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眼中，北京师范学校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校友们如今聚会，都为这所有特色的学校没有坚持办下去感到十分惋惜。
　　师资与优良奖章
　　“北师”有一批优秀的教师。记得刘梦华老师教教育学，他后来到北京教科所担任教学研究室主任，领导我们进行整体实验研究。徐应隆老师教语文，他后来跟随王胜川在工读学校当教导主任。有一次集会，徐老师带领工读学校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身着洁白的制服，吹号打鼓，大踏步进入会场，和马卡连柯《教育诗》中描写的情景完全一样。再后来，徐老师到北京教科所当德育研究室主任，还领导我们创办了《班主任》杂志。
　　音乐老师曹轼甘，颇有艺术家气质，他的即兴发言往往是诗与歌交织，有时候自己高歌一曲，有时候指挥全场大合唱，让我们这些未来的老师备受感染。美术老师孙老师和教国画的谢时尼等老师，当时已经是社会上的知名画家。体育老师高磊和学生关系密切，有一次体育课集合列队的时候，高老师忍不住“扑哧”乐了。原来正当二八月乱穿衣的季节，爱美的李春阳同学穿白色的背心短裤，而他旁边的刘子敏同学，还是一身棉袄棉裤。王明远老师教历史，他有一句名言“多活一天，就离死近一天”，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教地理的赵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每堂课都有一个两分钟的测验。有一次我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复习，结果得了这辈子唯一的一个2分（当时实行5分制），我把这张测试条夹在书里，时刻警醒自己。
　　学校有晚自习，同学们都能够自觉学习，老师们也经常来教室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上的难题。一排排明亮的日光灯下，一个个埋头读书的同学，这场景让人真切地感到这里就是新中国教师的摇篮。
　　和普通高中一样，教育部对师范生也实行优良奖章制度。学习成绩的要求是每个学期每门功课的总分必须是4分、5分。一些同学学习很好，有的科目甚至很突出，但是13门功课都是4分、5分，就很不容易。令我自豪的是，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获得学习优良奖章。
　　一个大家庭
　　“北师”很像一个大家庭。不仅是因为师哥师姐的称呼，还因为所有同学的志向都是当老师，容易想到一起去;老师和学生又都住校，早晨一起在操场锻炼身体，晚上学生有时候也去老师宿舍串门。老师像家长一样呵护着我们，尤其是教导处有一位乐老师，像一位慈祥的祖母，经常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一个同学。
　　学校经常开展高年级与低年级的交流活动、同年级的男女班之间的友谊班活动。女生班的同学，多次利用星期天时间，偷偷把男同学的被子拆洗、晒干，还要抓紧时间，在男生返校前缝好。
　　丰富的社会活动
　　学校经常组织同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记得有一年国庆节，由师范学生组成两个国庆游行的体育队伍：女同学手持藤圈，身穿白色体操服;男同学手握哑铃，身穿白色背心、长裤。当时我们只觉得自己的胸肌不太发达，一点不像运动员。
　　有一年，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五一游园活动。我们被指定站在中山公园大门两侧，迎接来宾。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进大门，猛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我们都惊呆了：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毛主席下车后，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向大家挥手示意。车的另一侧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下车后也频频向大家招手。参加游园活动的人很多，毛主席走到哪里，人们就蜂拥到哪里。我们还有维持秩序的任务，就是拦着大家不要太靠近毛主席。其实根本拦不住。连我们自己也不时地回头看看毛主席。
　　还有一年的六一游园活动，很多同学参加了服务工作。我和两个同学被分配到北海公园北岸，站在铁栏杆旁边做服务。忽然发现几个人从东边走了过来。“啊！周總理！”一个同学惊叫起来。只见周总理慢慢走了过来，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打量我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北京师范学校。”周总理“哦”了一声，笑眯眯地继续往前走去。
　　作为师范学生，需要尽早接触自己的教育对象，了解小学生。学校就组织我们在假期，到学校去当少先队辅导员。我们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提前掌握了一些工作方法，学到了他们的经验。
　　暑假之后，学校还举办了展览会，一个班一个展台。我记得我们班崔乃乾自己制作的拖鞋，得到了同学们的赞叹。班主任赵培庠别出心裁，决定为我举办个人展览。同学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书、读书笔记、日记，甚至我赶时髦学习世界语的卡片也拿来展览。当时自己很是骄傲，幸亏我母亲参观之后，表情十分平静，而且从未再提起过。这件事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永远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永远不要有虚荣心。
　　在节假日，我还参加过北京图书馆举办的讲座。当时，来到群众中做普及工作的都是一些大学问家。例如哲学家冯志讲席勒，科学家袁翰青讲原子弹，著名演员苏民讲诗歌朗诵。对于我这个求知欲十分强烈的小青年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我保存的当年的讲座材料，就有近20份。这对于我开阔眼界、提升认识，以及日后做一名优秀教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经历至今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