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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友人读了朱永嘉先生微博后对我说的一句话，显然是危言耸听，完全是吓唬我的话。所说的文章题目叫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下称《路线》），这是我组织和编发的，这是事实，可又怎能同林彪和林彪爆炸扯在一起呢？硬要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扯在一起，就成了今古奇冤了。
2015年 《世纪》 杂志第3期曾刊发程继尧先生回忆 《我是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一文，本文刚好可以和此相互佐证，以我的亲身经历反映“四人帮” 及其同伙为了充当“英雄” ，使用了卑劣手段制造冤狱的丑恶嘴脸，不能不说。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策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1970年10月，反复听到“路线决定一切”的传达后，我心里在想，时而讲“政权决定一切”，时而讲“世界观决定一切”，现在又讲“路线决定一切”，究竟什么决定一切？当时在采访时，也听到读者有这方面的议论和要求，于是我萌发撰写一篇分析三者关系论文的打算，题目就定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其基本观点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路线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更加深入了。路线决定一切，而路线又决定于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所以说，行文和结论归根到底要自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当时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听了我的报告后连说“好好好”， 要我马上写份选题报告，我连夜写了两张稿纸 （约800字） 的报告，刘看后，认为这是好题目，是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他希望请有理论修养的高手、快手来写。我思前想后，认为完成此文的最佳作者是程继尧，理由有二：一是他思路敏捷，擅长撰写理论文章，此前写的文章都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二是他在 《解放日报》“工农兵论坛” （11月16日）发表了 《革命化要化在路线上》，评论说：“路线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路线。”正符合我们的观点。
刘岳清是湖南人，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也是急性子，11月19日（星期六） ，要我马上找到程继尧，我打电话到采矿机械厂宣传科，要程写篇有分量的政论文章，程当时表示为难，一是没有时间，二是论文难写。我以激将法鼓励他说，你也不要偏心，给 《解放日报》 写，也得给 《文汇报》 写一篇，时间是弹簧，压一压，挤一挤也就出来了。至于难写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他在为难中允诺了。我们约好第三天 （11月21日） 星期一来文汇报社商讨。程接了我的电话后，就他参加调查的情况与体会作了一番构思，此时他对论文框架已经胸有成竹了。我们面谈不到一个小时，很快就理出了思路，明确就以“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为题。《路线》选题的策划就是这么简单，是我个人的一种感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四人帮”诬 《路线》 为“大毒草”
我们要求作者尽快拿出初稿，争取早日见报，作者希望给一个月的时间，刘岳清不同意，他说：“最多15天，越早越好，时间就是质量。”程继尧撰写这类文章游刃有余，不到10天就写好了， 11月28日下午3点我派专职通信员去工厂取稿。稿件一到，我即逐字逐句推敲，老刘在我旁边问我写得怎样？我说很好，逻辑清晰，说服力强。他迫不及待地将我读过的前半部分拿去审读，这时已是夜里11点，他催我回家赶26路末班车。他却留在办公室连夜审读，直到凌晨3点审完后将稿送排字房排稿样，随后，他在理论部隔壁的卫生间浴缸上搁上木板当床睡。（那时候老刘结婚后因住房困难，时常睡在办公室卫生间的简易床。） 次日上班时，老刘对我说：“昨夜又磨了一遍，这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针对性，难得读到这么好的文章。我看，康平路写作班的人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程继尧在工厂，在劳动第一线，了解大众的活思想，切合实际。”他还赞扬我为 《文汇报》 组织了一篇好文章。11月29日打出稿样，又请作者到报社一起讨论。在谈到文中关于社会制度与思想路线的关系时，刘岳清念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编辑部文章） 中的一段话后说，《再论》 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可以引用这段话。
《路线》 这是一稿而成的文章，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只是在“的得地” 作了技术处理，其他也没有添加文字，老刘也认真审读好几遍后，于12月3日签发。次日中午，我问邵传烈 （当时 《文汇报》的负责人） 《路线》 一文看了吗？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针对性又很有说服力。”还说：“可以想办法，将这位作者借调到报社评论部或理论部来工作。”当晚，我去夜班编辑部，见在 《路线》的小样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有邵传烈批文曰：“此稿很有针对性，可發。”但是，这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躺了一个月也没见报。其间我问过邵传烈这是何故？答曰：“不何故。”我听夜班编辑说：“市里有通知：涉及‘路线’的稿子一律要送市委审查。现在市里忙于筹备四次党代会，徐景贤桌子上的稿子已经堆了一尺高了。”邵说：“他们忙，我们若不送，又说我们抗拒市委领导，一送就有可能石沉大海。”他又安慰我说：“这类文章，我们可以把握，刘克思 （刘岳清的雅号） 也审读过，不会有问题。我看这篇文章要寻时机等版面刊发。”
1971年1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是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然而，当时我们哪里知道中国发生了“炸平庐山”的“路线斗争”！看到毛泽东“最新指示”，《文汇报》 觉得 《路线》 一文踏在了点子上，竟不等徐景贤批复，于1971年1月6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在当时来说，这叫“紧跟中央，紧跟形势”。
1971年1月4日，“一月革命”后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开幕。当天，张春桥作了“政治报告”。1月6日，《文汇报》在显著地位发表未经市委审定的 《路线》。文章见报后，社内外反响异常强烈，次日全国各省市报纸纷纷转载，他们认为此文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思想”。我和刘岳清当天就收到十余只电话称赞此文“真解渴” ，有的还打听作者的身份。我特地将转载的报纸收集起来，作了比较，看看哪家报纸处理突出，记得 《浙江日报》 《福建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认为这是好文章，是“进行路线斗争教育的好教材”。 我和刘岳清看到全国几乎所有的省报都转载了《路线》 一文，心里甜滋滋的，感到为文汇报社立了功，心里非常高兴。 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天，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算是大难临头。先是口头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说他们读后认为没有强调“路线是决定一切”，认为“干扰了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也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标新立异”，“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调子越拉越高。后来正式传达说，张、姚看了《路线》 一文后十分恼火，责怪 《文汇报》“放出一棵大毒草” ，当即指示徐景贤，要 《文汇报》 查明有关编辑刊发此文的用意何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刚踏上新闻单位不久，满怀激情要干一番事业，不料闯了大祸，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特别想到自己的小孩才出生六个多月。传达人还在大会说，这是电话记录，正式文件过些天会下发，过了若干年都没见此正式文件。搞阴谋的人往往是这样鬼头鬼脑的，说是正式文件，又迟迟不敢拿出来见人。
作为典型被批判，以“肃清流毒”
幸好，当时 《文汇报》 负责人邵传烈和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听了传达后，承担了领导责任，“自己吃进”，大大减轻了我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军宣队余克颐和工宣队高明源、刘明根等秉承上级意图从“干扰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 的高度，硬逼我和刘岳清作深刻检查。我将选题报告作为检查送上去，工宣队刘明根看后责问说：“这算什么检查？对这么严重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的严重问题，就这样轻描淡写、蒙混过关吗？不行，要重新检查。”
刘岳清是军人出身，又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不买他们的账，反问刘某：“什么市党代会精神，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全国几乎所有的省级报纸都转载了，难道也要叫他们检查吗？”刘某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去叫来军宣队余克颐来助阵。余克颐冲着我们恶狠狠地说：“我们进驻文汇报社难道是吃干饭的。你们必须作深刻检查，今晚不检查就不要想回家。”老刘就是硬脾气，顶了他们一句：“不让回家就睡在办公室。”到了11点钟，军宣队和工宣队呆不住，一个个走了。老刘就催我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卫生间的浴缸板床上。的确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军宣队工宣队没有办法，只好冷搁了两个星期。
不久，“市委写作班”遵照徐景贤的指令要尽快写一篇文章，告诉兄弟省市：《路线》 一文不讲路线斗争，有严重错误，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观点。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好讲，也觉得讲不清楚，硬做文章，写了两个月才拼凑而成，于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方岩梁”文章送到 《文汇报》，指定必须用发表 《路线》 一文同样的版面和字体，于次日见报，“以肃清流毒，挽回影响”。3月16日，《文汇报》 果然在同样版块，以同样版式发表了“方岩梁”的文章，题为 《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下称“千万” ），篇幅也是5700字。
方岩梁的文章一发，军宣队、工宣队又活跃起来了，他们以组织学习为名，其實是一次批判会，想借此机会整整我们不服张姚批判的态度。与会者主要是理论、文艺部的编辑共有十余人，还有工农兵通讯员、工宣队员4人。会议还是让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主持，刘一开头就说：“你们叫我刘克思，其实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的，正由于不高，才会发表错误的文章。”工宣队刘某猛然站起来抢话说：“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文章，这是一棵大毒草，毒源就是 《文汇报》 理论部。”此时刘岳清也站起来，近乎喊道：“大毒草是谁定性的？既然是大毒草，那我算大毒瘤了，你们就把大毒瘤挖掉好了！”引得全场轰然大笑。工宣队刘某板起脸孔说：“笑什么？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学习‘方岩梁’文章就是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就是为了清除毒瘤。”刘岳清一听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便扬长而去，工宣队刘某便当起会议主持人说，请大家发言，此时没有一个编辑人员响应。刘某点了我的名字说：“你讲讲。”我说：“方岩梁在今天的文章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又是一阵冷场。工宣队刘某见大家默不作声就说：“我们就来学习‘方岩梁’文章，看看是怎样批判这株大毒草的。”编辑人员没有一个肯念，刘某自己念起来了，南腔北调，又结结巴巴，与会者听起来实在倒味口，陆续离场而去，刘岳清从外面走进来，见状就说：“我们又不是睁眼瞎，还是自己看好。”会议开不下去。到了最后，学习“方岩梁”文章的会议只有三个人：老刘、刘某和我。于是刘某宣布会议结束。会后，老刘对我说，工宣队在“简报”上会这样写道：今天学习“方岩梁”文章认真，讨论热烈，有关编辑检查深刻。我说，这不是欺下瞒上吗！老刘气愤说：“这些人就是这样欺下瞒上爬上去的。”后来我从工宣队办公室看到，向市委报送的“简报” 确实是这样写的。
因为我和刘岳清的态度很强硬，他们组织了一次次所谓的“帮助会” （其实是批判会）。刘岳清有次在会场上严辞以对：“你们欺下瞒上，不会有好结果。”虽说只有一句话，但含义深刻。后来，有四五个月不组织会议了，据说，因毛主席也发话了。我以为到此结束了。
“四人帮”誓言要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
1971年9月13日， 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五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陆续下发全国。
1972年1月15日中午12点，编辑部支部书记方咏南忽然把我和刘岳清叫到军宣队余克颐办公室训话。受命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余克颐狐假虎威地说，我们受“徐办”指示向你们宣布规定。刘岳清故意问：“什么叫 ‘徐办’ ？” 余说：“什么 ‘徐办’也不知道！”在旁的方某说：“徐景贤办公室，简称徐办。”当宣布规定时，我们抽笔记录，余连忙阻拦说：“不要笔记，记在心里。”刘岳清顶了一句：“噢，原来这是秘密案件。”他们对着我们宣布了这么五条规定：
1.根据徐 （景贤） 办要求，你们要老老实实交代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的组稿过程，特别是受谁的指令，必须在8个小时内交代清楚。
2.你们两人不得相互串通、统一口径，自今日开始分开上班，郭在评论部卫生间，刘在理论部卫生间，待交待清楚后再回原办公室。 3.你们不得同作者及其家属有任何联系，包括电话联系。
4.你们交代的事不得外传，包括编辑人员。
5.若有违背，从严处理。
我嘀咕一句：“徐办也知道评论部、理论部有两个卫生间。”工宣队刘某阻拦说：“别啰嗦！”他们随后带我们到事先安排好的小间落坐，责令我们交代问题，深刻检查。这里原是卫生间，马桶移走，浴缸和水斗仍在，墙面地板是瓷砖，寒冬腊月，显得特别阴冷。老刘提出要求：能否给一台电热器。余说：“想得美，陈、曹、杨走资派还没这种待遇呢！”至此，我们只得忍受虐待。
军宣队、工宣队不时进来看我检查的进展，我把原来写的选题报告加些认识，由原来的2张稿纸扩充到3张稿纸，约有千把字。把检查搁在一边，便在看 《史记·秦始皇本纪》，工宣队刘某问我怎样？我说写好了。刘某即把我检查取走。
下午4时，军宣队员余克颐、工宣队员刘明根和支部书记方咏南气势汹汹跑到小间，因房间小，只能进来一人，另外两人站在门边。余说：“要害问题是要交待谁指令你组织写这篇文章的。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任何人指令，更没有黑后台。完全是我个人的领悟。”
余又说：“你有这样的思想理论水平？”我说：“没有这种水平就进不了《文汇报》 当编辑了。”
刘明根说：“你还是以这种死不交代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责问我：“你在看 《秦始皇本纪》，有何目的？是否想找什么救兵？”
我说：“没有必要找什么救兵！秦始皇是我感兴趣的帝王，有空看看，这是我的专业。”
余拿了几张稿纸在我面前扬扬，装腔作势地说：“刘岳清都交代了，你们是受部队首长指令的。”
我说：“不可能的。完全是我个人的设想，没有任何人向我提示或指令。”
他们虚放一枪之后又改口审问：“你看过部队传来的报告吗？”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绝对没有看过什么报告。”
在我这里没有捞到什么交差上报的材料，他们三人又到刘岳清房间，采用同样的办法说我交待清楚了，“是看了部队传来的内部报告”。刘岳清严辞回答：“你们无中生有，上纲上线，非要往上面挂，完全是栽赃嘛！”
此时已是晚上9点了，8个小时过去，徐景贤在等待着向“中央”报告的“胜利” 果实 。我们很清楚，若是我们看过或听过林立果的“内部报告”，他们就会把 《路线》 一文视作是林立果讲话的辅导文章，而 《千万》 一文就是批林立果的，这样一来，他们成了“批判林彪的英雄”了。
中央专案组“材料之二”在历数“林彪集团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时，公布了李伟信的笔供。李伟信交代：林立果是3月18日从杭州到上海的。林立果 “读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材料之二，对李伟信的这段交代加了个注：“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署名‘方岩梁’的 《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发表在同年1月6日文汇报上署名 ‘蔡康成’的文章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进行了批判。”传达 “中央文件” 讲到这件事时，让我和刘岳清非常震惊，事前徐景贤他们非要逼我们供出林立果是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一文的“黑后台”，盖因在此，当时心里痛苦不堪，有冤无处伸。刘岳清不断安慰我说：“不要怕，他们无中生有、白日栽赃，正说明他们空虚和无能，我们相信组织、相信党。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自有评说，不过，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他们想把自己装扮成英雄，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把我们关押起来也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条。”老刘要我同程继尧通个电话，安慰他说“我们 《文汇报》 承担一切责任”，但这时程继尧也被控制起来了，我们连累了他，心里甚感不安和惦念，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我和刘岳清被诬“上了林彪贼船”
文件传开后，社内外议论纷纷，说 《文汇报》闯了大祸，有的说我和刘岳清“上了林彪贼船”了。徐景贤在复旦大学传达中共中央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时说：“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我们批蔡康成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这篇毒草，就是批林彪的！”在市里的一次干部会上徐景贤又在鼓吹“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还点名批评 《文汇报》 说：“《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这篇文章就是秉承林立果的意旨写的。组织这篇文章还是自视马克思理论水平高的编辑，他雅号叫刘克思，至今不承认受林立果的指令，据我掌握的材料看，他看过林立果的报告，就是秉承林彪觀点写的黑文。”徐景贤依据W某的假情报定下了这个调子，指令文汇报军宣队、工宣队成立专案组，说什么必须打破他们的“攻守同盟”，“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又一次把我和刘岳清隔离开来，叫我坐到工宣队办公室，他们要我交代同部队的联系。我说过去同空军、海军和警备区的写作组有过联系，此时他们好像得到什么重要线索了，先叫我把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写下来，后来就逼我承认在他们那儿看过什么材料，我说什么材料也没有看过。他们又追问：“报告看过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报告。”他们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批林英雄”，非要把我们组织撰写的《路线》 一文说成是根据林立果观点撰写的。
徐景贤他们采用种种谎骗的办法来逼我们交代，一会儿说刘岳清承认 “看了林立果的小报告”，一会儿说作者“看了林立果的内部报告”。对于他们的谎言，我始终对他们说：“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工宣队刘某狂叫起来：“你不老实交代，还要给我们上党课。”又威吓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重视这桩案件，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你事先看了林立果的黑报告之后去组稿的，再不交代，顽抗到底，没有好结果。”我严肃回答：“没有看过就是没有看过！”在旁的另一工宣队员编造谎言说：“空军的‘卫东鹰’已把一份林立果的黑报告交给你了！”这种谎言令我气愤不已，我严厉谴责：“这是白日栽赃，血口喷人。我们可以到‘卫东鹰’去对质！”刘某见我强硬，口气又软了下来，说：“现在给你老实交代机会。再等下去，就不是这样在文汇报由我们同你对话了。”我说：“不管在哪里对话，事实就是一个，没有看过什么报告。”刘某又说：“不要嘴硬。你说没有看过，听过吗？”他们逼迫我交代的嘴脸至此暴露无遗。刘某到另一办公室接了电话回来说：“市里来电话指示‘誓言要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再给你两个小时交代的机会。你的消息来源渠道多，你同陈丕显、邓子恢、张鼎丞以及他们的子女不是常有往来吗？他们又给你传递什么？”很明显，他们又利用我同陈、邓、张老乡的一点关系妄图捞到“走资派还在走”的资料。我说：“不要说两个小时，20、30个小时也交代不出。”他们对刘岳清也是这样采用谎骗的手法来逼迫在2个小时交代清楚，刘岳清以强硬的态度又一针见血地回答说：“你们先定性再找材料，文章难做啊。别说两个小时，20小时也无法交代。”他们认为我和刘口径一样，立了“攻守同盟”。 最后在晚上12点让我离开了他们办公室。此时26路的末班车没有了，我步行回家，踏着微弱的路灯想了许多，那种委屈、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 我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泪水蒙了眼睛，走到建国路一处转弯时，我一只腿踏进了被损坏的窨井，我呼喊几声没有人应答，此时夜深，路无行人，我自己挣扎爬了起来，脚扭伤了。幸好穿着棉袄没有摔伤，只是嘴巴下颌撞在马路的水泥地，牙血也流出来了。我忍着痛，一拐一拐地回家，原来一个小时的路走了两个小时，凌晨两点半才到家。爱人抱着一岁半的小孩等我回到家才放心。她问我怎么这么晚？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没把被整以及踏进窨井的情况相告，免得家人操心。我只说赶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晚又是彻夜未眠，想了许多：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便掉进了政治斗争的黑漩涡，一时无法脱身，让作者也被戴上了“林彪集团的黑秀才” 的帽子。次日上班时，刘岳清见我嘴唇胀肿，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说了昨夜天黑踏进窨井的事，他要我马上去医院检查伤势，我去检查幸好没有骨折，只是扭伤。老刘特别交待，昨夜摔伤的事不要声张，免得他们说我们制造事端恐吓他们。原定开编辑部大会，对我们作出“暂停工作”的处理决定，因他们在我和刘岳清身上捞不出新材料就改期召开，于是在小范围内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停止工作，继续检查。刘岳清当场为我辩护说：“要说这篇文章有错，都是我的责任，是我派郭志坤去组稿的，文稿是我修改和签发的。用不着人人过关。”尽管刘岳清和邵传烈为我承担责任，但这是上层定的性，他们无法宽恕我。逼我检查交代整整持续一个月，虽然暂停工作，但我对秦始皇的研究没有停止，从秦代历史也看到了现实斗争的残酷性，“指鹿为马” 出典 《史记·秦始皇本纪》，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从中作乱夺权。历史虽不可重演，但让我们亲历了“何其相似乃耳”的历史现象。
完全是“无间道” 谎报军情惹的大祸
从程继尧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大致梳理了案件的来龙去脉，给人以沉重的历史教益。程感叹地说，万万没有想到，W某竟是“无间道”， 同程继尧见面说了几句话后，居然会说“（1月6日） 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 《讲用报告》 的精神”。随后又把“上海帮”组织文章批《路线》 的矛头指向告诉了空四军，使林立果作出“是信号”的判断，搞得双方剑拔弩张。
W某为何要这样做？年过古稀之年的我实在感到匪夷所思！在审查此案时，他明知我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林立果的 《讲用报告》，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反复申述，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感悟所提出的选题。应该说，我是文章的最初策劃者，最有发言权。谎言毕竟就是谎言，最终还是会被识破的。撒谎者内心经常处于焦虑紧张状态，所以，W某没敢向我“摸底”，因为在我这里捞不到他所需要的材料。可见“四人帮”那一伙手段是卑劣的，谎报军情酿成了一场大祸。
因为一个谎言是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圆谎的，于是采用上文所述种种逼供信的手法，让你交代“不存在的事”，无休止的检查逼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刘岳清被徐景贤在大会点名后，他的情绪低落。尽管如此，可他对事件看得很清楚，他多次对我说：“这件事，就是撒谎者作的孽。”自后，他心里郁郁不平，一时无奈病倒了，于1975年5月住进瑞金医院。每当在医院探望他时，他总是讲要搞清 《路线》 冤案。他说：“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奇冤，你们要去申冤。”要我和作者把这件事搞清楚。1979年1月17日，刘岳清在郁郁中离世，年纪不到50岁。临终前，他对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还 《路线》 的作者、编辑一个清白！” 我和作者参加追悼会，程继尧写下四句 《悼刘岳清君》：“一篇文章八年冤，累君含恨赴黄泉。奈何桥上莫停留，阴司总有包青天！”我也写了一副 《哭刘岳清师》 的藏名联：“耿直不屈撼山岳，厚道无私似水清。”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今作此文以对吾师刘岳清主任的怀念。
（选自《世纪》2019年第3期）
2015年 《世纪》 杂志第3期曾刊发程继尧先生回忆 《我是如何被戴上“林彪黑秀才”帽子的》一文，本文刚好可以和此相互佐证，以我的亲身经历反映“四人帮” 及其同伙为了充当“英雄” ，使用了卑劣手段制造冤狱的丑恶嘴脸，不能不说。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策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1970年10月，反复听到“路线决定一切”的传达后，我心里在想，时而讲“政权决定一切”，时而讲“世界观决定一切”，现在又讲“路线决定一切”，究竟什么决定一切？当时在采访时，也听到读者有这方面的议论和要求，于是我萌发撰写一篇分析三者关系论文的打算，题目就定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其基本观点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路线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更加深入了。路线决定一切，而路线又决定于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所以说，行文和结论归根到底要自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当时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听了我的报告后连说“好好好”， 要我马上写份选题报告，我连夜写了两张稿纸 （约800字） 的报告，刘看后，认为这是好题目，是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他希望请有理论修养的高手、快手来写。我思前想后，认为完成此文的最佳作者是程继尧，理由有二：一是他思路敏捷，擅长撰写理论文章，此前写的文章都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二是他在 《解放日报》“工农兵论坛” （11月16日）发表了 《革命化要化在路线上》，评论说：“路线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路线。”正符合我们的观点。
刘岳清是湖南人，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也是急性子，11月19日（星期六） ，要我马上找到程继尧，我打电话到采矿机械厂宣传科，要程写篇有分量的政论文章，程当时表示为难，一是没有时间，二是论文难写。我以激将法鼓励他说，你也不要偏心，给 《解放日报》 写，也得给 《文汇报》 写一篇，时间是弹簧，压一压，挤一挤也就出来了。至于难写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他在为难中允诺了。我们约好第三天 （11月21日） 星期一来文汇报社商讨。程接了我的电话后，就他参加调查的情况与体会作了一番构思，此时他对论文框架已经胸有成竹了。我们面谈不到一个小时，很快就理出了思路，明确就以“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为题。《路线》选题的策划就是这么简单，是我个人的一种感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四人帮”诬 《路线》 为“大毒草”
我们要求作者尽快拿出初稿，争取早日见报，作者希望给一个月的时间，刘岳清不同意，他说：“最多15天，越早越好，时间就是质量。”程继尧撰写这类文章游刃有余，不到10天就写好了， 11月28日下午3点我派专职通信员去工厂取稿。稿件一到，我即逐字逐句推敲，老刘在我旁边问我写得怎样？我说很好，逻辑清晰，说服力强。他迫不及待地将我读过的前半部分拿去审读，这时已是夜里11点，他催我回家赶26路末班车。他却留在办公室连夜审读，直到凌晨3点审完后将稿送排字房排稿样，随后，他在理论部隔壁的卫生间浴缸上搁上木板当床睡。（那时候老刘结婚后因住房困难，时常睡在办公室卫生间的简易床。） 次日上班时，老刘对我说：“昨夜又磨了一遍，这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针对性，难得读到这么好的文章。我看，康平路写作班的人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程继尧在工厂，在劳动第一线，了解大众的活思想，切合实际。”他还赞扬我为 《文汇报》 组织了一篇好文章。11月29日打出稿样，又请作者到报社一起讨论。在谈到文中关于社会制度与思想路线的关系时，刘岳清念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编辑部文章） 中的一段话后说，《再论》 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可以引用这段话。
《路线》 这是一稿而成的文章，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只是在“的得地” 作了技术处理，其他也没有添加文字，老刘也认真审读好几遍后，于12月3日签发。次日中午，我问邵传烈 （当时 《文汇报》的负责人） 《路线》 一文看了吗？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针对性又很有说服力。”还说：“可以想办法，将这位作者借调到报社评论部或理论部来工作。”当晚，我去夜班编辑部，见在 《路线》的小样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有邵传烈批文曰：“此稿很有针对性，可發。”但是，这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躺了一个月也没见报。其间我问过邵传烈这是何故？答曰：“不何故。”我听夜班编辑说：“市里有通知：涉及‘路线’的稿子一律要送市委审查。现在市里忙于筹备四次党代会，徐景贤桌子上的稿子已经堆了一尺高了。”邵说：“他们忙，我们若不送，又说我们抗拒市委领导，一送就有可能石沉大海。”他又安慰我说：“这类文章，我们可以把握，刘克思 （刘岳清的雅号） 也审读过，不会有问题。我看这篇文章要寻时机等版面刊发。”
1971年1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是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然而，当时我们哪里知道中国发生了“炸平庐山”的“路线斗争”！看到毛泽东“最新指示”，《文汇报》 觉得 《路线》 一文踏在了点子上，竟不等徐景贤批复，于1971年1月6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在当时来说，这叫“紧跟中央，紧跟形势”。
1971年1月4日，“一月革命”后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海第四次党代会”开幕。当天，张春桥作了“政治报告”。1月6日，《文汇报》在显著地位发表未经市委审定的 《路线》。文章见报后，社内外反响异常强烈，次日全国各省市报纸纷纷转载，他们认为此文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思想”。我和刘岳清当天就收到十余只电话称赞此文“真解渴” ，有的还打听作者的身份。我特地将转载的报纸收集起来，作了比较，看看哪家报纸处理突出，记得 《浙江日报》 《福建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认为这是好文章，是“进行路线斗争教育的好教材”。 我和刘岳清看到全国几乎所有的省报都转载了《路线》 一文，心里甜滋滋的，感到为文汇报社立了功，心里非常高兴。 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天，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算是大难临头。先是口头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说他们读后认为没有强调“路线是决定一切”，认为“干扰了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也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标新立异”，“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调子越拉越高。后来正式传达说，张、姚看了《路线》 一文后十分恼火，责怪 《文汇报》“放出一棵大毒草” ，当即指示徐景贤，要 《文汇报》 查明有关编辑刊发此文的用意何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刚踏上新闻单位不久，满怀激情要干一番事业，不料闯了大祸，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特别想到自己的小孩才出生六个多月。传达人还在大会说，这是电话记录，正式文件过些天会下发，过了若干年都没见此正式文件。搞阴谋的人往往是这样鬼头鬼脑的，说是正式文件，又迟迟不敢拿出来见人。
作为典型被批判，以“肃清流毒”
幸好，当时 《文汇报》 负责人邵传烈和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听了传达后，承担了领导责任，“自己吃进”，大大减轻了我的精神压力和负担。军宣队余克颐和工宣队高明源、刘明根等秉承上级意图从“干扰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 的高度，硬逼我和刘岳清作深刻检查。我将选题报告作为检查送上去，工宣队刘明根看后责问说：“这算什么检查？对这么严重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的严重问题，就这样轻描淡写、蒙混过关吗？不行，要重新检查。”
刘岳清是军人出身，又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不买他们的账，反问刘某：“什么市党代会精神，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全国几乎所有的省级报纸都转载了，难道也要叫他们检查吗？”刘某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去叫来军宣队余克颐来助阵。余克颐冲着我们恶狠狠地说：“我们进驻文汇报社难道是吃干饭的。你们必须作深刻检查，今晚不检查就不要想回家。”老刘就是硬脾气，顶了他们一句：“不让回家就睡在办公室。”到了11点钟，军宣队和工宣队呆不住，一个个走了。老刘就催我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卫生间的浴缸板床上。的确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军宣队工宣队没有办法，只好冷搁了两个星期。
不久，“市委写作班”遵照徐景贤的指令要尽快写一篇文章，告诉兄弟省市：《路线》 一文不讲路线斗争，有严重错误，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观点。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好讲，也觉得讲不清楚，硬做文章，写了两个月才拼凑而成，于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方岩梁”文章送到 《文汇报》，指定必须用发表 《路线》 一文同样的版面和字体，于次日见报，“以肃清流毒，挽回影响”。3月16日，《文汇报》 果然在同样版块，以同样版式发表了“方岩梁”的文章，题为 《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下称“千万” ），篇幅也是5700字。
方岩梁的文章一发，军宣队、工宣队又活跃起来了，他们以组织学习为名，其實是一次批判会，想借此机会整整我们不服张姚批判的态度。与会者主要是理论、文艺部的编辑共有十余人，还有工农兵通讯员、工宣队员4人。会议还是让理论部负责人刘岳清主持，刘一开头就说：“你们叫我刘克思，其实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的，正由于不高，才会发表错误的文章。”工宣队刘某猛然站起来抢话说：“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文章，这是一棵大毒草，毒源就是 《文汇报》 理论部。”此时刘岳清也站起来，近乎喊道：“大毒草是谁定性的？既然是大毒草，那我算大毒瘤了，你们就把大毒瘤挖掉好了！”引得全场轰然大笑。工宣队刘某板起脸孔说：“笑什么？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学习‘方岩梁’文章就是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就是为了清除毒瘤。”刘岳清一听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便扬长而去，工宣队刘某便当起会议主持人说，请大家发言，此时没有一个编辑人员响应。刘某点了我的名字说：“你讲讲。”我说：“方岩梁在今天的文章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又是一阵冷场。工宣队刘某见大家默不作声就说：“我们就来学习‘方岩梁’文章，看看是怎样批判这株大毒草的。”编辑人员没有一个肯念，刘某自己念起来了，南腔北调，又结结巴巴，与会者听起来实在倒味口，陆续离场而去，刘岳清从外面走进来，见状就说：“我们又不是睁眼瞎，还是自己看好。”会议开不下去。到了最后，学习“方岩梁”文章的会议只有三个人：老刘、刘某和我。于是刘某宣布会议结束。会后，老刘对我说，工宣队在“简报”上会这样写道：今天学习“方岩梁”文章认真，讨论热烈，有关编辑检查深刻。我说，这不是欺下瞒上吗！老刘气愤说：“这些人就是这样欺下瞒上爬上去的。”后来我从工宣队办公室看到，向市委报送的“简报” 确实是这样写的。
因为我和刘岳清的态度很强硬，他们组织了一次次所谓的“帮助会” （其实是批判会）。刘岳清有次在会场上严辞以对：“你们欺下瞒上，不会有好结果。”虽说只有一句话，但含义深刻。后来，有四五个月不组织会议了，据说，因毛主席也发话了。我以为到此结束了。
“四人帮”誓言要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
1971年9月13日， 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五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12月11日、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陆续下发全国。
1972年1月15日中午12点，编辑部支部书记方咏南忽然把我和刘岳清叫到军宣队余克颐办公室训话。受命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余克颐狐假虎威地说，我们受“徐办”指示向你们宣布规定。刘岳清故意问：“什么叫 ‘徐办’ ？” 余说：“什么 ‘徐办’也不知道！”在旁的方某说：“徐景贤办公室，简称徐办。”当宣布规定时，我们抽笔记录，余连忙阻拦说：“不要笔记，记在心里。”刘岳清顶了一句：“噢，原来这是秘密案件。”他们对着我们宣布了这么五条规定：
1.根据徐 （景贤） 办要求，你们要老老实实交代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的组稿过程，特别是受谁的指令，必须在8个小时内交代清楚。
2.你们两人不得相互串通、统一口径，自今日开始分开上班，郭在评论部卫生间，刘在理论部卫生间，待交待清楚后再回原办公室。 3.你们不得同作者及其家属有任何联系，包括电话联系。
4.你们交代的事不得外传，包括编辑人员。
5.若有违背，从严处理。
我嘀咕一句：“徐办也知道评论部、理论部有两个卫生间。”工宣队刘某阻拦说：“别啰嗦！”他们随后带我们到事先安排好的小间落坐，责令我们交代问题，深刻检查。这里原是卫生间，马桶移走，浴缸和水斗仍在，墙面地板是瓷砖，寒冬腊月，显得特别阴冷。老刘提出要求：能否给一台电热器。余说：“想得美，陈、曹、杨走资派还没这种待遇呢！”至此，我们只得忍受虐待。
军宣队、工宣队不时进来看我检查的进展，我把原来写的选题报告加些认识，由原来的2张稿纸扩充到3张稿纸，约有千把字。把检查搁在一边，便在看 《史记·秦始皇本纪》，工宣队刘某问我怎样？我说写好了。刘某即把我检查取走。
下午4时，军宣队员余克颐、工宣队员刘明根和支部书记方咏南气势汹汹跑到小间，因房间小，只能进来一人，另外两人站在门边。余说：“要害问题是要交待谁指令你组织写这篇文章的。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任何人指令，更没有黑后台。完全是我个人的领悟。”
余又说：“你有这样的思想理论水平？”我说：“没有这种水平就进不了《文汇报》 当编辑了。”
刘明根说：“你还是以这种死不交代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责问我：“你在看 《秦始皇本纪》，有何目的？是否想找什么救兵？”
我说：“没有必要找什么救兵！秦始皇是我感兴趣的帝王，有空看看，这是我的专业。”
余拿了几张稿纸在我面前扬扬，装腔作势地说：“刘岳清都交代了，你们是受部队首长指令的。”
我说：“不可能的。完全是我个人的设想，没有任何人向我提示或指令。”
他们虚放一枪之后又改口审问：“你看过部队传来的报告吗？”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绝对没有看过什么报告。”
在我这里没有捞到什么交差上报的材料，他们三人又到刘岳清房间，采用同样的办法说我交待清楚了，“是看了部队传来的内部报告”。刘岳清严辞回答：“你们无中生有，上纲上线，非要往上面挂，完全是栽赃嘛！”
此时已是晚上9点了，8个小时过去，徐景贤在等待着向“中央”报告的“胜利” 果实 。我们很清楚，若是我们看过或听过林立果的“内部报告”，他们就会把 《路线》 一文视作是林立果讲话的辅导文章，而 《千万》 一文就是批林立果的，这样一来，他们成了“批判林彪的英雄”了。
中央专案组“材料之二”在历数“林彪集团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时，公布了李伟信的笔供。李伟信交代：林立果是3月18日从杭州到上海的。林立果 “读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材料之二，对李伟信的这段交代加了个注：“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署名‘方岩梁’的 《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发表在同年1月6日文汇报上署名 ‘蔡康成’的文章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进行了批判。”传达 “中央文件” 讲到这件事时，让我和刘岳清非常震惊，事前徐景贤他们非要逼我们供出林立果是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一文的“黑后台”，盖因在此，当时心里痛苦不堪，有冤无处伸。刘岳清不断安慰我说：“不要怕，他们无中生有、白日栽赃，正说明他们空虚和无能，我们相信组织、相信党。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自有评说，不过，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他们想把自己装扮成英雄，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把我们关押起来也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条。”老刘要我同程继尧通个电话，安慰他说“我们 《文汇报》 承担一切责任”，但这时程继尧也被控制起来了，我们连累了他，心里甚感不安和惦念，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我和刘岳清被诬“上了林彪贼船”
文件传开后，社内外议论纷纷，说 《文汇报》闯了大祸，有的说我和刘岳清“上了林彪贼船”了。徐景贤在复旦大学传达中共中央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时说：“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我们批蔡康成 《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这篇毒草，就是批林彪的！”在市里的一次干部会上徐景贤又在鼓吹“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还点名批评 《文汇报》 说：“《路线、政权和世界观》 这篇文章就是秉承林立果的意旨写的。组织这篇文章还是自视马克思理论水平高的编辑，他雅号叫刘克思，至今不承认受林立果的指令，据我掌握的材料看，他看过林立果的报告，就是秉承林彪觀点写的黑文。”徐景贤依据W某的假情报定下了这个调子，指令文汇报军宣队、工宣队成立专案组，说什么必须打破他们的“攻守同盟”，“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又一次把我和刘岳清隔离开来，叫我坐到工宣队办公室，他们要我交代同部队的联系。我说过去同空军、海军和警备区的写作组有过联系，此时他们好像得到什么重要线索了，先叫我把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写下来，后来就逼我承认在他们那儿看过什么材料，我说什么材料也没有看过。他们又追问：“报告看过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报告。”他们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批林英雄”，非要把我们组织撰写的《路线》 一文说成是根据林立果观点撰写的。
徐景贤他们采用种种谎骗的办法来逼我们交代，一会儿说刘岳清承认 “看了林立果的小报告”，一会儿说作者“看了林立果的内部报告”。对于他们的谎言，我始终对他们说：“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工宣队刘某狂叫起来：“你不老实交代，还要给我们上党课。”又威吓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非常重视这桩案件，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你事先看了林立果的黑报告之后去组稿的，再不交代，顽抗到底，没有好结果。”我严肃回答：“没有看过就是没有看过！”在旁的另一工宣队员编造谎言说：“空军的‘卫东鹰’已把一份林立果的黑报告交给你了！”这种谎言令我气愤不已，我严厉谴责：“这是白日栽赃，血口喷人。我们可以到‘卫东鹰’去对质！”刘某见我强硬，口气又软了下来，说：“现在给你老实交代机会。再等下去，就不是这样在文汇报由我们同你对话了。”我说：“不管在哪里对话，事实就是一个，没有看过什么报告。”刘某又说：“不要嘴硬。你说没有看过，听过吗？”他们逼迫我交代的嘴脸至此暴露无遗。刘某到另一办公室接了电话回来说：“市里来电话指示‘誓言要挖出 《路线》 一文的黑后台’，再给你两个小时交代的机会。你的消息来源渠道多，你同陈丕显、邓子恢、张鼎丞以及他们的子女不是常有往来吗？他们又给你传递什么？”很明显，他们又利用我同陈、邓、张老乡的一点关系妄图捞到“走资派还在走”的资料。我说：“不要说两个小时，20、30个小时也交代不出。”他们对刘岳清也是这样采用谎骗的手法来逼迫在2个小时交代清楚，刘岳清以强硬的态度又一针见血地回答说：“你们先定性再找材料，文章难做啊。别说两个小时，20小时也无法交代。”他们认为我和刘口径一样，立了“攻守同盟”。 最后在晚上12点让我离开了他们办公室。此时26路的末班车没有了，我步行回家，踏着微弱的路灯想了许多，那种委屈、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 我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泪水蒙了眼睛，走到建国路一处转弯时，我一只腿踏进了被损坏的窨井，我呼喊几声没有人应答，此时夜深，路无行人，我自己挣扎爬了起来，脚扭伤了。幸好穿着棉袄没有摔伤，只是嘴巴下颌撞在马路的水泥地，牙血也流出来了。我忍着痛，一拐一拐地回家，原来一个小时的路走了两个小时，凌晨两点半才到家。爱人抱着一岁半的小孩等我回到家才放心。她问我怎么这么晚？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没把被整以及踏进窨井的情况相告，免得家人操心。我只说赶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当晚又是彻夜未眠，想了许多：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便掉进了政治斗争的黑漩涡，一时无法脱身，让作者也被戴上了“林彪集团的黑秀才” 的帽子。次日上班时，刘岳清见我嘴唇胀肿，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说了昨夜天黑踏进窨井的事，他要我马上去医院检查伤势，我去检查幸好没有骨折，只是扭伤。老刘特别交待，昨夜摔伤的事不要声张，免得他们说我们制造事端恐吓他们。原定开编辑部大会，对我们作出“暂停工作”的处理决定，因他们在我和刘岳清身上捞不出新材料就改期召开，于是在小范围内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停止工作，继续检查。刘岳清当场为我辩护说：“要说这篇文章有错，都是我的责任，是我派郭志坤去组稿的，文稿是我修改和签发的。用不着人人过关。”尽管刘岳清和邵传烈为我承担责任，但这是上层定的性，他们无法宽恕我。逼我检查交代整整持续一个月，虽然暂停工作，但我对秦始皇的研究没有停止，从秦代历史也看到了现实斗争的残酷性，“指鹿为马” 出典 《史记·秦始皇本纪》，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从中作乱夺权。历史虽不可重演，但让我们亲历了“何其相似乃耳”的历史现象。
完全是“无间道” 谎报军情惹的大祸
从程继尧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大致梳理了案件的来龙去脉，给人以沉重的历史教益。程感叹地说，万万没有想到，W某竟是“无间道”， 同程继尧见面说了几句话后，居然会说“（1月6日） 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 《讲用报告》 的精神”。随后又把“上海帮”组织文章批《路线》 的矛头指向告诉了空四军，使林立果作出“是信号”的判断，搞得双方剑拔弩张。
W某为何要这样做？年过古稀之年的我实在感到匪夷所思！在审查此案时，他明知我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林立果的 《讲用报告》，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反复申述，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感悟所提出的选题。应该说，我是文章的最初策劃者，最有发言权。谎言毕竟就是谎言，最终还是会被识破的。撒谎者内心经常处于焦虑紧张状态，所以，W某没敢向我“摸底”，因为在我这里捞不到他所需要的材料。可见“四人帮”那一伙手段是卑劣的，谎报军情酿成了一场大祸。
因为一个谎言是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圆谎的，于是采用上文所述种种逼供信的手法，让你交代“不存在的事”，无休止的检查逼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刘岳清被徐景贤在大会点名后，他的情绪低落。尽管如此，可他对事件看得很清楚，他多次对我说：“这件事，就是撒谎者作的孽。”自后，他心里郁郁不平，一时无奈病倒了，于1975年5月住进瑞金医院。每当在医院探望他时，他总是讲要搞清 《路线》 冤案。他说：“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奇冤，你们要去申冤。”要我和作者把这件事搞清楚。1979年1月17日，刘岳清在郁郁中离世，年纪不到50岁。临终前，他对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还 《路线》 的作者、编辑一个清白！” 我和作者参加追悼会，程继尧写下四句 《悼刘岳清君》：“一篇文章八年冤，累君含恨赴黄泉。奈何桥上莫停留，阴司总有包青天！”我也写了一副 《哭刘岳清师》 的藏名联：“耿直不屈撼山岳，厚道无私似水清。”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今作此文以对吾师刘岳清主任的怀念。
（选自《世纪》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