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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年前，也就是列宁去世的前一年，他在总结俄国“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时，深有感慨地说，“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如果说列宁的这个判断所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构想的话，那么，七十年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尤其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都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场运动，一个制度，正在不得不极其痛苦地接受着时代的折磨和挑战。这就不仅决定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僵化的东西正在消亡的命运，而且也同时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大发展的历史性前途。也就是说伟大的社会实践不仅不断地冲击、批判和发展着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而且也随时呼唤着新的学说，新的经济理论的兴起。
仅就我国而言，可以说厉以宁教授的《体制·目标·人》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均以其独到的观点，特有的方法，崭新的体系，第一个开辟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新天地，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我们翻开苏东斌写的北大出版社新书《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则可明显感到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改革的激情。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人的创造力，其实，就是在强调社会生产力。这个结论就是：有什么样的人类创造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开发、培养、发展社会主义主人们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这种创造力。”在这本书里，人及其创造力成了一条主线，作者试图以“劳动者价值”这个新鲜概念来贯串，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结果，从静态本质到动态规则去展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的全貌。可以说以人为经济学立意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事实时，传统的学说总是在追求物质生产本身，把它当作一种直接目的，物的海洋常常淹没了人的身躯。而在这里，作者独树一帜地提出，“把人的需要、人的目的、人的手段、即人的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谓人的经济就是民主经济。”(第66页)作者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时认为，“如果就人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而言，迄今为止，先后经历了‘平等经济’(原始社会)、奴役经济(奴隶社会)、专制经济(封建社会)、剥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第67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被认为是科学经济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必然被认为是民主经济的再生产。在此，把人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经济“三位一体”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性意义。
厉以宁教授在着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性时，总是把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许多基本特征当作一个恒定的前提加以肯定和明确，而本书作者却重新探讨了这些基本特征本身。
对于所有制，传统的经济学说总是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书中却强调，“所有制必须通过生产本身来实现，不进入生产过程，财产所有就是虚物，仅仅是一个经济前提，它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第59页)那么公有制到底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般形式，或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要求，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之义？作者指出，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汉代，国家就占有大量的土地，唐朝的均田制的前提也是土地国有。在当代，奥地利的国营资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的公营经济占全国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九。值得重视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企业股份化，股份分散化、职工化趋势。到本世纪末，美国将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职工拥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这些是否能够说明，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必然是空想)，但是仅仅有了这个基础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仅从公有制的所有权形式去考察，是难以得出社会主义性质的结论的。七十年来违背社会主义本性要求的种种弊端也并不自来是对公有制的形式的否定。实际上作者认为，所有制形式，包括公有制，只是具有某种体制上的属性而不具有根本制度的属性。就是说，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资本主义公有制，更有封建主义公有制。所以要想确认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抛弃斯大林的“隔离法”，而恢复马克思的“过程法”。
对于计划经济，传统的学说告诉我们，代替那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将实行有计划发展。本书却指出，“在商品经济中，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正是价值规律最主要的作用和基本职能，甚至可以说，就是价值规律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另外的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第90页)显然这个论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国民经济计划化。在法国，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六八五年已经实行了八个计划。日本从一九五五年起也实行了九个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其实，完全没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只不过计划的程度和形式不同罢了。这是否可以说，所谓的“计划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殊品格，又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计划经济”不仅意味着可以作计划，而且更重要地是意味着能够主动地使经济按比例发展，那么为什么在我国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三十年中由于计划指导上的盲目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二十六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八倍，国民收入增长四倍，人民生活实际水平只提高一倍？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只是一种主观行为。以“有计划商品经济”来限定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虽然在确立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时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但是既不能证实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也不能说明非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自然经济”。
对于按劳分配规律，传统的经济学说，认为它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书中却指出，“把按劳分配认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反对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是非常正确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即使在较为纯粹的公有经济内部，也不能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分配。”(第62页)纵观全文作者在实际上认为人们今天使用按劳分配这一概念仅仅具有两个经济意义，其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作为食利者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再二是肯定了在劳动者内部的多劳多得办法。作为前者，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要求，作为后者，早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实现了。然而这两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按劳分配思想。在那里，按劳分配的经济前提——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又消亡了商品经济；其衡量尺度——直接的劳动时间；其实现形式——劳动券而不是货币。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具有按资分配等一系列非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即使在公有经济内部，又有两个层次。首先，必须以企业收益作为个人分配的基础(这不直接取决于劳动的投入而直接取决于经营状况，有时甚至会出现“多劳少收”现象)。其次，在劳动者内部，由于全社会的劳动者的分配数额又受到具体社会扣除的限制，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无偿实现，由于劳动力的消耗从来就计入商品的成本与价格，由于劳动者的报酬又相通于等价交换原则，而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具有历史和道德的因素，所以必要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分界线不在于劳动的投入而在于劳动力的价值。
作者之所以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于传统经济学说再认识，目的并不在于去描绘社会主义经济现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在于企图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到底“应当怎样”。
仅就我国而言，可以说厉以宁教授的《体制·目标·人》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均以其独到的观点，特有的方法，崭新的体系，第一个开辟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新天地，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我们翻开苏东斌写的北大出版社新书《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则可明显感到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改革的激情。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人的创造力，其实，就是在强调社会生产力。这个结论就是：有什么样的人类创造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开发、培养、发展社会主义主人们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这种创造力。”在这本书里，人及其创造力成了一条主线，作者试图以“劳动者价值”这个新鲜概念来贯串，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结果，从静态本质到动态规则去展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的全貌。可以说以人为经济学立意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事实时，传统的学说总是在追求物质生产本身，把它当作一种直接目的，物的海洋常常淹没了人的身躯。而在这里，作者独树一帜地提出，“把人的需要、人的目的、人的手段、即人的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谓人的经济就是民主经济。”(第66页)作者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时认为，“如果就人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而言，迄今为止，先后经历了‘平等经济’(原始社会)、奴役经济(奴隶社会)、专制经济(封建社会)、剥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第67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被认为是科学经济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必然被认为是民主经济的再生产。在此，把人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经济“三位一体”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性意义。
厉以宁教授在着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性时，总是把传统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许多基本特征当作一个恒定的前提加以肯定和明确，而本书作者却重新探讨了这些基本特征本身。
对于所有制，传统的经济学说总是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书中却强调，“所有制必须通过生产本身来实现，不进入生产过程，财产所有就是虚物，仅仅是一个经济前提，它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第59页)那么公有制到底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般形式，或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要求，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之义？作者指出，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汉代，国家就占有大量的土地，唐朝的均田制的前提也是土地国有。在当代，奥地利的国营资产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的公营经济占全国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九。值得重视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企业股份化，股份分散化、职工化趋势。到本世纪末，美国将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职工拥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这些是否能够说明，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必然是空想)，但是仅仅有了这个基础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仅从公有制的所有权形式去考察，是难以得出社会主义性质的结论的。七十年来违背社会主义本性要求的种种弊端也并不自来是对公有制的形式的否定。实际上作者认为，所有制形式，包括公有制，只是具有某种体制上的属性而不具有根本制度的属性。就是说，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资本主义公有制，更有封建主义公有制。所以要想确认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抛弃斯大林的“隔离法”，而恢复马克思的“过程法”。
对于计划经济，传统的学说告诉我们，代替那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将实行有计划发展。本书却指出，“在商品经济中，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正是价值规律最主要的作用和基本职能，甚至可以说，就是价值规律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另外的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第90页)显然这个论断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国民经济计划化。在法国，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六八五年已经实行了八个计划。日本从一九五五年起也实行了九个计划，其中最著名的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使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其实，完全没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只不过计划的程度和形式不同罢了。这是否可以说，所谓的“计划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特殊品格，又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计划经济”不仅意味着可以作计划，而且更重要地是意味着能够主动地使经济按比例发展，那么为什么在我国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三十年中由于计划指导上的盲目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二十六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八倍，国民收入增长四倍，人民生活实际水平只提高一倍？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只是一种主观行为。以“有计划商品经济”来限定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虽然在确立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时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但是既不能证实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也不能说明非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自然经济”。
对于按劳分配规律，传统的经济学说，认为它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书中却指出，“把按劳分配认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反对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是非常正确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即使在较为纯粹的公有经济内部，也不能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按劳分配。”(第62页)纵观全文作者在实际上认为人们今天使用按劳分配这一概念仅仅具有两个经济意义，其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作为食利者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再二是肯定了在劳动者内部的多劳多得办法。作为前者，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要求，作为后者，早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实现了。然而这两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按劳分配思想。在那里，按劳分配的经济前提——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又消亡了商品经济；其衡量尺度——直接的劳动时间；其实现形式——劳动券而不是货币。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具有按资分配等一系列非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即使在公有经济内部，又有两个层次。首先，必须以企业收益作为个人分配的基础(这不直接取决于劳动的投入而直接取决于经营状况，有时甚至会出现“多劳少收”现象)。其次，在劳动者内部，由于全社会的劳动者的分配数额又受到具体社会扣除的限制，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无偿实现，由于劳动力的消耗从来就计入商品的成本与价格，由于劳动者的报酬又相通于等价交换原则，而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具有历史和道德的因素，所以必要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分界线不在于劳动的投入而在于劳动力的价值。
作者之所以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于传统经济学说再认识，目的并不在于去描绘社会主义经济现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在于企图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到底“应当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