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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被誉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有位国家领导人曾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引以为佐证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从“七五”到“九五”，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中国有真正的智库吗？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但被所有大国都视作“软实力”的智库，在中国却 “水土不服”。鄙夷者认为，中国智库如今由“包养”型、愤青型、赚钱型“三分天下”。
有人甚至认为，官办智库是有话不能说，民间智库则是有话不敢说，也没地方说。
在中国国土上，有一家以章琦为领导人的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12年来，以超前的胆略和敏锐的思维，共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建言献策几十条，采纳率高达95%;积极为地方政府谋划发展，撰写地方政府发展报告、调研报告、规划报告等近百份;帮助几十家企业起死回生，其中十几家成为行业的知名和品牌企业。这个团队用智慧、汗水，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参与改革、建言献策、影响中国”的国家智库发展之路。
为海南寻找一个兴奋点
1990年的海南，正处于最低谷的熄火状态。刚刚经历过政治风波，中资、外资纷纷撤离，曾经红极一时的房地产公司的执照，廉价转让还没人肯要。
新上任的海南省省长刘剑峰把中农信的几个人请过去帮助他发展海南，章琦成为刚刚组建的中国兴南集团研究咨询部主任。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陷在史无前例的困难中，曾有人劝章琦另寻别枝，但他不肯轻言后退。
1985年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早年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接待外宾和出访各国的朱传贤，居然被袁庚挖到了蛇口当“公关先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公关协会。
在去海南之前，章琦做过一段时间的朱传贤助理，陪着他在珠海、深圳各地跑。从他身上章琦深入了解了国际公关的重要性，使来到海南的章琦产生了一个创意：举办海南国际椰子节。“要重塑海南形象，一定要借助国际公关，举办大型的国际性节庆，让世界各国的资源都能聚拢过来。”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章琦是在做梦，连他爱人都认为，在海南呆了一辈子的人也没有创造出什么椰子节，你能凭空给造一个节日出来？
章琦有把想法进行到底的韧性，但他需要一个突破点，这个“点”的不二人选就是海南最高长官、省委书记邓鸿勋。“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办得了这样的事情。只有省委、省政府牵头，才有成功的可能。”
在一天晚上，章琦见到了邓书记。邓书记看完他的建议书，抬起头笑道：“这个建议很好，我明天把它批给王厚宏秘书长，请他组织有关方面研究论证此事。”整个谈话过程只用了15分钟。
接下来，章琦把同样的建议送给了海南省省长、副书记、副省长和秘书长，再跟进一轮电话攻势，争取当面汇报。
获得了省领导支持后，章琦又找到两位刚结识不久的朋友组建团队，一位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副处长周文彰（后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另一位则是海南大学的讲师刘建华（后为职业策划人）。三人苦战多日，终于拿出了一份更完善的方案。
椰子节一炮打响，一共5天时间，上岛3万多人，投资与贸易成交额达到22亿元，全岛为之轰动。
2000年，在文化部第一届中国策划艺术成果博览会上，章琦凭借“海南国际椰子节”的策划，荣获十大策划金奖。2001年，他被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等单位联合评为“首届中国十大策划风云人物”。从这时起，章琦正式步入了策划界。
保护长江水系生态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国内诸多领域亟待与国际接轨。中国该如何发展？改革应如何破冰？地方政府需如何作为？
诸多问题，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就在这一年，抱着破解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章琦与两位老朋友，《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自己的智库，更需要像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兰德公司这样的顶尖智库。带着这样的信念，三位智者组建了“中国发展研究院”，开始了国家智库的探索之旅。第二年即帮助江苏省实施了江阴、靖江跨江联动战略。经过8年的努力，江阴、靖江联动开发模式已成为中国突破行政区划、先富帮后富的典型案例，很多地区与城市纷纷效仿，中国就此开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全新模式。
但就在这一项目前期调研的过程中，章琦却意外发现了长江污染极其严重。眼见地方政府、企业只知道向长江要GDP，污水直排长江。他有三位在长江流域居住的亲人被癌症折磨相继离世，而这里的老百姓对严重的江水污染却浑然不觉，仍然在捕食江里的鱼。
他说，“我们中国发展研究院决定邀请一些专家，对长江进行全面调研。一调查果然吓一跳：整个长江已经面临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我们喝着污染的水，这一代人的健康会怎么样？孩子们会怎么样？但在当地，对这个问题，领导没意识到、企业家没意识到、老百姓也没意识到。我想一定要有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让大家看看该怎么办？”
深谙舆论先行的章琦，先是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将长江污染问题公开化。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第12届可持续发展国际首脑峰会在纽约召开，章琦要做一个演讲，但给他的时间只有5分钟，他只能临场发挥，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中华民族将奋起保护长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反面文章正面做。联合国官员为之惊叹，为表彰章琦为保护长江所做的努力，把“全球生态与环境杰出贡献奖”的殊荣颁发给了他。 想要唤起民众，尤其是沿江民众的环保意识，还需要一个举国上下关注的聚焦点。章琦想起了艾丰80年代策划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曾引起很大反响，他就准备策划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这类活动显然属于国家牵头来抓的公益性事业，中国发展研究院是一家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智囊机构，力量有限，也没有多少人会理睬。很多朋友包括他的助手都极力反对，当时甚至有种说法：“万里行是给国家添乱、给中国抹黑。”
为保护长江，章琦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办成此事，章琦找到了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李昌鉴，汇报了活动构想，并提议由全国政协来主办。他觉得这个是好事情，给我介绍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俩人一拍即合，认为应该干。
此时横在章琦面前的还有一个拦路虎，那就是筹钱。这简直是一切创意策划顺利实施的决定因素和永恒难题。
活动开始之前，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筹资处。工作人员当时决心很大：力争筹到50万启动资金。结果一分钱没筹到。后来，章琦亲自出马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解决这个大难题。
章琦开始找到了江阴一家很大的企业，它是靠着长江发财的，产值上百亿，平时掏大笔的钱打高尔夫都是毛毛雨，但拿出几十万救长江却不干。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后来还是宝钢、武钢、鞍钢三家给了45万，私营企业和平汽车的老板周和平，他个人拿了10万。又召开了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冠名权拍卖会，澳籍华人环保专家刘光钊又支持了60万元。
2004年10月10日，全国政协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团终于启程。带队的是70高龄的陈邦柱，他们从长江上游宜宾出发，历时12天抵达上海，深入沿江21个城市实地调研，每个城市都要看污水处理厂、听汇报，连续作战，一幅幅长江污染的画面，怵目惊心。
考察团走到南京时，有位90岁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来签名，他说：我此生的愿望就是保护长江。我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只能签上我的名字。10月22日，“保护长江万里行”在终点站上海召开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说：“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我要向你们三鞠躬。”这位老同志站起来向全体考察团成员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如今保护长江万里行已深深嵌入共和国的历史，成为世界水资源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使长江流域19个省、市、自治区的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 4亿人口受益无穷，章琦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全球生态与环境保护杰出成就奖”的荣誉称号。
做智库需要智慧
环保是一个敏感的话题。2003年，知名“环保专家”董良杰因在微博上发布简单或者未经核实的一系列环境污染的话题，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而章琦把长江问题公之于世，把报告做到了联合国。不仅安然无恙，还被中央主流媒体誉为“长江之子”，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中国发展研究院也由此奠定了国家智库的地位与荣誉。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我当年看到那些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他们太艰辛了。我做了那么有影响的事，我还好好的，没人来攻击我，这就是做事方式不一样，立足点不一样。我的心得是，做智库，就是需要智慧。”章琦告诉记者，“什么叫做智囊？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你要能够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你要能够做到。用你的智慧去影响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造福国家和人民。这才是智囊的作用啊！我做的课题都是三个有利：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发挥自己的长处。”
章琦的第二点心得，则是做智库，做智囊，只会批评不是本事，能拿出解决方案才是关键点。在第一步唤醒民众、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之后，他主持撰写了题为“保护长江万里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调研报告并送交党中央，指出了长江治理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并提出了十大建议。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对我国未来5～15年环保事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部署，调研报告中的多项建议被采纳。
不久前，记者与章琦通电话，得知这位愈活愈年轻的老人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还没落定，又准备马不停蹄赶赴海南，为在三亚举办首届“世界和平、环保与健康峰会”奔走。2014年10月16日，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刚坚为章琦颁发了聘书，感谢他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健康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影响力，任命他为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并兼任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
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这个世界有种效应叫蝴蝶效应：一只智慧的蝴蝶，正在世界上某个热带雨林里轻轻地扇动翅膀，那股气流竟可能演变成改变世界的飓风狂飙。”如果把章琦的建言献策、智慧运作放进历史的长廊中观看，他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化成数只改变历史的蝴蝶。
中国有真正的智库吗？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但被所有大国都视作“软实力”的智库，在中国却 “水土不服”。鄙夷者认为，中国智库如今由“包养”型、愤青型、赚钱型“三分天下”。
有人甚至认为，官办智库是有话不能说，民间智库则是有话不敢说，也没地方说。
在中国国土上，有一家以章琦为领导人的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12年来，以超前的胆略和敏锐的思维，共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建言献策几十条，采纳率高达95%;积极为地方政府谋划发展，撰写地方政府发展报告、调研报告、规划报告等近百份;帮助几十家企业起死回生，其中十几家成为行业的知名和品牌企业。这个团队用智慧、汗水，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参与改革、建言献策、影响中国”的国家智库发展之路。
为海南寻找一个兴奋点
1990年的海南，正处于最低谷的熄火状态。刚刚经历过政治风波，中资、外资纷纷撤离，曾经红极一时的房地产公司的执照，廉价转让还没人肯要。
新上任的海南省省长刘剑峰把中农信的几个人请过去帮助他发展海南，章琦成为刚刚组建的中国兴南集团研究咨询部主任。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陷在史无前例的困难中，曾有人劝章琦另寻别枝，但他不肯轻言后退。
1985年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早年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接待外宾和出访各国的朱传贤，居然被袁庚挖到了蛇口当“公关先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公关协会。
在去海南之前，章琦做过一段时间的朱传贤助理，陪着他在珠海、深圳各地跑。从他身上章琦深入了解了国际公关的重要性，使来到海南的章琦产生了一个创意：举办海南国际椰子节。“要重塑海南形象，一定要借助国际公关，举办大型的国际性节庆，让世界各国的资源都能聚拢过来。”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章琦是在做梦，连他爱人都认为，在海南呆了一辈子的人也没有创造出什么椰子节，你能凭空给造一个节日出来？
章琦有把想法进行到底的韧性，但他需要一个突破点，这个“点”的不二人选就是海南最高长官、省委书记邓鸿勋。“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都无法办得了这样的事情。只有省委、省政府牵头，才有成功的可能。”
在一天晚上，章琦见到了邓书记。邓书记看完他的建议书，抬起头笑道：“这个建议很好，我明天把它批给王厚宏秘书长，请他组织有关方面研究论证此事。”整个谈话过程只用了15分钟。
接下来，章琦把同样的建议送给了海南省省长、副书记、副省长和秘书长，再跟进一轮电话攻势，争取当面汇报。
获得了省领导支持后，章琦又找到两位刚结识不久的朋友组建团队，一位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副处长周文彰（后曾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另一位则是海南大学的讲师刘建华（后为职业策划人）。三人苦战多日，终于拿出了一份更完善的方案。
椰子节一炮打响，一共5天时间，上岛3万多人，投资与贸易成交额达到22亿元，全岛为之轰动。
2000年，在文化部第一届中国策划艺术成果博览会上，章琦凭借“海南国际椰子节”的策划，荣获十大策划金奖。2001年，他被北京大学、人民日报等单位联合评为“首届中国十大策划风云人物”。从这时起，章琦正式步入了策划界。
保护长江水系生态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国内诸多领域亟待与国际接轨。中国该如何发展？改革应如何破冰？地方政府需如何作为？
诸多问题，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就在这一年，抱着破解这些问题的强烈愿望，章琦与两位老朋友，《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达成了共识：中国需要自己的智库，更需要像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兰德公司这样的顶尖智库。带着这样的信念，三位智者组建了“中国发展研究院”，开始了国家智库的探索之旅。第二年即帮助江苏省实施了江阴、靖江跨江联动战略。经过8年的努力，江阴、靖江联动开发模式已成为中国突破行政区划、先富帮后富的典型案例，很多地区与城市纷纷效仿，中国就此开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全新模式。
但就在这一项目前期调研的过程中，章琦却意外发现了长江污染极其严重。眼见地方政府、企业只知道向长江要GDP，污水直排长江。他有三位在长江流域居住的亲人被癌症折磨相继离世，而这里的老百姓对严重的江水污染却浑然不觉，仍然在捕食江里的鱼。
他说，“我们中国发展研究院决定邀请一些专家，对长江进行全面调研。一调查果然吓一跳：整个长江已经面临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我们喝着污染的水，这一代人的健康会怎么样？孩子们会怎么样？但在当地，对这个问题，领导没意识到、企业家没意识到、老百姓也没意识到。我想一定要有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让大家看看该怎么办？”
深谙舆论先行的章琦，先是在《中国环境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将长江污染问题公开化。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第12届可持续发展国际首脑峰会在纽约召开，章琦要做一个演讲，但给他的时间只有5分钟，他只能临场发挥，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中华民族将奋起保护长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反面文章正面做。联合国官员为之惊叹，为表彰章琦为保护长江所做的努力，把“全球生态与环境杰出贡献奖”的殊荣颁发给了他。 想要唤起民众，尤其是沿江民众的环保意识，还需要一个举国上下关注的聚焦点。章琦想起了艾丰80年代策划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曾引起很大反响，他就准备策划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这类活动显然属于国家牵头来抓的公益性事业，中国发展研究院是一家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智囊机构，力量有限，也没有多少人会理睬。很多朋友包括他的助手都极力反对，当时甚至有种说法：“万里行是给国家添乱、给中国抹黑。”
为保护长江，章琦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办成此事，章琦找到了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李昌鉴，汇报了活动构想，并提议由全国政协来主办。他觉得这个是好事情，给我介绍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俩人一拍即合，认为应该干。
此时横在章琦面前的还有一个拦路虎，那就是筹钱。这简直是一切创意策划顺利实施的决定因素和永恒难题。
活动开始之前，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筹资处。工作人员当时决心很大：力争筹到50万启动资金。结果一分钱没筹到。后来，章琦亲自出马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解决这个大难题。
章琦开始找到了江阴一家很大的企业，它是靠着长江发财的，产值上百亿，平时掏大笔的钱打高尔夫都是毛毛雨，但拿出几十万救长江却不干。这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之！后来还是宝钢、武钢、鞍钢三家给了45万，私营企业和平汽车的老板周和平，他个人拿了10万。又召开了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冠名权拍卖会，澳籍华人环保专家刘光钊又支持了60万元。
2004年10月10日，全国政协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组成的“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团终于启程。带队的是70高龄的陈邦柱，他们从长江上游宜宾出发，历时12天抵达上海，深入沿江21个城市实地调研，每个城市都要看污水处理厂、听汇报，连续作战，一幅幅长江污染的画面，怵目惊心。
考察团走到南京时，有位90岁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来签名，他说：我此生的愿望就是保护长江。我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只能签上我的名字。10月22日，“保护长江万里行”在终点站上海召开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说：“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们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我要向你们三鞠躬。”这位老同志站起来向全体考察团成员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如今保护长江万里行已深深嵌入共和国的历史，成为世界水资源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使长江流域19个省、市、自治区的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 4亿人口受益无穷，章琦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全球生态与环境保护杰出成就奖”的荣誉称号。
做智库需要智慧
环保是一个敏感的话题。2003年，知名“环保专家”董良杰因在微博上发布简单或者未经核实的一系列环境污染的话题，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而章琦把长江问题公之于世，把报告做到了联合国。不仅安然无恙，还被中央主流媒体誉为“长江之子”，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中国发展研究院也由此奠定了国家智库的地位与荣誉。为何会有这样的天壤之别？
“我当年看到那些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他们太艰辛了。我做了那么有影响的事，我还好好的，没人来攻击我，这就是做事方式不一样，立足点不一样。我的心得是，做智库，就是需要智慧。”章琦告诉记者，“什么叫做智囊？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你要能够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你要能够做到。用你的智慧去影响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造福国家和人民。这才是智囊的作用啊！我做的课题都是三个有利：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发挥自己的长处。”
章琦的第二点心得，则是做智库，做智囊，只会批评不是本事，能拿出解决方案才是关键点。在第一步唤醒民众、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之后，他主持撰写了题为“保护长江万里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调研报告并送交党中央，指出了长江治理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并提出了十大建议。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对我国未来5～15年环保事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部署，调研报告中的多项建议被采纳。
不久前，记者与章琦通电话，得知这位愈活愈年轻的老人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还没落定，又准备马不停蹄赶赴海南，为在三亚举办首届“世界和平、环保与健康峰会”奔走。2014年10月16日，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刚坚为章琦颁发了聘书，感谢他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健康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影响力，任命他为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并兼任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
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言：“这个世界有种效应叫蝴蝶效应：一只智慧的蝴蝶，正在世界上某个热带雨林里轻轻地扇动翅膀，那股气流竟可能演变成改变世界的飓风狂飙。”如果把章琦的建言献策、智慧运作放进历史的长廊中观看，他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化成数只改变历史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