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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翻译标准研究是建立在经典范畴理论之上的,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一直陷入翻译的二元之争不能自拔。本文从原型理论的视角,考察中国翻译活动在历史长河中翻译标准的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发现,追求翻译的唯一原则,运用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是很有限的。由于很多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的经典范畴是不存在的,但翻译标准的原型范畴是存在的。
关键词:中国翻译 翻译标准 经典范畴 原型范畴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翻译的研究包括翻译理论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研究,而翻译标准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内容之一。自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译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定的翻译标准,来传递和转换原语信息。“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的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没有结果。”
由此可以推断,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于是辜正坤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认为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止一个,而是由若干具体标准组成的标准系统,它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他认为多元化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依据在于:“1、翻译的多功能性;2、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3、译者和读者多层次。”
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这理论标志着在翻译标准的取向问题上,一个系统的划时代的转折。如果我们从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话,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多元标准可以看着是理想翻译(原型翻译)的各种属性,但是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或翻译文本,这些属性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完全满足这些标准,只是对具体翻译的评价是从整体上把握(完形感知),对具体翻译的评价参照我们心中的理想认知模型(理想的翻译),这样就可以评判出译文的好坏程度(翻译的典型程度)。
中国历史上不少翻译大师,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了当时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为后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探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今天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先辈翻译经验和体会进行总结,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的背景,科学地分析,探讨其可以参照的心里理想的认知模式(原型翻译标准)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规律,作为当今原型翻译标准确立的借鉴。
二 影响翻译标准的因素
翻译标准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又与翻译家的个性、能力、人生观等个人因素有关,而社会时代背景制约着翻译家的个人因素,因此翻译标准的选择主要受特定社会背景的制约。探讨原型翻译标准产生的基础和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的原型翻译标准和具体的翻译标准,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更好地指导各种翻译实践,促进翻译理论的建设。
三 翻译标准的历时研究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末清初,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才形成了第二个翻译高潮。两次高潮期间的六百年,无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探讨几乎一片空白。由来华的耶酥教的传教士、中国信教的以及与传教士熟悉的中国学者推动了中国翻译近代史上的翻译高潮。这一时期中国著名的翻译人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徽、冯应京、李天经等,但他们都忙于翻译科技著作,为国人所用,无暇系统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和进行理论探讨。他们都是翻译大家,但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理论。从他们有关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目的的论述,很容易发现他们所遵从的翻译标准。
清朝末年,很多名人志士意识到了中国的闭关锁国,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强烈的感受到了翻译之重要,为之大声疾呼,并创办翻译机构和培训翻译人才的机构,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等,为翻译救国,唤醒民众,更新观念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在翻译理论上有杰出建树,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翻译大家,首推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严复。
他参照古代翻译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说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后来的翻译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一特定的时期已经是相当精辟和高度的概括。
马建忠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与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类似于现代的等值翻译理论。而且强调中西比较语言,为中西比较语言学首开先河。中西语言的比较的内容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和文化研究。
另外胡怀琛也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理论,他指出译诗对于原诗必有所“失”,然而对于诗艺高超的译者则亦有用武之地,强调译诗不能“按文而译”,而认为可以有较大的再创造自由。这与后来的“神似”、“化境”的翻译标准一脉相承。
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针对学术著作的汉译确定的,虽然也有西方传教士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但不是这一时代的主流。这一时代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时期,翻译目的明确,旨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宣传先进的理念,以求国家的强大。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翻译的主要原则。“信、达”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前提,根据考察,本文认为严复用“雅”作为翻译的原则之一,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中国的译文读者的缘故。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有知识和有志向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考虑到国人的接受能力,马建忠明确地提出“善译”的原则,开始关注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还有胡怀琛首次提出诗歌翻译的原则,无论是从翻译标准的深度上,还是翻译标准所涉及的范畴上都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一时期的原型翻译标准应该在放在“信、达和雅”上,其标准是由时代的特殊性决定,尽管当时人们的具体翻译方法千差万别。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其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对翻译标准发表论述的代表人物有罗家伦、郑振铎、鲁迅、林语堂等人。就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的阐述可以看出,已经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如文化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大胆地对翻译标准进行探讨,而且开始借助于国外的翻译理论如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中国的翻译标准进行审视。“神韵说”和“保存原作的风姿”等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标准。
从影响这一时期翻译标准的因素来看,翻译人士对翻译是为了强国的目的更加明确,从各个学科,各个层面移植西方先进的文化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补充新鲜血液。大部分学者立志从各种角度承担起振兴中华的神圣职责,如教育救国、医学救国、科学救国等等,真实地再现和移植西方文化的精髓,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其翻译标准与这个时代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原型翻译标准放在忠实于原作上,但译者对于“忠实”赋予了语言学、文化学和美学等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为了新中国建设和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需要,翻译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在这一时期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50年代的傅雷、60年代的钱钟书。70年代是翻译事业的停顿时期。傅雷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是“神似”。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鲁迅、茅盾、林语堂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他还强调了“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的中文写作”。
到了60年代,著名的学者钱钟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化”,把作品从一国的文字转变成另一国的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翻译标准的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取向。文革之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探讨几乎停止,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进入了沉寂时期。
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不仅是讨论单一的汉译西方和苏联的文学著作,而且主要集中在确定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的翻译标准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前一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从翻译标准的发展来考察,实质上没有重大的突破,但从原型翻译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原型翻译的标准文艺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对等,赋予忠实和对等新的内涵。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热潮,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重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了缩短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差异,一批有识之士大量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国内的译坛的探讨和争论也出现了空前的、平等的和民主的探讨氛围,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应运而生。这期间有许渊冲提出的“三美”理论(意美、音美和形美)”;刘重德提出的“信、达、切”的理论;王佐良的提出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入之,文体如之”;庄夫对我国的翻译标准的历史及现状的总结后提出“信顺传神”的原则;郑海凌通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美学观点和当代翻译思想的审美境界的考察,以及对中西翻译思想的异同和各自特色的对比,提出翻译艺术贵在“和谐”,以和谐作为翻译的最高原则。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打破传统的定性探讨模式,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对翻译标准进行新的尝试,对翻译标准进行大胆地、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和探讨。
四 结语
从以上的考察来看,翻译标准与翻译的目的、任务和作用、时代背景有关,翻译的标准与各种翻译的要素包括原文、译文、译者、译文读者等有关。各个时期的翻译目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因此所确立的具体翻译标准就不同,隐藏在具体翻译标准之上的原型翻译标准就不相同。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原文、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不同的作者都会影响翻译标准的确立。因此任何一个时期,包括翻译的初期,要想统一翻译的标准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原型翻译标准在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
在现代这样翻译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里,无论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是空前的。企图用一种具体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所有的翻译活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受翻译规模和翻译种类影响,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已经形成,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模式在向前推进。只有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翻译标准中进行归纳和总结,才有可能探讨和抽象出原型翻译标准,组成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的构件,构筑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同时作为指导具体原则的指南,实现翻译理论研究的最终的归宿。
参考文献:
[1]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曾奇,男,1968—,湖北恩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泰山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中国翻译 翻译标准 经典范畴 原型范畴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翻译的研究包括翻译理论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研究,而翻译标准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内容之一。自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译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定的翻译标准,来传递和转换原语信息。“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的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没有结果。”
由此可以推断,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于是辜正坤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认为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止一个,而是由若干具体标准组成的标准系统,它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他认为多元化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依据在于:“1、翻译的多功能性;2、人类审美情趣的多样化;3、译者和读者多层次。”
从翻译哲学的角度看,这理论标志着在翻译标准的取向问题上,一个系统的划时代的转折。如果我们从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话,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多元标准可以看着是理想翻译(原型翻译)的各种属性,但是针对不同的翻译类型或翻译文本,这些属性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完全满足这些标准,只是对具体翻译的评价是从整体上把握(完形感知),对具体翻译的评价参照我们心中的理想认知模型(理想的翻译),这样就可以评判出译文的好坏程度(翻译的典型程度)。
中国历史上不少翻译大师,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了当时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为后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理论的探讨,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今天有必要认真地研究先辈翻译经验和体会进行总结,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的背景,科学地分析,探讨其可以参照的心里理想的认知模式(原型翻译标准)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规律,作为当今原型翻译标准确立的借鉴。
二 影响翻译标准的因素
翻译标准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到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又与翻译家的个性、能力、人生观等个人因素有关,而社会时代背景制约着翻译家的个人因素,因此翻译标准的选择主要受特定社会背景的制约。探讨原型翻译标准产生的基础和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的原型翻译标准和具体的翻译标准,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更好地指导各种翻译实践,促进翻译理论的建设。
三 翻译标准的历时研究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到明末清初,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才形成了第二个翻译高潮。两次高潮期间的六百年,无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探讨几乎一片空白。由来华的耶酥教的传教士、中国信教的以及与传教士熟悉的中国学者推动了中国翻译近代史上的翻译高潮。这一时期中国著名的翻译人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徽、冯应京、李天经等,但他们都忙于翻译科技著作,为国人所用,无暇系统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和进行理论探讨。他们都是翻译大家,但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理论。从他们有关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目的的论述,很容易发现他们所遵从的翻译标准。
清朝末年,很多名人志士意识到了中国的闭关锁国,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强烈的感受到了翻译之重要,为之大声疾呼,并创办翻译机构和培训翻译人才的机构,如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等,为翻译救国,唤醒民众,更新观念创造了条件,但真正在翻译理论上有杰出建树,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翻译大家,首推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严复。
他参照古代翻译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说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后来的翻译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一特定的时期已经是相当精辟和高度的概括。
马建忠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与原文者相同的感受,类似于现代的等值翻译理论。而且强调中西比较语言,为中西比较语言学首开先河。中西语言的比较的内容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和文化研究。
另外胡怀琛也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理论,他指出译诗对于原诗必有所“失”,然而对于诗艺高超的译者则亦有用武之地,强调译诗不能“按文而译”,而认为可以有较大的再创造自由。这与后来的“神似”、“化境”的翻译标准一脉相承。
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针对学术著作的汉译确定的,虽然也有西方传教士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但不是这一时代的主流。这一时代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时期,翻译目的明确,旨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宣传先进的理念,以求国家的强大。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主要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翻译的主要原则。“信、达”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前提,根据考察,本文认为严复用“雅”作为翻译的原则之一,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中国的译文读者的缘故。哲学、政治、经济和科学著作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有知识和有志向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考虑到国人的接受能力,马建忠明确地提出“善译”的原则,开始关注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还有胡怀琛首次提出诗歌翻译的原则,无论是从翻译标准的深度上,还是翻译标准所涉及的范畴上都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一时期的原型翻译标准应该在放在“信、达和雅”上,其标准是由时代的特殊性决定,尽管当时人们的具体翻译方法千差万别。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其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对翻译标准发表论述的代表人物有罗家伦、郑振铎、鲁迅、林语堂等人。就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的阐述可以看出,已经开始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如文化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大胆地对翻译标准进行探讨,而且开始借助于国外的翻译理论如泰特勒的“三原则”,对中国的翻译标准进行审视。“神韵说”和“保存原作的风姿”等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标准。
从影响这一时期翻译标准的因素来看,翻译人士对翻译是为了强国的目的更加明确,从各个学科,各个层面移植西方先进的文化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补充新鲜血液。大部分学者立志从各种角度承担起振兴中华的神圣职责,如教育救国、医学救国、科学救国等等,真实地再现和移植西方文化的精髓,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其翻译标准与这个时代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原型翻译标准放在忠实于原作上,但译者对于“忠实”赋予了语言学、文化学和美学等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为了新中国建设和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需要,翻译工作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在这一时期有关翻译标准的论述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50年代的傅雷、60年代的钱钟书。70年代是翻译事业的停顿时期。傅雷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是“神似”。他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鲁迅、茅盾、林语堂等人关于艺术作品翻译须“传神”的观点,又结合自己对于艺术的深湛修养,反复强调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他还强调了“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的中文写作”。
到了60年代,著名的学者钱钟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化”,把作品从一国的文字转变成另一国的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翻译标准的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取向。文革之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探讨几乎停止,有关翻译标准的研究进入了沉寂时期。
这一时期的翻译标准,不仅是讨论单一的汉译西方和苏联的文学著作,而且主要集中在确定文学作品和马列著作的翻译标准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前一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从翻译标准的发展来考察,实质上没有重大的突破,但从原型翻译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原型翻译的标准文艺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对等,赋予忠实和对等新的内涵。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热潮,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重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为了缩短翻译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差异,一批有识之士大量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国内的译坛的探讨和争论也出现了空前的、平等的和民主的探讨氛围,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应运而生。这期间有许渊冲提出的“三美”理论(意美、音美和形美)”;刘重德提出的“信、达、切”的理论;王佐良的提出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入之,文体如之”;庄夫对我国的翻译标准的历史及现状的总结后提出“信顺传神”的原则;郑海凌通过对中国的传统翻译美学观点和当代翻译思想的审美境界的考察,以及对中西翻译思想的异同和各自特色的对比,提出翻译艺术贵在“和谐”,以和谐作为翻译的最高原则。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打破传统的定性探讨模式,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对翻译标准进行新的尝试,对翻译标准进行大胆地、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和探讨。
四 结语
从以上的考察来看,翻译标准与翻译的目的、任务和作用、时代背景有关,翻译的标准与各种翻译的要素包括原文、译文、译者、译文读者等有关。各个时期的翻译目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因此所确立的具体翻译标准就不同,隐藏在具体翻译标准之上的原型翻译标准就不相同。不同题材和体裁的原文、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不同的作者都会影响翻译标准的确立。因此任何一个时期,包括翻译的初期,要想统一翻译的标准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原型翻译标准在各个时期都是存在的。
在现代这样翻译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里,无论是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是空前的。企图用一种具体的翻译标准来指导所有的翻译活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受翻译规模和翻译种类影响,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已经形成,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的模式在向前推进。只有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翻译标准中进行归纳和总结,才有可能探讨和抽象出原型翻译标准,组成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的构件,构筑现代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同时作为指导具体原则的指南,实现翻译理论研究的最终的归宿。
参考文献:
[1]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曾奇,男,1968—,湖北恩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泰山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