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6月
　　定价：59.00元
　　1957年10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刊印，收录了沈从文多年前的旧作二十多篇，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版他的集子。沈从文并未有多大的惊喜，但集子的出版还是让他把心底多年的郁结一吐为快：“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一文不值……这也真是奇怪，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
　　他还是寄希望这本集子能够多卖几本，如果两年内能销售十万册，至少生活上略有保障，可以专心写两本书，《丝绸工艺史》或者《工艺美术史》。至于小说写作，“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
　　沈从文对批评已经是惊弓之鸟，郭沫若的批判、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著作在大陆被销毁、台湾被禁，这一切都让他无所适从。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大概常年远离政治，不懂得政权的需要，更不懂得见风使舵。他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迎接新政权对他的批评。
　　沈从文早年的创作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思考，用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话说，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但是，他身边的朋友都在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作为个体在时代的大洪流中，他的惶惑不安更多源于这种从“思”到“信”的内心分裂。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从放弃写作到转行做文物研究，经历了数不清的痛苦和折磨。但是这种小人物的痛苦与大时代的乐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本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醒目的部分就是强调沈从文在建国后的这种思想转变与他内心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信仰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在大时代中无法做到顺应时代的风向，那就躲开、逃避，尽量远离政治的洪流。这才是沈从文甘心放弃文学创作，转行做文物研究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转变无疑是痛苦的。在一封写给哥哥的信中，他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抱负：“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记录突破契诃夫。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的情形。聊以自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一股沈从文热悄然升起。先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历了二十一年后终于出版，稍后沈从文的各种旧作连续刊印，海外的各种译本和研究层出不穷。但经历过无数劫难的沈从文并未觉得遇热膨胀，他只希望自己能缩小一些，直到无力再小的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他更担心那些为他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而且，经历这么多年，他已经不是文学家沈从文，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文物研究者的位置上。
　　扬之水在1995年的日记中提到与王世襄交往的一个段子。王世襄大意是说，沈从文的服饰研究有不少硬伤，不过专业研究者出于对沈从文的尊敬，似乎始终保持沉默，非专业者则并无耐心与兴趣研究，“只是因为对沈的特殊遭遇深感不平，而以此书为题发些议论”。这种评价过于简略了，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我们了解够多，但是作为文化研究学者的沈从文我们知之寥寥，《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于细致梳理沈从文在各种政治风暴中，如何把几十年的文物研究保留和坚持下去，这种写作上的转型固然是时代风暴的影响，更多是出于自身思想的改变，毕竟沈从文后半生完成了他的创举，也延续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