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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与“工资不断上涨”并存的悖反现象。以刘易斯为代表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型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失效。此外，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农户家庭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与经济现实不符。文章用农户家庭具有财富基础这一假设条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构建Logit计量经济模型，用安徽等五省数据进行了横截面检验，试图说明家庭财富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关键词：家庭财富基础;刘易斯模型;修正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工业部门主要是依靠注入资本，以及农村部门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共同推进的。根据刘易斯劳动力供给理论，工业部门能够在很低的工资水平下（略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时候，才会出现工资上涨的局面。工资上涨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可能并存的。
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反现象”，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背景下“企业缺工”与“工资上涨”并存的局面。一方面，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民工荒”的局面。据相关资料调查统计，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出现了“缺工”现象;主要劳务输出省如江西等省市也加入到“缺工”的队伍;甚至于连我国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省市也对外宣称“缺工”。另一方面，工资却是不断上涨的，一些学者如黄泰岩（2005）进行了说明。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悖反现象。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前提，即导致工资上涨的唯一原因是农村劳动剩余的消失。此外，现实经济中，农户家庭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对以往理论中假设农户家庭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家庭没有财富基础也提出了挑战。
因此，本文从农户家庭有财富基础这一现实条件出发，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加入家庭财富基础变量，修正刘易斯模型，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家庭财富对非农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二、 理论模型的構建
1. 理论假说。理论假说：随着农户财富的不断积累，农户家庭预算软化，在进行劳动供给决策时，工资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减少，而闲暇不断增加。
刘易斯模型关于农户家庭财富等于零的假设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家庭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因此，本文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户家庭财富的积累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家庭财富等于零的假设前提，认为家庭财富应大于零，这更加符合目前我国农户家庭的实际情况。
2. 刘易斯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数量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假设工资为x，劳动力供给数量为y，a和b为参数系数，刘易斯模型设为，y=a bx，工资是劳动力供给的唯一决定变量。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增加;工资下降，劳动力供给下降。且该模型只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一结论。
图1中P点是刘易斯模型的第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前，工业工资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工业企业的工资水平定为Y2，在Y2，企业可从农村部门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AD1、AD2是劳动力需求曲线。当AD1移动到AD2时，工资水平维持在低水平Y2上。这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需求曲线无论怎样移动，都不会改变现有的低水平工资，且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工业企业能够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进一步地，AD2移动到AD3，AD3与劳动供给曲线AS相交于B点，此时工资从Y2涨到Y3。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工业企业必须要通过提高工资以获得所需的劳动力。
3. 修正的刘易斯模型。农户家庭财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家庭财富与工资收入有着相同的边际效用，因此将财富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刘易斯模型中;二是家庭财富基础与工资收入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将财富变量作为哑元变量加入到刘易斯模型中，修正后的劳动力供给模型为：
其中家庭财富w=1，代表家庭有财富基础;w=0，代表家庭没有财富基础。x为工资收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说明劳动力供给不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程度的影响。
图2说明在财富等于零时，劳动力供给曲线AB是完全弹性的，是一条水平线。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支付比农业部门略高的工资收入，工业部门就能够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这一阶段，修正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刘易斯劳动力供给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同。本文将所有的研究焦点都放在了由B点引发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当财富值等于1时，劳动力最优供给决策点是E点……。假设财富是可以无限分割且连续的，可得到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劳动力供给曲线AS曲线由图中较粗的黑色曲线表示。在AB段，财富为零时，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固定的低水平工资可以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在BC段，财富大于零时，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财富等于1时，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愿意供给的劳动是E点表示的劳动力数量，但此时工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由D点表示，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工业部门面临工资上涨和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压力。随着财富积累的进一步增加，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这说明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这是对劳动力过剩背景下工资持续上涨且劳动供给短缺现象的一种有力解释。 三、 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与说明。本文以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甘肃五省的数据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数据的可获得性，是我们选取这五个省相关数据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地，这五个省囊括了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且这五个省都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集中地，用这五个省的调查数据对该理论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合理性。
考虑到数据的获得性等方面的问题，用2012年调查组获得的2011年的被调查农户的数据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在这份调查问卷中，设置了“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这样一个开关性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我国农村非农劳动力供给状况。“是”意味着有非农劳动力供给;“否”意味着没有非农劳动力供给。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Logit模型用指数涵义定义如下：
上式的右边是一个图形与正态分布相似的分布函数。在上式中，如果fi取大的正值，pi的值接近于1;如果fi取大的负值，pi的值接近于0。Logit模型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反映二元离散选择问题，解决了线性概率模型不能保证pi的取值一定在0和1之间的问题。
本文在此利用调查组第二轮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以下基于横截面数据的Logit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被调查农户。
被解释变量y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凡是对“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回答“是”的，y取1;凡是对“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回答“否”的，y取0。
解释变量包涵在函数yi中，其中，INC为被调查对象的收入，这里的收入是指被调查对象的全年工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等，在此将收入变量取为对数主要是为了减少变量之间的共线性;WEAL为被调查对象的贫富程度，本文将之设定为一个哑元变量。调查数据中，对农户家庭的经济基础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将农户家庭经济基础划分为：赤贫、较穷、一般、较富、非常富有。本文将家庭经济基础赤贫、较穷以及一般的农户家庭视作贫穷，将家庭经济基础较富及非常富有的农户家庭视作富有。将家庭经济基础富有的赋值为1，即WEAL=1;将家庭经济基础贫穷的赋值为0，即WEAL=0。LN（INCi）·WEALi是农户家庭收入的对数与财富基础状况的乘积，作为农户家庭是否做出务工决策的一个解释变量，最主要是为了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
Z为控制变量，是影响劳动力是否出外打工的其它因素。其中，控制性变量有AGE，AGE代表年龄，是哑元变量，将年龄分为五组：18岁～30岁、31岁～40岁、41岁～50岁、51岁～60岁、61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2，3，4，5。这主要是根据每一年龄段劳动力务工的活跃程度不同划分的;GEN代表性别，是哑元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EDU代表受教育程度，也是哑元变量，将被调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没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及以上，依次赋值为0，1，2，3;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由于活跃程度不同，务工的意愿也存在差别;性别的不同，对劳动力供给可能有影响，这是因为男女适合不同类型的岗位;受教育水平差异，这也可能对农户家庭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更容易找到工作，当然由于目前我国农村教育脱节，也有可能对劳动力非农供给造成负效应。
3. 实证结果。本文用横截面Logit模型检验了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如何影响劳动家庭供给决策的。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说明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性别，得出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四个回归方程LN（INCi）·WEALi的系数都是负数，这说明财富增加，劳动非农供给概率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财富增加之后，劳动力供给对工资变化的反应会变得迟缓，即劳动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缓。此时增加工资水平，以促进劳动力非农供给的效果与没有财富基础的家庭相比要小的多。财富这一虚拟变量通过反作用于工资，进而减少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具体来看，回归方程（1）中，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收入对数的系数为 0.197，并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供给概率增加。WEAL*LN（INC）的系数为-0.011 8，且在10%显著水平显著，这说明财富的增加使得劳动力对工资变动变的迟缓，劳动供给概率下降。财富WEAL的系数是 0.243，这跟我们的预期相反，主要可能是由于：第一，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只采用了安徽等五省的数据，数据缺乏全面性;第二，虽然所调查的家庭有一定的财富基础，但这个财富积累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家庭减少非农劳动力供给。
进一步地，我们在（1）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以期给予本文所提出的假说一个更好的解释。从这三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来看，LN（INCi）·WEALi的系数仍然都为负数，且这三个系数分别在5%、1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财富的增加通过工资反作用于劳动供给，仍然会降低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收入对数的系数都为正数，这说明收入与劳动供给呈同方向变化，收入增加，会降低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无论是否加入变量收入对数与财富变量的交叉项都是负数，并且在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并证实了本文中提到的假说。这说明，当财富增加时，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相对平坦，对工资变动的反应变得迟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国出现的“民工荒”为何不能通过“提高工资”而得到解决。在（4）中财富变量的系数是负数，这跟本文的预期不符，可能是目前这个财富基础积累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劳动力减少劳动而增加闲暇。年龄这一控制變量的系数为负，说明年龄增加，会降低非农劳动力的供给概率，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更加具有活力，在就业选择中范围更大，而老人，可能更愿意留守在家乡务农。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是负数，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教育存在脱节，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性别的系数是正数，这说明男性比女性务工的人员更多，也就是说增加男性劳动力，会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
综上，上述实证结果大致与本文的预期一致，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也基本一致。随着农户家庭财富的增加，农户家庭预算约束软化，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为获得效用最大化，就会改变劳动供给决策，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的预算曲线与新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上。
四、 主要结论
本文从家庭财富动态变化这一视角出发，修正了刘易斯模型。通过建立Logit模型，对安徽等五省调查数据进行截面数据检验，分析了家庭财富变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1. 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对农户的劳动力供给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户家庭预算约束，进而影响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
2. 根据我们的理论基础、建模过程和最后的实证分析，可以认为工资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家庭劳动力供给还受家庭整体财富、年龄、性别等变量的影响。
3. 虽然我们获得可信的实证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建立在严格的模型基础之上的，很难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特质，也很难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性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学动态，2011，（9）.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J].经济研究，2010，（4）.
[3] 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简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4] 丁守海.转型期中国劳动供给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
[5] 黄泰岩.“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经济学动态，2005，（6）.
作者简介：赵燕（1985-），女，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
收稿日期：2017-05-14。
关键词：家庭财富基础;刘易斯模型;修正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工业部门主要是依靠注入资本，以及农村部门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共同推进的。根据刘易斯劳动力供给理论，工业部门能够在很低的工资水平下（略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时候，才会出现工资上涨的局面。工资上涨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可能并存的。
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悖反现象”，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背景下“企业缺工”与“工资上涨”并存的局面。一方面，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民工荒”的局面。据相关资料调查统计，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出现了“缺工”现象;主要劳务输出省如江西等省市也加入到“缺工”的队伍;甚至于连我国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省市也对外宣称“缺工”。另一方面，工资却是不断上涨的，一些学者如黄泰岩（2005）进行了说明。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悖反现象。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前提，即导致工资上涨的唯一原因是农村劳动剩余的消失。此外，现实经济中，农户家庭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对以往理论中假设农户家庭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家庭没有财富基础也提出了挑战。
因此，本文从农户家庭有财富基础这一现实条件出发，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加入家庭财富基础变量，修正刘易斯模型，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家庭财富对非农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
二、 理论模型的構建
1. 理论假说。理论假说：随着农户财富的不断积累，农户家庭预算软化，在进行劳动供给决策时，工资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减少，而闲暇不断增加。
刘易斯模型关于农户家庭财富等于零的假设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家庭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因此，本文从经济现实出发，认为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户家庭财富的积累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家庭财富等于零的假设前提，认为家庭财富应大于零，这更加符合目前我国农户家庭的实际情况。
2. 刘易斯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数量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假设工资为x，劳动力供给数量为y，a和b为参数系数，刘易斯模型设为，y=a bx，工资是劳动力供给的唯一决定变量。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增加;工资下降，劳动力供给下降。且该模型只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一结论。
图1中P点是刘易斯模型的第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前，工业工资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工业企业的工资水平定为Y2，在Y2，企业可从农村部门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AD1、AD2是劳动力需求曲线。当AD1移动到AD2时，工资水平维持在低水平Y2上。这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需求曲线无论怎样移动，都不会改变现有的低水平工资，且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工业企业能够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进一步地，AD2移动到AD3，AD3与劳动供给曲线AS相交于B点，此时工资从Y2涨到Y3。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工业企业必须要通过提高工资以获得所需的劳动力。
3. 修正的刘易斯模型。农户家庭财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家庭财富与工资收入有着相同的边际效用，因此将财富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刘易斯模型中;二是家庭财富基础与工资收入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将财富变量作为哑元变量加入到刘易斯模型中，修正后的劳动力供给模型为：
其中家庭财富w=1，代表家庭有财富基础;w=0，代表家庭没有财富基础。x为工资收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说明劳动力供给不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程度的影响。
图2说明在财富等于零时，劳动力供给曲线AB是完全弹性的，是一条水平线。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支付比农业部门略高的工资收入，工业部门就能够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在这一阶段，修正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刘易斯劳动力供给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同。本文将所有的研究焦点都放在了由B点引发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当财富值等于1时，劳动力最优供给决策点是E点……。假设财富是可以无限分割且连续的，可得到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劳动力供给曲线AS曲线由图中较粗的黑色曲线表示。在AB段，财富为零时，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固定的低水平工资可以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在BC段，财富大于零时，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财富等于1时，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愿意供给的劳动是E点表示的劳动力数量，但此时工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由D点表示，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工业部门面临工资上涨和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压力。随着财富积累的进一步增加，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这说明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这是对劳动力过剩背景下工资持续上涨且劳动供给短缺现象的一种有力解释。 三、 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与说明。本文以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甘肃五省的数据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数据的可获得性，是我们选取这五个省相关数据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地，这五个省囊括了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且这五个省都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集中地，用这五个省的调查数据对该理论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合理性。
考虑到数据的获得性等方面的问题，用2012年调查组获得的2011年的被调查农户的数据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在这份调查问卷中，设置了“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这样一个开关性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我国农村非农劳动力供给状况。“是”意味着有非农劳动力供给;“否”意味着没有非农劳动力供给。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Logit模型用指数涵义定义如下：
上式的右边是一个图形与正态分布相似的分布函数。在上式中，如果fi取大的正值，pi的值接近于1;如果fi取大的负值，pi的值接近于0。Logit模型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反映二元离散选择问题，解决了线性概率模型不能保证pi的取值一定在0和1之间的问题。
本文在此利用调查组第二轮调查获得的数据，构建以下基于横截面数据的Logit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被调查农户。
被解释变量y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凡是对“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回答“是”的，y取1;凡是对“2011年是否在乡外务工经商”回答“否”的，y取0。
解释变量包涵在函数yi中，其中，INC为被调查对象的收入，这里的收入是指被调查对象的全年工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等，在此将收入变量取为对数主要是为了减少变量之间的共线性;WEAL为被调查对象的贫富程度，本文将之设定为一个哑元变量。调查数据中，对农户家庭的经济基础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组将农户家庭经济基础划分为：赤贫、较穷、一般、较富、非常富有。本文将家庭经济基础赤贫、较穷以及一般的农户家庭视作贫穷，将家庭经济基础较富及非常富有的农户家庭视作富有。将家庭经济基础富有的赋值为1，即WEAL=1;将家庭经济基础贫穷的赋值为0，即WEAL=0。LN（INCi）·WEALi是农户家庭收入的对数与财富基础状况的乘积，作为农户家庭是否做出务工决策的一个解释变量，最主要是为了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
Z为控制变量，是影响劳动力是否出外打工的其它因素。其中，控制性变量有AGE，AGE代表年龄，是哑元变量，将年龄分为五组：18岁～30岁、31岁～40岁、41岁～50岁、51岁～60岁、61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2，3，4，5。这主要是根据每一年龄段劳动力务工的活跃程度不同划分的;GEN代表性别，是哑元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EDU代表受教育程度，也是哑元变量，将被调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没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及以上，依次赋值为0，1，2，3;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由于活跃程度不同，务工的意愿也存在差别;性别的不同，对劳动力供给可能有影响，这是因为男女适合不同类型的岗位;受教育水平差异，这也可能对农户家庭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更容易找到工作，当然由于目前我国农村教育脱节，也有可能对劳动力非农供给造成负效应。
3. 实证结果。本文用横截面Logit模型检验了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如何影响劳动家庭供给决策的。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说明农户家庭财富基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性别，得出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四个回归方程LN（INCi）·WEALi的系数都是负数，这说明财富增加，劳动非农供给概率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财富增加之后，劳动力供给对工资变化的反应会变得迟缓，即劳动供给曲线变得更加平缓。此时增加工资水平，以促进劳动力非农供给的效果与没有财富基础的家庭相比要小的多。财富这一虚拟变量通过反作用于工资，进而减少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具体来看，回归方程（1）中，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收入对数的系数为 0.197，并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供给概率增加。WEAL*LN（INC）的系数为-0.011 8，且在10%显著水平显著，这说明财富的增加使得劳动力对工资变动变的迟缓，劳动供给概率下降。财富WEAL的系数是 0.243，这跟我们的预期相反，主要可能是由于：第一，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只采用了安徽等五省的数据，数据缺乏全面性;第二，虽然所调查的家庭有一定的财富基础，但这个财富积累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家庭减少非农劳动力供给。
进一步地，我们在（1）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以期给予本文所提出的假说一个更好的解释。从这三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来看，LN（INCi）·WEALi的系数仍然都为负数，且这三个系数分别在5%、1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财富的增加通过工资反作用于劳动供给，仍然会降低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收入对数的系数都为正数，这说明收入与劳动供给呈同方向变化，收入增加，会降低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无论是否加入变量收入对数与财富变量的交叉项都是负数，并且在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并证实了本文中提到的假说。这说明，当财富增加时，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相对平坦，对工资变动的反应变得迟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国出现的“民工荒”为何不能通过“提高工资”而得到解决。在（4）中财富变量的系数是负数，这跟本文的预期不符，可能是目前这个财富基础积累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劳动力减少劳动而增加闲暇。年龄这一控制變量的系数为负，说明年龄增加，会降低非农劳动力的供给概率，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更加具有活力，在就业选择中范围更大，而老人，可能更愿意留守在家乡务农。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是负数，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教育存在脱节，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性别的系数是正数，这说明男性比女性务工的人员更多，也就是说增加男性劳动力，会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的概率。
综上，上述实证结果大致与本文的预期一致，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也基本一致。随着农户家庭财富的增加，农户家庭预算约束软化，在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农户为获得效用最大化，就会改变劳动供给决策，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的预算曲线与新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点上。
四、 主要结论
本文从家庭财富动态变化这一视角出发，修正了刘易斯模型。通过建立Logit模型，对安徽等五省调查数据进行截面数据检验，分析了家庭财富变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1. 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对农户的劳动力供给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户家庭预算约束，进而影响农户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
2. 根据我们的理论基础、建模过程和最后的实证分析，可以认为工资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家庭劳动力供给还受家庭整体财富、年龄、性别等变量的影响。
3. 虽然我们获得可信的实证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建立在严格的模型基础之上的，很难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特质，也很难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所具有的吃苦耐劳的性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学动态，2011，（9）.
[2]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J].经济研究，2010，（4）.
[3] 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简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J].中国社会科学，2011，（5）.
[4] 丁守海.转型期中国劳动供给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
[5] 黄泰岩.“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经济学动态，2005，（6）.
作者简介：赵燕（1985-），女，汉族，江苏省泰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
收稿日期：2017-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