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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平衡发展的辩证过程。世界历史形态的演进，在资本逻辑的规制下呈现出变动性与不变性的双重特征，即不变的霸权等级体系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人类发展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在世界发展趋势下做出的科学研判，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对长期以来由西方资本所主导的不平衡世界霸权体系的批判，也是对历史进入新阶段世界发展格局的新构建。
关键词：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平衡结构;资本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4-048-00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根据当前世界变革正加速推进这一变化，做出的客观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现有国际秩序已不能有效满足全球发展需求，从而推动世界历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便是这一矛盾发展的客观结果，它既是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平衡现状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对世界历史进入新征程的体系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学研判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体现了我国在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理论自觉。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阐释了资本逻辑运动下，世界各地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涉及对世界贸易促进民族往来、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不平衡性、资本内蕴世界历史的本性等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为线索构建起完整且成熟的世界历史理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文明世界。”[1]（P35）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驱动力、双重逻辑、不平衡的内部结构以及未来趋向，既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形态演变的具体过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第一，世界历史的驱动力源自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扩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2]（P539）促使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生产的分工、交往的日益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加快、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联系的建立又进一步消解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内部生产方式日益完善。但世界市场在更大空间范围与更深层次的开辟，更多地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其中各民族之间贸易往来加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外部条件与必要前提。英国社会内部农业革命与土地商业化，促使雇佣关系形成，与新世界市场需要和海外贸易、海外殖民所积聚的货币财富共同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首先得以确立。尤其是货币财富在一国的集中，有效推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文明历史进程中占据统治地位，也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马克思认为，资本“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3]（P8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的追求决定了，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探索“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3]（P89），将自然科学发挥到顶点，创造出具有广泛需要的人。二是不断地扩大生产与交往的空间范围，将落后民族纳入到资本逻辑运动中，在不断扩大的空间中再生产出资本或者适应资本增殖的生产结构，对各民族国家进行重新塑造以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
第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双重交织的产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各国之间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竞争“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2]（P562）的方式使商业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假如此时马克思只是在表象上指出了商业受到民族国家保护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间的辩证关系。资本增殖逻辑，主要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运动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发展过程、内在规律以及在全球的不断扩展。民族国家逻辑，指资本主义交往方式所推动的各个民族国家一系列政治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4]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逻辑运动对传统民族国家样态的瓦解与重塑，资本运动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是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同一状态，“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1]（P33），一切传统国家在资本运动中开始走向市民社会，进一步为资本增殖扫除障碍。二是伴随资本增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引起各民族国家之间分隔与对立的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1]（P50），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两大阶级间的对立斗争，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形态的前奏。因此，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通过与资本增殖逻辑间的辩证运动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既为资本增殖扫除障碍，又在争夺世界市场中造成矛盾，直至最后民族对立消失，两者间的相互斗争和塑造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最终样态“真正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包含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有机整体，其最大特征表现为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正像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36），最终“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6）。世界历史是打破民族间界限，将各民族发展纳入到全球性资本统一运动的过程，并不是各个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资本本身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世界历史有机整体内部结构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即从属与被从属关系的建立。但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3]（P32）。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全部的总体都包含着每一个被辩证的、正确的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個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5]（P251），每一部分在特殊阶段都有可能对整体起决定性作用，成长为主体部分。在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处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在长时间内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对峙的格局，极大牵制了资本主义主导作用的发挥。作为早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但属于后发国家的中国，正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中，也必将会对世界历史这一有机整体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 第四，世界历史的最终样态表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资本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3]（P90），但其自身所固有的“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3]（P97）创造出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使资本与劳动间的矛盾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普遍性的生产力只是表现为向更高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5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交往的普遍性创造了可能，但最终要达到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世界历史形态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世界历史形态的具体演进，由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它同人类历史发展相似，充满了动态性、不平衡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演进中，其变动性主要表现在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霸权国家的更替、全球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新的全球问题的产生等，其不变性主要表现为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具有殖民性等级的霸权体系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运动，揭示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不能适应全球各民族对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有效处理全人类安全威胁等问题的产生。根据时势应运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该阶段世界历史的辩证发展，体现了人类发展的共同需求。
（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变动性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虽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结构特征，但这种不平衡结构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非恒定不变。每一阶段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当时世界格局中的霸主地位进行挑战，挑战成功者将取代原有霸主位置，进而建立起新的适应全球发展的秩序。历史上荷兰的海上霸权被英国取代，二战后美国对英国霸主地位的瓦解都是该现象的重要表现。
不同世界历史阶段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霸主国家的更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的结果总是表现为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推动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确是许多单个民族间相互交织的产物，但也要承认在不同阶段总会产生出一个主导性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影响、塑造整个世界历史进程。18、19世纪英国通过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业革命的方式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成为近两个世纪全球唯一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在冷战阶段，美国的霸主地位曾因苏联的出现与崛起，而受到一定的制衡和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使世界上仿佛出现了两个同心圆，各有其规则、制度、价值、战略疆域和势力范围，各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和理论基础，各有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做后盾”[6]（P475），形成各霸一方的“分治型”霸权。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但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独霸格局的形成，其特殊性在于它既非英帝国时期的“号令天下”，也非冷战时期各霸一方，而是一种“以制度规范和国际规则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在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和层次的西方霸权，即所谓美国制度和价值的放大后建立的’国际社会’”[6]（P475）。因此，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主导地位是恒定的，主导角色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处于变化中，且由一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历史已不复返，多种力量的兴起使一国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格局难以再次形成。
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加深以及新兴经济力量崛起引起了全球格局的变革。一是由霸权时代进入后霸权时代。后霸权时代摆脱了霸权时代的直接经济控制与军事威胁，走向一种较为精致的控制，它表面上给予弱小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自由、公正、平等的权利，实则通过制定规则与条件迫使他国接受，或者通过“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负担弱小国家无法承受的债务，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二是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改变。传统安全问题如政治冲突、地区危機、大国竞争等转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生态危机、网络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这些不再是某几个国家可以处理和应对，而需要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化解危机、安危与共的全球机制和安全理念。三是新兴经济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升。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以上，经济贡献率的增长决定了在制定国际规则、处理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促使国际格局加快了调整转型的步伐。
（二）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不变性
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在现实中呈现为不平衡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形成与演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扩张，一方面打破民族间落后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建立起日益扩大的全球交往，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传播与建立。另一方面资本生产与交往在更广范围的扩大，本质上是资本矛盾与冲突在空间范围内的再生与转移。落后民族纳入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常常处于边缘位置，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改造落后民族的生产，使其社会结构更加适应资本的增殖以暂时克服资本矛盾。因此，落后民族进入世界体系的被动性以及对资本主义方式的从属与适应的特征，导致了由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呈现不平衡的主导与被主导、从属与被从属的霸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大肆扩张。资本对生产资料、销售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手段以及商品输出的方式实现对殖民地的占领与掠夺。此时的世界体系格局呈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立，标志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大量资本剩余，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而造成盈利空间狭小的情况，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战争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地市场的占领，企图通过在殖民地获取垄断利润实现剩余价值以克服国内资本主义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占领与重新瓜分，此时的世界格局主要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二元结构。20世纪下半期，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体系逐步瓦解，但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并未彻底消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资本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通过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对落后国家剩余价值的掠夺由暴力的直接政治统治转变为经济剥削，落后国家剩余价值被西方资本主义转移，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民族现代化的发展，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不平衡世界体系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多极化与新兴力量的崛起冲击着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但实际上，当下的世界依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规范和制度而展开，“它们在一个表面上越来越承认多元化、承认多种文化和价值及制度规范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是区别不同文化、划分等级秩序、安排资源分配、合作或惩罚特定国家的基本尺度，而美国化即在美国价值和体制主导下的进程，是这个尺度形成的主因”[6]（P474）。因此，即便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国家处于更替的状态，但是以西方国家价值和规范为原型的霸主结构从未发生根本变化。 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揭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各民族国家具体发展历史所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不平衡结构，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程度的加深，逐步表现为“历史合力”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由一国主导世界格局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世界形势。二是各民族间相互依赖与依存程度增强，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但同时产生了许多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性问题，新问题又加剧了旧世界秩序中各种矛盾的爆发，使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呼吁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对原有不平衡世界秩序的一种辩证性的批判和建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辩证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是在人类实现经济全球化、建立起普遍性交往联系的基础上对现有世界秩序的辩证批判，这不是对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普遍性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继承其所创造的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上的辩证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作用，其批判性主要表现在西方对民族现代化模式的唯一解释权，现存世界秩序的殖民性与等级性在依赖性、交织性更强的复杂格局中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形成与当前人类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全球治理和价值体系，推动世界历史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
（一）对资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批判
对现有世界体系立足资本逻辑规制下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在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中，由资本逻辑规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民族现代化进程，它所创造的现代文明使个体从封建神权与宗法关系的奴役与禁锢中得以解放，使市民社会摆脱了与政治国家高度统一的状态而从属自身发展逻辑，国家层面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资本逻辑规制下，现代化文明以其优先、较为成熟的优势，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把自身模式看做一种普适标准，并以这种普适性去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现代化道路。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现代化中西方捷足先登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其中问题也颇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逻辑规制下的现代化，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冲突与矛盾，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异化等问题难以解决，人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又使主体性消解于资本中。二是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要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与掠夺之上，资本的排他性促使其通过同化、改造非资本主义形态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幸存和延续。这一方面造成了剩余价值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另一方面导致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根据外来资本需求而调整，无法建立较为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就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否定，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依然在全球盛行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条件。
对资本单边逻辑下不平衡世界秩序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逐渐建立起的世界格局，是市民社会这一范畴在时空上的延伸，个体在市民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二元性特征在世界体系的各主体成员国中得以继续，表现为落后的主体成员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殖民等级性以及权利的虚假性。在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确立并逐渐形成殖民主义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再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再到普世价值的流行，都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国的平等，但实质上却表现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担当，使不同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在政治上形成长期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经济上形成中心与边缘的依附性发展格局，文化上造成西方普适文明与野蛮文明史观的差异。不平等的政治格局直接服务于发达资本主義国家，在貌似平等、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进行转移及经济控制，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成果的共享以及应有的发展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物质载体，坚持各主体成员国间共同价值与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提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产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P542）。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全人类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深入交往而组成，充分满足世界各民族国家人民的物质生产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需要在尊重各民族国家不同利益诉求以及现代化建设道路选择权利的基础上，构建起适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7]（P46），这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的共同价值利益和诉求，融合又超越了各主体成员国的特殊利益，二者之间并行不悖。“国家主权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8]，作为生产力普遍发展载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物质效益只有让全世界各民族共建共享，感受到具体、充分的利益时，作为共同价值的凝结与承载才会具有吸引力与向心力。因此，在创造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共同推进全球生产力发展，并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各种机遇和成果满足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利益诉求，在共建中实现共享，以共享推动共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普遍交往的规范体系，尊重各主体成员国之间的文明差异，坚持对话协商平等民主，彰显主体性。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由于资本单边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不但造成了资本对人的主体的消解，也导致了大国主体对落后民族国家主体的压抑，主权国家平等性不能得到真正发挥，具体表现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权利被剥夺、发展风险增大、话语权的落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坚决反对一家独大或一国主导，并且在坚持尊重各主权国家发展水平差异性及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7]（P4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切实改善现有全球秩序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丧失的难题。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这是充满动态性、不平衡性、复杂性的具体历史展开过程，只有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发展水平差异及文明多样的基础上，坚持对话协商，作为部分的成员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被调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才会迸发出应有的生命力，为各民族发展提供多样的选择和机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不是对原有发展成果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现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上的辩证发展。“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2]（P52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是一种空中楼阁，也不是对大工业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完全排斥，而是对现有生产力以及文明的保存与延续，同时否定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人类风险危机的全球秩序。当前全球性问题，如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气候异常、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不断加剧，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都说明由大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局面已经逐渐消退，新的全球问题和新力量崛起呼唤世界历史开启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就是对原有秩序的批判性继承和新秩序的构建。简言之，当前的全球格局和治理体系与人类发展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到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彰显中国道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示范性效应。世界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组成的具体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世界历史的辩证性发展环节，要继续承载、助力各个民族国家对现代化道路自主选择与探索的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的实践异于资本规制下的经典西方现代化道路，且超越了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结合，开创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已经不具备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P8-9）。这种智慧和方案的贡献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而是通过特殊性探索为普遍性发展开辟道路，以实现社会主义形态在世界历史中的最终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对共同价值和利益的追求，民族现代化道路也主张多种模式共生，这就要求各国家和地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P46），在关涉人类共同价值与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当前全球格局与治理体系不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间辩证运动的客观结果，也是我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7]（P47）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积极体现。它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改变现有不平衡、具有殖民等级性的霸权主义结构下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协调、合作、稳定、均衡发展的世界历史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郗 戈.《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3.
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World History Theory
Wang Yajie
（School of Marxism，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Tianjin，3000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 world history， under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logic， presents a dynamic and unbalanced dialectical process. Regulated by capital logic， the ev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shows du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both variability and invariability， that is， the invariable system of hegemonic hierarchy being completely unable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demands of human developmen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scientific judgement made by China in the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It is not only a critique of the unbalanced world hegemony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apital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Keywords： World History;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balanced Structure;Capital
责任编辑：杨 柳
关键词：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平衡结构;资本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4-048-00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根据当前世界变革正加速推进这一变化，做出的客观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现有国际秩序已不能有效满足全球发展需求，从而推动世界历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便是这一矛盾发展的客观结果，它既是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平衡现状的否定和批判，也是对世界历史进入新征程的体系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学研判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体现了我国在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理论自觉。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阐释了资本逻辑运动下，世界各地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涉及对世界贸易促进民族往来、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不平衡性、资本内蕴世界历史的本性等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为线索构建起完整且成熟的世界历史理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文明世界。”[1]（P35）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驱动力、双重逻辑、不平衡的内部结构以及未来趋向，既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形态演变的具体过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第一，世界历史的驱动力源自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扩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2]（P539）促使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生产的分工、交往的日益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加快、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联系的建立又进一步消解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内部生产方式日益完善。但世界市场在更大空间范围与更深层次的开辟，更多地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其中各民族之间贸易往来加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外部条件与必要前提。英国社会内部农业革命与土地商业化，促使雇佣关系形成，与新世界市场需要和海外贸易、海外殖民所积聚的货币财富共同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首先得以确立。尤其是货币财富在一国的集中，有效推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文明历史进程中占据统治地位，也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马克思认为，资本“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3]（P8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的追求决定了，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探索“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3]（P89），将自然科学发挥到顶点，创造出具有广泛需要的人。二是不断地扩大生产与交往的空间范围，将落后民族纳入到资本逻辑运动中，在不断扩大的空间中再生产出资本或者适应资本增殖的生产结构，对各民族国家进行重新塑造以满足资本增殖的要求。
第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双重交织的产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各国之间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竞争“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2]（P562）的方式使商业开始具有政治意义。假如此时马克思只是在表象上指出了商业受到民族国家保护的话，那么在《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间的辩证关系。资本增殖逻辑，主要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运动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发展过程、内在规律以及在全球的不断扩展。民族国家逻辑，指资本主义交往方式所推动的各个民族国家一系列政治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4]资本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逻辑运动对传统民族国家样态的瓦解与重塑，资本运动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是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打破了传统的高度同一状态，“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1]（P33），一切传统国家在资本运动中开始走向市民社会，进一步为资本增殖扫除障碍。二是伴随资本增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引起各民族国家之间分隔与对立的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1]（P50），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两大阶级间的对立斗争，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形态的前奏。因此，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通过与资本增殖逻辑间的辩证运动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既为资本增殖扫除障碍，又在争夺世界市场中造成矛盾，直至最后民族对立消失，两者间的相互斗争和塑造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最终样态“真正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包含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有机整体，其最大特征表现为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正像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36），最终“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6）。世界历史是打破民族间界限，将各民族发展纳入到全球性资本统一运动的过程，并不是各个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资本本身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世界历史有机整体内部结构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即从属与被从属关系的建立。但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3]（P32）。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全部的总体都包含着每一个被辩证的、正确的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個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5]（P251），每一部分在特殊阶段都有可能对整体起决定性作用，成长为主体部分。在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处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在长时间内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对峙的格局，极大牵制了资本主义主导作用的发挥。作为早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但属于后发国家的中国，正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方位中，也必将会对世界历史这一有机整体发挥积极的建构作用。 第四，世界历史的最终样态表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资本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3]（P90），但其自身所固有的“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3]（P97）创造出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使资本与劳动间的矛盾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普遍性的生产力只是表现为向更高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5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交往的普遍性创造了可能，但最终要达到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世界历史形态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世界历史形态的具体演进，由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它同人类历史发展相似，充满了动态性、不平衡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演进中，其变动性主要表现在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霸权国家的更替、全球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新的全球问题的产生等，其不变性主要表现为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具有殖民性等级的霸权体系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运动，揭示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不能适应全球各民族对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有效处理全人类安全威胁等问题的产生。根据时势应运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该阶段世界历史的辩证发展，体现了人类发展的共同需求。
（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变动性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虽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结构特征，但这种不平衡结构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非恒定不变。每一阶段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当时世界格局中的霸主地位进行挑战，挑战成功者将取代原有霸主位置，进而建立起新的适应全球发展的秩序。历史上荷兰的海上霸权被英国取代，二战后美国对英国霸主地位的瓦解都是该现象的重要表现。
不同世界历史阶段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霸主国家的更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的结果总是表现为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推动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确是许多单个民族间相互交织的产物，但也要承认在不同阶段总会产生出一个主导性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影响、塑造整个世界历史进程。18、19世纪英国通过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业革命的方式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成为近两个世纪全球唯一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在冷战阶段，美国的霸主地位曾因苏联的出现与崛起，而受到一定的制衡和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使世界上仿佛出现了两个同心圆，各有其规则、制度、价值、战略疆域和势力范围，各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和理论基础，各有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做后盾”[6]（P475），形成各霸一方的“分治型”霸权。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虽然结束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但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独霸格局的形成，其特殊性在于它既非英帝国时期的“号令天下”，也非冷战时期各霸一方，而是一种“以制度规范和国际规则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在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和层次的西方霸权，即所谓美国制度和价值的放大后建立的’国际社会’”[6]（P475）。因此，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主导地位是恒定的，主导角色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处于变化中，且由一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历史已不复返，多种力量的兴起使一国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格局难以再次形成。
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加深以及新兴经济力量崛起引起了全球格局的变革。一是由霸权时代进入后霸权时代。后霸权时代摆脱了霸权时代的直接经济控制与军事威胁，走向一种较为精致的控制，它表面上给予弱小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自由、公正、平等的权利，实则通过制定规则与条件迫使他国接受，或者通过“利他式”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负担弱小国家无法承受的债务，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二是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改变。传统安全问题如政治冲突、地区危機、大国竞争等转变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生态危机、网络安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这些不再是某几个国家可以处理和应对，而需要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化解危机、安危与共的全球机制和安全理念。三是新兴经济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升。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以上，经济贡献率的增长决定了在制定国际规则、处理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促使国际格局加快了调整转型的步伐。
（二）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不变性
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在现实中呈现为不平衡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形成与演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扩张，一方面打破民族间落后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建立起日益扩大的全球交往，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传播与建立。另一方面资本生产与交往在更广范围的扩大，本质上是资本矛盾与冲突在空间范围内的再生与转移。落后民族纳入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常常处于边缘位置，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改造落后民族的生产，使其社会结构更加适应资本的增殖以暂时克服资本矛盾。因此，落后民族进入世界体系的被动性以及对资本主义方式的从属与适应的特征，导致了由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呈现不平衡的主导与被主导、从属与被从属的霸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化。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大肆扩张。资本对生产资料、销售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手段以及商品输出的方式实现对殖民地的占领与掠夺。此时的世界体系格局呈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立，标志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大量资本剩余，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而造成盈利空间狭小的情况，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战争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地市场的占领，企图通过在殖民地获取垄断利润实现剩余价值以克服国内资本主义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占领与重新瓜分，此时的世界格局主要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二元结构。20世纪下半期，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体系逐步瓦解，但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并未彻底消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资本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通过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等方式对落后国家剩余价值的掠夺由暴力的直接政治统治转变为经济剥削，落后国家剩余价值被西方资本主义转移，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民族现代化的发展，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不平衡世界体系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多极化与新兴力量的崛起冲击着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但实际上，当下的世界依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规范和制度而展开，“它们在一个表面上越来越承认多元化、承认多种文化和价值及制度规范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是区别不同文化、划分等级秩序、安排资源分配、合作或惩罚特定国家的基本尺度，而美国化即在美国价值和体制主导下的进程，是这个尺度形成的主因”[6]（P474）。因此，即便在世界体系中，霸主国家处于更替的状态，但是以西方国家价值和规范为原型的霸主结构从未发生根本变化。 世界历史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揭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各民族国家具体发展历史所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不平衡结构，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程度的加深，逐步表现为“历史合力”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由一国主导世界格局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世界形势。二是各民族间相互依赖与依存程度增强，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但同时产生了许多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性问题，新问题又加剧了旧世界秩序中各种矛盾的爆发，使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呼吁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对原有不平衡世界秩序的一种辩证性的批判和建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辩证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是在人类实现经济全球化、建立起普遍性交往联系的基础上对现有世界秩序的辩证批判，这不是对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普遍性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继承其所创造的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上的辩证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作用，其批判性主要表现在西方对民族现代化模式的唯一解释权，现存世界秩序的殖民性与等级性在依赖性、交织性更强的复杂格局中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建构性主要表现为形成与当前人类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全球治理和价值体系，推动世界历史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
（一）对资本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批判
对现有世界体系立足资本逻辑规制下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在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中，由资本逻辑规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民族现代化进程，它所创造的现代文明使个体从封建神权与宗法关系的奴役与禁锢中得以解放，使市民社会摆脱了与政治国家高度统一的状态而从属自身发展逻辑，国家层面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资本逻辑规制下，现代化文明以其优先、较为成熟的优势，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把自身模式看做一种普适标准，并以这种普适性去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现代化道路。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现代化中西方捷足先登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其中问题也颇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逻辑规制下的现代化，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冲突与矛盾，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异化等问题难以解决，人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又使主体性消解于资本中。二是资本逻辑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要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与掠夺之上，资本的排他性促使其通过同化、改造非资本主义形态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幸存和延续。这一方面造成了剩余价值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另一方面导致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根据外来资本需求而调整，无法建立较为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二战后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就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否定，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依然在全球盛行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条件。
对资本单边逻辑下不平衡世界秩序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逐渐建立起的世界格局，是市民社会这一范畴在时空上的延伸，个体在市民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二元性特征在世界体系的各主体成员国中得以继续，表现为落后的主体成员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殖民等级性以及权利的虚假性。在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确立并逐渐形成殖民主义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结构，再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再到普世价值的流行，都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国的平等，但实质上却表现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担当，使不同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在政治上形成长期的霸权主义国际秩序，经济上形成中心与边缘的依附性发展格局，文化上造成西方普适文明与野蛮文明史观的差异。不平等的政治格局直接服务于发达资本主義国家，在貌似平等、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进行转移及经济控制，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成果的共享以及应有的发展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物质载体，坚持各主体成员国间共同价值与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提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产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P542）。世界历史进程是由全人类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深入交往而组成，充分满足世界各民族国家人民的物质生产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需要在尊重各民族国家不同利益诉求以及现代化建设道路选择权利的基础上，构建起适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7]（P46），这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种的共同价值利益和诉求，融合又超越了各主体成员国的特殊利益，二者之间并行不悖。“国家主权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8]，作为生产力普遍发展载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物质效益只有让全世界各民族共建共享，感受到具体、充分的利益时，作为共同价值的凝结与承载才会具有吸引力与向心力。因此，在创造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共同推进全球生产力发展，并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产生的各种机遇和成果满足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利益诉求，在共建中实现共享，以共享推动共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所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普遍交往的规范体系，尊重各主体成员国之间的文明差异，坚持对话协商平等民主，彰显主体性。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由于资本单边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不但造成了资本对人的主体的消解，也导致了大国主体对落后民族国家主体的压抑，主权国家平等性不能得到真正发挥，具体表现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权利被剥夺、发展风险增大、话语权的落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坚决反对一家独大或一国主导，并且在坚持尊重各主权国家发展水平差异性及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7]（P4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切实改善现有全球秩序中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丧失的难题。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这是充满动态性、不平衡性、复杂性的具体历史展开过程，只有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发展水平差异及文明多样的基础上，坚持对话协商，作为部分的成员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被调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才会迸发出应有的生命力，为各民族发展提供多样的选择和机遇。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不是对原有发展成果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现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础上的辩证发展。“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2]（P52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不是一种空中楼阁，也不是对大工业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完全排斥，而是对现有生产力以及文明的保存与延续，同时否定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人类风险危机的全球秩序。当前全球性问题，如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气候异常、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不断加剧，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都说明由大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局面已经逐渐消退，新的全球问题和新力量崛起呼唤世界历史开启新征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就是对原有秩序的批判性继承和新秩序的构建。简言之，当前的全球格局和治理体系与人类发展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到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彰显中国道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示范性效应。世界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组成的具体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世界历史的辩证性发展环节，要继续承载、助力各个民族国家对现代化道路自主选择与探索的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的实践异于资本规制下的经典西方现代化道路，且超越了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的结合，开创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已经不具备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P8-9）。这种智慧和方案的贡献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而是通过特殊性探索为普遍性发展开辟道路，以实现社会主义形态在世界历史中的最终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对共同价值和利益的追求，民族现代化道路也主张多种模式共生，这就要求各国家和地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P46），在关涉人类共同价值与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当前全球格局与治理体系不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间辩证运动的客观结果，也是我国“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7]（P47）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积极体现。它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改变现有不平衡、具有殖民等级性的霸权主义结构下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协调、合作、稳定、均衡发展的世界历史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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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World History Theory
Wang Yajie
（School of Marxism，Party School of Tianji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Tianjin，3000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 world history， under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 logic， presents a dynamic and unbalanced dialectical process. Regulated by capital logic， the ev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shows du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both variability and invariability， that is， the invariable system of hegemonic hierarchy being completely unable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demands of human developmen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scientific judgement made by China in the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It is not only a critique of the unbalanced world hegemony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capital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Keywords： World History;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balanced Structure;Capital
责任编辑：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