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南亚曾长期被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我国的经贸关系相对疏远。而今，国际经济格局和制度框架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推动中国与南亚的关系不仅战略上势在必行，而且在实践中也因前期努力更具有了水到渠成之势。
　　以双边为基础
　　南盟（SACCA）因为印巴长期不睦而难以推进地区合作，我国进入南亚也应该避免这样的合作拉锯战。有鉴于此，在南亚地区开展双边合作仍是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中国巴基斯坦（以下简称中巴）已签署自贸区协定。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都期待能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自中巴自贸协定签订以来，一方面中巴经贸确实增长很快，但另一方面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在加剧。2011年中国是巴基斯坦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在巴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中却没有中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印、中孟、中斯贸易。当前，考虑到南亚国家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短期内很难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应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投资便利化，鼓励中国企业对南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总之，中国应尽早开始与孟加拉、斯里兰卡开始自贸区谈判，自由化、便利化安排不仅惠及贸易领域，还应涉及投资和服务领域。我们只有以这样的积极态势才可能推动印度早日开始与中国进行自贸区的谈判。
　　灵活、务实推进次区域合作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的构想，印度一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早在1997年印度就组织建立了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组织（BBIMTEC），意在成为沟通南亚和东南亚的桥梁，并最终建成自贸区。各方也都签署了互联互通协议，表示要积极发展区内的基础设施。但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区内没有建立有效的融资渠道，区外又没有获得世行和亚行的重视从而享受多边资金的援助。因而迄今该组织成效甚微。在吸取印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在设计和参与项目建设时就应对项目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有所区分，如果是出于战略利益，那么就不能盯着经济账。例如，中缅之间的油气管道建设以及未来可能沿着油气管道修建的公路铁路，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那么就应协调各方一起努力，以构筑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来保障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从而鼓励私人投资参与建设。
　　适时提升中国与南亚的对话机制
　　我国目前还只是南盟的观察员，与南盟的合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要原因一是在于南盟内部贸易开放程度不高，中方分享南盟自由贸易的动力也不大。虽然早在2004年南盟就签署了自贸协定，从2006年开始分阶段降低关税，但当时定的目标是在5年至10年内将关税从30%左右逐步降到5%以下，且各国还都提出了庞大的例外名单。而且印巴之间仍未实现正常贸易，巴基斯坦还未向印度提供最惠国待遇；二是南盟内部意见纷争，很难形成单一谈判主体。大国小国原本就步调难以统一，而印巴对抗更降低了南盟的行事效率。当下中国的选择更多地是与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双边的经贸对话。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投资的不断深化，我国完全有能力成为推动南盟一体化的一支力量。而南盟国家也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只有团结起来，声音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传得更远。因此，未来南盟+1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可能、而且还应该是必须的。中国与南亚的各级智库可先行一步进行这方面的可行性论证。
　　中国和南亚之间合作的基础其实早已形成。首先，各自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差异都吸引着相关方开展合作。南亚与我国毗邻，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还都是印度洋沿岸国家，未来有可能通过这些国家开辟一条或多条不经马六甲海峡的新能源通道。在资源禀赋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而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尚未达到峰值，未来我国可向南亚国家之间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中国与南亚之间阶梯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便于它们之间进行市场、资金、技术的垂直交流。而印度作为一个经济结构相对均衡、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一个发展中大国，还可与中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水平分工。最后，地区政治气候也有利于推动经贸合作。现在，随着中国与南亚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它们已经发现并开始重视与对方的关系。而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更为它们合作创造了新契机。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中国与南亚合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将是各方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