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美，存在于万物之中，以记事、描景、状物为其内容特征，叙述、描写为其表达特征的记叙性文章也要有审美要求，记叙性文章的训练，讲求含蓄美和传神美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审美要求 含蓄美 传神美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9-0051-02
记叙性文章作为一种训练文体，自然有它的训练要求。写作作为一种行为，是人们用来交际交流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和说话一样，从行为目的来看，首先要求把意思表达清楚、准确、明白、完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和达到交流的目的，如果心中想的意思不能通过说或写清楚、准确、明白、完整地表达出来，毫无疑问，是要影响交际交流的。但这还是最起码的，基本的要求。若从行为效果来看，如果能把话说得动听，把文章写得可读，使听的人愿听，看的人爱看，那就能获得更好的交际交流效果。
从这一意义上讲，记叙性文章的写作训练，提出审美的要求，要研究和讲求美，就是十分必要的。法取乎上而得其中，如果只讲最基本的起码的要求，训练只能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徘徊，难有突破性进展。
一、要讲求含蓄美
记叙性文章主要是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但作者的为文目的、写作意图，却是要通过人、事、景、物的记写和描述，想说明一定的道理，想表达某种思想的认识，想抒写一种情感，那么，作者要说明的道理，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可以像议论文那样，以论断的形式直接写出来呢？当然不是，它要求作者要曲折致意，婉而出之，不是直言直述。这样，含蓄慰藉，就成为记述文在情调韵味上一种审美要求。
含蓄，就是藏而不露，言近而意远，言穷而意无穷。由此看来。含蓄，实质上是一种深厚和丰富，一种精练和浓缩。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司空图说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都是从丰厚、深远的角度提出的含蓄的要求。
寓道理于叙事之中，让事实本身来说话，是使记叙性文章达到含蓄美的手法之一。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还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这就是说，作者不要把想的说的照直说出来，而要把想表达的主旨融于叙事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咀嚼，去体味，这样才能达到含蓄慰藉的效果。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作为随军记者的解清写的《西瓜兄弟》，文章精炼简短，历来为人们称道。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寓理于叙事之中，让事实说话。800多字的短文，没有一句议论，作者只是朴实无华地讲述了西瓜兄弟的故事，让事实告诉人们，解放军是人们群众自己的队伍，爱护百姓保护百姓的利益，是人们军队的革命本质，纪律严明是人们军队的力量之源。倘若这层意思由作者直接托出，文章一览无余，就失去含蓄之美了。
敘事寓理是含蓄，写人寓情也是含蓄。记叙性文章写人，作者总是饱含感情的，对人物或憎或爱，或褒或贬，全从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而作者并不直接下批评，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说出来就减少了读者的趣味，就不含蓄了。
寓情，从一定意义上讲，比寓理还要重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重世而行远。”记叙性文章要感人，首先要寓含饱满的情。“文情未至，即其理其实之情，亦未至也。”“寓意于情而义愈至。”“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有了情，读者才能由情而明理。所以，叙事写人，寓情、寓理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冰心的《小桔灯》，就极富含蓄美。作者在娓娓平实的叙述中，写了一个在黑暗统治下和家庭遭遇不幸的艰难环境中而表现镇静、勇敢、乐观的小姑娘。在这娓娓平实的叙述中，读者能体味到作者内心的不平静，字字句句里饱含着作者对小姑娘的同情、关心、敬佩和赞颂。由作者对小姑娘的感情，读者又能进而理解到她的表达意图：写这样一个小姑娘，正是为了反映国民党残酷迫害共產党人和爱国民众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对光明前途的向往与追求；怀念过去的人与物，说明旧事难忘；不忘过去，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文章有情有理，情理交织，但并没有直抒直写，“大家都好了”，写得非常含蓄，耐人寻味。
写景状物之文，常常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而使文章表现出一种含蓄美。
借景抒情，关键是情与景谐，妙合无垠，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兼到。触景生情，情以景生，无景，情便失去依托；景从外来，景随情至，无情，景便华而不实。所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景情两不相背，天然浑成，就具有了深宛流美的效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算是借景抒情的典范之作。“霪雨霏霏，连月不开”，登楼观景，则产生一种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萧瑟凄凉的悲感；“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登楼观景，则产生一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欢愉畅快的喜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阐述的景中生情、摄情入景的写作规律，《岳阳楼记》成为最好的例证。喜则万物俱明，悲则万物皆暗，而或喜或悲，又恰是所触之景不同而造成的，句句写景而又句句有情。不仅如此，文章由景生情，又由情潜理，在情感的逐层推进中，最后将文章归结到人生观的探讨，把文章的思想境界再升华一步，寓情与寓理统一起来。
托物言志，就是把物当人来写，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物与人之间的相通之处。比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白杨、松树在作者笔下人格化了，它们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的象征，而作为客观之物，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恰与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的这种精神和品格有一致性，找准了这种一致性，写起来就自然，不露痕迹，就能达到含蓄美的效果。
二、要讲求传神美
神，就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能区别于其他人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属性。传神，也就是能写出人或事物的这种特殊性。写得逼真，即传神。可见，传神，这是从记叙笔力的深刻性方面提出的审美要求：写人能栩栩如生，如见其人；写景，能真真切切，如临其境；叙事，能绘声绘色，如睹其发生、发展经过。 一件事情的“独至”、“特殊性”是什么？那就是這件事情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叙事，能显示其必然性，那可能达到传神的审美要求；要显示其必然性，就是要在其发生、发展的原委，即事情的所以然处着笔，写出了所以然，就能揭示其必然。例如，《左传》写战事的这一特点，正是在为什么起战，为什么获胜，为什么失败这些所以然处精心用笔的。正如王源《左传评》所说：“左氏叙战，每将權谋、方略铺叙于前，而实叙处不过一言两语。简练直接，绝不拖带。总之着神于虚，省力于实。所以实虚不测，灵怪百端。”将战事写得出神入化，富有生气。
一件事情，不仅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还有它发生、发展的阶段性，而阶段与阶段之间，又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叙事传神，就要注意这种关系、按这种关系展开叙述，使所记之事来有交待，去有结果，文脉贯穿，周严缜密，天衣无缝，畅达无阻。
事情的发展变化，又不可能是直线推进的，有曲折、有迂回，有波澜，有起伏。叙事传神，就要写出事情发展变化的这种曲折、起伏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当有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如果叙事平淡而无起伏，直进而少曲折，就不逼真，就缺少传神美。
人物的“独至”，则是他的个性特点，抓住人物的个性特点，就能把人物写活，就能达到传神。要传神，就须写其心。“心”，就是人物的内在精神，个性特点。清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说：“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之全体著矣。小疵小廦反见大意，所谓颊上三毫眉间一点是也……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他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写人。
《史记》的传记文章，可以说是深谙写人的这一手法。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赵国的这一相一将，手法不同。写蔺相如，重点写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通过这两件大事，来表现蔺相如忠于国家，不畏强暴的品质，和他机敏、勇敢、坚毅的性格。写廉颇，不写这位戎马一生的“赵之良将”的赫赫战功，却专意写他的小事。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如此分析：“哪知道《史记》写他八次胜仗，不到二十字，反啰啰嗦嗦的写他如何与蔺相如吃醋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后来在异国又如何对赵使者表示没有老，想要赵王用他。一气写上几百字，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如果写他战功，那时战法总是一样；要写他的忠勇，那是吴起、王翦也是一样的忠勇，从此处都不能表现出他的整个人格。写他几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是一位极忠诚的军人，气量很小，然而很知大体，待人很厚。”梁启超的分析非常中肯，司马迁写人，正是着眼于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呼之欲出。写个性，而不是千人一面，不是无论何人都适用，人物才能传神。
写景物，也要写出“独至”，也要抓住景物的特征，才能逼真、如画，达到传神的地步。朱自清的《春》何以能把春写得那样生动如画，形象鲜明，使人仿佛置身于春回大地的美景之中，关键的因素，是作者写出了春的特征，而且一景一物都在显示着春的气息，是春天特有的景物：写春草，是“嫩嫩的”、“软绵绵的”，“偷偷地从地里钻出来”，贴切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春草勃发的情态和质的形态特征；写春花，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突出百花竞放的特征；写春风，是“吹面不寒”，表现的是温暖柔和的特征；写春雨，是“像牛毛、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则抓住的是细、密的特征。由于准确地把握住描写对象的特征，才使景物描写“穷形而尽相”，“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惟妙惟肖，生动如画，真切地传达出春之神韵。
综上所述，在记叙性文体训练过程中，从行为效果来看，如果能把话说得动听，把文章写得可读，使听的人愿听，看的人爱看，那就能获得更好的交际交流效果，讲求含蓄美和传神美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审美要求 含蓄美 传神美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9-0051-02
记叙性文章作为一种训练文体，自然有它的训练要求。写作作为一种行为，是人们用来交际交流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和说话一样，从行为目的来看，首先要求把意思表达清楚、准确、明白、完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和达到交流的目的，如果心中想的意思不能通过说或写清楚、准确、明白、完整地表达出来，毫无疑问，是要影响交际交流的。但这还是最起码的，基本的要求。若从行为效果来看，如果能把话说得动听，把文章写得可读，使听的人愿听，看的人爱看，那就能获得更好的交际交流效果。
从这一意义上讲，记叙性文章的写作训练，提出审美的要求，要研究和讲求美，就是十分必要的。法取乎上而得其中，如果只讲最基本的起码的要求，训练只能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徘徊，难有突破性进展。
一、要讲求含蓄美
记叙性文章主要是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但作者的为文目的、写作意图，却是要通过人、事、景、物的记写和描述，想说明一定的道理，想表达某种思想的认识，想抒写一种情感，那么，作者要说明的道理，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可以像议论文那样，以论断的形式直接写出来呢？当然不是，它要求作者要曲折致意，婉而出之，不是直言直述。这样，含蓄慰藉，就成为记述文在情调韵味上一种审美要求。
含蓄，就是藏而不露，言近而意远，言穷而意无穷。由此看来。含蓄，实质上是一种深厚和丰富，一种精练和浓缩。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司空图说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都是从丰厚、深远的角度提出的含蓄的要求。
寓道理于叙事之中，让事实本身来说话，是使记叙性文章达到含蓄美的手法之一。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还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这就是说，作者不要把想的说的照直说出来，而要把想表达的主旨融于叙事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咀嚼，去体味，这样才能达到含蓄慰藉的效果。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作为随军记者的解清写的《西瓜兄弟》，文章精炼简短，历来为人们称道。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寓理于叙事之中，让事实说话。800多字的短文，没有一句议论，作者只是朴实无华地讲述了西瓜兄弟的故事，让事实告诉人们，解放军是人们群众自己的队伍，爱护百姓保护百姓的利益，是人们军队的革命本质，纪律严明是人们军队的力量之源。倘若这层意思由作者直接托出，文章一览无余，就失去含蓄之美了。
敘事寓理是含蓄，写人寓情也是含蓄。记叙性文章写人，作者总是饱含感情的，对人物或憎或爱，或褒或贬，全从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而作者并不直接下批评，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说出来就减少了读者的趣味，就不含蓄了。
寓情，从一定意义上讲，比寓理还要重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重世而行远。”记叙性文章要感人，首先要寓含饱满的情。“文情未至，即其理其实之情，亦未至也。”“寓意于情而义愈至。”“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有了情，读者才能由情而明理。所以，叙事写人，寓情、寓理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冰心的《小桔灯》，就极富含蓄美。作者在娓娓平实的叙述中，写了一个在黑暗统治下和家庭遭遇不幸的艰难环境中而表现镇静、勇敢、乐观的小姑娘。在这娓娓平实的叙述中，读者能体味到作者内心的不平静，字字句句里饱含着作者对小姑娘的同情、关心、敬佩和赞颂。由作者对小姑娘的感情，读者又能进而理解到她的表达意图：写这样一个小姑娘，正是为了反映国民党残酷迫害共產党人和爱国民众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对光明前途的向往与追求；怀念过去的人与物，说明旧事难忘；不忘过去，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文章有情有理，情理交织，但并没有直抒直写，“大家都好了”，写得非常含蓄，耐人寻味。
写景状物之文，常常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而使文章表现出一种含蓄美。
借景抒情，关键是情与景谐，妙合无垠，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兼到。触景生情，情以景生，无景，情便失去依托；景从外来，景随情至，无情，景便华而不实。所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景情两不相背，天然浑成，就具有了深宛流美的效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算是借景抒情的典范之作。“霪雨霏霏，连月不开”，登楼观景，则产生一种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萧瑟凄凉的悲感；“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登楼观景，则产生一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欢愉畅快的喜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阐述的景中生情、摄情入景的写作规律，《岳阳楼记》成为最好的例证。喜则万物俱明，悲则万物皆暗，而或喜或悲，又恰是所触之景不同而造成的，句句写景而又句句有情。不仅如此，文章由景生情，又由情潜理，在情感的逐层推进中，最后将文章归结到人生观的探讨，把文章的思想境界再升华一步，寓情与寓理统一起来。
托物言志，就是把物当人来写，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物与人之间的相通之处。比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白杨、松树在作者笔下人格化了，它们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的象征，而作为客观之物，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恰与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的这种精神和品格有一致性，找准了这种一致性，写起来就自然，不露痕迹，就能达到含蓄美的效果。
二、要讲求传神美
神，就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能区别于其他人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属性。传神，也就是能写出人或事物的这种特殊性。写得逼真，即传神。可见，传神，这是从记叙笔力的深刻性方面提出的审美要求：写人能栩栩如生，如见其人；写景，能真真切切，如临其境；叙事，能绘声绘色，如睹其发生、发展经过。 一件事情的“独至”、“特殊性”是什么？那就是這件事情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叙事，能显示其必然性，那可能达到传神的审美要求；要显示其必然性，就是要在其发生、发展的原委，即事情的所以然处着笔，写出了所以然，就能揭示其必然。例如，《左传》写战事的这一特点，正是在为什么起战，为什么获胜，为什么失败这些所以然处精心用笔的。正如王源《左传评》所说：“左氏叙战，每将權谋、方略铺叙于前，而实叙处不过一言两语。简练直接，绝不拖带。总之着神于虚，省力于实。所以实虚不测，灵怪百端。”将战事写得出神入化，富有生气。
一件事情，不仅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还有它发生、发展的阶段性，而阶段与阶段之间，又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叙事传神，就要注意这种关系、按这种关系展开叙述，使所记之事来有交待，去有结果，文脉贯穿，周严缜密，天衣无缝，畅达无阻。
事情的发展变化，又不可能是直线推进的，有曲折、有迂回，有波澜，有起伏。叙事传神，就要写出事情发展变化的这种曲折、起伏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当有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如果叙事平淡而无起伏，直进而少曲折，就不逼真，就缺少传神美。
人物的“独至”，则是他的个性特点，抓住人物的个性特点，就能把人物写活，就能达到传神。要传神，就须写其心。“心”，就是人物的内在精神，个性特点。清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说：“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之全体著矣。小疵小廦反见大意，所谓颊上三毫眉间一点是也……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他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要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来写人。
《史记》的传记文章，可以说是深谙写人的这一手法。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赵国的这一相一将，手法不同。写蔺相如，重点写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通过这两件大事，来表现蔺相如忠于国家，不畏强暴的品质，和他机敏、勇敢、坚毅的性格。写廉颇，不写这位戎马一生的“赵之良将”的赫赫战功，却专意写他的小事。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如此分析：“哪知道《史记》写他八次胜仗，不到二十字，反啰啰嗦嗦的写他如何与蔺相如吃醋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后来在异国又如何对赵使者表示没有老，想要赵王用他。一气写上几百字，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如果写他战功，那时战法总是一样；要写他的忠勇，那是吴起、王翦也是一样的忠勇，从此处都不能表现出他的整个人格。写他几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是一位极忠诚的军人，气量很小，然而很知大体，待人很厚。”梁启超的分析非常中肯，司马迁写人，正是着眼于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活生生，呼之欲出。写个性，而不是千人一面，不是无论何人都适用，人物才能传神。
写景物，也要写出“独至”，也要抓住景物的特征，才能逼真、如画，达到传神的地步。朱自清的《春》何以能把春写得那样生动如画，形象鲜明，使人仿佛置身于春回大地的美景之中，关键的因素，是作者写出了春的特征，而且一景一物都在显示着春的气息，是春天特有的景物：写春草，是“嫩嫩的”、“软绵绵的”，“偷偷地从地里钻出来”，贴切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春草勃发的情态和质的形态特征；写春花，是“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突出百花竞放的特征；写春风，是“吹面不寒”，表现的是温暖柔和的特征；写春雨，是“像牛毛、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则抓住的是细、密的特征。由于准确地把握住描写对象的特征，才使景物描写“穷形而尽相”，“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惟妙惟肖，生动如画，真切地传达出春之神韵。
综上所述，在记叙性文体训练过程中，从行为效果来看，如果能把话说得动听，把文章写得可读，使听的人愿听，看的人爱看，那就能获得更好的交际交流效果，讲求含蓄美和传神美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