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改变。一些风险如今可能性有所降低，也有一些风险变得更加可能、更加重要。一两年前，处于核心地位的六大风险是：欧元区解体、美国财政危机、日本公债危机、多个发达经济体发生通缩、以色列和伊朗因为所谓的伊朗核扩张爆发战争、中东地区秩序破坏加剧。
　　这些风险现在都有所降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欧元区解体的表态、旨在稳定受困主权债务人的新融资机制，以及银行联盟的起步，使欧元区已经远离崩溃边缘。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共和党暂时同意休战，以避免因提高债务上限的需要导致政府再次关门。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战略的前两支“箭”（货币宽松和财政扩张）促进了增长并结束了通缩。如今，“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以及长期财政巩固的开始将带来债务稳定。
　　类似地，全球通缩的风险已通过近零利率、量化宽松、信用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得到遏制。以色列和伊朗开战的风险也随着去年11月就伊朗核计划达成过渡性协议而有所降低。恐慌溢价的下跌导致了油价下跌。
　　尽管很多中东国家仍处于高度动荡，但到目前为止，该地区的冲突没有严重冲击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但其中一些危机和冲突的加剧，可能导致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更重要的是，随着近几年上述风险的消退，另外六大风险开始增加。
　　第一，中国的硬着陆风险。增长来源从固定投资转向私人消费的进程太过缓慢，因为每当GDP年增长率快降至7%，当局都会推动资本投资，而这会造成更多的坏账和不良贷款以及更多的公私债务。到2015年，这种做法可能将难以为继。
　　第二，美联储在退出量化宽松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错误。去年，美联储仅仅宣布将逐渐减少其月度长期金融资产购买量，便在全球金融市场和新兴市场引发地震。今年，取消量化宽松已体现在价格中，但美联储政策利率正常化的时机和节奏未定。一些投资者和政府现在担心美联储可能升息过快过急，引发经济和金融震荡。
　　第三，美联储可能太迟、太慢地退出零利率，从而导致新一轮资产价格猛涨以及最终的破灭。事实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大规模的资产价格再通胀，届时可能引发房地产、信用和股市泡沫。
　　第四，一些脆弱新兴市场的危机可能恶化。新兴市场正面临阻力，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以及与中国结构转型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有关的风险。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太宽松，且结构性改革缺位也破坏了潜在增长。此外，许多新兴市场面临政治和选举风险。
　　第五，当前的乌克兰冲突可能导致第二次冷战，这将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后果，因为这将影响能源供给和投资流，并造成人员伤亡、摧毁实物资本。
　　第六，亚洲领土和领海纠纷可能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冲突。这一地缘政治风险——如果成为现实——将带来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
　　目前，金融市场对这些新出现的风险表示乐观。波动只是略微增加，资产价格也十分坚挺。关于这些风险的讨论偶尔会动摇投资者信心，而市场在略作修正后往往会复原。
　　投资者认为这些风险不会升级，或者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持续复苏将遏制这些风险，这也许是对的。但投资者认为这些风险的概率很低恐怕是自欺欺人，当其中一种或多种风险成为现实，他们可能会感到震惊。
　　事实上，正如全球金融危机一样，投资者似乎无法合理地估计这些尾部风险、对其定价，并采取对冲措施。投资者当前的漠不关心，是否是评估极端事件并未雨绸缪方面的又一次失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