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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从增长动力上分析，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快速推进的城市化。
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化都将是重要的主题之一。
未来十年，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的城市化更能触动投资者神经，中国和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房子、汽车和家电消赞联系在一起，也已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浪潮画上等号。
换言之，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财富累积、以及人均GDP增速之间保持了正相关关系。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单位城市土地面积／GDP在过去10年增长了5倍，而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之后，虽然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的最快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
——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如果用单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为参考标准，将中国的城市进行划分，可以发现，经济密度最高、最为富裕的城市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区域性增长中心，且数量有限。
尽管克拉玛依、鄂尔多斯等这几个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单位土地GDP却处于极低水平，这种反差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繁荣与城市化、经济密度的提升没有关系，它们主要是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简言之——类似繁荣难以持续。
从另一个指标来看，中国GDP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在全国的占比最高时曾达到25％，近年来一直稳定在23％左右。这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终收敛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国际经验也是如此。
随着流动人口和资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密度，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过去20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从内陆迁移到沿海，如贵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间、1995-2000年间、2000-2005年间跨省流动人口分别达到1000万、3200万、3800万，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广东、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苏、上海。
从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8％、65％、300％。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对城市生产密度、消费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城市繁荣的基础推动力。
从资金流动来看，过去20多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FDI（境外直接投资）一直占据绝对权重，最高时期曾吸引了全国80％的外资流入；从城市层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个FDI流入最多的城市，最高时，三者合计占比曾突破20％。
从知识密度和知识投资强度来看，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300{L元的有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辽宁和湖北8个省（市），共支出5774.7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66.5％。由此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市，研发支出比例越大，从而使得知识密度提升于城市繁荣形成正反馈效应。
与此同时，经过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国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有形的物理距离在显著缩短，使得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时间和交易成本显著降低。过去10年中，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30％、公里里程增长280％、高速公路由无到有增长10倍以上，民航航线里程增长80％。
城市化三阶段并存
城市化是—个动态变化的概念，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准确定位。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呈一条s型曲线，具有阶段性规律：第一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10％以后，进入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迅猛增长；第二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减缓趋势。
当前，以西藏、青海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一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土地由农地向工商业用途的转换，人口、城市化率可以部分刻画其发展特征；以湖北、四川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城市存量人口在不同产业、大中小城市的再配置，城市分工和城市职能的重要性远大于城市规模，在这个阶段，城市完全有可能在城市化率不提高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而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关键，则是减少分割、扩大开放，这一阶段中，城市繁荣的动力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于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交通通讯网络、甚至国外的劳动力和土地。
过去15年，中国出现了两个主城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北京与上海），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发展，那么在未来20年里，中国将出现另外6个这样的巨型主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届时北京和上海人口将超过2000万。
经济中心、贸易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实现多极化增长，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提升最快的区域极有可能是：城市化第一阶段人口最多、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以上海为中心，沿长江中游向西延伸的内陆城市——主要包括杭州、南京、合肥、武汉、长沙、重庆和成都。
从一个国家范围看，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业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的匹配程度。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第一阶段的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大于10％、人口占比51％、GDP占比30％、国土面积占比70％，虽然该区域城市化的推进将使生产率加速提高，但总体上由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可能无法完全对冲第二、三阶段区的减速程度，从而使人均GDP增速处于减速通道。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任何试图推进区域平衡增长的努力，都可能归于无效，有的城市可以实现持久增长，有的则会延缓增长甚至停滞。基于此，目前多数省市推出的“大城市圈”发展规划蕴涵着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化都将是重要的主题之一。
未来十年，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的城市化更能触动投资者神经，中国和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房子、汽车和家电消赞联系在一起，也已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浪潮画上等号。
换言之，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财富累积、以及人均GDP增速之间保持了正相关关系。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单位城市土地面积／GDP在过去10年增长了5倍，而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之后，虽然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的最快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
——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如果用单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为参考标准，将中国的城市进行划分，可以发现，经济密度最高、最为富裕的城市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区域性增长中心，且数量有限。
尽管克拉玛依、鄂尔多斯等这几个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单位土地GDP却处于极低水平，这种反差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繁荣与城市化、经济密度的提升没有关系，它们主要是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简言之——类似繁荣难以持续。
从另一个指标来看，中国GDP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在全国的占比最高时曾达到25％，近年来一直稳定在23％左右。这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终收敛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国际经验也是如此。
随着流动人口和资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密度，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过去20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从内陆迁移到沿海，如贵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间、1995-2000年间、2000-2005年间跨省流动人口分别达到1000万、3200万、3800万，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广东、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苏、上海。
从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8％、65％、300％。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对城市生产密度、消费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城市繁荣的基础推动力。
从资金流动来看，过去20多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FDI（境外直接投资）一直占据绝对权重，最高时期曾吸引了全国80％的外资流入；从城市层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个FDI流入最多的城市，最高时，三者合计占比曾突破20％。
从知识密度和知识投资强度来看，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300{L元的有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辽宁和湖北8个省（市），共支出5774.7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66.5％。由此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市，研发支出比例越大，从而使得知识密度提升于城市繁荣形成正反馈效应。
与此同时，经过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国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有形的物理距离在显著缩短，使得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时间和交易成本显著降低。过去10年中，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30％、公里里程增长280％、高速公路由无到有增长10倍以上，民航航线里程增长80％。
城市化三阶段并存
城市化是—个动态变化的概念，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准确定位。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呈一条s型曲线，具有阶段性规律：第一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10％以后，进入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迅猛增长；第二阶段，当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减缓趋势。
当前，以西藏、青海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一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土地由农地向工商业用途的转换，人口、城市化率可以部分刻画其发展特征；以湖北、四川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二阶段，是城市存量人口在不同产业、大中小城市的再配置，城市分工和城市职能的重要性远大于城市规模，在这个阶段，城市完全有可能在城市化率不提高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而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关键，则是减少分割、扩大开放，这一阶段中，城市繁荣的动力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于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交通通讯网络、甚至国外的劳动力和土地。
过去15年，中国出现了两个主城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北京与上海），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发展，那么在未来20年里，中国将出现另外6个这样的巨型主城：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届时北京和上海人口将超过2000万。
经济中心、贸易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实现多极化增长，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提升最快的区域极有可能是：城市化第一阶段人口最多、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以上海为中心，沿长江中游向西延伸的内陆城市——主要包括杭州、南京、合肥、武汉、长沙、重庆和成都。
从一个国家范围看，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取决于不同产业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的匹配程度。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第一阶段的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大于10％、人口占比51％、GDP占比30％、国土面积占比70％，虽然该区域城市化的推进将使生产率加速提高，但总体上由于其经济体量较小，可能无法完全对冲第二、三阶段区的减速程度，从而使人均GDP增速处于减速通道。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任何试图推进区域平衡增长的努力，都可能归于无效，有的城市可以实现持久增长，有的则会延缓增长甚至停滞。基于此，目前多数省市推出的“大城市圈”发展规划蕴涵着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