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欧元区的危机管理或许最终也会导致分裂。
　　
　　 本次金融危机促使人们进行了若干历史对比，特别是拿它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作比较。我想拿欧元区危机与另一个历史事件做个对比，那就是在1618年至1648年令中欧惨遭蹂躏的“三十年战争”。
　　 欧元区危机和那场可怕的战争都发生在实力平衡突然出现改变的背景之下；它们都是由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引发的；最终都变得极其复杂。此外，这两大事件都以地区实力平衡突然改变为标志。1618年前，神圣罗马帝国分为天主教选帝侯领地和新教选帝侯领地，二者的面积大致相当。1617年，当信奉天主教的斐迪南（Ferdinand，当时的七位选帝侯之一）即位波希米亚国王后，实力平衡发生了改变，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休战期”随之终结。一年后，叛乱群众将斐迪南的几名顾问抛出窗外，战争正式爆发。这起历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抛窗事件”成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首阶段交战的导火索。随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失控。
　　 欧元区在过去五年间同样经历了一场内部实力平衡的改变，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超出了其它国家。欧元区危机同样由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事件引发：它的一个外围小国发生了财政危机。这场危机同样在主要为新教的北部国家和天主教/东正教南部国家之间引爆了更广泛的经济矛盾。当欧元区如今的统治者们去年12月在布鲁塞尔开会、准备签署现代版的和约时，一股逆流扰乱了他们的计划。这股逆流源自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矛盾，即英国与欧洲其余国家之间的纷争。所以，最终出炉的不是一项和约，而是两个相互重叠又相互作用的矛盾。欧洲的复杂性再一次发展到荒诞的地步。
　　 我不想过于夸大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1618年至1648年间，日耳曼地区的人口因这场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减少了20%至45%。今天发生在欧元区的事件并不是战争，也不大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且，我也并不认为这场危机会持续三十年。
　　 二者之间还有其它显著差异。没有人再为土地发动战争。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的毋庸置疑的一项成就是，冲突已演化为峰会期间午夜时分的戏剧性争论，这些争论恰好构成了布鲁塞尔政治生活的核心。我们显然是进步了。
　　 但同以往那些时代相比，未曾改变的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之间、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深层次文化冲突。数十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未能终结这种根本性的不信任。这也是欧洲人为什么会建立了这样一个失衡到离谱地步的货币联盟。它的规则并不是理性化经济论证的结果，而是为了减轻德国人由来已久的疑虑。
　　 令我感到最为不安的，是“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方式与欧洲政治领导人解决当下这场危机的方式之间的类似之处。1648年，西班牙和荷兰结束了两国间长达80年的交战。荷兰宣告独立。在随后签署的和约中，日耳曼新教徒重获权势。作为交换条件，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成为独立国家，后者在半个世纪后演变为普鲁士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则作为一个空架子又存续了150年左右，而后正式解体。
　　 眼下欧元区的危机管理或许最终也会导致分裂。我认为，以下三种情形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一个拥有共同债务工具的政治联盟；靠实施长期性紧缩来维持现状；解体。
　　 无论选择哪种结果，都可能造成一种不稳定的均势。政治联盟无疑会化解这场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危机，但它可能会削弱民主合法性，从而破坏自身的稳定。至于欧元区解体，往坏了想，它将毁掉欧盟(EU)本身；往好了想，它将使我们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局面。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的签署为“三十年战争”划上了句号。“三十年战争”表明，我们欧洲人在作出那些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方面拖得太久了。
　　 作者系国际著名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