贵族特权，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予有才能的人。人的价值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也从侧面发映出当时的人们相信国家的命运不再是掌握在上天手中，而是由人类自己去掌控。
上述思想的变革，使春秋战国时期人本主义思想逐渐加强，鬼神的信仰遭到轻视，那些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鬼神、礼制规范纹饰也定然会被摈弃。此时的人已摆脱了神化的桎梏，人性开始被重视。青铜器上人物画像纹的盛行，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不论是宴饮、狩猎、采桑还是战争纹样，都以人为主体，充分展示了人的魅力和蓬勃生气。若没有春秋战国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思想变革，人类自我意识便不会在此时高度觉醒，也就不会有青铜器纹饰风格的写实化、生活化。
五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决定了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变化，铁器的运用使刻纹得以产生;思想观念的变革决定了纹饰内容的变化，在这个大转型时期，人们对于自身的命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人为主角，反映诸侯宴乐、狩猎、战争等日常生活的人物画像纹出现，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青铜纹饰艺术已经从神的艺术回归到了人的艺术，人性得到了回归。
参考文献：
1.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商周青铜器纹饰与艺术》，河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3. 张英群：《试论河南战国青铜器的画像艺术》，《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
4. 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5. 李夏延：《关于图像纹铜器的几点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6. 陈春会：《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7. 胡守海：《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原因析》，《装饰》，2005年第3期。
8.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注：
1雷鸣：《中国青铜器铭文纹饰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王钰锋、胡慧：《从神坛走向生活——我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与纹饰演变原因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谢耀亭：《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4总结自谢耀亭：《从青铜器纹饰看上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谢耀亭：《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5杨文胜：《青铜纹饰上的先秦观念演变》，《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6李岩：《论商周时期青铜器作用及饰表意的演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杨文胜：《物化于商周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上的先秦思想观念及其转变》，《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孙修恩：《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
7谢耀亭：《从青铜器纹饰看上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
8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 1983年第2期;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李中扬：《青铜之光——简析宴乐渔猎攻战壶及其纹饰》，《湖北美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
9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1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7页。
11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 1983年第2期。
12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8页。
13杨文胜：《青铜纹饰上的先秦观念演变》，《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14张常勇：《商周青铜艺术身份认同功能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1页。
15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4页。
16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9頁。
18张常勇：《商周青铜艺术身份认同功能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5—116页。
19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2—913页。
作者简介：
冯雨程（1992—），女，上海博物馆，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关键词：战国;青铜纹饰;人物画像
青铜器纹饰在古代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产物，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观念、思想文化的变化。1商人尚鬼神，因而此时的青铜纹饰多是神秘怪异的饕餮纹、幻想动物纹;西周礼制制度产生并逐渐增强，纹饰以具有规范化、格式化的窃曲纹、环带纹为主。春秋时期，封国竞争，繁缛富丽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盛行。至战国早、中期，频繁的战争使人们对社会及自身的关注增加，纹饰越来越趋向生活化、平民化，人物画像纹也在此时得到发展。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纹饰变化反映思想观念变化的研究。
一 研究概况
有关青铜器纹饰与思想变化的研究文章中，谢耀亭在其研究中重点强调了“神性向人性回归”这个概念。作者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纹饰从商代到周代再至春秋战国的变化，并探析了各阶段思想变化的过程。他认为商周青铜器礼器纹饰的发展趋势是“从最初饕餮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性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再发展到凸显人性，完成了由神性向人性的回归。”3思想变化是“殷人尊神”至周人“以德配天”再至春秋战国时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重人思想。4杨文胜则引用了较多古籍文献来阐明青铜纹饰中的思想变化。他提出“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由神秘走向写实，人物与动物性纹饰和造型中的‘人’由被动走向主动，由配角转变为主角，这体现了由‘天合不僭’到 ‘天命靡常’，再到 ‘天道远，而人道迩’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一步一步形成和确立的过程。”而后，他以“虎噬人”和“刺虎图”为例，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被动和消极的，人被笼罩在天命之下”变为“人向虎代表之自然的进取和斗争，人已摆脱了神化的桎梏，人性开始被重视。”5亦有学者从生产力的发展、“制器尚象”的造物原则及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政权更替统治者的意志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的演变原因。其得出结果便是以上原因“使青铜器渐渐从神坛走向了世俗化的生活，成为诸侯追求钟鸣鼎食的享乐生活器具。”6
上述文章都是从商周时期这个大背景中的青铜器纹饰入手来阐述其中思想文化的变革，究其原因，正如谢耀亭所说：商周之际是神性与人性间的变化，而春秋战国时期是在人性关怀下进行的挑战变化，后者对于前者来说只是大前提变化下的小前提变化。若没有商周时期思维质的突破，也不会有后来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重视。7因而众多学者都将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思想变革放在研究首位。
对战国青铜器人物画像纹研究的相关文章，多是侧重于对构图风格、纹饰特征的描述以及工艺技法的介绍。8而从战国时期青铜人物画像纹入手来剖析当时社会思想变化及人性回归的观点大多都散落于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 这个大背景讨论的文章中。总结其观点多为：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变革期和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自身的命运上，表现“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反映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的人物画像纹应运而生。
虽说春秋战国时期只是“小前提中的大变化”，但是它作为一个推动思想解放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反映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辉煌，不容忽略。以下，笔者将从战国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入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人性回归的体现。
二 人物画像纹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乐器由供祭神人、祖先的神器逐渐蜕变为豪门贵族在礼仪场合、家宴活动中用于享乐的生活器具。刻于其上的多为“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和勇猛作战场面的纹饰称为人事画像纹。”9这种表现人们生活情景的图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至战国晚期仍存在。10它们已初步摆脱商代、西周时期图案纹饰对称和连续的表现手法，采用流畅的线条并结合绘画和雕刻技法，生动地描绘出人物的动态及各种场景。这类人物画像纹青铜器的工艺主要有刻纹、铸纹及嵌错纹三种，其中又以刻纹青铜器为多，刻纹即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利的小刀刻出图像，让纹饰的表达更加细致。11
人物画像纹采取的是写实的手法，等于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情景，综合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宴饮、弋射、狩猎、战争、采桑。这些纹饰中，有关宴饮、乐舞等贵族生活情景的图像自始至终存在，但有关战争的图像主要盛行于战国早期，而反映狩猎、弋射的图像则流行于战国早、中期。12
三 人物画像纹与人性回归
细看战国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虽然绘制区域不大且内容众多繁杂，但是不论是人物还是场景都描绘得非常细致。
战国青铜器上的这类纹饰，对于人们的生活、战争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亦可以说将细节具体到了人，头饰、服饰、姿态甚至是所持之物都被较为细腻地体现出来。商代青铜器上虽然也存在着人物纹饰，但这些人物被添加了兽角、兽耳、周身满饰花纹，以一种神秘诡异的形象出现。他们本身已非普通人类，而应是代表“神”的形象。周代的人物或动物纹因礼制的推广而趋向规范、统一，虽没有了前段的狞厉美，但也尚未完全具有后端写实主义的生气。13只有春秋末、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画像纹，让传统纹饰中的神秘性得到彻底的扫除，使人的形象摆脱了以往的被动与束缚，走向写实化和生活化。将人作为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人性回归的一种体现，亦是人们精神世界、思想观念演变的反映。
四 人物画像纹产生、流行原因分析
人物画像纹的流行，说明所谓神的艺术已变为人的艺术，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人文主义空前活跃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西周末期，周王室政治腐败，动摇了周朝的政治根基，不稳定因素大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迁都洛阳，东周开始。14此时，周王室势力日益衰弱，封国各自图强，在新秩序中争得自己的地位，并出现了不断兼并、争霸的局面。铜器人物画像纹便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早在春秋中晚期就已萌芽，但图案内容及装饰手法要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成熟。此类人物画像纹产生的原因，则有以下两大方面的要素。 （一）生产力的发展
大約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我国开始铸造并使用铁器。到春秋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情况较为普遍。铁器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它对开发山林、扩大耕地面积、发展水利和交通、提高工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铁制工具在青铜装饰工艺中的运用，使刻纹青铜器得以出现，也才能使人物画像纹达到繁盛。
此外，春秋时期牛耕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产力可以解放出来发展手工业。青铜铸造业便在此时大为普及，它已经不再集中于周王朝及其以外的少数地区，而是各个诸侯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15如此一来，各诸侯国便可因其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制作各具特色的纹饰，有别于周代纹饰的统一规范。人物画像纹亦成了区别地域文化的一种标志，如吴楚地区龙蛇崇拜盛行，因而捕蛇、戏蛇画面较多，神话巫术色彩浓厚;相比之下三晋地区就较注重社会生活场面，缺乏神话巫术，同时也最早出现战争题材。16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让反映地域文化的人物画像纹能够充分展现在青铜器上。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还导致了人口逐渐增加，西周时期一夫百亩的受田制渐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同时贵族们为了填满他们享乐生活的欲壑，也要求占有更多的土地。井田制逐渐消亡，庶民土地所有制出现，战国时期土地买卖和私有制相当盛行。17具有一定权力和财力的贵族拥有大量土地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此时的青铜器大多还是供上层贵族使用，他们出于精神目的需要，将宴乐、狩猎、弋射等反映其日常生活的图案装饰在青铜器上，以此来铭记他们的生活，彰显其身份地位。这种对奢华生活的炫耀，也是人物画像纹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使青铜铸造在工艺、区域及内容上都有所改变。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可以永被铭记，同时也希望这种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诸侯们将大场面的宴乐、攻战等反应真实生活的人物画像纹刻于青铜器上，以显其地位及实力。铸造工具的改进，为纹饰描绘的细致提供了基础;铸造区域的扩大使具有地域风格特色的纹饰产生。这一切改变都与生产力发展分不开。
（二）思想观念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与变化，社会的变化又决定了思想观念的变化。
商人信仰体系中的鬼神色彩最为浓厚，周人取代商后，对鬼神信仰已经显露出怀疑的心态，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事鬼神而远之”。春秋战国期间，鬼神的力量愈发遭人轻视，它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在一些先进的思想者那里，人成为神的主人。不仅沿袭自商人的祖先、鬼神被否定，周人立国后逐渐形成的天命观也被否定。因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进一步确认自身的能力，商周鬼神信仰体系由此崩溃。18
早在春秋时期，阶级关系中的等级结构由系统化趋于权力下移，作为低级贵族的士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个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力量，又掌握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地位逐渐上升。士阶层中出现了孔子、墨子等一些学术大师，亦或是“为王者师”、“为师傅卿相”的人，其所宣扬的重民轻天、重人轻神等理论成为社会思潮里面方兴未艾的潮流。这些典型的言论虽然没有否认天、神的存在，但人的地位却大为提高。同时，民、人价值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其与天、神的关系上，更表现在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上。春秋时期较为开明的统治者往往把民放在重要位置，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掌权者应当为民事而兢兢业业，否则就不会有好结果，即“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尽管当时的“民主”并非指民众当家作主，而是指掌权者能够为民做主，但对于民主负责，总比对天负责为神驱使的观念有了极大进步。19
战国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阶级关系急遽变化。各国之间的频繁战争，促使各国为争夺霸权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及变法。士阶层的壮大和各国礼贤下士之风的兴起让大国在变法中都将“选贤任能”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削弱旧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及贵族特权，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予有才能的人。人的价值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也从侧面发映出当时的人们相信国家的命运不再是掌握在上天手中，而是由人类自己去掌控。
上述思想的变革，使春秋战国时期人本主义思想逐渐加强，鬼神的信仰遭到轻视，那些流行于商周时期的鬼神、礼制规范纹饰也定然会被摈弃。此时的人已摆脱了神化的桎梏，人性开始被重视。青铜器上人物画像纹的盛行，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不论是宴饮、狩猎、采桑还是战争纹样，都以人为主体，充分展示了人的魅力和蓬勃生气。若没有春秋战国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思想变革，人类自我意识便不会在此时高度觉醒，也就不会有青铜器纹饰风格的写实化、生活化。
五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决定了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变化，铁器的运用使刻纹得以产生;思想观念的变革决定了纹饰内容的变化，在这个大转型时期，人们对于自身的命运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以人为主角，反映诸侯宴乐、狩猎、战争等日常生活的人物画像纹出现，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青铜纹饰艺术已经从神的艺术回归到了人的艺术，人性得到了回归。
参考文献：
1.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南商周青铜器纹饰与艺术》，河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3. 张英群：《试论河南战国青铜器的画像艺术》，《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
4. 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5. 李夏延：《关于图像纹铜器的几点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6. 陈春会：《商代青铜器宗教思想探析》，《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7. 胡守海：《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原因析》，《装饰》，2005年第3期。
8.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注：
1雷鸣：《中国青铜器铭文纹饰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3页。
2王钰锋、胡慧：《从神坛走向生活——我国古代青铜器造型与纹饰演变原因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谢耀亭：《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4总结自谢耀亭：《从青铜器纹饰看上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谢耀亭：《神性向人性的回归——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2期。
5杨文胜：《青铜纹饰上的先秦观念演变》，《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6李岩：《论商周时期青铜器作用及饰表意的演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杨文胜：《物化于商周青铜器造型与纹饰上的先秦思想观念及其转变》，《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孙修恩：《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
7谢耀亭：《从青铜器纹饰看上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9期。
8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 1983年第2期;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李中扬：《青铜之光——简析宴乐渔猎攻战壶及其纹饰》，《湖北美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
9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10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7页。
11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 1983年第2期。
12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8页。
13杨文胜：《青铜纹饰上的先秦观念演变》，《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14张常勇：《商周青铜艺术身份认同功能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1页。
15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4页。
16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9頁。
18张常勇：《商周青铜艺术身份认同功能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5—116页。
19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2—913页。
作者简介：
冯雨程（1992—），女，上海博物馆，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