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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最实际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看一个政党好坏，不是看说的如何，而是看做的如何。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作风优良，是新四军的特殊品质之一，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从组建那天起，新四军领导人就像“传宗接代”那样，把优良作风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来培育和传承。今天我们弘扬铁军精神，也要把传承新四军的优良作风作为根本来抓。
保持和发扬老红军革命特质
《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为什么要从北伐唱起？陈毅同志创作这一歌词时，写的是《十年》，歌词是字字珠玑，而新四军军歌两段歌词，却用了一段写历史，这是为什么？很明显，新四军领导人的良苦用心，是要大家铭记新四军的历史，明白新四军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从中感悟前辈的优良品质和光荣传统。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北抗联一起，被军事研究专家公认为共产党及领导的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最艰难时期。那时，“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在这种环境里战斗的红军游击队，“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正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使红军战士个个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红军的传统精神和作风，正是作为后来者的新四军要传承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新四军的领导人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高度重视传承和发扬红军游击队的光荣传统，把这作为建军的头等大事来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特别强调发扬光荣传统，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时说：“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使我军能够以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革命军队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几年里，召开了两次政工会议，都对发扬红军优良传统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政治部还专门编发了教材《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官兵发扬优良传统的意识，军部还把“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分别作为第一团到第八团的代号，如一团叫“保团”，二团叫“持团”，六团叫“良团”等等，可谓匠心独具，用心良苦！
新四军领导高度重视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代军长陈毅在党的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铁的党军的目标，他指出：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反对一切不良现象，保持和发扬革命特质，保持和加强新四军的阶级性、党派性。
为此，新四军始终高度重视抓好全军的思想教育，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增强教育效果，为部队培植和保持优良风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人民是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明确指明了新四军是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陈毅同志曾说新四军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意思是新四军是一支真正人民的军队。他在《梅岭三章》中曾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他还不停地告诫新四军官兵：要“时刻记住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替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还在一次会上严肃地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生活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新四军，与人民群众就是鱼与水、瓜与秧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新四军的衣食住行、生存发展、行军打仗等，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扶持，新四军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八年，党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始终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新四军各级领导，也始终把与群众打成一片作为根本来抓。新四军老战士饶子健回忆说：“当时，我们给养主要靠自筹，靠人民群众，记得有一段时间是靠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才使我们渡过难关的。”第六师十八旅的顾复生同志有一次接受几名外国记者采访，记者拿着地图指着上海市郊问顾：“这个地方没有山，你们怎么对付敌人呢？”顾从容地回答说：“这些地方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打日本的。”
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老百姓的衷心拥护。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战斗非常频繁，但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利益、做好事。日军刚占领华中时，各地杂牌武装、地痞土匪成灾，以“抗日”名义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新四军每到一地，首先打日寇，清除欺压百姓的土匪武装，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戴。同时，遵守群众纪律，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陈毅率部队到达阜宁时，农村十室九空。他立即派民运工作队下乡组织民众渡饥荒，通过向地主借粮、自救等办法，安顿了断粮户。彭雪枫率游击支队到达皖北，对部队提出“五不走”的要求：水缸不挑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归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被淮北人民誉为“天下闻名第一军”。
为了防止部队有人损害人民利益，影响军队形象，新四军制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他们根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实际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人和事，严格处罚。第一支队机关一炊事员奸污了一名妇女，尽管当事人是位老红军战士，陈毅仍然决定执行枪决。苏中军区一名战士站岗时抄了一个挑海渣的农民腰包，搜去了100元储备票子，粟裕毫不客气地叫部队压赴刑场枪毙。领导干部遇到有损群众利益的事，同样要执行纪律。粟裕的战马啃了农民的枇杷树，马上赔偿道歉；黄克诚的马吃了农民的麦苗，不仅批评了马夫，还向农民道歉赔偿。正是严格执行了纪律，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建设清正廉洁的军队和政府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不仅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且还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后方流油”，逐步失去民心。于此根本不同，新四军及根据地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清正廉洁，不断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首先把清正廉洁的规矩立起来。建章立制是保证清正廉洁形象的关键一环。为此，各部队、各根据地制定下发了许多指示、决定、条例等，以《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最普遍。依照这一《条例》，在淮海区，贪污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3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下徒刑；在皖江区，先是规定贪污300元以上者处死刑，后改为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在淮北区，贪污500元以上者处死刑，等等。
其次是把军队和政府的清正形象树起来。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府是按照“三三制”建起来的人民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形象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为人民办实事。盐阜区海啸频发，危及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39年夏发生海啸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拨款修堤，预计挖土20多万方，需工银19万元，但他们只挖土5万方不到，却呈报11.2万余元，还偷工减料，修的大堤一冲即破，淹死数万人。1940年10月新四军到达盐阜后，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决定支援阜宁县抗日政府修堤。开工后，新四军第三师将新购军粮全数接济民工，官兵还和民工一起劳动。县长宋乃德（第三师前身八路军第五纵队供给部长），抱病冒雨在工地指挥。到1941年7月底，全长90华里的海堤修成，被命名为“宋公堤”。之后，政府公布了整个修堤帐，无一浪费，无一贪污。
把惩恶扬善的利剑举起来。依据法律条例，对贪污腐败分子予以严惩。津浦路东六合县移居乡乡长钟某贪污受贿淮南币120元，查实报批后，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苏中税务第四分局主任邢某贪污4000余元，师特务营营长李某贪污1000元，三分区有三个干部贪污，都被执行枪决；皖江有位管理员贪污10块银元，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无为县榆村合作社有三个干部合伙贪污20余万元，除退赔外，还分别判处5年至3个月的徒刑。
邓子恢1941年1月14日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民主政府可算已实现了廉洁政治。这与过去顽固派政权之公然舞弊，贿赂横行，以贪污为能事，以清廉为傻子的龌龊现象不啻有天壤之别。”“所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澄而不清的吏治。而现在我们却于几个月间，杜绝了贪污现象，澄清了污浊的吏治，当然还不免有个别的贪污分子，但经过我们严办，已在日趋消灭。现在可以说，民主政府里已建立了公正廉洁的作风，贪污现象一般的已经没有了。”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是新四军的生活常态，对他们来说是苦惯了，并且官兵都一样苦。
项英说：“我们新四军不畏任何困难，只要能战胜敌人，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劳都能耐。艰苦奋斗，是我们锻炼的传统精神，吃得苦，耐得劳，是我们的本领。”
陈毅说：新四军遇到的艰苦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师的老同志回忆：粮食缺乏，“战士每天只能吃一顿发霉的红薯，谷糠窝头，盐拌辣椒，清水稀汤。几个月不发津贴，同志们缺鞋少袜……我们宁愿吃草，也不能同灾民争粮。各个连队党员带头，上树捋榆叶，摘柳絮，一天每人只吃两碗稀汤。”
刘少奇同志视察第三师部队后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6月穿棉衣，12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拿老百姓的东西。
薛暮桥、谢云晖一起回忆皖南教导队的生活：每间房子上下大通铺，用稻草作垫……一概铺稻草、麦秸、秫秸、玉米秸，睡通铺，盖得很少……海外华侨捐赠新四军一批军毯，军部军需处把每条军毯裁成两半，每人发半条御寒……
“艰苦”是生存状态，“奋斗”才是精神状态。艰苦是为了奋斗，正因为新四军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所以才甘愿吃苦、不怕艰苦、想方设法战胜艰苦的。什么叫“奋斗”？毛泽东主席说，奋斗就是要“发扬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项英也说：“宁作英勇牺牲，决不苟延残喘，这是我们斗争的精神。”奋斗以歼灭日寇，奋斗以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奋斗以战胜困难、壮大自己等等，这就是新四军的奋斗史。
通过奋斗来解决遇到的困难。首先广泛开展节约运动。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为节约而率先改进制服，将单军服去掉翻领改直领，去掉两个口袋和停用绑腿布，减掉军帽上的围圈，将中式军裤改掉宽大的裤腰等。其次是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按五分之三的原则缩编；根据地抗日政府也都大大减少脱产人员。再次，自力更生解决武器装备制造修理问题。各师都建有枪械制造厂、修理厂等。第四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改善部队生活。从军部到各师旅机关、基层连队，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办起了织布厂、棉花厂、染布厂、卷烟厂等等，既繁荣了地方经济，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
新四军领导干部个个是作风优良的典范
项英带头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一个月只拿4元津贴费。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时，项英用自己的津贴费招待，他要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3元钱，并交代说从下月津贴费中扣除。
军长叶挺临危受命，忍辱负重。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和高官厚禄的引诱，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浩然正气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世人心中立下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少奇以党性强、修养好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全军将士及广大党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淮北指导工作时，要求自己的伙食和其他干部一样，“不搞特殊照顾”。
陈毅同志以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闻名。他模范执行群众纪律，东进江南时多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1940年1月陈毅和张茜在水西村结婚时，就是两个喜字一碗面，稻草铺的床。
粟裕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在苏中根据地，老百姓送给他鸡蛋，每一次他都坚持付钱并给重伤员吃。官兵给他归纳为“四不讲究”：一不讲究吃，二不讲究穿，三不讲究行，四不讲究住。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部挺进阜宁县益林镇大王庄时，下令部队“一不准敲群众家门，二不准动群众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惊醒群众。”指战员全部分散到群众房前屋后和草堆避风露宿。当时天寒地冻，黄克诚身体不好，黄的妻子唐棣华还带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警卫员因此请示黄到一庄户人家借宿，被黄克诚拒绝，两口子带着孩子找个草堆依偎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村民出门，见此情景十分感动，纷纷把指战员引进屋。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艰苦朴素出了名。他负过伤，患有严重胃病，因吃红薯产生胃酸而经常发作，但仍和大家一样，顿顿吃红薯、黑窝窝头和清水汤。有一次因胃疼厉害吃不下饭，炊事员做了碗面条送过去，结果受到严厉批评。
作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
新四军以优良的形象和作风，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胜利。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新四军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首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新四军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人民最热烈的欢迎，端茶送水，做饭腾房等，可以说无微不至。作战前，群众帮助侦察带路；作战中，群众冒着枪林弹雨送饭送水，运送照顾伤员；战后，群众把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鸡蛋，过年杀的肥猪等，都毫不保留地送到部队慰问。不少家庭为了掩护新四军，全家献出了生命。新四军1945年攻打淮阴城时，6万支前民工自发支援，奋战三天两夜，挖出一条33里长的排水沟，赶在攻城前把淮阴城壕内的水统统放光，为新四军攻城创造了条件。“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战八年，源源不断的兵源输送到新四军部队。云岭妇抗会主任张素莲家11口人，除80岁的婆婆和一个婴儿外，8人都参加了新四军。
其次赢得了民主人士的支持。华中各地的民主人士大都见多识广，德高望重。他们信任新四军，主要是他们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他们自发地向新四军建言献策，捐献钱物，有的向抗属献田。新四军刚到盐阜地区时，人们包括开明士绅对他们还是疑虑重重。为了做群众的工作，陈毅、刘少奇召开一次由当地文化名人和著名士绅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陈毅、刘少奇介绍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新四军作战情况。尤其是与会人员看到陈、刘和战士们一样穿灰色旧军装，脚着布鞋，陈毅军长穿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吃饭也和大家一样吃杂粮、山芋、南瓜，于是由疑虑转为佩服。民主人士庞友兰说：“过去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此次真是不虚此行，大开眼界。真是如酒解酲，如梦初醒，如坐春风、如沾雨露。”
再就是感动了敌军和友军。在新四军的感召下，伪军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投诚反正；国民党军一部分也投向新四军旗帜下。尤其是一些被俘的日本兵，自愿加入新四军，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阁布合作的《根据地人民的觉悟》认为，共产党的主要责任是把农民和军队融为一体，如果你真正把群众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意见，给予他权力，再帮助他耕种土地、收割庄稼，为他们消灭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会忠于这支军队和领导他的党。
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1942年到苏中、苏北根据地考察时对采访记者说：“真使人兴奋极了！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是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坚定了。”
著名文学家阿英在《岳武穆与共产党》一文中，叙述他在阜宁会到某硕耆并与他谈话的情景，这位硕耆引用岳武穆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共产党真能做到这样，怎能不得天下呢！”
作风优良，是新四军的特殊品质之一，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从组建那天起，新四军领导人就像“传宗接代”那样，把优良作风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来培育和传承。今天我们弘扬铁军精神，也要把传承新四军的优良作风作为根本来抓。
保持和发扬老红军革命特质
《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为什么要从北伐唱起？陈毅同志创作这一歌词时，写的是《十年》，歌词是字字珠玑，而新四军军歌两段歌词，却用了一段写历史，这是为什么？很明显，新四军领导人的良苦用心，是要大家铭记新四军的历史，明白新四军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从中感悟前辈的优良品质和光荣传统。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北抗联一起，被军事研究专家公认为共产党及领导的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最艰难时期。那时，“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在这种环境里战斗的红军游击队，“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正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使红军战士个个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红军的传统精神和作风，正是作为后来者的新四军要传承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新四军的领导人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高度重视传承和发扬红军游击队的光荣传统，把这作为建军的头等大事来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特别强调发扬光荣传统，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时说：“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使我军能够以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革命军队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几年里，召开了两次政工会议，都对发扬红军优良传统作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政治部还专门编发了教材《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官兵发扬优良传统的意识，军部还把“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分别作为第一团到第八团的代号，如一团叫“保团”，二团叫“持团”，六团叫“良团”等等，可谓匠心独具，用心良苦！
新四军领导高度重视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代军长陈毅在党的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铁的党军的目标，他指出：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反对一切不良现象，保持和发扬革命特质，保持和加强新四军的阶级性、党派性。
为此，新四军始终高度重视抓好全军的思想教育，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增强教育效果，为部队培植和保持优良风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人民是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明确指明了新四军是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陈毅同志曾说新四军是“突破历史的、古今稀有的新型军队”，意思是新四军是一支真正人民的军队。他在《梅岭三章》中曾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他还不停地告诫新四军官兵：要“时刻记住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替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还在一次会上严肃地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生活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新四军，与人民群众就是鱼与水、瓜与秧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新四军的衣食住行、生存发展、行军打仗等，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扶持，新四军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八年，党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始终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新四军各级领导，也始终把与群众打成一片作为根本来抓。新四军老战士饶子健回忆说：“当时，我们给养主要靠自筹，靠人民群众，记得有一段时间是靠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才使我们渡过难关的。”第六师十八旅的顾复生同志有一次接受几名外国记者采访，记者拿着地图指着上海市郊问顾：“这个地方没有山，你们怎么对付敌人呢？”顾从容地回答说：“这些地方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打日本的。”
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老百姓的衷心拥护。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战斗非常频繁，但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利益、做好事。日军刚占领华中时，各地杂牌武装、地痞土匪成灾，以“抗日”名义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新四军每到一地，首先打日寇，清除欺压百姓的土匪武装，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戴。同时，遵守群众纪律，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陈毅率部队到达阜宁时，农村十室九空。他立即派民运工作队下乡组织民众渡饥荒，通过向地主借粮、自救等办法，安顿了断粮户。彭雪枫率游击支队到达皖北，对部队提出“五不走”的要求：水缸不挑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归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被淮北人民誉为“天下闻名第一军”。
为了防止部队有人损害人民利益，影响军队形象，新四军制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他们根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实际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对违反群众纪律的人和事，严格处罚。第一支队机关一炊事员奸污了一名妇女，尽管当事人是位老红军战士，陈毅仍然决定执行枪决。苏中军区一名战士站岗时抄了一个挑海渣的农民腰包，搜去了100元储备票子，粟裕毫不客气地叫部队压赴刑场枪毙。领导干部遇到有损群众利益的事，同样要执行纪律。粟裕的战马啃了农民的枇杷树，马上赔偿道歉；黄克诚的马吃了农民的麦苗，不仅批评了马夫，还向农民道歉赔偿。正是严格执行了纪律，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建设清正廉洁的军队和政府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不仅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且还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后方流油”，逐步失去民心。于此根本不同，新四军及根据地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清正廉洁，不断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首先把清正廉洁的规矩立起来。建章立制是保证清正廉洁形象的关键一环。为此，各部队、各根据地制定下发了许多指示、决定、条例等，以《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最普遍。依照这一《条例》，在淮海区，贪污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3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下徒刑；在皖江区，先是规定贪污300元以上者处死刑，后改为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在淮北区，贪污500元以上者处死刑，等等。
其次是把军队和政府的清正形象树起来。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府是按照“三三制”建起来的人民政府。军队和政府的形象好不好，关键看能不能为人民办实事。盐阜区海啸频发，危及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39年夏发生海啸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拨款修堤，预计挖土20多万方，需工银19万元，但他们只挖土5万方不到，却呈报11.2万余元，还偷工减料，修的大堤一冲即破，淹死数万人。1940年10月新四军到达盐阜后，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决定支援阜宁县抗日政府修堤。开工后，新四军第三师将新购军粮全数接济民工，官兵还和民工一起劳动。县长宋乃德（第三师前身八路军第五纵队供给部长），抱病冒雨在工地指挥。到1941年7月底，全长90华里的海堤修成，被命名为“宋公堤”。之后，政府公布了整个修堤帐，无一浪费，无一贪污。
把惩恶扬善的利剑举起来。依据法律条例，对贪污腐败分子予以严惩。津浦路东六合县移居乡乡长钟某贪污受贿淮南币120元，查实报批后，召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苏中税务第四分局主任邢某贪污4000余元，师特务营营长李某贪污1000元，三分区有三个干部贪污，都被执行枪决；皖江有位管理员贪污10块银元，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无为县榆村合作社有三个干部合伙贪污20余万元，除退赔外，还分别判处5年至3个月的徒刑。
邓子恢1941年1月14日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民主政府可算已实现了廉洁政治。这与过去顽固派政权之公然舞弊，贿赂横行，以贪污为能事，以清廉为傻子的龌龊现象不啻有天壤之别。”“所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澄而不清的吏治。而现在我们却于几个月间，杜绝了贪污现象，澄清了污浊的吏治，当然还不免有个别的贪污分子，但经过我们严办，已在日趋消灭。现在可以说，民主政府里已建立了公正廉洁的作风，贪污现象一般的已经没有了。”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是新四军的生活常态，对他们来说是苦惯了，并且官兵都一样苦。
项英说：“我们新四军不畏任何困难，只要能战胜敌人，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劳都能耐。艰苦奋斗，是我们锻炼的传统精神，吃得苦，耐得劳，是我们的本领。”
陈毅说：新四军遇到的艰苦是“前所未有的”。第三师的老同志回忆：粮食缺乏，“战士每天只能吃一顿发霉的红薯，谷糠窝头，盐拌辣椒，清水稀汤。几个月不发津贴，同志们缺鞋少袜……我们宁愿吃草，也不能同灾民争粮。各个连队党员带头，上树捋榆叶，摘柳絮，一天每人只吃两碗稀汤。”
刘少奇同志视察第三师部队后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6月穿棉衣，12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拿老百姓的东西。
薛暮桥、谢云晖一起回忆皖南教导队的生活：每间房子上下大通铺，用稻草作垫……一概铺稻草、麦秸、秫秸、玉米秸，睡通铺，盖得很少……海外华侨捐赠新四军一批军毯，军部军需处把每条军毯裁成两半，每人发半条御寒……
“艰苦”是生存状态，“奋斗”才是精神状态。艰苦是为了奋斗，正因为新四军要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所以才甘愿吃苦、不怕艰苦、想方设法战胜艰苦的。什么叫“奋斗”？毛泽东主席说，奋斗就是要“发扬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项英也说：“宁作英勇牺牲，决不苟延残喘，这是我们斗争的精神。”奋斗以歼灭日寇，奋斗以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奋斗以战胜困难、壮大自己等等，这就是新四军的奋斗史。
通过奋斗来解决遇到的困难。首先广泛开展节约运动。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为节约而率先改进制服，将单军服去掉翻领改直领，去掉两个口袋和停用绑腿布，减掉军帽上的围圈，将中式军裤改掉宽大的裤腰等。其次是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按五分之三的原则缩编；根据地抗日政府也都大大减少脱产人员。再次，自力更生解决武器装备制造修理问题。各师都建有枪械制造厂、修理厂等。第四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改善部队生活。从军部到各师旅机关、基层连队，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办起了织布厂、棉花厂、染布厂、卷烟厂等等，既繁荣了地方经济，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
新四军领导干部个个是作风优良的典范
项英带头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一个月只拿4元津贴费。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时，项英用自己的津贴费招待，他要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3元钱，并交代说从下月津贴费中扣除。
军长叶挺临危受命，忍辱负重。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和高官厚禄的引诱，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浩然正气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世人心中立下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少奇以党性强、修养好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全军将士及广大党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淮北指导工作时，要求自己的伙食和其他干部一样，“不搞特殊照顾”。
陈毅同志以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闻名。他模范执行群众纪律，东进江南时多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1940年1月陈毅和张茜在水西村结婚时，就是两个喜字一碗面，稻草铺的床。
粟裕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在苏中根据地，老百姓送给他鸡蛋，每一次他都坚持付钱并给重伤员吃。官兵给他归纳为“四不讲究”：一不讲究吃，二不讲究穿，三不讲究行，四不讲究住。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部挺进阜宁县益林镇大王庄时，下令部队“一不准敲群众家门，二不准动群众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惊醒群众。”指战员全部分散到群众房前屋后和草堆避风露宿。当时天寒地冻，黄克诚身体不好，黄的妻子唐棣华还带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警卫员因此请示黄到一庄户人家借宿，被黄克诚拒绝，两口子带着孩子找个草堆依偎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村民出门，见此情景十分感动，纷纷把指战员引进屋。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艰苦朴素出了名。他负过伤，患有严重胃病，因吃红薯产生胃酸而经常发作，但仍和大家一样，顿顿吃红薯、黑窝窝头和清水汤。有一次因胃疼厉害吃不下饭，炊事员做了碗面条送过去，结果受到严厉批评。
作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
新四军以优良的形象和作风，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胜利。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新四军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首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新四军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人民最热烈的欢迎，端茶送水，做饭腾房等，可以说无微不至。作战前，群众帮助侦察带路；作战中，群众冒着枪林弹雨送饭送水，运送照顾伤员；战后，群众把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鸡蛋，过年杀的肥猪等，都毫不保留地送到部队慰问。不少家庭为了掩护新四军，全家献出了生命。新四军1945年攻打淮阴城时，6万支前民工自发支援，奋战三天两夜，挖出一条33里长的排水沟，赶在攻城前把淮阴城壕内的水统统放光，为新四军攻城创造了条件。“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战八年，源源不断的兵源输送到新四军部队。云岭妇抗会主任张素莲家11口人，除80岁的婆婆和一个婴儿外，8人都参加了新四军。
其次赢得了民主人士的支持。华中各地的民主人士大都见多识广，德高望重。他们信任新四军，主要是他们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他们自发地向新四军建言献策，捐献钱物，有的向抗属献田。新四军刚到盐阜地区时，人们包括开明士绅对他们还是疑虑重重。为了做群众的工作，陈毅、刘少奇召开一次由当地文化名人和著名士绅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陈毅、刘少奇介绍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新四军作战情况。尤其是与会人员看到陈、刘和战士们一样穿灰色旧军装，脚着布鞋，陈毅军长穿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吃饭也和大家一样吃杂粮、山芋、南瓜，于是由疑虑转为佩服。民主人士庞友兰说：“过去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此次真是不虚此行，大开眼界。真是如酒解酲，如梦初醒，如坐春风、如沾雨露。”
再就是感动了敌军和友军。在新四军的感召下，伪军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投诚反正；国民党军一部分也投向新四军旗帜下。尤其是一些被俘的日本兵，自愿加入新四军，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阁布合作的《根据地人民的觉悟》认为，共产党的主要责任是把农民和军队融为一体，如果你真正把群众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意见，给予他权力，再帮助他耕种土地、收割庄稼，为他们消灭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会忠于这支军队和领导他的党。
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1942年到苏中、苏北根据地考察时对采访记者说：“真使人兴奋极了！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是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坚定了。”
著名文学家阿英在《岳武穆与共产党》一文中，叙述他在阜宁会到某硕耆并与他谈话的情景，这位硕耆引用岳武穆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共产党真能做到这样，怎能不得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