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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日常生活时间与空间围绕着村庄、土地和家族传承展开。本文通过对某村肖先生的访谈，以村庄精英为线索，着力描述当下乡村生产生活变化的状况，力图展现村庄村民发展的动力和行动的逻辑，探究在现代化为背景的进程中，农民何以面对并如何解决日常生活和现代生活及生产中的矛盾。
关键词：日常生活方式；乡土秩序；现代性；理性小农
一、概述
自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之后，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就在探寻自己的文明得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无论是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戊戌变法都是借鉴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自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现代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明观念进入到中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入了黄金十年的蓬勃发展，民国政府同时推进现代化的管理和组织、新式学堂、政治制度、杂志报纸，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囊括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让现代化成为了民族复兴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先进性和合法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之所以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便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农民，这些在土地上劳作生活的人，是无论哪种制度下都不可或缺的基石。19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相较于历史的王朝更替，这次是真的“变天了”，乡土社会经历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新中国49年以后的农民协会、村党支部的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制度，这些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组织形式把原有存续的传统组织框架通过日常互动解构并建构了一套新的治理体系。
对于在乡土生活中的人来说，吃饭则是生活中的大事，过年过节、亲朋好友、婚丧嫁娶都少不了一桌美食，陕西关中以风水宝地自称，肥沃的八百里平原是粮食的主产区，相对于其他平原地区关中平原农村的饮食习惯就是粮食为主很少吃肉，陕西的妇人是想尽办法变着花样的把粮食制作的美味送进饥肠辘辘的老少爷们的胃里。猪是杂食性动物，养猪会与人在食谱上存在重叠，少吃肉可以结余大量的粮食，以应对年景不好的时候，保证了关中地区的稳定。
与此同时，美国当代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解释到伊斯兰教讨厌猪的信条：
“总而言之，对牛、绵羊和山羊的偏好发生的基础是反刍动物作为奶、肉和拉力的供应者，也作为在炎热、干旱气候下的其他服务和产品供应者，在成本—收益比方面优于其他家畜的特长。他表现出一种‘正确’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和生态的和经济的决策，集中了数千年的集體智慧和实践经验一身。”[1]
与印度人视牛为圣牛的信仰：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或实体）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如此多的重要服务。没有其他的生物能够像印度的瘤牛种这样具有多种能力、耐久力和效率。如果要想同印度的动物母亲（牛）展开竞争的话，那么这种家畜的品种起码要有足够的硕大和有力，以便能够拉犁。”[1]
各个地区、民族围绕着祖辈遗留的生存智慧发展出的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的生存规则在生活的实践下逐步变为一种先验的规范，对于存在未知、迷信和神话“魅”的传统世界，这些因素解释了人的存在并生成一条符合生活方式的路径，也有助于防止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人类在与大自然博弈中运用凭借自身的智慧与群体的传承，在反复实践中运用理性所造就的生存方式—农业，农业本身就是理性的控制大自然的产物，只是程度很低。
二、农户的行动逻辑
A县是国家级贫困县，51万人，地处高地，平均海报700米，秋冬干旱，年均降水量553mm，昼夜温差大，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和国家级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县，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
B镇是全县城13个镇街里面管辖范围和人数最多的达到了13万人，C村的村会计肖宪忠今年49岁，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西安工作，儿子在南京上学，自己则在村里有230多亩承包地，是村里的种田大户，但是自家和亲戚家的地算上只有30亩，其余200多亩都是承包地，大部分承包地是村里人流转给他的，他从2011年前后8年时间，从最初的20亩增加到现在的230亩。由于C村属于B镇与临镇的管辖边界再者自然条件差，土地的肥力较低，最致命的是没有水源灌溉，虽说离黄河直线距离有17公里，但地势的高差却有800米，黄河的供水站只建到8级，无法为当地提供水源，直到2016年村里才集资80万打机井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用村民的话就是“咱这村种地真的是靠天吃饭”。
自然条件差土地价格自然就低，肖先生也算是村里人，有的地是村民常年在外打工把地租给他种，有些是地势不好，没有连片像这样的地就是当地的行价每年每亩100元，连片面积大一些的也就每年每亩150元，200元拿地的都是外村人关系远的价格，再多就不是当地人出的价格了。
“去年大旱，我种的玉米全旱死了连本都收不回来”一位随机访谈村里的老农说，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肖会计又是怎么经营这230亩地的？肖会计2011年回村以前是做建筑行业跑运输的，也算是村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再者会计还是村里为数不多有高中学历的村干部，在自己外出打工的时间里，家里还有15亩地，自己又常年在外，屋里缺少劳力，普通的农作物无法耕种，他就在工作的过程中根据自家土地的特点留意能种植哪些农作物，偶然间在四川得知黄芩的生长特性适合干旱少雨的地区，并且适合自家的实际情况，在春雨过后播种，基本不需要灌溉，之后就是人工除草，不能喷除草剂，收的时候也得人工挖，生长期为三年，市场需求量大，根本不愁卖。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带头种中药材的，“当时种的人少，价格高，种子啥的都便宜，零五年那会每亩有一万四五的收入。”村民看肖会计赚钱了就跟着他一起种，自己又是跑运输的，当年也算是村里有点钱的人，赊账买种子的钱都是乡里乡亲的，肖会计都先垫上了，后续购买销售的渠道都是肖会计打通的，一转眼肖会计成了村里中药材的代理人了，直到现在黄芩的种子、销售、技术都可以找他，他也收购村民种植的黄芩，自己当上了村会计，每天坐到村委办公室填着文件表格，并抱怨道：“得坐班在这给人看（有查岗监控），没啥事都是报销盖章子的事。” 肖会计的黄芩种植面积有120多亩，三年轮种，每年收40亩，这样可以有效地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其余的还种植了高粱、花椒、玉米、小麦，主要是黄芩和花椒利润比较大，据他说成本也高，主要是人工费和基础的农资。顾工情况是女性80元、男性100-120元每天，黄芩和花椒都是需要大量顾工的，尤其是花椒采摘是按斤计费，人均采椒每天每人在200-300左右。
在村里走访，发现大型的农机还不少，大型的拖拉机，配备的配件摆放在自家的门前，肖会计介绍到“前两年政府有补贴机耕费每亩40元，到2018年9月开始取消了，农机合作社和私人的一个价”，“村里的这些（农机具）都是贷款买的政府有补贴，有的都补到7万”。
除了这些还有农资的费用，根据土地的情况每亩需要400-600元，“像我这需要量大的直接送家门口”，走访期间村里只有小卖部要买农资最少都要去镇里，一般都是去县里买。
肖会计在县城里有单元房，但他并没有经常住，周末也是待在村里，“只有娃回来的时候才去住呢”。他说，“儿子在南京上三本，花销一年最少得5万，女儿在西安工作有时候也给点，毕竟还没结婚”，“娃娃毕业到年纪了，到时候成不了家就是你大人的没当好。”给孩子成亲在县城买房，肖会计有十足的把握，但儿子愿不愿意回县城，肖会计就犯难了。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劳作转变为半劳作半机械化，平原地区的大田作物已高度机械化，相较于本土经济作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机械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劳作被经济作物占据，然而经济作物作为生产者本身只享用很少的一部分，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与农产品的分离，这使得生产主体与生产物的脱离，把劳动与收获，付出与负责，人与自然转变为工业逻辑下的工厂与产品、生产与消费、货币与技术，把主体生产出的农作物货通过市场货币化关系，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将人和人构建的关系也貨币化。
三、结论
当前中国的家庭农业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普通农户看似在进行自主经营，实质上已经被整合进入资本农业的体系之中，从维生型农业耕作转变为逐利型农业经营[2]。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卷入更大的经济体制，并与外部市场进行交换，在互动的过程中，当下农村的农业生产不单是传统的劳动力的付出，在政策、农资、机耕、顾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农业生产者不得不进行更为精细的经济计算，对于大多数小农户来说，土地和劳动力即是一家人最大的社会资本，当土地上的产出物和劳动力这两项资本被卷入现代市场运作时，农户已变为土地和自身的经营者，土地、产品和自身作为经营的生产资料，作为经营者需对生产及生活进行规划和设计，这种合理化的设计安排，孕育产生了经济理性的农业经营者。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64页和90页。
[2]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瀚睿（1991-），男，汉族，陕西杨凌，社会学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李松柏（1964-），男，汉族，陕西杨凌，教授， 硕士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通讯作者
关键词：日常生活方式；乡土秩序；现代性；理性小农
一、概述
自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之后，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就在探寻自己的文明得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无论是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戊戌变法都是借鉴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自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现代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明观念进入到中国，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入了黄金十年的蓬勃发展，民国政府同时推进现代化的管理和组织、新式学堂、政治制度、杂志报纸，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囊括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让现代化成为了民族复兴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先进性和合法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之所以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便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农民，这些在土地上劳作生活的人，是无论哪种制度下都不可或缺的基石。19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相较于历史的王朝更替，这次是真的“变天了”，乡土社会经历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新中国49年以后的农民协会、村党支部的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制度，这些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组织形式把原有存续的传统组织框架通过日常互动解构并建构了一套新的治理体系。
对于在乡土生活中的人来说，吃饭则是生活中的大事，过年过节、亲朋好友、婚丧嫁娶都少不了一桌美食，陕西关中以风水宝地自称，肥沃的八百里平原是粮食的主产区，相对于其他平原地区关中平原农村的饮食习惯就是粮食为主很少吃肉，陕西的妇人是想尽办法变着花样的把粮食制作的美味送进饥肠辘辘的老少爷们的胃里。猪是杂食性动物，养猪会与人在食谱上存在重叠，少吃肉可以结余大量的粮食，以应对年景不好的时候，保证了关中地区的稳定。
与此同时，美国当代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解释到伊斯兰教讨厌猪的信条：
“总而言之，对牛、绵羊和山羊的偏好发生的基础是反刍动物作为奶、肉和拉力的供应者，也作为在炎热、干旱气候下的其他服务和产品供应者，在成本—收益比方面优于其他家畜的特长。他表现出一种‘正确’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和生态的和经济的决策，集中了数千年的集體智慧和实践经验一身。”[1]
与印度人视牛为圣牛的信仰：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或实体）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如此多的重要服务。没有其他的生物能够像印度的瘤牛种这样具有多种能力、耐久力和效率。如果要想同印度的动物母亲（牛）展开竞争的话，那么这种家畜的品种起码要有足够的硕大和有力，以便能够拉犁。”[1]
各个地区、民族围绕着祖辈遗留的生存智慧发展出的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的生存规则在生活的实践下逐步变为一种先验的规范，对于存在未知、迷信和神话“魅”的传统世界，这些因素解释了人的存在并生成一条符合生活方式的路径，也有助于防止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人类在与大自然博弈中运用凭借自身的智慧与群体的传承，在反复实践中运用理性所造就的生存方式—农业，农业本身就是理性的控制大自然的产物，只是程度很低。
二、农户的行动逻辑
A县是国家级贫困县，51万人，地处高地，平均海报700米，秋冬干旱，年均降水量553mm，昼夜温差大，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和国家级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县，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
B镇是全县城13个镇街里面管辖范围和人数最多的达到了13万人，C村的村会计肖宪忠今年49岁，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西安工作，儿子在南京上学，自己则在村里有230多亩承包地，是村里的种田大户，但是自家和亲戚家的地算上只有30亩，其余200多亩都是承包地，大部分承包地是村里人流转给他的，他从2011年前后8年时间，从最初的20亩增加到现在的230亩。由于C村属于B镇与临镇的管辖边界再者自然条件差，土地的肥力较低，最致命的是没有水源灌溉，虽说离黄河直线距离有17公里，但地势的高差却有800米，黄河的供水站只建到8级，无法为当地提供水源，直到2016年村里才集资80万打机井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用村民的话就是“咱这村种地真的是靠天吃饭”。
自然条件差土地价格自然就低，肖先生也算是村里人，有的地是村民常年在外打工把地租给他种，有些是地势不好，没有连片像这样的地就是当地的行价每年每亩100元，连片面积大一些的也就每年每亩150元，200元拿地的都是外村人关系远的价格，再多就不是当地人出的价格了。
“去年大旱，我种的玉米全旱死了连本都收不回来”一位随机访谈村里的老农说，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肖会计又是怎么经营这230亩地的？肖会计2011年回村以前是做建筑行业跑运输的，也算是村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再者会计还是村里为数不多有高中学历的村干部，在自己外出打工的时间里，家里还有15亩地，自己又常年在外，屋里缺少劳力，普通的农作物无法耕种，他就在工作的过程中根据自家土地的特点留意能种植哪些农作物，偶然间在四川得知黄芩的生长特性适合干旱少雨的地区，并且适合自家的实际情况，在春雨过后播种，基本不需要灌溉，之后就是人工除草，不能喷除草剂，收的时候也得人工挖，生长期为三年，市场需求量大，根本不愁卖。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带头种中药材的，“当时种的人少，价格高，种子啥的都便宜，零五年那会每亩有一万四五的收入。”村民看肖会计赚钱了就跟着他一起种，自己又是跑运输的，当年也算是村里有点钱的人，赊账买种子的钱都是乡里乡亲的，肖会计都先垫上了，后续购买销售的渠道都是肖会计打通的，一转眼肖会计成了村里中药材的代理人了，直到现在黄芩的种子、销售、技术都可以找他，他也收购村民种植的黄芩，自己当上了村会计，每天坐到村委办公室填着文件表格，并抱怨道：“得坐班在这给人看（有查岗监控），没啥事都是报销盖章子的事。” 肖会计的黄芩种植面积有120多亩，三年轮种，每年收40亩，这样可以有效地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其余的还种植了高粱、花椒、玉米、小麦，主要是黄芩和花椒利润比较大，据他说成本也高，主要是人工费和基础的农资。顾工情况是女性80元、男性100-120元每天，黄芩和花椒都是需要大量顾工的，尤其是花椒采摘是按斤计费，人均采椒每天每人在200-300左右。
在村里走访，发现大型的农机还不少，大型的拖拉机，配备的配件摆放在自家的门前，肖会计介绍到“前两年政府有补贴机耕费每亩40元，到2018年9月开始取消了，农机合作社和私人的一个价”，“村里的这些（农机具）都是贷款买的政府有补贴，有的都补到7万”。
除了这些还有农资的费用，根据土地的情况每亩需要400-600元，“像我这需要量大的直接送家门口”，走访期间村里只有小卖部要买农资最少都要去镇里，一般都是去县里买。
肖会计在县城里有单元房，但他并没有经常住，周末也是待在村里，“只有娃回来的时候才去住呢”。他说，“儿子在南京上三本，花销一年最少得5万，女儿在西安工作有时候也给点，毕竟还没结婚”，“娃娃毕业到年纪了，到时候成不了家就是你大人的没当好。”给孩子成亲在县城买房，肖会计有十足的把握，但儿子愿不愿意回县城，肖会计就犯难了。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劳作转变为半劳作半机械化，平原地区的大田作物已高度机械化，相较于本土经济作物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机械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劳作被经济作物占据，然而经济作物作为生产者本身只享用很少的一部分，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与农产品的分离，这使得生产主体与生产物的脱离，把劳动与收获，付出与负责，人与自然转变为工业逻辑下的工厂与产品、生产与消费、货币与技术，把主体生产出的农作物货通过市场货币化关系，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将人和人构建的关系也貨币化。
三、结论
当前中国的家庭农业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普通农户看似在进行自主经营，实质上已经被整合进入资本农业的体系之中，从维生型农业耕作转变为逐利型农业经营[2]。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卷入更大的经济体制，并与外部市场进行交换，在互动的过程中，当下农村的农业生产不单是传统的劳动力的付出，在政策、农资、机耕、顾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农业生产者不得不进行更为精细的经济计算，对于大多数小农户来说，土地和劳动力即是一家人最大的社会资本，当土地上的产出物和劳动力这两项资本被卷入现代市场运作时，农户已变为土地和自身的经营者，土地、产品和自身作为经营的生产资料，作为经营者需对生产及生活进行规划和设计，这种合理化的设计安排，孕育产生了经济理性的农业经营者。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64页和90页。
[2]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瀚睿（1991-），男，汉族，陕西杨凌，社会学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李松柏（1964-），男，汉族，陕西杨凌，教授， 硕士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