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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苏富比拍卖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拍卖好莱坞传奇影业大亨老山姆·高文（Samuel Goldwyn Sr.）的收藏品。
老山姆无论在电影界还是艺术界，都是神奇的存在。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中的高（Goldwyn），即来自他们家族的姓氏，这足以说明其在影视界的地位。
老山姆的孩子也叫山姆·高文，大家称他小山姆·高文（SamuelGoldwyn Junior），后者于2015年去世，但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继续经营着老山姆创办的影视产业。
在2015年送拍的藏品中，除了毕加索的作品外，另一幅获得关注的画作是法国艺术家马蒂斯的静物画《Anémones etGrenades》。该画作据称是老山姆的第一幅收藏品。1948年老山姆买入时的价格为1.35万美元，2015年价格已经到500万-700万美元。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典范。按照年化收益算的话，大致在年化9%左右，并且持续了60多年。这样的投资收益率，能让绝大部分投资咨询公司汗颜。
值得关注的是，老山姆的收藏品，主要是通过玛丽·哈尔曼女士购入的。她是美国最为成功的画廊经营者之一。作为老山姆的艺术收藏顾问，哈尔曼指导他逐渐购入了一系列艺术收藏品。可以说，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是老山姆收藏获得巨大成功的要素之一。
遗憾的是，儿子小山姆去世后两个月，其第三代家族成员就开始将其收藏品中的大部分交付给了苏富比拍卖行，此次交拍的藏品共计25幅。第三代家族成员在将藏品交给拍卖行的时候说，“我们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新一代的收藏者，并且希望他们如我们家族一样能多年喜欢这些作品”。
同样在 2015年，同样是苏富比拍卖行，另一批来自中国的集体送拍也引起了收藏界的注意。它们来自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第11个儿子袁克安的收藏品。这批送拍的藏品包括晚清大藏家、金石学家吴大澄赠与袁世凯的《篆书九言联》，此外还有徐悲鸿的《双鸭》、董作宾的《甲骨文十四言联》等。民国公子袁克安的收藏，由家族保有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也难逃被后人批量送拍的结局。
以上两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个人收藏者的宿命：花费诸多精力、财力所购买的艺术品，即使从投资、欣赏角度是极其成功的，也难逃后代对艺术收藏品无感，视这些艺术品为负担（支付不菲的保管、投保费用），并且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难以分割，最终选择送拍出售。从传承的角度看，个人拥有藏品确实是很难实现多代传承的。
然而，事无绝对。
也有很多大家族的收藏传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常被提到的是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
乌菲兹美术馆创始于1581年，由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所创办。他属于当年控制托斯卡纳大部分地区的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爱好、收集藝术品的历史悠久，只是在1581年才正式向公众开放，用于显示家族的财富及对艺术界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其后的近两个世纪，美第奇家族继续丰富其藏品，最终到了近 10 万的天量藏品。幸运的是，乌菲兹美术馆在其后的意大利国内统一战争、拿破仑占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几乎毫发无损，得以传承到今天，成为佛罗伦萨的一个重要景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乌菲兹美术馆本质上是依靠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收藏而存在;另一方面，当1581年美第奇家族将之对外开放之后，乌菲兹美术馆已经不再是家族成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家族的形象代表。对家族成员而言，维系这个美术馆，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的任务。
我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博物馆，则是华人企业家的个人爱好转化为对公众开放的公益机构。
1960年由许文龙创立的奇美实业是全球主要的塑料与橡胶材料供货商。1977年，许文龙捐资创设了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会，奇美博物馆法律上则是奇美文化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奇美实业。
博物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是一座属于公众的博物馆。这个创设于1990年的博物馆，“消耗”了许文龙家族及控股公司数额不菲的资产，也给企业特别是给企业家本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形象、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利益”。
奇美博物馆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支持公益（艺术）的例子。此外，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奇美文化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向其捐赠艺术作品，还可获得税务优惠待遇，即抵扣部分企业的所得税。
艺术品与家族财富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不相关的话题。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企业-企业家家族-家族博物馆（艺术品），这一组关系构成了常见的财富传承路径。
首先是有形财富的传承。艺术品往往是超高净值家庭的配置之一，配置的原因可能多元，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当金钱的增加对物质生活的改善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的时候，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艺术品可能是良方之一。当艺术品成为家族资产的组成部分时，如何将之传承给后代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前文所述，艺术偏好很难遗传，因此子女后代将艺术收藏品送拍、变卖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美术馆/博物馆的模式，是诸多超高净值家庭避免这类局面的选择。而是否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或者家族基金会来承载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则更多的是一项法律技术上的考虑。
其次是无形财富的构建与传承。国际上诸多的家族企业选择设立基金会-博物馆的模式，绝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既有类似于卡地亚基金会、路易威登基金会这样原本与艺术、时尚设计相关企业选择设立文化艺术类的基金会，也有像三星这样的韩国电子行业的巨头设立的基金会。三星公司有三星艺术馆以及霍埃姆艺术馆，还有罗丹画廊、 儿童艺术馆、博物馆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三星的企业形象、三星控制人家族的形象，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这些无形资产，事实上也是企业、家族的无形资产的构建、传承与维系的重要因素。
第三，税务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这里主要是指企业所得税与家庭成员的遗产税。当企业向公益慈善性质的基金会或者博物馆捐赠时，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可以在特定比例或者限度内获得税务抵扣，因此向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能够获得税务上的“回馈”。再有，将家族资产中的艺术品放入公益慈善性质的博物馆，这将不再构成遗产部分，因此也无需缴纳遗产税。中国现行虽然没有遗产税，但从企业所得税角度看，则是更为现实的一个“利益”。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老山姆无论在电影界还是艺术界，都是神奇的存在。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的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中的高（Goldwyn），即来自他们家族的姓氏，这足以说明其在影视界的地位。
老山姆的孩子也叫山姆·高文，大家称他小山姆·高文（SamuelGoldwyn Junior），后者于2015年去世，但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继续经营着老山姆创办的影视产业。
在2015年送拍的藏品中，除了毕加索的作品外，另一幅获得关注的画作是法国艺术家马蒂斯的静物画《Anémones etGrenades》。该画作据称是老山姆的第一幅收藏品。1948年老山姆买入时的价格为1.35万美元，2015年价格已经到500万-700万美元。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典范。按照年化收益算的话，大致在年化9%左右，并且持续了60多年。这样的投资收益率，能让绝大部分投资咨询公司汗颜。
值得关注的是，老山姆的收藏品，主要是通过玛丽·哈尔曼女士购入的。她是美国最为成功的画廊经营者之一。作为老山姆的艺术收藏顾问，哈尔曼指导他逐渐购入了一系列艺术收藏品。可以说，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是老山姆收藏获得巨大成功的要素之一。
遗憾的是，儿子小山姆去世后两个月，其第三代家族成员就开始将其收藏品中的大部分交付给了苏富比拍卖行，此次交拍的藏品共计25幅。第三代家族成员在将藏品交给拍卖行的时候说，“我们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新一代的收藏者，并且希望他们如我们家族一样能多年喜欢这些作品”。
同样在 2015年，同样是苏富比拍卖行，另一批来自中国的集体送拍也引起了收藏界的注意。它们来自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第11个儿子袁克安的收藏品。这批送拍的藏品包括晚清大藏家、金石学家吴大澄赠与袁世凯的《篆书九言联》，此外还有徐悲鸿的《双鸭》、董作宾的《甲骨文十四言联》等。民国公子袁克安的收藏，由家族保有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也难逃被后人批量送拍的结局。
以上两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个人收藏者的宿命：花费诸多精力、财力所购买的艺术品，即使从投资、欣赏角度是极其成功的，也难逃后代对艺术收藏品无感，视这些艺术品为负担（支付不菲的保管、投保费用），并且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难以分割，最终选择送拍出售。从传承的角度看，个人拥有藏品确实是很难实现多代传承的。
然而，事无绝对。
建一座博物馆
也有很多大家族的收藏传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常被提到的是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
乌菲兹美术馆创始于1581年，由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所创办。他属于当年控制托斯卡纳大部分地区的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爱好、收集藝术品的历史悠久，只是在1581年才正式向公众开放，用于显示家族的财富及对艺术界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其后的近两个世纪，美第奇家族继续丰富其藏品，最终到了近 10 万的天量藏品。幸运的是，乌菲兹美术馆在其后的意大利国内统一战争、拿破仑占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几乎毫发无损，得以传承到今天，成为佛罗伦萨的一个重要景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乌菲兹美术馆本质上是依靠美第奇家族成员的收藏而存在;另一方面，当1581年美第奇家族将之对外开放之后，乌菲兹美术馆已经不再是家族成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家族的形象代表。对家族成员而言，维系这个美术馆，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须的任务。
我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博物馆，则是华人企业家的个人爱好转化为对公众开放的公益机构。
1960年由许文龙创立的奇美实业是全球主要的塑料与橡胶材料供货商。1977年，许文龙捐资创设了台南市奇美文化基金会，奇美博物馆法律上则是奇美文化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奇美实业。
博物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是一座属于公众的博物馆。这个创设于1990年的博物馆，“消耗”了许文龙家族及控股公司数额不菲的资产，也给企业特别是给企业家本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形象、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利益”。
奇美博物馆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支持公益（艺术）的例子。此外，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奇美文化基金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向其捐赠艺术作品，还可获得税务优惠待遇，即抵扣部分企业的所得税。
财富传承的路径
艺术品与家族财富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不相关的话题。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企业-企业家家族-家族博物馆（艺术品），这一组关系构成了常见的财富传承路径。
首先是有形财富的传承。艺术品往往是超高净值家庭的配置之一，配置的原因可能多元，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当金钱的增加对物质生活的改善已经没有太多意义的时候，精神层面的需求满足，艺术品可能是良方之一。当艺术品成为家族资产的组成部分时，如何将之传承给后代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前文所述，艺术偏好很难遗传，因此子女后代将艺术收藏品送拍、变卖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美术馆/博物馆的模式，是诸多超高净值家庭避免这类局面的选择。而是否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或者家族基金会来承载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则更多的是一项法律技术上的考虑。
其次是无形财富的构建与传承。国际上诸多的家族企业选择设立基金会-博物馆的模式，绝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既有类似于卡地亚基金会、路易威登基金会这样原本与艺术、时尚设计相关企业选择设立文化艺术类的基金会，也有像三星这样的韩国电子行业的巨头设立的基金会。三星公司有三星艺术馆以及霍埃姆艺术馆，还有罗丹画廊、 儿童艺术馆、博物馆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三星的企业形象、三星控制人家族的形象，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这些无形资产，事实上也是企业、家族的无形资产的构建、传承与维系的重要因素。
第三，税务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这里主要是指企业所得税与家庭成员的遗产税。当企业向公益慈善性质的基金会或者博物馆捐赠时，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可以在特定比例或者限度内获得税务抵扣，因此向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能够获得税务上的“回馈”。再有，将家族资产中的艺术品放入公益慈善性质的博物馆，这将不再构成遗产部分，因此也无需缴纳遗产税。中国现行虽然没有遗产税，但从企业所得税角度看，则是更为现实的一个“利益”。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