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伊蕾选题的头三天，我一度感到绝望，脑中反复念着的是四个字：斯人已逝。
　　
　　按理说不该绝望，编辑杨子老师已为我牵线不少周边采访资源，伊蕾生前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主角张石山也十分开明地同意了采访，带着北方汉子的爽快热情，只是不理解为何我执意要到山西与他面谈。聊了整整一下午，气氛融洽的表象下，前半场却分明充斥着反复的拉锯与自我解释——每每被追问细节，对方尽量诚恳却放不下老练，防备心骤起：“小邱呀，我先问问你，你这篇文章是想写成什么样呢？”
　　这使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时刻准备着一番重点清晰、具有说服力的讲演，好试图让对方相信我所供职的刊物是一本如何严肃正经的杂志、绝无八卦娱乐夸张之倾向，我本人又是如何一个曾被断章取义的新媒体标题深深陷害过的正经记者……
　　我理解受访者的谨慎。何况，几十年过去，新人早换旧人笑，不得不顾忌枕边人的感受，许多事不便公开也不便细致回忆。如此拉锯三小时后，对方渐渐放下防备，但当我问出“当时伊蕾是怎么想的、什么感受”之类的问题时，就算是当初最亲密的人，对伴侣的心路也是茫然。张石山想子孙满堂，伊蕾也喜欢孩子，但他们没有要孩子，为什么？伊蕾独身的选择，究竟是主动——某种自我觉醒的女性自由独立意识，还是仅仅出于被动——某种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忧虑？
　　我意识到，哪怕是她曾经的爱人，也终究只能站在自己、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说着自认为的理解。再后来，我在天津接二连三约见了伊蕾的几位友人。随着采访越做越多，笼罩伊蕾周身的那团迷雾，却越来越浓——每个人都说着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不同朋友的讲述和评价，有时竟截然相反，或与当事人描述的事实全然背离。有人信誓旦旦，说曾听到伊蕾亲口说出某些话——可谁知道那不是时过境迁后故作云淡风轻的一句玩笑？朋友间的猜测，却在言谈间被传作似是而非的事实，掩嘴低语间被当成“独此一份不可外传”的秘密似的。也有人私下告诫我，你要警惕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后来，果不其然，在文章发出后的第一天，就有采访对象表示了不满，原因是文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真的有人曾理解伊蕾吗？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再往深处说，人与人之间，真的能够互相理解吗？所有人，是否终其一生，哪怕直到死亡，也不得不孑然而去，留下的无非是彼此间的误解？
　　干脆就写写这场关于误解的罗生门吧。眼看截稿将近，我几近放弃，打算以这样的想法动笔，敲下第一个标题，《寻找伊蕾》。
　　最終连环式的周边采访推荐拯救了我。其实我早已隐隐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之前所有的周边采访对象，无一例外都是直男。我迫切地需要一个柔软的女性视角，一个真正曾与伊蕾交心的对象，她们之间会谈论衣着，谈论发型，谈论心动与分离，谈论那些敏感复杂的心思和感受……我只需要找到那唯一一个人——曾在好几位采访对象口中反复出现的，伊蕾的闺蜜“咪咪”李亚蓉。
　　当晚近10点，有如神迹般，与李亚蓉的一通近两小时的电话，驱散了笼罩许久的迷雾。电话那头，李亚蓉不时咳嗽，声音有些疲惫。问她是否要早点休息，她说：“没事，这是为了伊蕾，我愿意。”
　　追悼会那天，我们并肩等待入场。李亚蓉穿了一件白色长衬衫，别着白色玫瑰。她把头别过来，低声说：“她的爱太广大了。你要写出她的爱与自由。”
　　两周后，当文章发出、而我深陷被“没提及名字”的采访对象拉黑的情绪低谷时，追悼会上李亚蓉说的那些话，反复在我脑中响起。我蓦然明白过来文中那句，“就算那些我看着很讨厌的人，比如太功利、明显在利用她的人，她也能和人家相处得很好。她好像总能体会别人的处境和难处。”
　　拥有这样“广大的爱”的伊蕾，她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仅拥有小爱的我们，却只能以这样一篇文章献给她，献给80年代，献给，爱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