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朱德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朱德参加革命70年，这期间他对档案工作关怀的事例也很多，不论在指挥百万雄兵的疆场上，还是在和平环境中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他都能把这项事业挂在心上。红军档案工作的创建，八路军、新四军档案工作制度的健全，解放军档案工作进一步普及，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都浸润着朱德总司令的心血。总司令关心档案工作的故事，不胫而走、到处流传。
　　十六道命令
　　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同志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从此，他与先后担任总政委的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下达过许许多多的命令。其中，含文书处理、电讯业务和档案工作内容的命令颇多。仅从1930年12月到1935年2月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中就能找到十六件。从建立档案工作机构、收集文件、保管档案和关心干部生活等等，内容十分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老总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1930年12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约4万余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已将主力移至根据地腹部的黄陂、小布地区整训备战。国民党军分路进至吉安、吉水、永丰、东安、宜黄等地后，增兵至9个师，16日，由吉安、建宁一线分8路纵队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25日至27日，第五十师、第二十四师、第八师相继进占源头、洛口、头陂。29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岗，第二十八师一部进攻约溪。红军以小部兵力钳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和西面进攻的约溪之敌；主力由于30日突攻龙岗，激战至晚，全歼第十八师，生俘张辉瓒。红军乘胜追击，于东韶一带又歼第五十师大半，破蒋军第一次“围剿”。英勇的红军战士，在总司令和总政委的指挥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围剿战斗。战斗打响，红军整连、整营、整团的战士都冲了上去，都去打仗，而当时形成的档案怎样管理呢？如果带上战场，可就不保险了，大量的机密文件不但可能流失，更会遭到致命的破坏。面对战争中逐渐凸显的档案安全问题，朱总司令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集中管理！于是，在1930年12月28日，由总司令和总政委下达了《红军第十一号命令》，命令各连、各营、各团把所有“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这道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立即执行，大批档案得到了安全保护，战斗部队解除了负担，为一鼓作气打垮敌人奠定了基础。这个命令确立的文件档案集中管理的原则，以后一直沿用下来。在红军长征前夕，红军总部各单位的档案都集中到军委一局统一转移。类似的文件还有1931年3 月毛泽东、朱德在红军总部《第一号命令》中要各部队“派人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1931年4月毛泽东、朱德签发《成立红军战史编委会的决定》,要求收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切文件、电报、法典、书刊、史料、照片和日记等。为了保管好文件资料,毛泽东亲自建立了两个文件箱,行军时有战士护送,一到驻地,文件箱充当临时办公桌。
　　红军总部是第一次反“围剿”的指挥机关，对上要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需要尽快得到中央的指示；对下，要及时得到各种报告，以便了解情况及时下达指示。这样，单靠徒步传递文件是不成的，于是急需建立自己的电台，使用无线电与上下级进行密切的联系。正好，红军战士在龙冈战役中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由于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未上缴就砸坏了。其实，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9部无线电台。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戴斗垣旅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战士们不知道电台的用途，都给砸坏了。总司令知道后，虽未指责，但很惋惜，便下达命令：今后凡缴获电台，“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此后，又在1931年1月1日发布了《胜字第一号命令》，要各部队“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缴获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缴部。”命令具有强制性，以后各部队都注意了这个问题。未过几天，红军在龙冈、东韶两次战役中，缴获了两部完整电台，还俘虏了几名报务员。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刚参加红军第4天的王诤、刘寅等人，并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这时，中央也派曾三等同志来总部建立无线电业务，于是正式成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红军虽然有了电台，有了自己的电台技术人员，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的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讯。朱德对电台人员说，你们要尽快把电台架起来，以帮助总部了解敌人的动向。电台人员立即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密切注意敌情。他们不分昼夜，时刻捕捉敌台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敌人以为红军尚无电台，照例用明码交谈。所以，我军此时截获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获取了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成功，并缴获一个功率100瓦的收发报机。红军的第一部收发报机为获取敌军情报，为红军第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电讯畅通，红军电报档案由此而产生。这部具有纪念意义的收发报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于红军档案如何保密，朱德总司令也提出了不少要求。1933年9月18日，他本人签署下达了《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其中上级机关下达的文件除保留定稿和正文外，其余“草稿及多余的份数要一律烧毁”；各种统计、图标及花名册均作为“机要文件”保存；电报密码等除保管者外，其他工作人员不应该打听，即便知道了，也需保持绝对秘密；部队转移时，要指定专人检点文件，部队一切文件“须指定专人管理”等。在与周恩来一起指导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大转移时，就文件的处理问题，1934年10月10日，签署了《关于转移中的文书档案和保密工作的规定》，要求各军团的机要科不仅把本军团一切文件集中管理，而且把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一切重要文件也代管起来。根据这一规定，住瑞金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各机关采取措施，把党政军全部文件、电报集中交中央军委一局统一管理。同时，规定各部队电报抄本由政委负责保存。电报原稿则分两种办法处理：原稿由机要科派可靠党员干部携带，底稿烧掉；中央军委一局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发电装在两只小木箱内，把收报装在另外几只小木箱内，抽调两名党员战士负责运输。不料，匆忙出差错，担任肩负运转的战士仅背走了一小箱，另一小箱丢在了原住地。幸被留下来的红军战士捡到并交给了项英代存，项英交代专人携带。此电报箱一直跟随他在三年游击战中到处转战，在一次突围中为防止落入敌人手里而忍痛烧毁了。
　　长征到贵州，部队供给十分困难。这时，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首先想到的是技术人员的物质生活。1935年2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向红军各军团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这是我军历史上形成的第一个关于尊重知识分子的文件，内容如下：“一、加强对知识分子领导和教育，引导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增强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二、因经济十分困难，军委决定暂时减少津贴改发零用费，这一决定必须向技术人员作好解释，使他们拥护军委决定。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将打土豪得来的实物、用具多分配给他们一些，使他们对（生活）物资不感缺乏。三、应配备马匹，派人挑行李，有练习员、勤务员的技术人员，仍应按规定给予照顾。职务未达到享受有关待遇规定、但生活确有困难的技术人员，可酌情予以照顾。对有病的技术人员更要很好照顾，不使他们掉队。”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当时，从事文书处理、电讯业务和档案工作的人员，统属技术人员。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总司令如此关怀和优待包括档案工作者在内的技术工作者，着实让人深受感动。既感受到党对自己政治上的尊重和信任，又得到工作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长征队伍中技术人员发挥其业务专长的积极性。通过充分发挥其业务专长，对我军在行军作战中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降低减员，激励和鼓舞红军官兵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士气，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档案工作人员在总司令的关怀下，舍生忘死，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并把数万计的档案运到陕北，在保护我党我军的珍贵档案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学保管机密文件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央文库就区分过机密档案和非机密档案，但未把机密档案设置专人保管。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八路局、新四军处于特殊地位，保守我党我军的机密更重要、更迫切。一次，友军派人来我总部联络，想以参观为名进入我机要重地。对友军派人联络，我们是欢迎的，但保守机密也是我军的责任所在。于是，1938年2月6日，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同志联名发出指示：各部队“机要室除特殊人员外，不许任何人进入”，“一切机密文件应由专人保管，不准陈列作战室”。各部照此执行，保密工作加强了。“一切机密文件应由专人保管”的指示，不仅在部队得到了贯彻，在地方党政军机关也效仿执行，不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建立机要室和配备机要秘书的指示。机要秘书与普通档案分开保管的制度由此而形成。
　　1947年4月2日，朱德总司令与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来到华北，行至山西省临县三交镇时遇到了曾三同志。曾三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率领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总政资料组、中央组织部材料科同志携带档案转移至此。曾三向他们汇报了疏散和转移档案的工作，并请示具体工作办法。朱德总司令在听取了曾三关于档案资料转移情况的汇报后，与刘少奇同志联名写了《关于档案资料分三类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一切文件材料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并令曾三将所有文件材料分三类:甲、重要而不秘密者，如《向导》、《红旗》及已印刷之各种决定；乙、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如某些电报、西北局财政计划等；丙、又重要又秘密者。根据朱德和刘少奇关于中央档案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分类原则,1947年4月中旬,曾三与裴桐合作起草了《中央秘书处关于重要性与机密性处理文件的规定》,经中央后委杨尚昆批准,作为档案存毁标准在中央各部委档案部门施行。一是，重要的机密文件为甲类。这类文件包括会议记录、指示、领袖内部讲话稿和手稿、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路线斗争、与别国党的关系及其他机密材料。这种档案必须指定专人保管或携带,保员与档案“共存亡”。二是，次重要的秘密文件。包括一切未公开的内部文电、例行报告、一般历史事件的材料、个人处分材料、典型调查和检查材料等等。这类档案要认真保护,不准轻易烧掉。三是，重要的公开文电。包括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制度、条例、教材、外交档案(秘密者除外)、公开的情报、公开出版物和照片等。这类档案要切实保管,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许烧掉。四是，不重要的文电。这一类材料包括事务、财会、技术性、过时的、非典型性的和无重要内容的一般文件。这种文件登记编目后,由机关首长和中央材料保管委员会批准销毁。
　　曾三、裴桐等同志认真执行了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兴县刘家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这次清理分清了保护重点，完成了战时档案工作体系，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老中我最小
　　朱总司令既关心档案工作，又关心档案工作者队伍建设，以他的谦逊谨慎的美德，影响着、教育着我们的档案工作者。
　　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成立。早晨,全体工作人员,穿着漂亮的服装,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等待着中央领导同志和来宾们到来。五色缤纷的彩旗和成排的彩灯,衬托着档案馆的雄伟建筑,主楼正面挂着周总理题的“中央档案馆”大字匾额,显得非常壮观。上午九时，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来中央档案馆参加开馆典礼。与他同时莅临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杨尚昆等同志。在视察、参观时，五老敬重朱老总，朱老总更加敬爱五老。五老加上朱老总，人们高兴的把他们称为六老。在与中央档案馆全体同志合影留念时，五老一定要朱德居中而坐，他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坐在边上，他说“六老我最小，怎么能坐当中呢”。在人们的欢笑声中，拍下了令人难忘的珍贵照片。朱德为中央档案馆亲笔题词：“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料的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题词已在我国档案系统中广为流传，鼓舞了一代档案人，为激励每个档案工作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