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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中央全会讨论的主题，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实现该目标，进一步加强普法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鉴于中国当前的普法内容不合理、普法针对性加强但缺少专业队伍、普法工作缺乏考量标准及反馈机制、普法新形式涌现但主体与受众缺少互动等问题，应在普法教育工作中，调试普法内容，满足群众需求；共建全民法律信仰，培养专业法律人才；切实建立普法效果评价制度，奖优惩劣定期反馈；利用现代媒体及网络，有机组合增强互动性。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普法 法治国家
作者简介：徐嘉秀，江南大学商学院；唐忠宝，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55-02
现代社会中，法治建设至少承载了四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求国家与社会的有序性、有效性、制度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想要达到该目标，分析普法工作的必要性，挖掘及解决普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普法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普法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学者姚建龙解读，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牢记中国语境前提下，勾勒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图景，突破法治中国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的问题，培养忠诚、具备政治素养、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治中国人才，从而实现全民法制化治理 。普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蒂。其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全民普法”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初次明确提出“全民守法”的概念，“守法”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与普法工作关联在一起，同时还包括了法治文化的培养等内容 。中国的法制建设不仅仅是围绕社会的法律高、尖端人才，普法教育针对的不是法学院的学生、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对象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普法教育应摆在当前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位置，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
（二）普法的核心变为权力问题
普法的核心，不是或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下，通过他们的代表，如一个政治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是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众可以重新定义法治，维护自身权力，真正建立起对法律、法治的了解，真正做到懂法、依法、用其作为行使权力的途径和工具。
（三） 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浮现出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争取改革和发展的阶段，稳定的法治社会已成为不可低估的因素。学者魏佳容提出，我国法律实效的现状是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根源 。改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是解决现阶段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公众的法律权利意识的提升。因此法律教育和法律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容忽视。
（四）宏观需求决定其动态必要性
人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的、动态的、体系化的普法教育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公民整体素质、自觉性、参与程度、及民主管理能力等的提高。更为宏观的结果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学者王金增提出，加强普法教育是服从、服务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对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引导和规范 。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体现在社会道德、强制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
二、中国普法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普法内容不合理，期望与结果存较大差异
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六五”普法阶段，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指导原则，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普法教育对象的针对性加强，然而在内容设置方面，仍存在欠考虑受众需求及立场、欠考虑受众接受及信任程度，不能与时俱进等问题。我国普法内容以实体法居多，程序法居少，普法教育以法律条文的知识普及为目标，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认知及实体上的理解，而非注重对于法律实际的运用。这就导致了在法律应用及操作的环节里衡量标准和规范程度参差不齐，影响了群众对执法、司法的信任程度。由于在立法及执法方面体系和机制的不健全，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接受程度衍生于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和体验之中，或者说形成于人们的法律经验之中 ，所以这种教育模式结合当前法治发展现状给人带来较大距离感，导致人们对普法教育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较低，普法的期望与结果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另外，现行的普法教育内容以公法为主，造成的结果是民众对守法有很深刻的认知，但是在私法层面、在对自己权力的认识等方面较为片面。
（二）普法工作针对性加强，但仍缺少专业队伍
六五普法阶段重心是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对领导干部机关单位的重点普法实则是把权力限制在笼子里，规范执法与司法，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已形成相对专业的普法及考察队伍。重点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是由于一开始对农民普法的遗漏，普法工作的不均衡。近年来调查研究显示，通过面授来普法存在师资缺乏和农民学习时间难以安排两个困难，能按要求面授普法的农村并不多，效果也不佳 。而有针对性普法政策及方法提出后，并没有专业的队伍专职化、规范化的去对应展开工作。青少年普法工作亦是如此。
（三）普法工作缺乏标准，实效及反馈无从考量
朱玥玥提出，普法运动可以从理想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以及其他价值效果等方面进行实际效果评估 。要想使普法机关真正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得确立关于普法效果的一系列评价标准。对于达标和未达标两种结果进行奖惩、分析与反思。在目前的普法工作中，没有一套“绩效考核评价及绩效反馈”体系，普法实效缺少量化衡量标准，那么实际效果也就无从评估，普法单位缺乏积极性，无法实现普法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四）普法涌出新形式，但主体与受众缺少互动
在过去的普法一直在使用“一摆”、“二赛”、“三训”、“四测”和其他做法，大多是流于形式。这种偏重硬指标的做法主要源于工作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只是为了满足法定检验可以不实现普法根本目的。现阶段我国涌现出多种普法新形式，如加大电视媒体的法律宣传力度，普法栏目剧的播出，许多社区借助多种法定节假日举办多种日常法治教育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参与或想要获悉的积极性，更加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然而，新形式层出不穷，如何有效组合，如何解决普法主体与受众间缺少互动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成为当前普法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三、推进中国普法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 全民实践调试普法内容，与时俱进满足群众需求
法律的自觉遵守以法律的接受为前提，这便显现了普法的意义，然而普法与公民的法律接受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接受者的意愿取决于法律的各种品质和接受者的现实需求。现阶段普法内容设置并不合理，没有契合民众的实际需求，为推进新时期普法工作迈出大步，在全民参与全民普法的实践中，收集群众的想法与体验，切实调试内容，分析必要性，丰富种类，转变形式，更新思想，契合中国语境，符合意愿，满足需求，与时俱进，使真正普法教育实现较好的实际效力。
（二） 全民普法共建法律信仰，人才培养坚持科学发展
学者付键提出，综观六次普法教育，我国的普法教育是由 “科普”式的普法教育向 “信仰”式的普法教育转变，即普法教育的目的从引导公民从公民素质低层次的知法、守法向公民素质高层次的懂法、敬法转变 。全民普法共建法律信仰价值观，学法、知法、懂法、普法的人才培养向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需求所在。人才的培养可以是对青少年及大学生以校园、家庭、社会为三重载体进行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引导和培养，为今后的普法专业队伍储备人才。
（三）建立普法效果考评制度，奖优惩劣定期反馈
普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作，需要普法机关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涉及到对当地居民法律知识水平的调查问题，考察的结果关系到普法形式、步骤、阶段以及考核标准的确定。这些标准都是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确定的符合总目标的分目标。其次，对普法任务的完成情况由各级人大代表国家予以检查及监督，并将考察结果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政绩考核之一。在这样的机制下，为完成普法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尽力去考察本地公民的真实需求以及需求程度，切实推进普法工作的进程，提高普法工作的实效。
（四） 利用现代媒体及网络，有机组合增强互动性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面授普法为主要方式，主流媒体普法、文艺普法等为辅的普法形式。多元化载体为普法教育多元化带来生机。钱龙超在综述普法现状的相关文章中提出，普法形式要多样化，普法主体与对象之间要形成互动 。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来宣传法律，是一种更加方便快捷、生动有效的形式。以网络普法为例，其具有即时性、互动性、生动性等特点 。而其更强大的功能是将多种普法媒介和载体进行有机的组合，大量的图片、视频、影像资料均可以通过引擎搜索，上传与下载，形成资源共享，强大互动。而普法建设及成果，也可以及时更新到网站上，以便于检查及群众监督。
普法工作能否切实有效的展开，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最终的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的建设进程。正如学者谢晓斌所言，从法治动态运行角度看，普法属于动态法治的一个环节 。为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法工作，确立明确的普法主体，分析普法工作和普法教育中现存的问题，与时俱进，积极寻找和建立符合时代要求及广大群众需求的新形式、新方法，针对不同的普法对象由司法行政机关制定适宜的普法计划，由各级相关执法部门密切配合，推进依法治国，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让法律从文字中走出来，在人民里站起来。
注释：
姚建龙.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之梦解读.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2）.125-129.
莫纪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笔谈之一——全民守法与法治社会建设.改革.2014（9）.6-10.
魏佳容.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4）.83-87.
王金增.论加强我国普法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4）.90-92.
汪太贤.从“受体”的立场与视角看“普法”的限度.探索.2006（1）.154-156.
叶国平、吴高平、谢贵春.我国农村普法政策之嬗变.学理论.2014（11）.133-135.
朱玥玥.当代中国普法运动的实际效果评估.法制与社会.2013，3（下）.167-168.
付健.新时期普法教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2（1）.260-262.
钱龙超.我国普法现状综述.法制博览.2014，8（中）.147-148.
黄冀勤、钟毅.关于网络普法的几点认识.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2（1）.95-97.
谢晓斌.对普法工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普法性质的考量.人民论坛.2011（35）.82-83.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普法 法治国家
作者简介：徐嘉秀，江南大学商学院；唐忠宝，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55-02
现代社会中，法治建设至少承载了四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求国家与社会的有序性、有效性、制度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想要达到该目标，分析普法工作的必要性，挖掘及解决普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普法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普法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学者姚建龙解读，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牢记中国语境前提下，勾勒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图景，突破法治中国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的问题，培养忠诚、具备政治素养、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治中国人才，从而实现全民法制化治理 。普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蒂。其必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全民普法”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初次明确提出“全民守法”的概念，“守法”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与普法工作关联在一起，同时还包括了法治文化的培养等内容 。中国的法制建设不仅仅是围绕社会的法律高、尖端人才，普法教育针对的不是法学院的学生、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对象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普法教育应摆在当前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位置，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
（二）普法的核心变为权力问题
普法的核心，不是或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下，通过他们的代表，如一个政治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是一些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众可以重新定义法治，维护自身权力，真正建立起对法律、法治的了解，真正做到懂法、依法、用其作为行使权力的途径和工具。
（三） 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浮现出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争取改革和发展的阶段，稳定的法治社会已成为不可低估的因素。学者魏佳容提出，我国法律实效的现状是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根源 。改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是解决现阶段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公众的法律权利意识的提升。因此法律教育和法律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容忽视。
（四）宏观需求决定其动态必要性
人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完善的、动态的、体系化的普法教育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公民整体素质、自觉性、参与程度、及民主管理能力等的提高。更为宏观的结果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学者王金增提出，加强普法教育是服从、服务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对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引导和规范 。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体现在社会道德、强制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
二、中国普法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普法内容不合理，期望与结果存较大差异
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六五”普法阶段，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指导原则，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普法教育对象的针对性加强，然而在内容设置方面，仍存在欠考虑受众需求及立场、欠考虑受众接受及信任程度，不能与时俱进等问题。我国普法内容以实体法居多，程序法居少，普法教育以法律条文的知识普及为目标，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认知及实体上的理解，而非注重对于法律实际的运用。这就导致了在法律应用及操作的环节里衡量标准和规范程度参差不齐，影响了群众对执法、司法的信任程度。由于在立法及执法方面体系和机制的不健全，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接受程度衍生于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和体验之中，或者说形成于人们的法律经验之中 ，所以这种教育模式结合当前法治发展现状给人带来较大距离感，导致人们对普法教育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较低，普法的期望与结果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另外，现行的普法教育内容以公法为主，造成的结果是民众对守法有很深刻的认知，但是在私法层面、在对自己权力的认识等方面较为片面。
（二）普法工作针对性加强，但仍缺少专业队伍
六五普法阶段重心是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对领导干部机关单位的重点普法实则是把权力限制在笼子里，规范执法与司法，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已形成相对专业的普法及考察队伍。重点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是由于一开始对农民普法的遗漏，普法工作的不均衡。近年来调查研究显示，通过面授来普法存在师资缺乏和农民学习时间难以安排两个困难，能按要求面授普法的农村并不多，效果也不佳 。而有针对性普法政策及方法提出后，并没有专业的队伍专职化、规范化的去对应展开工作。青少年普法工作亦是如此。
（三）普法工作缺乏标准，实效及反馈无从考量
朱玥玥提出，普法运动可以从理想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以及其他价值效果等方面进行实际效果评估 。要想使普法机关真正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得确立关于普法效果的一系列评价标准。对于达标和未达标两种结果进行奖惩、分析与反思。在目前的普法工作中，没有一套“绩效考核评价及绩效反馈”体系，普法实效缺少量化衡量标准，那么实际效果也就无从评估，普法单位缺乏积极性，无法实现普法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四）普法涌出新形式，但主体与受众缺少互动
在过去的普法一直在使用“一摆”、“二赛”、“三训”、“四测”和其他做法，大多是流于形式。这种偏重硬指标的做法主要源于工作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只是为了满足法定检验可以不实现普法根本目的。现阶段我国涌现出多种普法新形式，如加大电视媒体的法律宣传力度，普法栏目剧的播出，许多社区借助多种法定节假日举办多种日常法治教育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参与或想要获悉的积极性，更加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然而，新形式层出不穷，如何有效组合，如何解决普法主体与受众间缺少互动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成为当前普法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三、推进中国普法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 全民实践调试普法内容，与时俱进满足群众需求
法律的自觉遵守以法律的接受为前提，这便显现了普法的意义，然而普法与公民的法律接受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接受者的意愿取决于法律的各种品质和接受者的现实需求。现阶段普法内容设置并不合理，没有契合民众的实际需求，为推进新时期普法工作迈出大步，在全民参与全民普法的实践中，收集群众的想法与体验，切实调试内容，分析必要性，丰富种类，转变形式，更新思想，契合中国语境，符合意愿，满足需求，与时俱进，使真正普法教育实现较好的实际效力。
（二） 全民普法共建法律信仰，人才培养坚持科学发展
学者付键提出，综观六次普法教育，我国的普法教育是由 “科普”式的普法教育向 “信仰”式的普法教育转变，即普法教育的目的从引导公民从公民素质低层次的知法、守法向公民素质高层次的懂法、敬法转变 。全民普法共建法律信仰价值观，学法、知法、懂法、普法的人才培养向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需求所在。人才的培养可以是对青少年及大学生以校园、家庭、社会为三重载体进行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引导和培养，为今后的普法专业队伍储备人才。
（三）建立普法效果考评制度，奖优惩劣定期反馈
普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作，需要普法机关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涉及到对当地居民法律知识水平的调查问题，考察的结果关系到普法形式、步骤、阶段以及考核标准的确定。这些标准都是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确定的符合总目标的分目标。其次，对普法任务的完成情况由各级人大代表国家予以检查及监督，并将考察结果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政绩考核之一。在这样的机制下，为完成普法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尽力去考察本地公民的真实需求以及需求程度，切实推进普法工作的进程，提高普法工作的实效。
（四） 利用现代媒体及网络，有机组合增强互动性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面授普法为主要方式，主流媒体普法、文艺普法等为辅的普法形式。多元化载体为普法教育多元化带来生机。钱龙超在综述普法现状的相关文章中提出，普法形式要多样化，普法主体与对象之间要形成互动 。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来宣传法律，是一种更加方便快捷、生动有效的形式。以网络普法为例，其具有即时性、互动性、生动性等特点 。而其更强大的功能是将多种普法媒介和载体进行有机的组合，大量的图片、视频、影像资料均可以通过引擎搜索，上传与下载，形成资源共享，强大互动。而普法建设及成果，也可以及时更新到网站上，以便于检查及群众监督。
普法工作能否切实有效的展开，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最终的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的建设进程。正如学者谢晓斌所言，从法治动态运行角度看，普法属于动态法治的一个环节 。为此，必须高度重视普法工作，确立明确的普法主体，分析普法工作和普法教育中现存的问题，与时俱进，积极寻找和建立符合时代要求及广大群众需求的新形式、新方法，针对不同的普法对象由司法行政机关制定适宜的普法计划，由各级相关执法部门密切配合，推进依法治国，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让法律从文字中走出来，在人民里站起来。
注释：
姚建龙.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之梦解读.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2）.125-129.
莫纪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笔谈之一——全民守法与法治社会建设.改革.2014（9）.6-10.
魏佳容.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4）.83-87.
王金增.论加强我国普法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4）.90-92.
汪太贤.从“受体”的立场与视角看“普法”的限度.探索.2006（1）.154-156.
叶国平、吴高平、谢贵春.我国农村普法政策之嬗变.学理论.2014（11）.133-135.
朱玥玥.当代中国普法运动的实际效果评估.法制与社会.2013，3（下）.167-168.
付健.新时期普法教育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2（1）.260-262.
钱龙超.我国普法现状综述.法制博览.2014，8（中）.147-148.
黄冀勤、钟毅.关于网络普法的几点认识.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2（1）.95-97.
谢晓斌.对普法工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普法性质的考量.人民论坛.2011（35）.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