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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地处河北省平山县，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从此这个小山村受到全国的注视。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会合。至此，它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周恩来称它为“我们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此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转移至西柏坡，这中间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向中共提出了将中国的革命指挥中心由延安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做出“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当天，他还针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认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热、察两省，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重庆谈判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争夺东北已成定局，党中央已形成把东北作为第一战略根据地的思路。9月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发展，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军主力过于分散，将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延安和东北距离较远，不利于指挥作战。从那时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选择新驻地的计划就已经启动了。
当时的新驻地曾首选承德。承德位于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区，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与苏联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又是解放区，有利于作为中央驻地。1945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准备工作。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枣园接见了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干部战士。朱德说：“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第二天，先行中央警備团向承德出发，考察承德的具体情况。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阻断了这一计划，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介石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同时，我军10万人进入东北后，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可能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并控制大城市，所以决定放弃迁移承德。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曾有过把首脑机关迁至淮阴的想法。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谈判，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协议的通过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饱受战争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实行民主政治及和平建国的曙光。当时的情形让中共中央认为若国共关系能顺利发展下去，国内和平将可以期待，内战似乎不会再发生，故开始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认为，若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可考虑南迁，以利于共商国是。当时，淮阴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要地，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优选地。毛泽东几次说过：“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党中央要迁址的消息传到淮阴后，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南迁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1946年6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部队71万余人，使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随即，改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自抗战以来，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着成千上万名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延安也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2月28日，他亲自飞往西安，同部下一同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从3月11日起，国民党投入胡宗南34个旅约25万人向延安发起进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2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国民党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首脑东渡黄河，然后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面对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陕北人民军队在延安以南顽强进行了6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主动撤离延安，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诱敌深入而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后做出的决定。
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经慎重研究做出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31日晚，刘少奇和朱德等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中央工委的转移路线。周恩来到此是安排中央后方机关工作的同时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并请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委一路由临县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最后于4月26日下午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城南莊。4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城南庄村边的树林里组织了欢迎晚会，出于安全考虑，舞台上的横幅特意写成“欢迎工校来到晋察冀”几个大字。从此，“中央工校”便成为中央工委的代号。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陪同下，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司令员、萧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副政委等见面。刘少奇、朱德在听取晋察冀工作汇报后与聂荣臻等一起商定中央工委的选址问题。
中央工委成立后，原本准备前去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到晋察冀只是短暂停留一段时期，了解和解决该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这从1947年3月30日中央工委给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中可见端倪，电报内容是：“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70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山往太行。”那么，原本打算前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央工委为何最后却留在晋察冀边区呢？
这是由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决定的。据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回忆：“在封城我提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什么地方安置工委，让我们何时走。这时晋察冀的领导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打仗问题，石门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5月12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电告滕代远、薄一波等，报中央批准，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不去晋冀鲁豫。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又面临着选择驻地的问题。中央工委领导和晋察冀边区领导在封城村经细致研究与慎重考虑，决定选择西柏坡为驻地。就选址问题有两种意见：阜平还是建屏？阜平与晋察冀领导机关挨着，联系较方便。且阜平是个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后又考虑到建屏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经济条件较好，群众基础不错，又是老区，交通便利。但不利的是日军烧的房子还未修复，但其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经讨论最后决定在建屏县选址。
聂荣臻赞誉平山“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意指富饶地）”。朱德从地图上观察到平山的地理位置后说：“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舒畅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
随后，朱德派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骑马从封城出发，来到平山县城后，沿滹沱河向上，先由南岸往西，走出30多公里到洪子店镇，然后再由北岸往东，沿滹沱河村庄一一都看过后，一致选中了西柏坡。随即，他们绘制了一张草图向刘少奇、朱德做了汇报。
于是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秘书廖鲁言等人到西柏坡周围村庄做了进一步仔细勘察，不仅察看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还召集了由平山县委组织部和洪子店区委及柏坡小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据安子文回忆说：“我奉命带人到洪子店、东西黄泥、南北庄、东西柏坡、夹峪及平山郭苏村一带勘察，发现西柏坡比较适中。”随后安子文带人经过实地勘察，选定中央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之后，中央工委机关逐渐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西柏坡村由于相当部分的房屋被日军烧坏，经一个月左右的整修、翻盖后，中央工委于7月初正式驻进西柏坡。1948年5月中共中央也来到这里。
（责编 五一）
最初设想东移承德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向中共提出了将中国的革命指挥中心由延安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做出“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当天，他还针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认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热、察两省，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重庆谈判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争夺东北已成定局，党中央已形成把东北作为第一战略根据地的思路。9月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略形势发展，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军主力过于分散，将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并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延安和东北距离较远，不利于指挥作战。从那时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选择新驻地的计划就已经启动了。
当时的新驻地曾首选承德。承德位于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区，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与苏联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又是解放区，有利于作为中央驻地。1945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准备工作。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枣园接见了先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干部战士。朱德说：“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工作。”第二天，先行中央警備团向承德出发，考察承德的具体情况。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阻断了这一计划，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介石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同时，我军10万人进入东北后，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可能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并控制大城市，所以决定放弃迁移承德。
考虑南迁淮阴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曾有过把首脑机关迁至淮阴的想法。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谈判，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协议的通过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饱受战争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实行民主政治及和平建国的曙光。当时的情形让中共中央认为若国共关系能顺利发展下去，国内和平将可以期待，内战似乎不会再发生，故开始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认为，若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可考虑南迁，以利于共商国是。当时，淮阴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要地，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优选地。毛泽东几次说过：“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来回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英美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还有许多阴谋。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党中央要迁址的消息传到淮阴后，华中分局的部分办事机构从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处迁出，为党中央南迁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部队71万余人，使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随即，改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自抗战以来，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着成千上万名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延安也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2月28日，他亲自飞往西安，同部下一同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从3月11日起，国民党投入胡宗南34个旅约25万人向延安发起进攻。陕北的人民军队为2万多人，兵力只有敌军的1/10。国民党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首脑东渡黄河，然后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面对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陕北人民军队在延安以南顽强进行了6昼夜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主动撤离延安，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诱敌深入而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后做出的决定。
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经慎重研究做出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3月31日晚，刘少奇和朱德等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于4月2日晨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中央工委的转移路线。周恩来到此是安排中央后方机关工作的同时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并请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委一路由临县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最后于4月26日下午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城南莊。4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在城南庄村边的树林里组织了欢迎晚会，出于安全考虑，舞台上的横幅特意写成“欢迎工校来到晋察冀”几个大字。从此，“中央工校”便成为中央工委的代号。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陪同下，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司令员、萧克副司令员、罗瑞卿副政委等见面。刘少奇、朱德在听取晋察冀工作汇报后与聂荣臻等一起商定中央工委的选址问题。
中央工委成立后，原本准备前去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到晋察冀只是短暂停留一段时期，了解和解决该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这从1947年3月30日中央工委给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中可见端倪，电报内容是：“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70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山往太行。”那么，原本打算前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央工委为何最后却留在晋察冀边区呢？
这是由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决定的。据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回忆：“在封城我提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什么地方安置工委，让我们何时走。这时晋察冀的领导提出，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如何打仗问题，石门是京广、德石、石太三条铁路交点，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又失守及土改问题，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5月12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电告滕代远、薄一波等，报中央批准，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不去晋冀鲁豫。
中央工委最终选址西柏坡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又面临着选择驻地的问题。中央工委领导和晋察冀边区领导在封城村经细致研究与慎重考虑，决定选择西柏坡为驻地。就选址问题有两种意见：阜平还是建屏？阜平与晋察冀领导机关挨着，联系较方便。且阜平是个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后又考虑到建屏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经济条件较好，群众基础不错，又是老区，交通便利。但不利的是日军烧的房子还未修复，但其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经讨论最后决定在建屏县选址。
聂荣臻赞誉平山“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意指富饶地）”。朱德从地图上观察到平山的地理位置后说：“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舒畅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
随后，朱德派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骑马从封城出发，来到平山县城后，沿滹沱河向上，先由南岸往西，走出30多公里到洪子店镇，然后再由北岸往东，沿滹沱河村庄一一都看过后，一致选中了西柏坡。随即，他们绘制了一张草图向刘少奇、朱德做了汇报。
于是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秘书廖鲁言等人到西柏坡周围村庄做了进一步仔细勘察，不仅察看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还召集了由平山县委组织部和洪子店区委及柏坡小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据安子文回忆说：“我奉命带人到洪子店、东西黄泥、南北庄、东西柏坡、夹峪及平山郭苏村一带勘察，发现西柏坡比较适中。”随后安子文带人经过实地勘察，选定中央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之后，中央工委机关逐渐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西柏坡村由于相当部分的房屋被日军烧坏，经一个月左右的整修、翻盖后，中央工委于7月初正式驻进西柏坡。1948年5月中共中央也来到这里。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