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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地方是出过英雄的。
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年青的脸上写满敬意与自豪。我们终于才知道，原来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乎触手可及。
我们个个都激动不已——因为，我们生活多年的这个小镇，曾经是这样的荣耀过；还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个没有英雄的世界该是多么地悲哀。我们都无限地骄傲着，因为英雄与我们同在这个小镇，与我们为邻。
冬天，每当暖洋洋的好日子里，英雄便会离开家门，手摇着轮椅在街上慢慢地溜达，享受着和平年代里灿烂的阳光。
我们这个小镇只有一条不算宽阔的十字街，刚在路口安装了红绿灯。路中央有一个交通指挥台，台上站着一个戴大盖帽略显肥胖的交警，指挥着过往的行人。小镇的人们对这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还不太习惯，常常有闯红灯的现象发生。
英雄的轮椅就那么“沙沙”地一路摇过来，闯过了红灯。
人们看着英雄，眼里充满敬意，并不认为他闯了红灯有什么不妥。这种行为，也不妨碍他是个英雄。交警朝英雄挥了挥手，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的轮椅一路摇过去——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英雄胸前那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上，想像着多年以前的那个年轻的身影曾是怎样在枪林弹雨里拼杀，又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死神——今天，这个老人穿的是一身上好的马裤呢军服——那是真正的军服。我们在电影里曾不止一次地见过，那是只有将军们才穿的军服。我们这个小镇方圆几十里只有他才配穿这样的军服，也只有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他才舍得把它从箱底翻出来，在阳光下晒上一阵，然后穿在身上。他又找出一个木盒，小心地开启，尘封的那一段荣光与历程就那么一下子被一双粗糙的大手慢慢地打开——
放牛娃，长工，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
英雄一一地抚摸着盒子里的军功章，一一地擦拭，又一一地把它们别在胸前。这些用英勇与热血换来的褒奖，多年以后仍闪耀着它最初的铜质的光芒。让人久久地记住这每一丝光芒后面的炮火与硝烟，血与肉，灵与魂——尽管这一切都过去了许多年，可却又历历在目。
我们的英雄禁不住泪洒衣襟。
穿上军装的英雄，显得格外地威严、高大，也就更像个英雄，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他的残疾。
英雄是小镇里特殊的人物，也是小镇惟一的骄傲。
起初，我们这些小孩子只知道他是一个残疾人，与其它的残疾人并没什么两样。他六十多岁，又黑又瘦，平日里他只穿一身有些肮脏的深蓝色的粗布衣裤，架着一副木拐，拖着一条够不着地儿的右腿。从后面看过去，他右边的半个屁股整个地凹进去，没有一点高度。只有风从他那宽大的裤管里灌进去，又蹿出来，人们很容易注视的便是他那残缺的那一部分。
老师说，英雄的那半个屁股是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炸飞的。到现在，那里边只有一块钢板和几只铆钉连结着那条已经萎缩的残腿。
这是哪一次战役留下的纪念？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却都知道他有一个外号：来歹。
来歹就是狼的意思。在我们辽西这个地方，管狼都叫来歹。尽管，我们谁也未见过真正的来歹。
据说，来歹是当年他给地主当长工给叫出来的外号。一次他与地主打赌，他一口气吃下二十个白馒头外加二斤牛肉。结果，地主输掉了那本想赖掉的半年工钱。地主既心痛钱又心痛那白馒头和牛肉，又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就恼怒地大骂，你简直就是个来歹！
地主骂他来歹是指他能吃，来歹也是很能吃的动物。从此，他就有了外号：来歹。
来歹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了英雄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人们仍然不叫他的名字，仍叫他来歹。尽管，此时的来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壮得跟牛犊子似的小伙子。但是，人们仍能想像得出，当年那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来歹是怎样狼一样嗥叫着冲向敌群——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经常地会在他身后猛地喊上一嗓子：“来歹！”
其实，这外号是不该我们叫的。按辈分，他应该是我们的爷爷。可我们却没老没少地叫了，而且叫的肆无忌惮，叫了整整一个童年和少年。
那天，我们在叫过之后，还有人大胆地摸了摸他那凹进去的半个屁股，想证实那里面的钢板是否真实。
头发花白的来歹慢慢地回过头，用那双没有一根睫毛的红眼睛看着我们。黑瘦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就那么默默地看了一会，似乎是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这些都是谁家小兔崽子。
我们以为他会骂我们，兴许一急还会给我们一拐杖。但是，没有。他就那么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拄着拐杖转过身，艰难地向前走去。木拐敲击地面的咯咯声，在我们呆愣的目光中渐行渐远——
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学校要请一位战斗英雄作报告，我们兴奋的有些发晕。
那一天，在我们焦急期盼中，终于他来到了。也就在那一天，我们知道了英雄的存在。
那天，我们早早地搬着椅子在操场上等候。我们平时演节目的台子成了主席台，有几个老师还忙碌地摆桌子，安话筒。看得出来，老师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的兴奋。
不料，走上主席台的竟然是一身戎装的来歹。
他由校长挽扶着艰难地走上主席台，坐在话筒前——
原来，他就是老师说的战斗英雄！
在我们惊愕的目光中，英雄端正的坐在那儿，给我们讲遥远的故事。他讲当年我们的队伍怎样打败了小日本，怎样打败了国民党，而后又怎样雄赳赳地渡过江去——他的故事断断续续，总是讲得不够生动。他没有文化，说起话来总是词不达意，常常把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说成“天上有大炮，地下有飞机”引得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
这时候，校长便咳了两声，敲敲桌子，让大家保持安静。这时，英雄那双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则更红，迎着风便会流下些泪来。他的眼睛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汽油弹烧的，再也长不出一根睫毛——这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们的。大家不由得对那双有些吓人的眼睛有了新的认识，从心底油然升起一种崇敬之情。
清明节很快就到了。
老师率领我们去西河套边的杨柳林里祭扫烈士墓——这片密林里安葬着九位烈士的英灵。
四月里的杨柳树已经绽放出了细细的嫩芽，能拧哨子吹了。我们这支祭扫队伍一到树林边就一哄而散。不稍片刻，每个人的手里就都攥着一大把嫩绿的枝条了。一阵阵哄闹，一声声哨鸣，整个树林里异常地热闹。
“小兔崽子们，都给我滚过来！”英雄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烈士墓前，瞪着红红的眼睛恼怒地大骂。
我们被他嘶哑的声音骂的发怔，但却极不情愿地移动脚步，向他靠拢。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火，我们被他骂得重新排好队，乖乖地站在烈士们的墓前。
英雄的嘴唇哆嗦着，用手指着我们：“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忘了今天是个啥日子了？嗯？还拧哨儿？你们自己看看，把树祸害成啥样啦——”
我们都相互看了看，吐了吐舌头。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们的行为的确不够严肃。
英雄继续道：“这地下躺着的烈士，为啥躺在这儿？他们哪一个都比你们的爷爷老子都大着来！他们是为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今天背着书包上学才躺在这的——
英雄的声音在我们的耳畔轰轰作响。
最后他竟落下泪来。我们不明白他面对那几掊黄土怎么就那么容易激动，那么容易地流下泪来。当然，这种情感也绝不是我们一群毛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看着英雄的泪水，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扔下了手里的哨子。松软的土地上，横七竖八地扔满了杨柳的枝条，刚刚露芽的小草们惊讶地望着我们。
后来，我们在英雄的带领下向烈士们三鞠躬，而他则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终于消了怒气，慈爱地望着我们。他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看谁都像自己的孩子。
英雄五十多岁才结婚，新娘是个寡妇，带过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英雄就那么冷不丁地一下子当了父亲。尽管，这个孩子与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竟也让他得了个金娃娃般地兴奋不已。
儿子长到十九岁，英雄便送儿子去当兵。征兵的干部知道他身体不好，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就坚决地不收他的儿子。于是，他就跟人家去吵，去骂人。人家不理他，任他去吵去骂。于是，他改变了战术——蹲在武装部的走廊里，一蹲就是三天三夜，他的执拗最终还是感动了武装部长和征兵的干部，只好同意他的儿子参军。当儿子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这个老英雄不禁又落下泪来。
他就是这么地容易激动。
许多年后，英雄的木拐换成了不锈钢的，又有了一辆铮亮的轮椅；许多年后，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我们的英雄也离开了小镇，搬进了县城。据说他的儿子在部队当了军官，据说他的老伴已先他而去——如今，我们的英雄是否康健又在哪里颐养天年？这些我们全然不知，只是我们的小镇没有了英雄。
路也依旧，街也依旧——
英雄，可安好？
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年青的脸上写满敬意与自豪。我们终于才知道，原来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乎触手可及。
我们个个都激动不已——因为，我们生活多年的这个小镇，曾经是这样的荣耀过；还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个没有英雄的世界该是多么地悲哀。我们都无限地骄傲着，因为英雄与我们同在这个小镇，与我们为邻。
冬天，每当暖洋洋的好日子里，英雄便会离开家门，手摇着轮椅在街上慢慢地溜达，享受着和平年代里灿烂的阳光。
我们这个小镇只有一条不算宽阔的十字街，刚在路口安装了红绿灯。路中央有一个交通指挥台，台上站着一个戴大盖帽略显肥胖的交警，指挥着过往的行人。小镇的人们对这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还不太习惯，常常有闯红灯的现象发生。
英雄的轮椅就那么“沙沙”地一路摇过来，闯过了红灯。
人们看着英雄，眼里充满敬意，并不认为他闯了红灯有什么不妥。这种行为，也不妨碍他是个英雄。交警朝英雄挥了挥手，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的轮椅一路摇过去——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英雄胸前那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上，想像着多年以前的那个年轻的身影曾是怎样在枪林弹雨里拼杀，又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死神——今天，这个老人穿的是一身上好的马裤呢军服——那是真正的军服。我们在电影里曾不止一次地见过，那是只有将军们才穿的军服。我们这个小镇方圆几十里只有他才配穿这样的军服，也只有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他才舍得把它从箱底翻出来，在阳光下晒上一阵，然后穿在身上。他又找出一个木盒，小心地开启，尘封的那一段荣光与历程就那么一下子被一双粗糙的大手慢慢地打开——
放牛娃，长工，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
英雄一一地抚摸着盒子里的军功章，一一地擦拭，又一一地把它们别在胸前。这些用英勇与热血换来的褒奖，多年以后仍闪耀着它最初的铜质的光芒。让人久久地记住这每一丝光芒后面的炮火与硝烟，血与肉，灵与魂——尽管这一切都过去了许多年，可却又历历在目。
我们的英雄禁不住泪洒衣襟。
穿上军装的英雄，显得格外地威严、高大，也就更像个英雄，让人一下子忘记了他的残疾。
英雄是小镇里特殊的人物，也是小镇惟一的骄傲。
起初，我们这些小孩子只知道他是一个残疾人，与其它的残疾人并没什么两样。他六十多岁，又黑又瘦，平日里他只穿一身有些肮脏的深蓝色的粗布衣裤，架着一副木拐，拖着一条够不着地儿的右腿。从后面看过去，他右边的半个屁股整个地凹进去，没有一点高度。只有风从他那宽大的裤管里灌进去，又蹿出来，人们很容易注视的便是他那残缺的那一部分。
老师说，英雄的那半个屁股是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炸飞的。到现在，那里边只有一块钢板和几只铆钉连结着那条已经萎缩的残腿。
这是哪一次战役留下的纪念？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却都知道他有一个外号：来歹。
来歹就是狼的意思。在我们辽西这个地方，管狼都叫来歹。尽管，我们谁也未见过真正的来歹。
据说，来歹是当年他给地主当长工给叫出来的外号。一次他与地主打赌，他一口气吃下二十个白馒头外加二斤牛肉。结果，地主输掉了那本想赖掉的半年工钱。地主既心痛钱又心痛那白馒头和牛肉，又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就恼怒地大骂，你简直就是个来歹！
地主骂他来歹是指他能吃，来歹也是很能吃的动物。从此，他就有了外号：来歹。
来歹后来参加了革命，成了英雄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人们仍然不叫他的名字，仍叫他来歹。尽管，此时的来歹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壮得跟牛犊子似的小伙子。但是，人们仍能想像得出，当年那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来歹是怎样狼一样嗥叫着冲向敌群——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经常地会在他身后猛地喊上一嗓子：“来歹！”
其实，这外号是不该我们叫的。按辈分，他应该是我们的爷爷。可我们却没老没少地叫了，而且叫的肆无忌惮，叫了整整一个童年和少年。
那天，我们在叫过之后，还有人大胆地摸了摸他那凹进去的半个屁股，想证实那里面的钢板是否真实。
头发花白的来歹慢慢地回过头，用那双没有一根睫毛的红眼睛看着我们。黑瘦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就那么默默地看了一会，似乎是从我们的脸上看出来，这些都是谁家小兔崽子。
我们以为他会骂我们，兴许一急还会给我们一拐杖。但是，没有。他就那么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拄着拐杖转过身，艰难地向前走去。木拐敲击地面的咯咯声，在我们呆愣的目光中渐行渐远——
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学校要请一位战斗英雄作报告，我们兴奋的有些发晕。
那一天，在我们焦急期盼中，终于他来到了。也就在那一天，我们知道了英雄的存在。
那天，我们早早地搬着椅子在操场上等候。我们平时演节目的台子成了主席台，有几个老师还忙碌地摆桌子，安话筒。看得出来，老师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的兴奋。
不料，走上主席台的竟然是一身戎装的来歹。
他由校长挽扶着艰难地走上主席台，坐在话筒前——
原来，他就是老师说的战斗英雄！
在我们惊愕的目光中，英雄端正的坐在那儿，给我们讲遥远的故事。他讲当年我们的队伍怎样打败了小日本，怎样打败了国民党，而后又怎样雄赳赳地渡过江去——他的故事断断续续，总是讲得不够生动。他没有文化，说起话来总是词不达意，常常把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说成“天上有大炮，地下有飞机”引得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
这时候，校长便咳了两声，敲敲桌子，让大家保持安静。这时，英雄那双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则更红，迎着风便会流下些泪来。他的眼睛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汽油弹烧的，再也长不出一根睫毛——这是后来老师告诉我们的。大家不由得对那双有些吓人的眼睛有了新的认识，从心底油然升起一种崇敬之情。
清明节很快就到了。
老师率领我们去西河套边的杨柳林里祭扫烈士墓——这片密林里安葬着九位烈士的英灵。
四月里的杨柳树已经绽放出了细细的嫩芽，能拧哨子吹了。我们这支祭扫队伍一到树林边就一哄而散。不稍片刻，每个人的手里就都攥着一大把嫩绿的枝条了。一阵阵哄闹，一声声哨鸣，整个树林里异常地热闹。
“小兔崽子们，都给我滚过来！”英雄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烈士墓前，瞪着红红的眼睛恼怒地大骂。
我们被他嘶哑的声音骂的发怔，但却极不情愿地移动脚步，向他靠拢。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火，我们被他骂得重新排好队，乖乖地站在烈士们的墓前。
英雄的嘴唇哆嗦着，用手指着我们：“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忘了今天是个啥日子了？嗯？还拧哨儿？你们自己看看，把树祸害成啥样啦——”
我们都相互看了看，吐了吐舌头。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们的行为的确不够严肃。
英雄继续道：“这地下躺着的烈士，为啥躺在这儿？他们哪一个都比你们的爷爷老子都大着来！他们是为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今天背着书包上学才躺在这的——
英雄的声音在我们的耳畔轰轰作响。
最后他竟落下泪来。我们不明白他面对那几掊黄土怎么就那么容易激动，那么容易地流下泪来。当然，这种情感也绝不是我们一群毛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看着英雄的泪水，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扔下了手里的哨子。松软的土地上，横七竖八地扔满了杨柳的枝条，刚刚露芽的小草们惊讶地望着我们。
后来，我们在英雄的带领下向烈士们三鞠躬，而他则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终于消了怒气，慈爱地望着我们。他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看谁都像自己的孩子。
英雄五十多岁才结婚，新娘是个寡妇，带过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英雄就那么冷不丁地一下子当了父亲。尽管，这个孩子与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竟也让他得了个金娃娃般地兴奋不已。
儿子长到十九岁，英雄便送儿子去当兵。征兵的干部知道他身体不好，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就坚决地不收他的儿子。于是，他就跟人家去吵，去骂人。人家不理他，任他去吵去骂。于是，他改变了战术——蹲在武装部的走廊里，一蹲就是三天三夜，他的执拗最终还是感动了武装部长和征兵的干部，只好同意他的儿子参军。当儿子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这个老英雄不禁又落下泪来。
他就是这么地容易激动。
许多年后，英雄的木拐换成了不锈钢的，又有了一辆铮亮的轮椅；许多年后，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我们的英雄也离开了小镇，搬进了县城。据说他的儿子在部队当了军官，据说他的老伴已先他而去——如今，我们的英雄是否康健又在哪里颐养天年？这些我们全然不知，只是我们的小镇没有了英雄。
路也依旧，街也依旧——
英雄，可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