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图／CFP
从明初到清末这漫长的五个世纪中，晋商的马队驮起了辉煌一时的白银帝国，挥舞的马鞭、清脆的铃铛声、忧伤而热烈的晋剧唱腔交织成为古商道上似乎永不落幕的宏大演出。他们的行走穿起了帝国的繁荣，他们的财富成就、生存智慧与价值观念都成为后世的典范。
放在今天来看，晋商的故事已经无法被重演，因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是紧紧依附于帝国政治与军事的，晋商的崛起、中兴和衰落都在帝国军事的背景音乐中展开。对晋商而言，可以说成也战争，败也战争。其实商人与国家之间本身在结构上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绝无例外，只是在晋商这里表现得更直接、更典型罢了。尽管晋商已经走进历史，但是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对于今天正在崛起的新财富阶层而言，也许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明代开中法与粮商崛起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朝廷的严重隐患。为此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洲、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每边均以数万计的兵马驻守。共驻扎约80万军队，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了解决北部边镇的粮饷问题，朱元璋推行了屯田，但是由于地处高寒地带，产粮无多，天灾和战乱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荒废，加上屯田的私有化与土地兼军屯制度终于走向崩溃，难以供给80万大军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事物资，朝廷每年依然要拨运大量物资供应，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为了节省民力与运费，洪武三年(1370年)始创开中法。
开中法是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运粮实边，解决边镇供应的一种办法。晋商应运而起，凭其地理上的独特优势迅速崛起，由此开启了晋商500年传奇的大幕。
明代粮商获取利润有三个途径，第一是通过内地和边关之间的粮食差价来获取利润；二是通过粮食生产来囤积，利用季节和灾年与丰年粮食差价来获取利润：第三是通过纳粮获取盐引，以转手倒卖盐引或自己销售食盐获取高额利润。三者中以后者获取利润最丰，也最受朝廷的欢迎。据《明实录》所载，明政府为筹集边饷每年所发行的盐引，少则几万引，多则数百万引，按照开中法规定，从向边仓交纳米粮或阴凉到规定的引地销盐，这一系列业务活动必须由商人自己完成，这就将边粮与有利可图的盐紧紧绑在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垄断式经营。
关于山西粮商，见诸史料者不胜枚举。据载，山西平阳洪洞县李月峰“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涧上，主兵、常兵常谷数千万石，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通引淮扬，给冠带”。其孙李效忠更将家业扩大，由李月峰时的宅一区、田200亩增至田900亩。山西解洲商人王玺在辽东做粮食、棉布生意，十余年间就成为巨富。
到明代中期，晋商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范围遍及全国。他们在开中法实施的过程中招民垦种，输运粮草，贩卖铁器等军需产品，对巩固边防、开发边疆作出了贡献。
清代皇商之极盛
相比于明朝而言，晋商在清朝的300年中，与国家军事的关系更为密切。清朝建立后结束了内地和北部民族的对峙局面，长城一线的防御体系失去了意义，原来的军事重镇随之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晋商的活动区域逐渐向外发展到塞外的张家口，归化、多伦、库伦、恰克图等地。在清兵入关前，旅居东北和张家口的晋商就与清朝发生了经济联系。山西粮商曾为清军代购粮草、军械，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清兵入关后，清王朝有感于晋商曾为其效力，把不少晋商招为内务府皇商，并将蒙地贸易的特权交给晋商。晋商的审时度势成为其在王朝更迭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顺利地进入了清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当中，找到了新的的生存机会。
清王朝建立初期，边疆不靖。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北准格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大规模征缴。当时因为边陲路途遥远、环境险恶，运输粮草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山西介休范氏得知后，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问，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除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格尔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政上的支持。
作为报酬，清王朝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独占性商业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带来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范氏经营河东和长芦两处的引盐的运销，执有长芦盐引100718道。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罩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
不过伴君如伴虎，富可敌国、功高盖主向为商家之大忌。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范氏的倾覆并没有成为晋商的警钟，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晋商与清廷问更加紧密地绑在了一起，走向了辉煌的顶点。月满则亏，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狼狈西逃的时候，晋商慷慨解囊，拿出了40万两白银作为资费。可是这一次的败退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强大而进步的西方可不像边疆的马上强盗们那么好对付，整个东方帝国的根基注定要彻底被动摇，而慈禧西逃也注定了清王朝将携晋商一起走向落幕。后来勉强支撑的几十年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票号兴衰：军事败退商家幸
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金融经验的积累为山西票号的出现做好的充足的准备。一如既往，山西票号的发展也与国家军事密不可分，甚至在清廷军事败退大厦将倾之际，因缘际会地走向了短暂的畸形繁荣。清朝末期，清政府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因军费紧张，以“山西等省，素称殷实”为由，不断向绅商伸手。票号捐输助饷，发端于它所创立的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且越到后期，越是以票号为主要摊派对象。1842年山西商民为“海疆”捐输200多万两，其中票号首当其冲。1853年，山西13家票商捐输助饷6182两。1856年，山西绅商共捐输303万余两。1873年，太原府向晋中 各票号索款21万两。咸丰、同治年间，山西一省捐输银两占到全国捐输总额的37％，为全国之最。
在此情势之下，晋中三帮票号在逆境中不但巩固下来，而且在同治年间进入了大发展期。同治年间，平遥帮又新增票号其昌德、云丰泰，祥和贞，义盛长4家，祁县帮增加三晋源，巨兴隆2家，光绪初年，又有祁县帮兴泰魁、太谷帮三和源、平遥帮松盛长3家票号开业，使晋中票号总数达到27家。当时票号业务大增、获利丰厚的特殊因素有三
承汇巨额进出口商款于内地和口岸之间。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
承汇由各省向江海关道集中的巨额赔借各款。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两。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侣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使清政府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入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此，票号又怎能不大发横财。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注定是难以长久的，当清政府这个大巢倾覆之际，也必不会留下晋商之完卵。
反思历史：重振晋商的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时期，晋商急剧衰退，这固然与晋商原来依附的清政府的垮台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迭遭辛壬之变的社会动乱、北洋军阀混战、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战乱，以及因经济萧条和信用危机普遍遭受的重创。此外，外蒙宣告独立，俄国十月革命、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和东北等国际形势变化，也对晋商产生重大打击。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并逐渐走向衰落。
但是，晋商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商业史的内在骨干，我们今天要重新振兴晋商的传统，恐怕首要的问题不是到西方世界去寻找自由世界的榜样，而是首先要思考，在今天的环境之下，商业主体如何主动地重建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寻找再次腾飞的机会。
从明初到清末这漫长的五个世纪中，晋商的马队驮起了辉煌一时的白银帝国，挥舞的马鞭、清脆的铃铛声、忧伤而热烈的晋剧唱腔交织成为古商道上似乎永不落幕的宏大演出。他们的行走穿起了帝国的繁荣，他们的财富成就、生存智慧与价值观念都成为后世的典范。
放在今天来看，晋商的故事已经无法被重演，因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是紧紧依附于帝国政治与军事的，晋商的崛起、中兴和衰落都在帝国军事的背景音乐中展开。对晋商而言，可以说成也战争，败也战争。其实商人与国家之间本身在结构上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绝无例外，只是在晋商这里表现得更直接、更典型罢了。尽管晋商已经走进历史，但是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对于今天正在崛起的新财富阶层而言，也许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明代开中法与粮商崛起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朝廷的严重隐患。为此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洲、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每边均以数万计的兵马驻守。共驻扎约80万军队，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了解决北部边镇的粮饷问题，朱元璋推行了屯田，但是由于地处高寒地带，产粮无多，天灾和战乱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荒废，加上屯田的私有化与土地兼军屯制度终于走向崩溃，难以供给80万大军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事物资，朝廷每年依然要拨运大量物资供应，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为了节省民力与运费，洪武三年(1370年)始创开中法。
开中法是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运粮实边，解决边镇供应的一种办法。晋商应运而起，凭其地理上的独特优势迅速崛起，由此开启了晋商500年传奇的大幕。
明代粮商获取利润有三个途径，第一是通过内地和边关之间的粮食差价来获取利润；二是通过粮食生产来囤积，利用季节和灾年与丰年粮食差价来获取利润：第三是通过纳粮获取盐引，以转手倒卖盐引或自己销售食盐获取高额利润。三者中以后者获取利润最丰，也最受朝廷的欢迎。据《明实录》所载，明政府为筹集边饷每年所发行的盐引，少则几万引，多则数百万引，按照开中法规定，从向边仓交纳米粮或阴凉到规定的引地销盐，这一系列业务活动必须由商人自己完成，这就将边粮与有利可图的盐紧紧绑在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垄断式经营。
关于山西粮商，见诸史料者不胜枚举。据载，山西平阳洪洞县李月峰“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涧上，主兵、常兵常谷数千万石，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通引淮扬，给冠带”。其孙李效忠更将家业扩大，由李月峰时的宅一区、田200亩增至田900亩。山西解洲商人王玺在辽东做粮食、棉布生意，十余年间就成为巨富。
到明代中期，晋商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范围遍及全国。他们在开中法实施的过程中招民垦种，输运粮草，贩卖铁器等军需产品，对巩固边防、开发边疆作出了贡献。
清代皇商之极盛
相比于明朝而言，晋商在清朝的300年中，与国家军事的关系更为密切。清朝建立后结束了内地和北部民族的对峙局面，长城一线的防御体系失去了意义，原来的军事重镇随之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晋商的活动区域逐渐向外发展到塞外的张家口，归化、多伦、库伦、恰克图等地。在清兵入关前，旅居东北和张家口的晋商就与清朝发生了经济联系。山西粮商曾为清军代购粮草、军械，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清兵入关后，清王朝有感于晋商曾为其效力，把不少晋商招为内务府皇商，并将蒙地贸易的特权交给晋商。晋商的审时度势成为其在王朝更迭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顺利地进入了清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当中，找到了新的的生存机会。
清王朝建立初期，边疆不靖。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北准格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大规模征缴。当时因为边陲路途遥远、环境险恶，运输粮草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山西介休范氏得知后，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问，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除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格尔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政上的支持。
作为报酬，清王朝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独占性商业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带来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范氏经营河东和长芦两处的引盐的运销，执有长芦盐引100718道。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罩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
不过伴君如伴虎，富可敌国、功高盖主向为商家之大忌。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范氏的倾覆并没有成为晋商的警钟，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晋商与清廷问更加紧密地绑在了一起，走向了辉煌的顶点。月满则亏，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狼狈西逃的时候，晋商慷慨解囊，拿出了40万两白银作为资费。可是这一次的败退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强大而进步的西方可不像边疆的马上强盗们那么好对付，整个东方帝国的根基注定要彻底被动摇，而慈禧西逃也注定了清王朝将携晋商一起走向落幕。后来勉强支撑的几十年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票号兴衰：军事败退商家幸
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金融经验的积累为山西票号的出现做好的充足的准备。一如既往，山西票号的发展也与国家军事密不可分，甚至在清廷军事败退大厦将倾之际，因缘际会地走向了短暂的畸形繁荣。清朝末期，清政府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因军费紧张，以“山西等省，素称殷实”为由，不断向绅商伸手。票号捐输助饷，发端于它所创立的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且越到后期，越是以票号为主要摊派对象。1842年山西商民为“海疆”捐输200多万两，其中票号首当其冲。1853年，山西13家票商捐输助饷6182两。1856年，山西绅商共捐输303万余两。1873年，太原府向晋中 各票号索款21万两。咸丰、同治年间，山西一省捐输银两占到全国捐输总额的37％，为全国之最。
在此情势之下，晋中三帮票号在逆境中不但巩固下来，而且在同治年间进入了大发展期。同治年间，平遥帮又新增票号其昌德、云丰泰，祥和贞，义盛长4家，祁县帮增加三晋源，巨兴隆2家，光绪初年，又有祁县帮兴泰魁、太谷帮三和源、平遥帮松盛长3家票号开业，使晋中票号总数达到27家。当时票号业务大增、获利丰厚的特殊因素有三
承汇巨额进出口商款于内地和口岸之间。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
承汇由各省向江海关道集中的巨额赔借各款。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1.2亿两。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索取的赔款及费用达2.3亿两。清政府为交清赔款，只得再向俄法英德四国的银行财团借款。两次借款，合计外债高达3.5亿两。向四国借款每年偿付本息即需1200万两。除户部从京饷中拨200万两外，所缺1000万两加派到15个行省、侣个海关和盐道摊还，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
清政府财政拮据，陷入困境，又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和收入。甲午战争之后，向外国的赔借各款所付本息，使清政府财政收入近1／3交了列强。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入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如1894年，因甲午战争军费浩大，户部向各家票号借款100万两，期限二年半，月息7厘。同时奏准各省督抚息借商款。如此，票号又怎能不大发横财。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注定是难以长久的，当清政府这个大巢倾覆之际，也必不会留下晋商之完卵。
反思历史：重振晋商的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时期，晋商急剧衰退，这固然与晋商原来依附的清政府的垮台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迭遭辛壬之变的社会动乱、北洋军阀混战、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战乱，以及因经济萧条和信用危机普遍遭受的重创。此外，外蒙宣告独立，俄国十月革命、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和东北等国际形势变化，也对晋商产生重大打击。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并逐渐走向衰落。
但是，晋商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商业史的内在骨干，我们今天要重新振兴晋商的传统，恐怕首要的问题不是到西方世界去寻找自由世界的榜样，而是首先要思考，在今天的环境之下，商业主体如何主动地重建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寻找再次腾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