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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的妻子，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曾在《大往事》一书中，回顾了她和丈夫风雨相伴的55年。
求婚时，让我写自传交给他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习仲勋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不久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时，他来校作动员报告，我第一次远远见到了他。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相遇。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后来，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好似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简单。
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的关照。这一年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孩子尿他一身，他笑说，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了他一身尿，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
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到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53年，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大多已是晚上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10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被隔离多年再见，已不识儿子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
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
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文化大革命”中，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从1966年仲勋被批斗、隔离开始，家人就很难相见。1972年冬，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摘自《现代家庭报》2008.4）
求婚时，让我写自传交给他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习仲勋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不久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时，他来校作动员报告，我第一次远远见到了他。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们有了第一次相遇。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后来，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好似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简单。
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的关照。这一年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孩子尿他一身，他笑说，子屎不臭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了他一身尿，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
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到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953年，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大多已是晚上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要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10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被隔离多年再见，已不识儿子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
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
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文化大革命”中，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从1966年仲勋被批斗、隔离开始，家人就很难相见。1972年冬，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摘自《现代家庭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