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跨单位行政组织"是一种为了特定目的将不同职能部门人员临时性地抽调在一起并在一段时间内相互配合完成工作的组织形式。"行政位阶逻辑"会对"跨单位行政组织"的运转产生正负双重影响,该逻辑的核心内容是,以权力、级别为基础来衡量自身及所属部门和其他个体及其所属部门的"位阶",进而选择相应的行为策略。这种逻辑的产生与行政传统、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分化倾向、组织自身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有效约束"行政位阶逻辑"的消极影响,需要从整合目标与利益、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更新考核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努力。
【机 构】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083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数据挖掘的地方政府廉政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BGL11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跨单位行政组织"是一种为了特定目的将不同职能部门人员临时性地抽调在一起并在一段时间内相互配合完成工作的组织形式。"行政位阶逻辑"会对"跨单位行政组织"的运转产生正负双重影响,该逻辑的核心内容是,以权力、级别为基础来衡量自身及所属部门和其他个体及其所属部门的"位阶",进而选择相应的行为策略。这种逻辑的产生与行政传统、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分化倾向、组织自身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有效约束"行政位阶逻辑"的消极影响,需要从整合目标与利益、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更新考核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努力。
其他文献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应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优势,适应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形成产业门类合理布局、资源要素有效集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内生动力充分激发、综合效益明显提高的产业体系,建立与城镇产业科学分工、优势互补、结构优化、合作发展的新格局。发展中国特色乡村产业要突出四个重点任务,即保障主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保护农村资源环境、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和实现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推动中国特色乡村产业要构建城乡要素分配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一体化的乡村产业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和农业行政管
中共早期将反帝话语进行符合农民思维的话语转换,建构使农民深切感知帝国主义剥削的真实存在、农民不能缺席国民革命、农民反帝运动正义性等评价谱系,为农民参与反帝运动提供了现实与历史合法性。同时通过以培养农运骨干队伍为抓手,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培训机制层层导入反帝新思想;训练骨干成员掌握农村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培养其言语行动服饰"农民化"意识;用口号、歌谣、漫画等方式将反帝话语通俗化;在言论行动上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在舆论上全力支持农民反地主的行动等方式,将反帝话语输入乡村改造农民意识,使得组织动员工作取得实效。大革
抗战相持阶段,因战乱和自然灾害威胁,湖南民众生命朝不保夕。同时,神权迷信活动泛滥,妨碍了抗战运动的开展,国民政府因此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指导民众礼俗以期改变迷信泛滥局面。湖南省各县地方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神权的法令大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态度,普遍采取了婉言劝告、宣传、巡查等方式来防止迷信活动泛滥,其成效虽有限,但对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提高民众觉悟,维护抗战国策仍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理所当然地包括人文社科期刊体系的构建及其特色化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文社科期刊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走特色化之路。要真正做到特色化发展,就要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期刊发展的规律,探索期刊未来发展趋势,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和期刊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把人(编辑)作为第一位的因素,充分调动编辑的主动性、积极性;加大主办单位对期刊的投入,搞好期刊的软件和硬件建设;处理好栏目与整刊、学术与评价、期刊与主办单位的关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充分发挥入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思想、新制度。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解决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全面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深入研究当代经济前沿理论的内在逻辑,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经济转型增长提供科学、规范、有效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支撑。反思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局限和问题,系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经验,可以发现,建立在形而上学思辨方法基础上的西方经济理论整体上很难用来指导和解决中国改革问题;商品价格具有双重属性,可以成为建
1961年,经毛泽东倡导,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相继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针对“三面红旗”大试验出现的诸多问题,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运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才能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思想不仅对纠正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准备,作出
校园欺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深圳市A初中为例,本研究发现:第一,初中校园欺凌问题较为严重,有近四成的同学曾实施过校园欺凌,有五成多的同学曾遭遇过校园欺凌;第二,家庭资本尤其是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对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具有双重保护作用:即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会降低子女成为校园欺凌施暴者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子女成为校园欺凌受害者的概率。因此,努力提升初中生的家庭资本,尤其是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解决初中生的校园欺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城头山古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快轮制陶及制作黑陶的技术,并可能出现青铜。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促生了专偶制家庭、首领大墓、宫殿式建筑、防御性城墙、阶级、强制性公共权力等现象。国家本质特征是“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城头山古城符合这一本质特征,表明其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邦,亦即最早的国家。这种城邦之后,再经历霸国、王国、帝国等阶段,国家机器不断完善。
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对于尚争精神、对立思维、碎片化和竞争性教育等现代社会之文化要素的选择,实属历史的无奈。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尚和精神、中庸思维与人文教育的取向。东方文化在数千年农耕社会制度中,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基本上还停留在理想层面,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则有可能成为实践。置身于现实的“尚争”的国际大环境中,要弘扬尚和的东方文化,仍然需要以“尚争”的国力作支撑,这是一个需要认识并适时超越的悖论。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西方国家在国际援助上投入甚多,然而在援助效果方面却存在较大争议,即以项目为依托的微观评估显示十分有效,而以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指向的宏观评估则显示低效甚至无效。效果悖论暴露出西方援助评估体系的内在矛盾,即目标设置上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冲突;评估标准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的矛盾;评估方式上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的失衡。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乏逻辑统一的援助评估标准;深层次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禁锢;单一定量分析方法的局限等。西方国家需要充分认识其在适应世界援助新格局中的局限,并从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