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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到朴树《那些花儿》的时候，总会陷入沉默，和无可名状的、某种感伤的孤独。为那些打动过我的女性，那些正在老去的她，散落在天涯的她…一我想写的，似乎是为她们——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馨香伴我前行。尤其是，我的外婆。
一个上世纪初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个在别人裹小脚、听从包办婚姻时，选择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一个在纳妾正常、离婚被鄙夷的时代，毅然提出离婚，继而在战火中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的独抚母亲；一个天性乐观、永远不知道发愁是什么的小学教师、校长；一个在抗战硝烟中的重庆，既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参加邓颖超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
她依凭自己射手座天生的乐观，活到了106岁。
无忧的青春与特立独行的自由恋爱
外婆1905年出生，其父是中国第一代数学教师，是中国学西学、教西学的第一代人。上世纪20年代，外曾祖父任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那时开国元勋之一的董必武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导主任。
像她的父亲用毛笔在十行纸上书写代数教案一样“前卫”，我的外婆在那个年代，也从来没有缠过小脚，而且不顾父亲的反对，和父亲的学生——我的外公，自由恋爱并结婚。外公艾毓英出身于农家，但天资聪颖，更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后来，外曾祖父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而且一度，这桩婚姻显得很美满。
战火纷飞中的独抚母亲
直到1937年，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归来的外公，爱上了同事的女儿，这个已有了几个孩子的家庭，才陡地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那是一个纳妾很正常的年代，所以男人的移情别恋也并不为世诟病。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娶二房。如果选择离婚则倍受鄙夷。在这样的语境下，外婆却毅然选择离婚。而彼时正值抗战，仿佛只是在一瞬间，国破家散，命运陡转。外婆突然从一个书香门第、无忧无虑的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战火中拉扯着四个孩子逃难的独抚母亲。
那是1938年，抗战已开始一年多。战火硝烟中，33岁的外婆，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是我母亲，当时才几个月），颠沛流离，从湖北武汉出发，逃逃停停，停停逃逃，到了重庆，一边在小学教书，一边带四个孩子。而后在巴东挂了—个湖北省妇联主席的职，才领到一点儿米，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计。
母亲常常对我说起那些岁月的窘困，说有一天，外婆有钱买半斤米回家，特别高兴，却又发现家里连柴和煤都没有，于是上街四处翻捡，拾到几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终于快快乐乐地吃上了米饭。说起1945年，外婆带着四个孩子，坐在大卡车的地板上，颠簸了几天几夜，终于翻山越岭回到了武汉，几个孩子平生第一次喝到奶粉冲的牛奶。妈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一本书大小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午餐肉、压缩饼干和一点点奶粉，但这足以让外婆和四个孩子欢欣雀跃。
即使这样贫困，外婆也从未泯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一天，外婆有了一点点钱，还带母亲去了重庆唯一的一家西餐馆——心心西餐馆。在那里，妈妈第—次吃到了罗宋汤、牛排、沙拉，在那里，外婆教母亲怎样用刀叉和西餐礼仪。
这期间，为了孩子能生活得更好些，外婆也曾一步步爬石梯登上重庆两路口国际村——蒋介石办公的地方，状告不给孩子抚养费的前夫君。当时外公正要被任命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相当于副部长），于是这桩任命被取消。
这听起来异常艰难的岁月，却并未让当时的外婆悲观消极。外婆还积极地参加社会舌动，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褪庆的日子，外婆除了在小学教书，还参加了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组织，这组织在国民党方面的指导长是宋美龄，共产党方面的指导长是邓颖超，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办了—个妇女干部训练班，在求精中学（现重庆六中）设了一个保育院，收养战时儿童。我外婆利用业余时间，常常去保育院工作。看着保育院收留的战时流亡儿童，外婆会想起自己的四个孩子，她用同样的母爱照顾着这里可怜的孩子们。
在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美和快乐
对于家长当得好不好，现在很普遍的一种社会评判标准在于：儿女们是否有成就。
作为独抚母亲的外婆，应该没有太多时间规划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带孩子，要教书，要参加妇女运动。大儿子二儿子上大学、参军以后，稍微清闲了些的外婆，还和同事一起去看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南斯拉夫八人男生合唱团的演出。这位独抚母亲，总是本能地在并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着快乐和美。
也许是遗传了她的乐天性格，四个孩子也从未觉得生活有什么悲苦。也许是受她常参加社会舌动的影响，大舅1946年考入清华后，就参加了学生中的地下党工作。1950年留校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广电部部长。二舅、大姨也先后参军，我母亲则先后成为中学教师、编辑和记者。应该说，后人们的轨迹，或多或少汲取了年轻时外婆的兴趣和志向。
外婆106岁才去世，103岁时，还想学上网。因为她听说“上网很好玩”。当然不可能教她上网，因为当时她已高度近视。现在更不可能，因为她已去了天国。
一个上世纪初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个在别人裹小脚、听从包办婚姻时，选择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一个在纳妾正常、离婚被鄙夷的时代，毅然提出离婚，继而在战火中独自拉扯四个孩子的独抚母亲；一个天性乐观、永远不知道发愁是什么的小学教师、校长；一个在抗战硝烟中的重庆，既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参加邓颖超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
她依凭自己射手座天生的乐观，活到了106岁。
无忧的青春与特立独行的自由恋爱
外婆1905年出生，其父是中国第一代数学教师，是中国学西学、教西学的第一代人。上世纪20年代，外曾祖父任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那时开国元勋之一的董必武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导主任。
像她的父亲用毛笔在十行纸上书写代数教案一样“前卫”，我的外婆在那个年代，也从来没有缠过小脚，而且不顾父亲的反对，和父亲的学生——我的外公，自由恋爱并结婚。外公艾毓英出身于农家，但天资聪颖，更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后来，外曾祖父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而且一度，这桩婚姻显得很美满。
战火纷飞中的独抚母亲
直到1937年，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归来的外公，爱上了同事的女儿，这个已有了几个孩子的家庭，才陡地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那是一个纳妾很正常的年代，所以男人的移情别恋也并不为世诟病。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娶二房。如果选择离婚则倍受鄙夷。在这样的语境下，外婆却毅然选择离婚。而彼时正值抗战，仿佛只是在一瞬间，国破家散，命运陡转。外婆突然从一个书香门第、无忧无虑的大家闺秀，变成了一个战火中拉扯着四个孩子逃难的独抚母亲。
那是1938年，抗战已开始一年多。战火硝烟中，33岁的外婆，带着四个孩子（最小的是我母亲，当时才几个月），颠沛流离，从湖北武汉出发，逃逃停停，停停逃逃，到了重庆，一边在小学教书，一边带四个孩子。而后在巴东挂了—个湖北省妇联主席的职，才领到一点儿米，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计。
母亲常常对我说起那些岁月的窘困，说有一天，外婆有钱买半斤米回家，特别高兴，却又发现家里连柴和煤都没有，于是上街四处翻捡，拾到几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终于快快乐乐地吃上了米饭。说起1945年，外婆带着四个孩子，坐在大卡车的地板上，颠簸了几天几夜，终于翻山越岭回到了武汉，几个孩子平生第一次喝到奶粉冲的牛奶。妈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一本书大小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午餐肉、压缩饼干和一点点奶粉，但这足以让外婆和四个孩子欢欣雀跃。
即使这样贫困，外婆也从未泯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一天，外婆有了一点点钱，还带母亲去了重庆唯一的一家西餐馆——心心西餐馆。在那里，妈妈第—次吃到了罗宋汤、牛排、沙拉，在那里，外婆教母亲怎样用刀叉和西餐礼仪。
这期间，为了孩子能生活得更好些，外婆也曾一步步爬石梯登上重庆两路口国际村——蒋介石办公的地方，状告不给孩子抚养费的前夫君。当时外公正要被任命为国民党的教育部次长（相当于副部长），于是这桩任命被取消。
这听起来异常艰难的岁月，却并未让当时的外婆悲观消极。外婆还积极地参加社会舌动，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褪庆的日子，外婆除了在小学教书，还参加了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组织，这组织在国民党方面的指导长是宋美龄，共产党方面的指导长是邓颖超，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办了—个妇女干部训练班，在求精中学（现重庆六中）设了一个保育院，收养战时儿童。我外婆利用业余时间，常常去保育院工作。看着保育院收留的战时流亡儿童，外婆会想起自己的四个孩子，她用同样的母爱照顾着这里可怜的孩子们。
在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美和快乐
对于家长当得好不好，现在很普遍的一种社会评判标准在于：儿女们是否有成就。
作为独抚母亲的外婆，应该没有太多时间规划孩子们的未来，因为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带孩子，要教书，要参加妇女运动。大儿子二儿子上大学、参军以后，稍微清闲了些的外婆，还和同事一起去看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南斯拉夫八人男生合唱团的演出。这位独抚母亲，总是本能地在并不如意的生活中寻找着快乐和美。
也许是遗传了她的乐天性格，四个孩子也从未觉得生活有什么悲苦。也许是受她常参加社会舌动的影响，大舅1946年考入清华后，就参加了学生中的地下党工作。1950年留校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先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广电部部长。二舅、大姨也先后参军，我母亲则先后成为中学教师、编辑和记者。应该说，后人们的轨迹，或多或少汲取了年轻时外婆的兴趣和志向。
外婆106岁才去世，103岁时，还想学上网。因为她听说“上网很好玩”。当然不可能教她上网，因为当时她已高度近视。现在更不可能，因为她已去了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