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北京的传统派画家大部分聚集在画会和院校之中。社团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最早。中国画学研究会赖当时的大总统、能书善画的徐世昌支持于1920年成立，历时近30年，会员曾多达千人，出版有《艺林月刊》，举办成绩展览20余次，并免费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画家，是兼有画会和艺术教育性质的团体。其宗旨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自谓有“宗旨正大，合于保存国粹，与时代进化之特点”。该会创办人有周肇祥、金城等。金城著有《藕庐诗草》《画学讲义》，认为画无新旧之论，“厌故喜新，为学者所最忌”。金城去世后，该会分裂。1927年，金城之子金潜庵另组湖社画会，弟子多以“湖”字赘其名末。该会发行有《湖社月刊》。这些社团大多带有传统派的艺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画改革的刺激，使传统派画家日益感到了团结的必要，显见其保存国粹、纯正中国画风气的动机，也体现出与宽容的“海派”、与激进的“岭南画派”不同的学风，而可称之为“京派”。
　　民国初年，特别是“五四”前后，北京陆续建起了几所艺术院校，聚集了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画家，致力于艺术的革新，以“京派”作为正统、守旧的代名词已不那么确切。1918年，康有为出版《万木草堂藏画目》，反对以禅入画，反对将文人画为写画正宗，主张“树院体画为正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陈独秀继“文学革命”又提出“美术革命”，呼吁“打倒”王石谷这一画学正宗，以“输入写实主义”。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提倡美育，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倡导中国画的革新。该会出版有《绘学杂志》，发表过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在一向较为平静的北京画坛也激起过一番涟漪。1918年4月，我国现代第一所国立的美术大学—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立，初名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郑锦是一位在日本学习过西洋绘画的仕女画家。1925-1927年，留法归国的林风眠担任北平艺专校长，曾以该校为中心举行“北京艺术大会”，这一综合性的艺术活动像一声晨钟，试图唤起艺术的创造意识和民众意识。1946年，徐悲鸿执掌北平艺专后，聘请吴作人、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宗其香、李斛等人任教，曾以该校为改革中国画教学的阵地，与传统派画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使学校成为新的艺术中心。
　　


　　改革派与传统派的对立使他们发生了互辅的关系，尤其刺激了传统派画家的变革意识，促动了传统派画家在传统自身基础上的变革。陈师曾1921年发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提出了与康有为、陈独秀截然相反的观点，他在较高的文化层面上重新开掘文人画的价值，遥接着“海派”的影响，使文人画的精华得到了发扬，一并成为北京画坛突出的特色。陈师曾对于齐白石的促动，林风眠、徐悲鸿对于齐白石的支持，使齐白石在这里完成了“衰年变法”，走过了自己最辉煌的一段艺术里程。富有创造精神的文人画家陈师曾、姚茫父，杰出的传统派画家溥心畲，卓有成绩的花鸟画家王梦白，在意笔和工笔两个端点卓然而立的花鸟画家李苦禅、于非，都相继在北京完成了艺术个性的塑造，走过了艺术创作的盛期。由于讲究功力的北京学风的影响，参用西法进行现代水墨人物画探索的蒋兆和也受到了传统的熏陶，在传统与西画的结合上有过切切实实的贡献。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北京画坛，不太趋于时髦，甚而有些保守的姿态，但是新文化运动毕竟刺激了它，使它慢慢地又是扎扎实实地向前滚动着。除上述画家之外，民国时期北京较为突出的画家还有姜筠、林纾、宋伯鲁、贺良朴、萧俊贤、萧逊、汤涤、陈半丁、徐宗浩、叶恭绰、胡佩衡、汪慎生、俞明、祁昆、秦仲文、邱世冥、徐燕荪、颜伯龙、马晋、王铸九、王青芳、王雪涛、关松房、惠孝同、吴镜汀、周怀民、刘凌沧、吴光宇、任率英、启功、王叔晖等，他们都为“京派”画坛的承前启后做出了贡献。
　　（本文节选自刘曦林《“京派”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