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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婆婆的夫家长辈地位在新时期开始松动，媳妇对她们的态度呈现出多种现代样式，也正是这些样式构成了近年来家庭伦理的“新婆媳形象”。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刚进入全球化的时期，西方文化把以共同体为主导人际关系的韩国传统转变为重视个人、私人空间等现代观念的社会，并将社会基本结构从大家庭拆解为核心家庭。这种情况之下最疏离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女人。韩国作家朴婉绪的《黄昏》里主要结构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朴婉绪《黄昏》的分析，来研究在资本主义之下歪曲的女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关键词：新婆媳形象 老女人 朴婉绪 《黄昏》
伴随着“男女平等”的社会潮流和大家庭的解体、小家庭的出现以及人权的完善，中国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绝大多数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不再将人身依附于夫家，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战战兢兢，不再受苦任人摆布。她们有经济来源、社会地位和交际圈子，她们开始享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权利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婆婆的夫家长辈地位在新时期开始松动，甚至崩塌。婆婆对于媳妇而言，除了是丈夫的母亲之外，没有了任何附加意义。对于这个既没有血缘关系，又没有养育之恩的“母亲”，媳妇对她们的态度呈现出多种现代样式。也正是这些样式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新婆媳形象”。传统的婆媳形象在近年来的中国家庭剧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刚进入全球化的时期，西方文化、事物流入。西方文化把以共同体为主导人际关系的韩国传统转变为重视个人、私人空间等现代观念的社会，并将社会基本结构从大家庭拆解为核心家庭。这种情况之下最疏离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女人。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以大家庭为主共同生活，但是老了之后对子女、孙子孙女感到疏离。这不仅引起了外在冲突，而且引起了内在紧张。对新旧事物理解的分歧、对新旧文化接受态度的不同，成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紧张、冲突、矛盾都是当代的婆媳关系为主题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结构。{1}
韩国著名作家朴婉绪的小说《黄昏》的主要结构也是如此。媳妇把婆婆叫作老人而不是母亲，这表现了她对婆婆心理上的距离感。媳妇是冷漠、主观性很强的新时代人物，她是以旧时代、新时代的二分法思考的人。婆婆年轻的时候，她的婆婆胸口疼，这时年轻的她把手放在婆婆胸口按摩，很快胸口疼就有所缓和了。这件事给年轻的婆婆留下了温暖的记忆，因此她老了之后也渴望关爱。不知是否是历史重演，她也胸口隐隐作痛，而她感受到的疏离感就由胸口疼引出。婆婆让儿子摸摸自己的心窝的要求是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寡妇活下来的她渴求关爱、期盼慰藉的呼唤，是人的基本需求的一种表达，但是媳妇跟自己朋友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却把婆婆的“胸口疼”看作是性欲不满的表现，婆婆感到愤怒却无可奈何。小说通过婆媳的紧张关系，描写了从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过程中引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产生的疏离乃至断绝感。
如果过去论述的婆媳关系紧张是女性欲望被父权制压抑而歪曲的表现，那么在此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则在于传统大家庭观念的旧时代和在激变的现代化中形成核心家庭观念的新时代之间的冲突。大部分作品里，老人跟已婚的子女住在一起的时候，紧张关系会变得愈加明显激烈。在此可以看到，转变为核心家庭过程当中，老人的地位退到次等，价值变低。与此相反，媳妇的地位变高，这一转变过程引起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婆媳关系小说的基本结构。并且，儿子往往站在媳妇立场维护她，从而使老人更感到疏离，就像《黄昏》里的老人一样。孩子不再那么重视父母，与此相反，年迈的父母则把孩子当作晚年的依靠，这样两代人之间对彼此关系定义的错位，反映了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的差异。在传统宗族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过渡期，两种结构扭结之间存在着缝隙，生活于这一时期的两代人之间思考方式、感情交流方式都有差异。其实在过去的家庭中也存在着父母与子女的代沟，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生活上密切往来产生的情感羁绊，往往能够消化这些矛盾，然而，到了当代，由于对个人空间、情感的重视，加之核心家庭观念的影响，这样由情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矛盾的传统方式，就不再奏效，反而因这种失效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朴婉绪在《黄昏》里探究了个人和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沦丧的过程，从而描写了人的精神崩溃。作家在小说里剖析了婆媳之间的心理冲突、新时代背景下传统伦理失效的状态和时代的疏离感。而且，还委婉地批判了弗洛伊德从性的观点解释所有现象的方法。老母亲让儿子摸摸自己的胸口，是长期独居的寡母对人情抚慰的渴望，这本是正常人的情感欲望，但是却被媳妇歪曲为性欲不满的病症，因此母亲感到愤怒与疏离。现代社会核心家庭加速了时代和时代之间的断裂，两代人之间思考方式和感情交流方式都不一样。这样的断裂在以情感能维持关系的传统家庭里不断深化，成为难以改变的趋势。孩子离开自己，又被媳妇误解，这使老母亲感受到双重的心理创伤。老母亲在自己的人生中丧失了存在感，因变成家庭负担而引发的疏离感都在《黄昏》里通过她内心的悲伤之情来描写，从而提醒我们“宽容和爱”的必要。《黄昏》里的媳妇不是传统媳妇，她是有工作的新女性，她自然要向封建的那一套老传统发起挑战。她的不满情绪可以在婆婆面前一览无余，她可以说出对婆婆的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家庭伦理中的媳妇，虽然也要对婆婆尊敬，但已不再是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形象。这些动作虽然不大，但却是新时期媳妇在家庭中地位升高的直接表现。儿子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左右平衡。婆婆向儿子说胸口疼想让他摸一摸，想以此感受亲情的温暖，却因此引发事端，生出委屈和无奈。婆婆成为寡妇后，入住儿子家，但与传统家庭不同的是，婆婆并未因身为母亲和长辈而成为家庭中的女主人，相反却成为客居者。客居婆婆，锐气大减。没有经济来源的婆婆，只能依附在儿子家，度过余生。这篇小说里婆婆仅有的一点儿锐气因为“寄人篱下”的身份而随之消失。
在此我们看到，之前父权制下歪曲的女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也仍在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转型，人情淡漠，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媳强婆弱”的出现也屡见不鲜，而这也成为产生家庭矛盾的根源。在当下，妻子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都与丈夫相当，同时婆婆没有经济来源或者收入较低，需要依赖小家庭的供养或援助才能正常生活。从而我们可知，媳妇地位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母性神话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女性独立。一个家庭内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还依然存在，不同的只是父权制下的恶婆婆形象转换为产业化之下缺乏人性的恶媳妇形象而已。《黄昏》里以“老女人”称呼婆婆，以此来反思、否定、批判加诸其上的“规范理想”。小说里的老女人其实不是老女人，而是被年轻媳妇塑造出来的。婆婆的一切自然行为逐一被干涉、规训而成为老女人，显示了“老女人”这一角色从无到有的过程。被媳妇强调称呼为“老女人”以后，“老女人”被迫扮演“老女人”，因为这就是被规训的性别角色的行为。下面的一段话，明显表现了年轻女人呼喊老女人和老女人扮演被规训的性别角色的过程。
“年轻女人觉得有意思的故事，对老女人来说也同样有意思，年轻人感到愤怒的问题，对老女人来说也愤怒。老女人不用努力、不要假装也能自然跟上年轻女人的兴奋、悲伤、希望。老女人藏身参加于电话里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奇怪自己为什么是老女人。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被孤立，也没有理由遭到特殊对待。”{2}
之所以婆婆要扮演这一女性角色，哪怕是个并非所愿的“老女人”，是因为她怕老了以后一个人活下去，所以她追求的人生是附属于压抑性别规范的人生，从而揭露了女性这一生都因为性别意识形态的压抑与规训而不能主宰自己人生的痛苦。上述可知，朴婉绪小说里女性人物的性别扮演角色起源于想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不安而达到维持安定人生、恢复日常生活的欲望，但是，在扮演的过程中女性有可能违反了支配权力要求的二元规范。再进一步说，主动遵守男性中心的性别规范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转向嘲笑男性权力、否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发展。因此，扮演男权制规定的理想女性的同时——摸索自己的理想主体性，模仿被社会询唤的“女性”，终究，起到对强迫女性扮演性别角色的颠覆作用。
关键词：新婆媳形象 老女人 朴婉绪 《黄昏》
伴随着“男女平等”的社会潮流和大家庭的解体、小家庭的出现以及人权的完善，中国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绝大多数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不再将人身依附于夫家，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战战兢兢，不再受苦任人摆布。她们有经济来源、社会地位和交际圈子，她们开始享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权利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婆婆的夫家长辈地位在新时期开始松动，甚至崩塌。婆婆对于媳妇而言，除了是丈夫的母亲之外，没有了任何附加意义。对于这个既没有血缘关系，又没有养育之恩的“母亲”，媳妇对她们的态度呈现出多种现代样式。也正是这些样式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新婆媳形象”。传统的婆媳形象在近年来的中国家庭剧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刚进入全球化的时期，西方文化、事物流入。西方文化把以共同体为主导人际关系的韩国传统转变为重视个人、私人空间等现代观念的社会，并将社会基本结构从大家庭拆解为核心家庭。这种情况之下最疏离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女人。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以大家庭为主共同生活，但是老了之后对子女、孙子孙女感到疏离。这不仅引起了外在冲突，而且引起了内在紧张。对新旧事物理解的分歧、对新旧文化接受态度的不同，成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紧张、冲突、矛盾都是当代的婆媳关系为主题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结构。{1}
韩国著名作家朴婉绪的小说《黄昏》的主要结构也是如此。媳妇把婆婆叫作老人而不是母亲，这表现了她对婆婆心理上的距离感。媳妇是冷漠、主观性很强的新时代人物，她是以旧时代、新时代的二分法思考的人。婆婆年轻的时候，她的婆婆胸口疼，这时年轻的她把手放在婆婆胸口按摩，很快胸口疼就有所缓和了。这件事给年轻的婆婆留下了温暖的记忆，因此她老了之后也渴望关爱。不知是否是历史重演，她也胸口隐隐作痛，而她感受到的疏离感就由胸口疼引出。婆婆让儿子摸摸自己的心窝的要求是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寡妇活下来的她渴求关爱、期盼慰藉的呼唤，是人的基本需求的一种表达，但是媳妇跟自己朋友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却把婆婆的“胸口疼”看作是性欲不满的表现，婆婆感到愤怒却无可奈何。小说通过婆媳的紧张关系，描写了从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过程中引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产生的疏离乃至断绝感。
如果过去论述的婆媳关系紧张是女性欲望被父权制压抑而歪曲的表现，那么在此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则在于传统大家庭观念的旧时代和在激变的现代化中形成核心家庭观念的新时代之间的冲突。大部分作品里，老人跟已婚的子女住在一起的时候，紧张关系会变得愈加明显激烈。在此可以看到，转变为核心家庭过程当中，老人的地位退到次等，价值变低。与此相反，媳妇的地位变高，这一转变过程引起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婆媳关系小说的基本结构。并且，儿子往往站在媳妇立场维护她，从而使老人更感到疏离，就像《黄昏》里的老人一样。孩子不再那么重视父母，与此相反，年迈的父母则把孩子当作晚年的依靠，这样两代人之间对彼此关系定义的错位，反映了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的差异。在传统宗族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过渡期，两种结构扭结之间存在着缝隙，生活于这一时期的两代人之间思考方式、感情交流方式都有差异。其实在过去的家庭中也存在着父母与子女的代沟，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生活上密切往来产生的情感羁绊，往往能够消化这些矛盾，然而，到了当代，由于对个人空间、情感的重视，加之核心家庭观念的影响，这样由情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矛盾的传统方式，就不再奏效，反而因这种失效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朴婉绪在《黄昏》里探究了个人和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沦丧的过程，从而描写了人的精神崩溃。作家在小说里剖析了婆媳之间的心理冲突、新时代背景下传统伦理失效的状态和时代的疏离感。而且，还委婉地批判了弗洛伊德从性的观点解释所有现象的方法。老母亲让儿子摸摸自己的胸口，是长期独居的寡母对人情抚慰的渴望，这本是正常人的情感欲望，但是却被媳妇歪曲为性欲不满的病症，因此母亲感到愤怒与疏离。现代社会核心家庭加速了时代和时代之间的断裂，两代人之间思考方式和感情交流方式都不一样。这样的断裂在以情感能维持关系的传统家庭里不断深化，成为难以改变的趋势。孩子离开自己，又被媳妇误解，这使老母亲感受到双重的心理创伤。老母亲在自己的人生中丧失了存在感，因变成家庭负担而引发的疏离感都在《黄昏》里通过她内心的悲伤之情来描写，从而提醒我们“宽容和爱”的必要。《黄昏》里的媳妇不是传统媳妇，她是有工作的新女性，她自然要向封建的那一套老传统发起挑战。她的不满情绪可以在婆婆面前一览无余，她可以说出对婆婆的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家庭伦理中的媳妇，虽然也要对婆婆尊敬，但已不再是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形象。这些动作虽然不大，但却是新时期媳妇在家庭中地位升高的直接表现。儿子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左右平衡。婆婆向儿子说胸口疼想让他摸一摸，想以此感受亲情的温暖，却因此引发事端，生出委屈和无奈。婆婆成为寡妇后，入住儿子家，但与传统家庭不同的是，婆婆并未因身为母亲和长辈而成为家庭中的女主人，相反却成为客居者。客居婆婆，锐气大减。没有经济来源的婆婆，只能依附在儿子家，度过余生。这篇小说里婆婆仅有的一点儿锐气因为“寄人篱下”的身份而随之消失。
在此我们看到，之前父权制下歪曲的女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也仍在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转型，人情淡漠，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媳强婆弱”的出现也屡见不鲜，而这也成为产生家庭矛盾的根源。在当下，妻子在家庭生活中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都与丈夫相当，同时婆婆没有经济来源或者收入较低，需要依赖小家庭的供养或援助才能正常生活。从而我们可知，媳妇地位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母性神话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女性独立。一个家庭内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还依然存在，不同的只是父权制下的恶婆婆形象转换为产业化之下缺乏人性的恶媳妇形象而已。《黄昏》里以“老女人”称呼婆婆，以此来反思、否定、批判加诸其上的“规范理想”。小说里的老女人其实不是老女人，而是被年轻媳妇塑造出来的。婆婆的一切自然行为逐一被干涉、规训而成为老女人，显示了“老女人”这一角色从无到有的过程。被媳妇强调称呼为“老女人”以后，“老女人”被迫扮演“老女人”，因为这就是被规训的性别角色的行为。下面的一段话，明显表现了年轻女人呼喊老女人和老女人扮演被规训的性别角色的过程。
“年轻女人觉得有意思的故事，对老女人来说也同样有意思，年轻人感到愤怒的问题，对老女人来说也愤怒。老女人不用努力、不要假装也能自然跟上年轻女人的兴奋、悲伤、希望。老女人藏身参加于电话里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奇怪自己为什么是老女人。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被孤立，也没有理由遭到特殊对待。”{2}
之所以婆婆要扮演这一女性角色，哪怕是个并非所愿的“老女人”，是因为她怕老了以后一个人活下去，所以她追求的人生是附属于压抑性别规范的人生，从而揭露了女性这一生都因为性别意识形态的压抑与规训而不能主宰自己人生的痛苦。上述可知，朴婉绪小说里女性人物的性别扮演角色起源于想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不安而达到维持安定人生、恢复日常生活的欲望，但是，在扮演的过程中女性有可能违反了支配权力要求的二元规范。再进一步说，主动遵守男性中心的性别规范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转向嘲笑男性权力、否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发展。因此，扮演男权制规定的理想女性的同时——摸索自己的理想主体性，模仿被社会询唤的“女性”，终究，起到对强迫女性扮演性别角色的颠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