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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阶级安抚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命运骤变，光宗耀祖，时来运转。科举考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科场风气纪律是否严明良好，关系到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清明，甚至影响到政权能否稳固。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都极为重视，针对科场舞弊出台了一系列严格周密的制度。不过，制度最终还得由人来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心术不正者有五花八门的方法来钻空子作弊。近阅古人笔记掌故，其中就有涉及到吾邑前贤参加科举考试遭遇到的奇闻怪事，信笔录下，以飨同好。
清朝的科举制度分三级，县里的童子试每年举办，考上即为生员，俗称“秀才”;三年一次的省里统考为乡试，因多在八月又称“秋闱”，取中即为举人;每隔三年的四月，各省举人集中京城的会试，故俗称“春闱”，取中者即为进士;经复试、殿试，方始评定正式名次。在这三级考试中都有舞弊行为发生，不过以乡试的弊端最多。较常见的办法就是“通关节”，被买通的考官事先与考生约好将某特定句子或暗记嵌套在文章内，试卷虽按例弥封糊名，但主考官一眼便知此卷是何人所作。
先说一个考官欲拍上司马屁，结果弄巧成拙的奇闻。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癸未科殿试，皇上钦点的八名读卷大臣中有李鸿藻、张佩伦、周家相。周家相是个见风使舵的马屁精，他事先听到自己将出任读卷大臣的风声，便提前去拜访军机大臣、兼户、工部两部尚书的阎敬铭，装作无意地问：“你儿子平时临的是什么帖啊？”阎敬铭大概没有明白这小子的弦外之音，信口答道：“犬子从小就临颜体，每天都要悬腕作小楷。”到了殿试那天，周家相读到一张卷子上的字体肥硕诘曲，墨迹都溢出格外，暗自认定这就是阎敬铭儿子阎乃竹的策問卷，便与张佩伦一起力荐给主持评定名次的李鸿藻。李鸿藻是官场上的老狐狸，察言观色，心知肚明，他佯装没看见周家相蘸着茶水在桌子写的“阎”字，打着哈哈将此卷放进前十卷中。三天后进呈的十本卷子当众拆弥封，前十名进士按例由圣上即时召见，名为“小传胪”。排在第四位的却不是阎敬铭的公子，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举子朱祖谋。陪同接见的张、周惊诧不已，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李鸿藻在一边暗自好笑，他与阎敬铭同为军机大臣，深知老阎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弥补朝廷库银的亏空上，无暇关心儿子平时临摹的什么帖，只是对下僚随口敷衍而已。周家相却自作聪明认为小阎长期悬腕练习颜体，写出的字必圆浑丰肥，越出格子就是特殊标志，因此认错了目标，让字写得很烂的朱祖谋占了便宜，一跃成为二甲第一名。
不过，朱祖谋的馆阁体虽写得不怎么样，但肚皮里的学问还是深厚扎实的，在朝中任过内阁中书、礼部侍郎等要职，还先后两次出任会试同考官。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与总督不和，托病致仕隐居苏沪。他和陈三立、沈曾植等遗老成立“超社”“逸社”，填词作赋，唱和不断，开创了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强村词派”，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并称为“晚清四大词人”。1931年，朱祖谋病逝沪上，归葬湖州道场山麓。以上轶事出自清末大臣文廷式的《知过轩笔记》，他与朱祖谋光绪年间曾同朝为官，想不至于杜撰臆造吧？
我们再说一个陆状元通关节的故事。同治九年（1870年），陆润庠由苏州府甄拔为优贡生，推荐到京城的金台书院深造，四年后金殿胪唱成为清朝第101名状元郎。而与他同时在金台书院就读的湖南人李拔贞却屡试不中，灰心丧气准备打道回府，陆润庠设宴为老朋友饯行。同窗共读四载，两人相谈甚欢，情同手足，结果一个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一个却屡战屡败，名落孙山。酒过三巡，见老朋友依然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已呈微醺之态的陆润庠为调节气氛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派我主持湖南乡试，一定让你高中榜首。”李拔贞也喝高了，盯着问以什么为关节，陆润庠正好在抽烟，信口开河道：“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就行了。”本是要好朋友酒桌上的戏谑玩笑，谁也没有当真。谁料想就在两年后的同治十五年（1876年），陆润庠真的被派任湖南乡试副总裁，他没有忘记酒桌上的“承诺”，便给老同学写了封信，含蓄地提示：还记得“水烟袋”否？李拔贞接信后欣喜若狂，奇迹真的出现了，天不灭曹也！将信随手藏匿于床榻下后，雀跃而出。蠢婆娘见老公收到一封信后就激动万分，却死活不肯说出缘由，形迹非常可疑，估计是外面相好寄来的情书，可苦于自己又不识字，便将那封信偷偷拿到娘家，让识文断字的老娘帮助看看怎么回事？这个丈母娘可是厉害角色，她一眼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叮嘱女儿天机不可泄漏，却悄悄地将其中的关节告诉同为秀才的另外两个女婿。这一年湖南乡试的试帖诗题为《惟善为宝》，李拔贞与两个连襟都参加了统考。陆润庠阅卷发现有三张卷子都有事先约定的特定字句，一概取中，最后送上来的那卷子就放进副榜里。结果等拆封一看，副榜第一的才是李拔贞的卷子，而正榜两卷则是李拔贞的大小连襟。其中一位将“水烟袋”嵌入试帖诗中“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得到了较高的名次。而陆润庠真正想帮的好朋友却阴错阳差被挤进副榜，空欢喜一场。
此事见诸曾代理过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写的叙事诗《水烟袋歌》，被徐珂收入自己的《清稗类钞》中。樊增祥在《水烟袋歌》的自序中提道：之所以“寒夜偶忆其事”写这首诗，把陆润庠违反考场纪律的事公之于众，是想告诉人们在官场上如何处事为人很重要。因若干年后此事泄露，有言官要弹劾陆润庠，但最后还是被旁人劝阻了。个中原因，据樊增祥说有三点：首先是陆润庠一直为人低调，《清史稿》的评介是“性和易，接物无崖岸，虽贵，服用如为诸生时”，因此上下左右的人缘、口碑都特好，别人遇到难处他肯伸手相助，他有难时众人自然相助，故能逢凶化吉;其次，陆润庠这样做的出发点是爱才念旧，不是为了受贿纳奸;再说他在判卷时还是能按实际水平来评定的，老友的卷子都放在副榜了，没伤害别人。所以樊增祥认为此事不需为尊者讳（此时陆已是东阁大学士，正一品），讲出来还可以“使君子知命耳”，让大家都明白前途还是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投机取巧最终是行不通的。
清朝的科举制度分三级，县里的童子试每年举办，考上即为生员，俗称“秀才”;三年一次的省里统考为乡试，因多在八月又称“秋闱”，取中即为举人;每隔三年的四月，各省举人集中京城的会试，故俗称“春闱”，取中者即为进士;经复试、殿试，方始评定正式名次。在这三级考试中都有舞弊行为发生，不过以乡试的弊端最多。较常见的办法就是“通关节”，被买通的考官事先与考生约好将某特定句子或暗记嵌套在文章内，试卷虽按例弥封糊名，但主考官一眼便知此卷是何人所作。
先说一个考官欲拍上司马屁，结果弄巧成拙的奇闻。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癸未科殿试，皇上钦点的八名读卷大臣中有李鸿藻、张佩伦、周家相。周家相是个见风使舵的马屁精，他事先听到自己将出任读卷大臣的风声，便提前去拜访军机大臣、兼户、工部两部尚书的阎敬铭，装作无意地问：“你儿子平时临的是什么帖啊？”阎敬铭大概没有明白这小子的弦外之音，信口答道：“犬子从小就临颜体，每天都要悬腕作小楷。”到了殿试那天，周家相读到一张卷子上的字体肥硕诘曲，墨迹都溢出格外，暗自认定这就是阎敬铭儿子阎乃竹的策問卷，便与张佩伦一起力荐给主持评定名次的李鸿藻。李鸿藻是官场上的老狐狸，察言观色，心知肚明，他佯装没看见周家相蘸着茶水在桌子写的“阎”字，打着哈哈将此卷放进前十卷中。三天后进呈的十本卷子当众拆弥封，前十名进士按例由圣上即时召见，名为“小传胪”。排在第四位的却不是阎敬铭的公子，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举子朱祖谋。陪同接见的张、周惊诧不已，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李鸿藻在一边暗自好笑，他与阎敬铭同为军机大臣，深知老阎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弥补朝廷库银的亏空上，无暇关心儿子平时临摹的什么帖，只是对下僚随口敷衍而已。周家相却自作聪明认为小阎长期悬腕练习颜体，写出的字必圆浑丰肥，越出格子就是特殊标志，因此认错了目标，让字写得很烂的朱祖谋占了便宜，一跃成为二甲第一名。
不过，朱祖谋的馆阁体虽写得不怎么样，但肚皮里的学问还是深厚扎实的，在朝中任过内阁中书、礼部侍郎等要职，还先后两次出任会试同考官。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与总督不和，托病致仕隐居苏沪。他和陈三立、沈曾植等遗老成立“超社”“逸社”，填词作赋，唱和不断，开创了在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强村词派”，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并称为“晚清四大词人”。1931年，朱祖谋病逝沪上，归葬湖州道场山麓。以上轶事出自清末大臣文廷式的《知过轩笔记》，他与朱祖谋光绪年间曾同朝为官，想不至于杜撰臆造吧？
我们再说一个陆状元通关节的故事。同治九年（1870年），陆润庠由苏州府甄拔为优贡生，推荐到京城的金台书院深造，四年后金殿胪唱成为清朝第101名状元郎。而与他同时在金台书院就读的湖南人李拔贞却屡试不中，灰心丧气准备打道回府，陆润庠设宴为老朋友饯行。同窗共读四载，两人相谈甚欢，情同手足，结果一个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一个却屡战屡败，名落孙山。酒过三巡，见老朋友依然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已呈微醺之态的陆润庠为调节气氛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派我主持湖南乡试，一定让你高中榜首。”李拔贞也喝高了，盯着问以什么为关节，陆润庠正好在抽烟，信口开河道：“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就行了。”本是要好朋友酒桌上的戏谑玩笑，谁也没有当真。谁料想就在两年后的同治十五年（1876年），陆润庠真的被派任湖南乡试副总裁，他没有忘记酒桌上的“承诺”，便给老同学写了封信，含蓄地提示：还记得“水烟袋”否？李拔贞接信后欣喜若狂，奇迹真的出现了，天不灭曹也！将信随手藏匿于床榻下后，雀跃而出。蠢婆娘见老公收到一封信后就激动万分，却死活不肯说出缘由，形迹非常可疑，估计是外面相好寄来的情书，可苦于自己又不识字，便将那封信偷偷拿到娘家，让识文断字的老娘帮助看看怎么回事？这个丈母娘可是厉害角色，她一眼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叮嘱女儿天机不可泄漏，却悄悄地将其中的关节告诉同为秀才的另外两个女婿。这一年湖南乡试的试帖诗题为《惟善为宝》，李拔贞与两个连襟都参加了统考。陆润庠阅卷发现有三张卷子都有事先约定的特定字句，一概取中，最后送上来的那卷子就放进副榜里。结果等拆封一看，副榜第一的才是李拔贞的卷子，而正榜两卷则是李拔贞的大小连襟。其中一位将“水烟袋”嵌入试帖诗中“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储”，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得到了较高的名次。而陆润庠真正想帮的好朋友却阴错阳差被挤进副榜，空欢喜一场。
此事见诸曾代理过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写的叙事诗《水烟袋歌》，被徐珂收入自己的《清稗类钞》中。樊增祥在《水烟袋歌》的自序中提道：之所以“寒夜偶忆其事”写这首诗，把陆润庠违反考场纪律的事公之于众，是想告诉人们在官场上如何处事为人很重要。因若干年后此事泄露，有言官要弹劾陆润庠，但最后还是被旁人劝阻了。个中原因，据樊增祥说有三点：首先是陆润庠一直为人低调，《清史稿》的评介是“性和易，接物无崖岸，虽贵，服用如为诸生时”，因此上下左右的人缘、口碑都特好，别人遇到难处他肯伸手相助，他有难时众人自然相助，故能逢凶化吉;其次，陆润庠这样做的出发点是爱才念旧，不是为了受贿纳奸;再说他在判卷时还是能按实际水平来评定的，老友的卷子都放在副榜了，没伤害别人。所以樊增祥认为此事不需为尊者讳（此时陆已是东阁大学士，正一品），讲出来还可以“使君子知命耳”，让大家都明白前途还是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投机取巧最终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