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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后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已进入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期。广大民众呼唤社会公平和体制改革，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势在必行。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我国目前的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积极稳妥、科学有序地向前推进。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明建设；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0）12-0037-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每一个中国人都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建设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公民人权和言论自由已经写入了宪法，大部分行业的运行和监管已经被纳入法律体系，中国正在一步步地由“以法治国”（rule by law）向“依法治国”（rule of law）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践行，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力量和希望。
一、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误区 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其体现形式主要应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多次指出，“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存在着两个认识误区：一曰中国不适宜搞民主政治。二曰应走西方多党制的议会道路。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将非洲国家作为中国的参照物，认为中国不适宜搞民主政治。非洲许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之后，国体和政体形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战乱不断，政变迭起，民不聊生。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也不适合搞民主政治。诚然，非洲许多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确是一团糟，但笔者认为，中国与非洲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首先，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史，非洲多数国则没有。其次，中华民族虽然在清朝后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多次欺辱，但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已回归祖国。至于目前的台湾现状，那是兄弟之间内部的事情。而非洲大陆，早在19世纪就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欧洲列强对非洲瓜分之后，对非洲人民除了掠夺还是掠夺，他们并未将欧洲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带给非洲人民，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之后照搬西方的国体和政体模式，而社会却动荡不已的根本原因。再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目前的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位居全球第一，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已得到空前的提高，有知识、懂科学的新一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能得出中国不具备搞民主政治的条件的结论呢？由是可以得出结论，将中国和非洲国家进行比较，不仅是浅薄无知，而且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对西方的民主分权制度崇拜有加，并且习惯于将中国和西方国家作横向比较，而不善于对各国的国情做纵向研究。15、16世纪以来，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运动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在英国首先导致了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688的“光荣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国家制度层面上得以确立。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民主、科学、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2]其直接结果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宣布独立的美国，由于居民主要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移民，整个社会基本上不存在封建残余，几乎没有文盲，华盛顿、杰弗逊等开国领袖们对启蒙思想家的核心思想内容了如指掌。因而，美国独立后，没有经过大的反复就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要比欧美复杂得多。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等级观念长期盘踞在国人的头脑之中。[3]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之时。满清王朝建立后，对思想言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锢措施。到了19世纪上半期，龚自珍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4]37魏源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4]37但因民族整体文化落后，响应者寥寥。虽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经济界开展“洋务运动”，在政治上仿效日本实行“戊戌变法”，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必须通过军政时期（夺取政权）、训政时期（教育人民）、宪政时期（还权于民）三个步骤来完成。[5]这一设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操作性，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先生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代之而起的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直到1949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方才结束了“茫茫九派流中国”[6]的混乱局面，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是互动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不深入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就会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愿，最终只会导致改革的失败。 二、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政治文明建设成为我国国力进一步强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改革历史，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伟业提供借鉴。20年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这固然与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切入点选择不当有关，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造成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由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缺失，遂使日本加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获得统一后，在德皇威廉二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权统治下，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德国人以任何别的社会不曾有过的信心和精力来组织科学研究，并努力把科学方法和成果迅速转化成工业产品和社会生产力。可悲的是，德国人步了日本人的后尘。直到二战结束后，德、日两国方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走上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近代的英国和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不少社会问题。但英美两国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英国在19世纪就进行过多次改革。[7]美国在《1787年宪法》颁布不久，就增补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截止1992年，美国宪法共增添了27条修正案。[8]目前的中国已发展为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但要成为一个受世界各国的人们佩服、尊敬、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阶段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为了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必须加大社会和体制改革的力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报道，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且滞后期达15年之久。[9]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近年来各种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不断出现——上海袭警案、福建残杀幼童案等事件，各种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极易爆发为滥杀无辜或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再者，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际上通用的表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合理数值在0.28到0.3之间。而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近年来则达到0.47，[10]这充分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已步入高风险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明建设；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0）12-0037-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每一个中国人都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建设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公民人权和言论自由已经写入了宪法，大部分行业的运行和监管已经被纳入法律体系，中国正在一步步地由“以法治国”（rule by law）向“依法治国”（rule of law）转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践行，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力量和希望。
一、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误区 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政治文明建设，其体现形式主要应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多次指出，“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依然存在着两个认识误区：一曰中国不适宜搞民主政治。二曰应走西方多党制的议会道路。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将非洲国家作为中国的参照物，认为中国不适宜搞民主政治。非洲许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之后，国体和政体形式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战乱不断，政变迭起，民不聊生。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也不适合搞民主政治。诚然，非洲许多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确是一团糟，但笔者认为，中国与非洲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首先，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史，非洲多数国则没有。其次，中华民族虽然在清朝后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多次欺辱，但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已回归祖国。至于目前的台湾现状，那是兄弟之间内部的事情。而非洲大陆，早在19世纪就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欧洲列强对非洲瓜分之后，对非洲人民除了掠夺还是掠夺，他们并未将欧洲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带给非洲人民，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之后照搬西方的国体和政体模式，而社会却动荡不已的根本原因。再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目前的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位居全球第一，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已得到空前的提高，有知识、懂科学的新一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能得出中国不具备搞民主政治的条件的结论呢？由是可以得出结论，将中国和非洲国家进行比较，不仅是浅薄无知，而且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对西方的民主分权制度崇拜有加，并且习惯于将中国和西方国家作横向比较，而不善于对各国的国情做纵向研究。15、16世纪以来，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运动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在英国首先导致了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688的“光荣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国家制度层面上得以确立。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民主、科学、人民主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2]其直接结果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宣布独立的美国，由于居民主要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移民，整个社会基本上不存在封建残余，几乎没有文盲，华盛顿、杰弗逊等开国领袖们对启蒙思想家的核心思想内容了如指掌。因而，美国独立后，没有经过大的反复就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要比欧美复杂得多。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等级观念长期盘踞在国人的头脑之中。[3]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之时。满清王朝建立后，对思想言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锢措施。到了19世纪上半期，龚自珍满怀激情地写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4]37魏源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4]37但因民族整体文化落后，响应者寥寥。虽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经济界开展“洋务运动”，在政治上仿效日本实行“戊戌变法”，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必须通过军政时期（夺取政权）、训政时期（教育人民）、宪政时期（还权于民）三个步骤来完成。[5]这一设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操作性，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先生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代之而起的是长期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直到1949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方才结束了“茫茫九派流中国”[6]的混乱局面，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是互动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不深入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就会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愿，最终只会导致改革的失败。 二、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政治文明建设成为我国国力进一步强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改革历史，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伟业提供借鉴。20年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这固然与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切入点选择不当有关，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造成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由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缺失，遂使日本加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获得统一后，在德皇威廉二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权统治下，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德国人以任何别的社会不曾有过的信心和精力来组织科学研究，并努力把科学方法和成果迅速转化成工业产品和社会生产力。可悲的是，德国人步了日本人的后尘。直到二战结束后，德、日两国方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走上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近代的英国和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不少社会问题。但英美两国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英国在19世纪就进行过多次改革。[7]美国在《1787年宪法》颁布不久，就增补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截止1992年，美国宪法共增添了27条修正案。[8]目前的中国已发展为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但要成为一个受世界各国的人们佩服、尊敬、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阶段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不仅是适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为了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必须加大社会和体制改革的力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报道，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且滞后期达15年之久。[9]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近年来各种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案件不断出现——上海袭警案、福建残杀幼童案等事件，各种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极易爆发为滥杀无辜或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再者，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际上通用的表明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合理数值在0.28到0.3之间。而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近年来则达到0.47，[10]这充分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已步入高风险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