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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关键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两结合；理想化现实主义
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文革”之前虽然有过争议，但理论界一般都将其认作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至新时期之前我国文学创作方法的标志。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有人问：“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更有人指出：“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怀疑。
回首争议的前前后后，一个问题萦绕在笔者的脑际：姑且认定“两结合”是1958年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法，那么在1958年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进而还有一个问题：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整个工农兵文学有没有统一的创作方法？如果没有，那么该怎样理解工农兵文学的整体性？如果说有，那这一创作方法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的形态是直接相关的，因此研究创作方法关系到对整个工农兵文学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对工农兵文学争议颇多的情势下，对其创作方法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两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以及各自的涵义
实际上，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他对创作方法的主张。1938年4月，他在对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反映出他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他又说：“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基于此，笔者曾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理想化现实主义”。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又一次重申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重申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的联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是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里对“普通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的强调，也是对“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工农兵文学在初创时期，就有统一的创造方法的指导。或者说，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它所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至于“两结合”的问题，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这里说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者“对立的统一”，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两结合”，但“统一”自然有“结合”的意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式称之为“结合”的是郭沫若。在1958年4月出版的第7期《文艺报》上，郭沫若发表了就《蝶恋花》答该刊编者的信，信中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更大规模地宣传“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则是周扬，在同年6月1日的《红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对“两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论证。
然而，“两结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什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什么相结合？“文革”之前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周扬，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中，强调的是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意味着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因此，所谓“两结合”，指的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作品一方面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另一方面又要体现革命的理想。在当时，人们特别强调理想、想象和夸张。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这种创作方法，并以之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对工农兵文学总体创作方法的认定
其实，所谓“结合”，应该是两者本质特点或独特因素的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却并非如此，因为“理想”并非是浪漫主义的本质特点，亦非他的独特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结合”并非是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正因如此，“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否存在，确实是值得怀疑的，需要作深入的论证。
笔者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既然“理想化现实主义”是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生活自然的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而“两结合”，也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可见，两者都特别强调“理想”。如此一来，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理想化现实主义”和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性或一致性：一方面按照生活的自然面貌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从中表现出理想。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实际上，所谓“两结合”，其实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或者说，就是周恩来谈到“我们的现实主义”时所说的“理想的现实主义”。 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扬说的“两结合”，他提出的现实根据是“当前”即“大跃进”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认为在当时全民奋进而又困难重重的政治情势下，文学应该以革命的理想激励人们前进，着意于表现理想，实际上是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又另外增加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以，“两结合”只是在某种特定时代的一种特有的说法而已，并不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外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理想化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统称为“理想化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说，从1940年代初工农兵文学诞生开始，它所采用的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1940年代初至1970年代后期历时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实际看，“理想化现实主义”也的确是工农兵文学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不但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其解读的关键在于对“理想”的理解上。
毛泽东在强调“理想”之后，紧接着说：“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毛泽东所说的“理想”，就是“光明和希望”。所谓“理想化”，就是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理想化现实主义”，就是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这“缺点”包括工作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更是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工农兵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即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就是依照这一精神去表现生活的。例如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所表现的就是：新的婚姻、爱情观念在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和挫折，但终于结局圆满，心想事成。它让广大工农兵群众看到了婚姻爱情的“光明和希望”。同样，反映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都是工作队进村后，虽然遇到了地主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但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终于斗垮了地主，取得了土改斗争的胜利；反映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所描写的也都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最终战胜了日寇……这些作品无一不展现出革命的前景，展现了工农兵的革命理想。
在“文革”之前即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中，这种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更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即特别重视展现革命理想的创作思想，同样表现明显。比如反映大革命运动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同样不但写出了革命所受到的挫折，更是写出了最终取得的胜利；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也一方面写出了改造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又写出了最终这一改造又得以胜利完成；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也是一方面写出了运动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又写出了最终是以胜利告终。即使是那些不是反映政治运动而是反映新的精神生活的作品，如《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等，也是一方面写出种种思想矛盾，又写出了最后新思想得以确立。甚至那些“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工农兵文学消亡期出版的作品，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金光大道》等，也莫不如此，都是以革命的胜利、理想的实现为结局的。
上述是对“理想”的一种理解，也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内涵之一。还有另一种理解，或者说“理想化现实主义”还有另一种内涵——在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毛泽东是把“理想”与“集中”、“强烈”、“典型”相联系的。这又告诉我们：“理想化现实主义”不但要求“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且要做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强烈”。只有“更集中”了、“更典型”了、“更强烈”了，才能做到“更理想”，从而达到“理想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和人物，要“集中”地、“典型”地、“强烈”地体现出党的革命思想和政策，表现出工农兵群众的精神，突出地表明作者的“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才是“理想化”。“文革”之前的工农兵文学，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抗日斗争的各种描写，都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表现出斗争的形势，从而也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凸显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和政策精神。那些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地主、富农的暗中阻挠和破坏，中农的徘徊、动摇，贫下中农的坚定，已经成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这框架是完全符合工农兵的阶级立场的，完全符合“理想化”的原则的；而日寇的凶残，汉奸的为虎作伥，八路军的不怕艰难、不怕牺牲，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最终的胜利，也成了表现抗日斗争作品内容的基本框架。同样，表现社会新面貌的作品，也都“理想化”地写出当时各种“新”的思想和精神。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大字报”、“大锅饭”等。总之，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是“理想化”地展现党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政策，“理想化”地展现工农兵的理想和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
三、“理想化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比较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多是把“两结合”之前即1958年之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所说“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表明了这一意思。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两结合”提出之前，我国文艺界、学术界所讲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正如上面所说，实际上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所以声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国表明的一种“学习”和“顺从”的姿态罢了。事实上，我国所奉行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与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的工农兵文学在“理想化现实主义”特别是“理想化”的思想指导下，尽管说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但作品中的生活面貌，其实同实际生活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有不少的差异。我们认真审察一下会发现，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即使描写得生动逼真，但都不完全是生活的自然面貌。这表现在：描写政治运动的作品，都有明显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影子。一些作品如《三里湾》，因为作者赵树理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对于“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他见到的不具体，所以没有写出，因而就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而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从“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等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在1960年代就得不到一些批评家的认可。生活事件中阶级阵线的分明、人物性格中阶级本质的突出，是工农兵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失真或者说部分失真的表现。这样，它们就成了宣传革命的“思想的教科书”。而作品中对人物、事件“理想化”的政策处理，又使它们成了“政策的读本”。 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不同，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它虽然也有“理想”，但其核心并不是理想化，而是“写真实”，即要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生活，写出生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依照这一要求，苏联文学的故事情节都是生活的自然形态，即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按照作家的臆想去编造生活。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它写一支队伍在抗击白军时，以冲出包围圈时损失许多战士，队伍被击溃而告终。作品在构思时原本要把主人公美谛克写成自杀的，后来却没有这样描写，这是因为作家遵循生活的“自身的逻辑”，主人公“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走”，终于“没有力量自杀”再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它写一支被击溃的苏维埃军队和无组织的农民，在撤退时，因为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事，不能保护他们，因而不愿意服从长官的命令……直至最后，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他们才感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政权”。作者说：“我取了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不服从自己长官的、时时刻刻都预备着要把自己的领袖杀害了的群众，经过了艰难，经过了痛苦，率领着他们一直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组织的力量的时候为止。对于我，这已经足够了。”这样写革命的“铁流”，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他特别强调：“在文艺作品里首先要免除的是撒谎和粉饰现实。”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夏伯阳》（《哈巴耶夫》）、《母亲》等作品中。事实已经很明显：苏联文学遵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坚持写真实、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作品，都保持了生活的原本样式，从而显得自然和亲切。
正因“理想化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不小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两结合”之前的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四、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
1 “理想化现实主义”的急功近利性和工农兵文学文学性的减弱
创作方法的采用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与写作的目的有关，或者说，创作方法为写作目的所决定。古典主义文学如拉辛的悲剧，之所以严格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由于这样做符合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指戏剧创作服从理论的支配，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所以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当“社会”的“书记”的职责，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是因为他要给人们生动地描绘出法国在1816—1848年间，在资产阶级上升和封建势力逐步崩溃时期，整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面貌；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之所以采用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就是因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彷徨、迷惘、不满、痛苦、失望甚至绝望的作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从而努力寻求别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他们特殊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
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它的本质是人民性。别的同样以人民性为本质的文学如五四新文学、苏联文学，虽然也十分重视教育性，但旨在潜移默化，而工农兵文学却强调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正是这一急功近利性，促使它要采用“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理想化”地对现实生活的处理，能直截了当地、尽快地、理想地宣传推翻旧制度，解放劳动群众的革命思想和党的阶级政策，并使人民群众充满胜利的信心。但这样一来，又减弱了工农兵文学的文学性。从这一方面看，“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理想化现实主义”的规范化和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
当然，正如尼采所说，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存在自有其合宜的一面，也有其不合宜的一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不合宜变成合宜。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怎样来运用这一创作方法。
实际上，创作方法是有限的，而作品的式样和面貌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作品，描写的生活事件不同，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不同，因而对事件的处理也会有所不同。由此，作品体现出来思想意义也就不同。同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巴尔扎克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上流社会即那些贵族男女身上，他唱的是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却是无情地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同时也暴露出他“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在西方，许多名著都是采用同一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这足以证明创作方法和作品多样性共存的可能性。
但是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却不然：反映土改的、反映抗日的、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同类作品之中，生活事件及其发展脉络几乎都是相同的，因而作品呈现出类型化、趋同化的面貌。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认识的“规范化”，所带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一律化处理，必然使作品出现趋同化现象。这又说明，文学创作不但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而且对于同一的创作方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保证文学创作的多样化。
[关键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两结合；理想化现实主义
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文革”之前虽然有过争议，但理论界一般都将其认作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至新时期之前我国文学创作方法的标志。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有人问：“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更有人指出：“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怀疑。
回首争议的前前后后，一个问题萦绕在笔者的脑际：姑且认定“两结合”是1958年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法，那么在1958年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进而还有一个问题：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整个工农兵文学有没有统一的创作方法？如果没有，那么该怎样理解工农兵文学的整体性？如果说有，那这一创作方法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的形态是直接相关的，因此研究创作方法关系到对整个工农兵文学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对工农兵文学争议颇多的情势下，对其创作方法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两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以及各自的涵义
实际上，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他对创作方法的主张。1938年4月，他在对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反映出他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他又说：“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基于此，笔者曾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理想化现实主义”。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又一次重申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重申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的联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是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里对“普通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的强调，也是对“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工农兵文学在初创时期，就有统一的创造方法的指导。或者说，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它所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至于“两结合”的问题，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这里说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者“对立的统一”，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两结合”，但“统一”自然有“结合”的意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式称之为“结合”的是郭沫若。在1958年4月出版的第7期《文艺报》上，郭沫若发表了就《蝶恋花》答该刊编者的信，信中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更大规模地宣传“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则是周扬，在同年6月1日的《红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对“两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论证。
然而，“两结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什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什么相结合？“文革”之前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周扬，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中，强调的是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意味着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因此，所谓“两结合”，指的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作品一方面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另一方面又要体现革命的理想。在当时，人们特别强调理想、想象和夸张。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这种创作方法，并以之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对工农兵文学总体创作方法的认定
其实，所谓“结合”，应该是两者本质特点或独特因素的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却并非如此，因为“理想”并非是浪漫主义的本质特点，亦非他的独特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结合”并非是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正因如此，“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否存在，确实是值得怀疑的，需要作深入的论证。
笔者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既然“理想化现实主义”是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生活自然的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而“两结合”，也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可见，两者都特别强调“理想”。如此一来，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理想化现实主义”和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性或一致性：一方面按照生活的自然面貌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从中表现出理想。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实际上，所谓“两结合”，其实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或者说，就是周恩来谈到“我们的现实主义”时所说的“理想的现实主义”。 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扬说的“两结合”，他提出的现实根据是“当前”即“大跃进”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认为在当时全民奋进而又困难重重的政治情势下，文学应该以革命的理想激励人们前进，着意于表现理想，实际上是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又另外增加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所以，“两结合”只是在某种特定时代的一种特有的说法而已，并不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外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理想化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统称为“理想化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说，从1940年代初工农兵文学诞生开始，它所采用的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1940年代初至1970年代后期历时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实际看，“理想化现实主义”也的确是工农兵文学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不但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其解读的关键在于对“理想”的理解上。
毛泽东在强调“理想”之后，紧接着说：“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毛泽东所说的“理想”，就是“光明和希望”。所谓“理想化”，就是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理想化现实主义”，就是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这“缺点”包括工作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更是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工农兵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即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就是依照这一精神去表现生活的。例如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所表现的就是：新的婚姻、爱情观念在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和挫折，但终于结局圆满，心想事成。它让广大工农兵群众看到了婚姻爱情的“光明和希望”。同样，反映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都是工作队进村后，虽然遇到了地主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但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终于斗垮了地主，取得了土改斗争的胜利；反映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所描写的也都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最终战胜了日寇……这些作品无一不展现出革命的前景，展现了工农兵的革命理想。
在“文革”之前即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中，这种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更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即特别重视展现革命理想的创作思想，同样表现明显。比如反映大革命运动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同样不但写出了革命所受到的挫折，更是写出了最终取得的胜利；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也一方面写出了改造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又写出了最终这一改造又得以胜利完成；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也是一方面写出了运动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又写出了最终是以胜利告终。即使是那些不是反映政治运动而是反映新的精神生活的作品，如《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等，也是一方面写出种种思想矛盾，又写出了最后新思想得以确立。甚至那些“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工农兵文学消亡期出版的作品，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金光大道》等，也莫不如此，都是以革命的胜利、理想的实现为结局的。
上述是对“理想”的一种理解，也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内涵之一。还有另一种理解，或者说“理想化现实主义”还有另一种内涵——在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毛泽东是把“理想”与“集中”、“强烈”、“典型”相联系的。这又告诉我们：“理想化现实主义”不但要求“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且要做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强烈”。只有“更集中”了、“更典型”了、“更强烈”了，才能做到“更理想”，从而达到“理想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和人物，要“集中”地、“典型”地、“强烈”地体现出党的革命思想和政策，表现出工农兵群众的精神，突出地表明作者的“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才是“理想化”。“文革”之前的工农兵文学，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抗日斗争的各种描写，都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表现出斗争的形势，从而也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凸显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和政策精神。那些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地主、富农的暗中阻挠和破坏，中农的徘徊、动摇，贫下中农的坚定，已经成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这框架是完全符合工农兵的阶级立场的，完全符合“理想化”的原则的；而日寇的凶残，汉奸的为虎作伥，八路军的不怕艰难、不怕牺牲，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最终的胜利，也成了表现抗日斗争作品内容的基本框架。同样，表现社会新面貌的作品，也都“理想化”地写出当时各种“新”的思想和精神。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大字报”、“大锅饭”等。总之，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是“理想化”地展现党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政策，“理想化”地展现工农兵的理想和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
三、“理想化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比较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多是把“两结合”之前即1958年之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所说“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表明了这一意思。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两结合”提出之前，我国文艺界、学术界所讲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正如上面所说，实际上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所以声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国表明的一种“学习”和“顺从”的姿态罢了。事实上，我国所奉行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与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的工农兵文学在“理想化现实主义”特别是“理想化”的思想指导下，尽管说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但作品中的生活面貌，其实同实际生活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有不少的差异。我们认真审察一下会发现，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即使描写得生动逼真，但都不完全是生活的自然面貌。这表现在：描写政治运动的作品，都有明显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影子。一些作品如《三里湾》，因为作者赵树理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对于“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他见到的不具体，所以没有写出，因而就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而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从“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等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在1960年代就得不到一些批评家的认可。生活事件中阶级阵线的分明、人物性格中阶级本质的突出，是工农兵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失真或者说部分失真的表现。这样，它们就成了宣传革命的“思想的教科书”。而作品中对人物、事件“理想化”的政策处理，又使它们成了“政策的读本”。 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不同，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它虽然也有“理想”，但其核心并不是理想化，而是“写真实”，即要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生活，写出生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依照这一要求，苏联文学的故事情节都是生活的自然形态，即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按照作家的臆想去编造生活。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它写一支队伍在抗击白军时，以冲出包围圈时损失许多战士，队伍被击溃而告终。作品在构思时原本要把主人公美谛克写成自杀的，后来却没有这样描写，这是因为作家遵循生活的“自身的逻辑”，主人公“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走”，终于“没有力量自杀”再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它写一支被击溃的苏维埃军队和无组织的农民，在撤退时，因为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事，不能保护他们，因而不愿意服从长官的命令……直至最后，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他们才感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政权”。作者说：“我取了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不服从自己长官的、时时刻刻都预备着要把自己的领袖杀害了的群众，经过了艰难，经过了痛苦，率领着他们一直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组织的力量的时候为止。对于我，这已经足够了。”这样写革命的“铁流”，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他特别强调：“在文艺作品里首先要免除的是撒谎和粉饰现实。”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夏伯阳》（《哈巴耶夫》）、《母亲》等作品中。事实已经很明显：苏联文学遵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坚持写真实、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作品，都保持了生活的原本样式，从而显得自然和亲切。
正因“理想化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不小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两结合”之前的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四、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
1 “理想化现实主义”的急功近利性和工农兵文学文学性的减弱
创作方法的采用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与写作的目的有关，或者说，创作方法为写作目的所决定。古典主义文学如拉辛的悲剧，之所以严格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由于这样做符合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指戏剧创作服从理论的支配，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所以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当“社会”的“书记”的职责，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是因为他要给人们生动地描绘出法国在1816—1848年间，在资产阶级上升和封建势力逐步崩溃时期，整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面貌；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之所以采用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就是因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彷徨、迷惘、不满、痛苦、失望甚至绝望的作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从而努力寻求别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他们特殊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
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它的本质是人民性。别的同样以人民性为本质的文学如五四新文学、苏联文学，虽然也十分重视教育性，但旨在潜移默化，而工农兵文学却强调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正是这一急功近利性，促使它要采用“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理想化”地对现实生活的处理，能直截了当地、尽快地、理想地宣传推翻旧制度，解放劳动群众的革命思想和党的阶级政策，并使人民群众充满胜利的信心。但这样一来，又减弱了工农兵文学的文学性。从这一方面看，“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理想化现实主义”的规范化和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
当然，正如尼采所说，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存在自有其合宜的一面，也有其不合宜的一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不合宜变成合宜。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怎样来运用这一创作方法。
实际上，创作方法是有限的，而作品的式样和面貌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作品，描写的生活事件不同，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不同，因而对事件的处理也会有所不同。由此，作品体现出来思想意义也就不同。同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巴尔扎克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上流社会即那些贵族男女身上，他唱的是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却是无情地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同时也暴露出他“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在西方，许多名著都是采用同一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这足以证明创作方法和作品多样性共存的可能性。
但是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却不然：反映土改的、反映抗日的、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同类作品之中，生活事件及其发展脉络几乎都是相同的，因而作品呈现出类型化、趋同化的面貌。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认识的“规范化”，所带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一律化处理，必然使作品出现趋同化现象。这又说明，文学创作不但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而且对于同一的创作方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保证文学创作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