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农村改革四十周年。每当提到农村改革，就情不自禁地会想起一位智者来。这位智者就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创议者、组织者、推动者、指导者——杜老。
　　杜老，这是中国广大的各级领导者、农村工作者、学术界学者、专家对这位著名专家的尊称，他的原名叫杜德，后改名杜润生。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我和他是同乡，又都是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同行、上下级。他所在的国家农委、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工作上、业务上、人员来往上，与我常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接触，因此，就有一种天然联系的自然亲。
　　杜润生在太谷人眼中，视他为太谷现代的一大才子和敢作敢拼敢为的一位知名革命先辈，还是一位中国农村问题最著名的专家、思想家。我小的时候，常听老人们传讲着他的革命故事。老人们说，他在青年时期，在太原和太谷念书以至在北京读大学时期，就已从事革命活动了。他参加过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和学联组织，并领导过当时的学生运动。在太原国民师范上学时期，因该校校长梁先达（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对学生积极要求抗日的思想和行动处处进行压制，杜润生就联络同学成立学生会，发起“驱梁”运动，取得成功，进而组织太原学生联合会向国民党省党部进行请愿。后又与太原读书的部分同学返乡，联合太谷学界捣毁压制学生抗日的国民党县党部。这些革命行动都在太谷老一代人中有深刻影响。

　　杜润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就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到太行山晋中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和打游击了。据老人们说，七七事变后，杜润生曾带领当时太谷铭贤中学学生组成抗日工作队，在太谷县城北和县城东宣传抗日救国，发动青年参军，组织抗日武装，影响极大，仅城北小常村一个村，当时就有40余名爱国青年踊跃参军，编人抗日游击队。他的家乡阳邑村也有几十名青年跟着他走上革命道路。据曾在太行与杜润生一起工作过的原山西省农委副主任郭庆年同志（原省公安厅厅长、南下干部）给我讲，杜润生是个极为聪明、非常能干的人。他说，他在太行工作时，就非常佩服杜润生。别人讲话下面有打瞌睡的，杜润生讲话则人人爱听，特别是动员青年参军，杜润生一讲，就能赢得喝彩，当场就会有青年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因此，好多同志都愿意和杜润生同志在一起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准备挑起内战，争夺胜利果实。当时，我正在太谷中学上初中，就听说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组成的军调组太原小组，要从太原来太谷视察调查。县里把军调组太原小组的吃住地，就定在我们学校和我们班的教室所在地。当时，我们都停了课，把教室和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三人小组的到来。后来据说军调组太原小组到太谷未进城，就在东门外太谷火车站附近，对在那里集中的部分老乡群众，由小组成员129师代表并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杜润生，当场讲了一席话。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太行区党委组织部深入浅出地讲了当时的形势，并强烈地呼吁：同胞们、各方面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我们被日寇蹂躏了多年的国家。据云，讲话很精彩动人，博得了当场听众的热烈掌声，接着就离开太谷到别处了。当时我们就觉得未能见到杜润生的面和亲自听到他的讲话很遗憾。
　　解放战争后期，杜润生就从太行区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在南方新区土改中，曾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提出新区土地分阶段三步走和下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主张和作法，得到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毛主席的肯定。杜润生的智慧在每项工作中充分显示了出来。
　　1952年，中共中央新成立农村工作部，杜润生任秘书长，负责协助中央指导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由于形势发展很快，社会主义来势凶猛，农村合作化超规划超前发展，中共中央农工部因按原规划指导农村合作化，被批为“像小脚女人走路”，跟不上形势，因而当时中央农工部主要领导和杜润生被调离农工部，杜润生被调到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杜润生到科学院积极发挥其才能，主持制定了全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对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杜润生由于对农业、农民和农村有深厚感情，尽管工作在科学院，实际上还在研究农村问题。杜润生这样自述：“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杜老这段时间，对农村的集体经济作了大量深入、全面、系统的调查。因而，他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和问题了如指掌，为他以后全面指导全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杜润生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农委副主任并兼秘书长，后又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统管全国农村工作。我当时正好先后也在山西省农委和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这样机构上下对口，所以工作业务联系较多，也较密切，故对杜润生指导农村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体会较为深刻。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民的思想也在逐步活跃起来，普遍要求改变农村多年集体经济时期的种种束缚，要求自由，要求实行联产承包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春，我到平遥县汾河两岸的香乐、宁固、西王智、净化等几个公社的一些队进行调查，发现农民都不上地劳动在村边聊天，他们说：“劳动一天，队里仅给记一个工分二分钱，刚够一盒火柴钱，哪有心劲劳动呢！”我问他们不上地劳动，挣不上工分，吃什么花什么？他们说：“要挨饿大家都挨饿，反正国家到时也要供应和救济呢！”我又问他们：“社员怎样才能有积极性上地劳动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除了把土地包到户种，没有别的办法。”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群众热切希望包产到户，广大基层干部和各级领导思想不通，有阻力，怕动摇和否定了集体经济，走回头路，犯方向性错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当时干部思想顾虑的写照。就在此时，杜润生主持制定的中央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下发了。这个文件提出“群众对集体丢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个文件，杜润生以“可以……也可以……”的巧妙方式，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以至包干到户开了口子，从此，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至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逐步涌现。为了及时推动运动发展，提高干部的思想，我们作了大量调查，及时总结了各种类型的大队或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的经验，并将省里分管农村工作领导的讲话、文章汇编在一起，先后出版了《山西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选》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选》，发给各级农村工作干部学习参考;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每年从省财政下拨300万元经费培训农村干部，提高农村干部的思想，从而使他们能跟上形势，一不拖群众后腿，二能站在运动前列领导群众前进。 　　杜润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组织他领导下的机关干部经常下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而且组织农口和中央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干部下乡调查。在他的倡导下，全国各省调查研究之风大兴。当时全省干部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谁调查谁思想解放，谁调查谁能跟上形势。”我省每年年初要制定一个调查提纲，组织各级农村工作干部下乡调查研究，调查之后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到秋后召开一次全省农村新情况、新问题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写出有分量的综合调查报告和专题报告，上送中央农研室和省委、省政府，同时下发全省各级农村工作单位，然后到每年十二月中下旬，由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带队到北京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汇报讨论全国农村工作情况和提出的建议，杜润生在最后作总结性讲话。杜润生的每次讲话都高屋建瓴提出新的思想，都有新高度，寓意深刻，指导性强。然后在此基础上，起草成文件，于次年年初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特别是1982年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并作出“长期不变”的规定，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成为中央的正式决策，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极为充分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广大干部的认识也有极大的提高，解除了种种不必要的顾虑，都积极参加到推行和完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运动中来，领导运动前进。以后连续四年颁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对农村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如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方向，并对党和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的要求。1984年发出的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则又针对农村发展商品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围绕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个中心，提出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社会资金自由流动、入股分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在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基础上，1985年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发展农村各业，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民日益富了起来。接着1986年发出的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主要就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劳动力，加强技术改造，增强农村发展后勁，提出了具体措施。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导农村责任制一步步完善，农业生产年年提高，农村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农村形势一片大好。

　　我连续多年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与五个“一号文件”产生过程的讨论，深感杜老确是一位中国不可多得的农村问题大专家，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对中国农村情况的熟悉，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思路，很难有人与之相比。他，不愧为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指导农村发展的大谋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