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4年前，郑芳对于儿子抚养权的激烈争夺，完全是基于一个生母的情感因素。到今天，争夺的不妥协多少是因为对未来养老的担忧
50岁的郑芳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女人，“离婚、失去亲儿”这两件女人的痛苦都摊上了她。眼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郑芳老无所依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厉的上世纪90年代，郑芳曾生下了两个儿子，令村里的老人和妇女羡慕不已，但14年前的婚变，让她不但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也失去了对两个儿子关爱的机会。
离婚后，郑芳的大儿子跟了前夫，与自己的关系淡薄；而她最在乎的二儿子在两岁时被前夫偷偷卖给了外地人，得知此消息的郑芳撕心裂肺，为阻止前夫不负责地“卖子”和夺回对二儿子的抚养监护权，她四进法院，到处写信、上访，即使再婚后，对二儿子的念叨依然是她生活的重心。但是，她的二儿子依然回不到她的身边……
被丈夫卖掉的儿子
郑芳是北京市密云县慕家峪镇西慕家峪村人，1987年，25岁的她和比自己小一岁的高海强结婚。婚后第九年，高因在酒厂盗窃设备被判刑一年。当时，小儿子高高才出生4个月。
一年的牢狱生活完全改变了高海强的性情，郑芳说，1997年7月20日，她第一次挨了丈夫的打。丈夫出狱不久，她就发现他喜欢拈花惹草，而且常把女人带家里。“我心理特别不平衡。”郑芳说，高海强一点也不念及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的艰辛。
1997年12月的一天，郑芳在自家的床上发现了村里小卖部的老板娘。她发疯似的要把老板娘赶出家门，而高海强却极力护着，甚至当着老板娘的面朝郑芳的小腹一脚踹去，随后是一顿暴打。当天晚上，郑芳收拾好衣物，带着满脸的肿痛回到了娘家。
在娘家养伤两个月后，郑芳又回到了自己家，“完全是为了两个孩子”。
然而，再次回家后，郑芳发现自己已无法跟高生活下去，1998年12月，分居一段时间后的郑芳、高海强到法院协议离婚了。
因有病在身暂时无法照料小孩，郑芳同意两个小孩由高海强抚养。离婚前，郑芳就打听清楚了，将来可以随时变更抚养权。她准备养好病再把二儿子要回来，然而这一别却是两年多。
离婚后，高海强不让郑芳见孩子，她只能从高海强的邻居嘴里打听孩子的生活。
2000年3月，她在邻居口中得知，二儿子早在她离婚前就被高海强卖给了别人，牵线人是以前租住在高海强家的一名河北住户。听到这个消息后，郑芳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到当地刑警队报了案，称“高海强买卖儿童”。
警方调查到，高海强在1998年五六月间，以经济困难、无力抚养为由以5000元的价格将小儿子高高送给河北省河间市的张民夫妇收养。但警方认为，高不构成买卖儿童罪，其行为属于一般送养行为，因此没有对其立案。
说起往事，郑芳已泣不成声。“前夫一家人太过分了，当时卖我儿子时，婆婆也在场，她也向张民夫妇要了1000元，说养这个孙子有她的份。”郑芳之所以如此在乎这个小儿子高高，是因为生养他的过程确实辛酸。
1995年，郑芳生大儿子后没有按照计生办的要求去上环，结果怀了二胎。当时，村里人正忙于十年一轮的耕地重新分配，凡有新生子女或娶媳妇的家庭都有一份，但到了郑芳家就没有，因村支书指责郑芳的丈夫高海强不配合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高海强气愤地说，“不给分地，我就把孩子生下来。”这样就有了高高。
因为是超生的孩子，罚钱肯定是少不了。但从怀孕到可以出生这段时间，郑芳四次躲避计生部门的检查。“二儿子在肚子里六个月大时，计生的人晚上到我们家查访，我躲到下水管道里，还去过密云县深山老林里躲。”
当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时，高海强已犯案入狱。郑芳常常记得那时独自抱着生病的儿子到卫生室赊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连奶粉都需要向小卖部赊账，个中辛酸只有自己能体会。
艰难的执行
为要回儿子，郑芳四上法院。“一开始并没想到有这么难。”2000年6月，警方调查到孩子的落脚点后，郑芳把张民夫妇和高海强告上法院，要求确认张氏夫妇的收养无效、变更高高的抚养权。
2000年6月29日，密云法院第一次开庭，张民夫妇带着高高来了。郑芳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宝贝儿子。法庭上，法官多次要求郑芳控制情绪，但看着孩子坐在别人的怀里用一双陌生的眼睛打量着自己，郑芳心里纠结。庭审休息时，她不顾阻拦，紧紧抱着儿子，哭着说想儿子。由于情绪过于激动，郑芳在法庭外昏厥过去。
毕竟，“儿子在张家生活了两年，对我比较陌生。”郑芳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孩子的情景。
等郑芳醒过来睁开眼后，张氏夫妇再也不让郑芳看到高高。那天，法院下了（2000）密民初字第485号判决，判决张氏夫妇收养高高的行为无效，送还由高海强抚养。此外，高海强还应返还张氏夫妇5000元。因为变更抚养人属另一个民事关系，法院当天也驳回了郑芳的变更抚养请求。庭后郑芳毫不犹豫地又写了一个诉讼状，要求把对高高的抚养权从前夫手中变更过来。
2000年8月1日，密云法院二度开庭，把高高的抚养权变更为郑芳（密民初字第465号判决）。而此时，儿子高高仍在河北省河间市。
密云法院接到郑芳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先后于2001年4月和2003年9月两上河北执行，但都扑了空。
在郑芳的印象中，密云法院一共执行了四次，每次执行时，她就守候在电话旁，等候法院那边传来的消息。可每次郑芳的希望都落空，2003年的执行后，法院的执行人员告诉郑芳，由于当地村民都向着张家，执行的难度比较大。“他们到村头向村民打听张民家的具体住址，没想到这就走漏了风声。”郑芳说，车刚在张民院里停稳，邻居就从张家蜂拥而出。“张民夫妇带着孩子跑了，饭桌上的馒头和菜还冒着热气。”
华北电力大学研究民诉法的王学棉副教授认为，郑芳难以夺回对儿子抚养权的事实，反映了一些民事案件中法院执行难的现状。2000年，密云法院就下达了判决，把高高的抚养权变更为郑芳（密民初字第465号判决），但这张判决却难以有效执行，原因是执行涉及到了人身权利。 按照王学棉的观点，抚养权、探望权等的执行与一般的财产执行不同。财产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不会自己移动。只要把它从义务人手里交到了权利人手里，权利人的权利就能实现，不会再出什么变故。义务人如果藏匿财产，法院可以采取搜查、扣押等手段。但抚养权、探望权的执行则不一样。虽然被执行的人是河间市张家夫妇，执行标的是张家夫妇的不作为，但郑芳权利的实现尚需要找到高高才行。而高高又是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活人，要找到他自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不可能采取扣押手段。况且，即使找到了高高，张民夫妇也同意让郑芳抚养，若高高本人不配合，同样无法执行。
“就是死，我也要把孩子要回来”
1999年以后的两年，是郑芳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离婚后，她独自在密云县租住了间房子，一边打短工一边蹲守在法院门前敦促法院执行判决。
2002年，郑芳的境况稍好了些，她经同事介绍嫁给了陈占友，虽然这位丈夫行动有些不便，但毕竟算是个过日子的人。陈占友也一直支持她找儿子，他说尽管自己文化不高，平时工作也只是个保安，但能理解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痛苦。
陈占友的这份体贴令周围人都感动了，因为再婚十年来，他的这位妻子将一半多的精力花在夺回儿子上。他说郑芳一直在离家不远的连锁超市工作，拿着北京市最低保障工资，每天工作半天，为的就是能腾出足够的时间找儿子。
从2003年起，郑芳一直坚持给张民夫妇写信，希望对方能“将心比心”，理解这颗破碎的母爱之心。
在郑芳家的一个抽屉里，《方圆》记者看到里面堆积着寄往北京各单位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在另一个纸箱子里，郑芳存了十几封将要寄出去的信件。
陈占友说，这些年来，妻子一共寄出了上百封上访信，有寄给国务院总理的，有给市政法委书记，还有密云县宣传办、全国妇联、河间市公安局……只要她能想到的单位都寄去了，不知道该单位一把手是谁时，信上干脆就写上“领导收”。
因为法院执行一直没有进展，郑芳也会穿上带血字的T恤去上级政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上访。几次上访都被镇里派出的人员拉回家，从此，一到敏感时期，郑芳会被镇里当做上访户被严密监控。这也给密云县法院带来了不少压力。
2012年，密云法院又执行了两次，3月份执行时，法院告知郑芳，她的儿子已经去了四川打工，法院给郑芳带了几张儿子最新拍的照片。5月份的执行中，郑芳让自己娘家的弟弟张立行跟随法院一起去了河间市，张立行带上了姐姐的上访T恤和联系方式，希望高高能够在电话里跟亲生母亲聊聊天。
但令郑芳失望的是，直到今天，儿子还没有给她打电话。从法院带回来的张家几张合影中，她分明能体会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跟张家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张儿子跟养父张民互搭肩的照片，她觉得既心痛又嫉妒。
法院执行人员多次劝郑芳放弃执行，建议她换个角度看待自己对儿子的抚养权问题。据执行人员了解，高高被送养后，已改成张姓，并在河间市上了户口。十几年的共同生活，张民夫妇已对小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一家非常疼爱高高。因此，密云法院的法官建议郑芳，可以和河北常联系，让孩子得到两份母爱。
也许是失去儿子的时间太久，郑芳已不允许别人来与她争夺做母亲的资格，“就是死，我也要把孩子要回来，那可是我的骨肉啊。”
谁享有抚养权和赡养义务
14年前，郑芳对于儿子抚养权的激烈争夺，完全是基于一个生母的情感因素。到今天，争夺的不妥协多少是因为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她认为，在传统的农村家里，如果一个老人孤独无人在身边照料，既是生活的悲哀也是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情。
“都说养儿防老，我生了两个儿子，可最终一个也没有摊上。”郑芳的大儿子目前跟随前夫，跟自己的关系淡薄，小儿子寄养千里之外，从未有过情感上的维存。她再婚的这个家里，丈夫虽有个儿子，但很不幸，这个业已成年的继子在智力上明显低于常人。如今，郑芳在家，既要照顾90岁的婆婆和继子，又要时不时地去看望娘家的母亲。自从年迈的母亲身体状况陡然下降以来，郑芳每周抽空骑着自行车回娘家的村里，并带上超市里的玉米、白薯。
郑芳担忧，儿子高高今年已经17岁，马上就成年。到时，她是否能再要求法院执行抚养权的判决呢·
对此，王学棉认为，抚养权实则是抚养义务，随着被抚养人的成年便告一段落。其实，如果高高明确不愿意由郑芳抚养，判决就可以执行终结。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执行终结的正常标准是权利人的权利得到了实现。但也有例外的，比如在下列情况下，即使权利人的权利没有实现，也可以终结。（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王学棉认为，对高高的抚养权问题属于上述第六种情况，本案可以执行终结。
密云法院早在2000年就判决张民夫妇收养高高之行为无效，而实际上张家夫妇一直抚养高高，法律又是如何定义高高与张民夫妇的关系呢·
王学棉认为，张民夫妇与高高的关系属于无因管理关系。因为在法院判决收养无效之后，张民夫妇对高高既没有法定的、也没有约定的抚养义务。即使张家把高高的户口落在河北，那也只是行政管理关系，不能改变无因管理的民事关系。因此，从法律上讲，高高对生母郑芳有法定赡养义务，对张民夫妇没有。当然，若高高愿意赡养张家夫妇，尽道义义务，法律也不会禁止。
（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
50岁的郑芳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女人，“离婚、失去亲儿”这两件女人的痛苦都摊上了她。眼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郑芳老无所依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厉的上世纪90年代，郑芳曾生下了两个儿子，令村里的老人和妇女羡慕不已，但14年前的婚变，让她不但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也失去了对两个儿子关爱的机会。
离婚后，郑芳的大儿子跟了前夫，与自己的关系淡薄；而她最在乎的二儿子在两岁时被前夫偷偷卖给了外地人，得知此消息的郑芳撕心裂肺，为阻止前夫不负责地“卖子”和夺回对二儿子的抚养监护权，她四进法院，到处写信、上访，即使再婚后，对二儿子的念叨依然是她生活的重心。但是，她的二儿子依然回不到她的身边……
被丈夫卖掉的儿子
郑芳是北京市密云县慕家峪镇西慕家峪村人，1987年，25岁的她和比自己小一岁的高海强结婚。婚后第九年，高因在酒厂盗窃设备被判刑一年。当时，小儿子高高才出生4个月。
一年的牢狱生活完全改变了高海强的性情，郑芳说，1997年7月20日，她第一次挨了丈夫的打。丈夫出狱不久，她就发现他喜欢拈花惹草，而且常把女人带家里。“我心理特别不平衡。”郑芳说，高海强一点也不念及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的艰辛。
1997年12月的一天，郑芳在自家的床上发现了村里小卖部的老板娘。她发疯似的要把老板娘赶出家门，而高海强却极力护着，甚至当着老板娘的面朝郑芳的小腹一脚踹去，随后是一顿暴打。当天晚上，郑芳收拾好衣物，带着满脸的肿痛回到了娘家。
在娘家养伤两个月后，郑芳又回到了自己家，“完全是为了两个孩子”。
然而，再次回家后，郑芳发现自己已无法跟高生活下去，1998年12月，分居一段时间后的郑芳、高海强到法院协议离婚了。
因有病在身暂时无法照料小孩，郑芳同意两个小孩由高海强抚养。离婚前，郑芳就打听清楚了，将来可以随时变更抚养权。她准备养好病再把二儿子要回来，然而这一别却是两年多。
离婚后，高海强不让郑芳见孩子，她只能从高海强的邻居嘴里打听孩子的生活。
2000年3月，她在邻居口中得知，二儿子早在她离婚前就被高海强卖给了别人，牵线人是以前租住在高海强家的一名河北住户。听到这个消息后，郑芳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到当地刑警队报了案，称“高海强买卖儿童”。
警方调查到，高海强在1998年五六月间，以经济困难、无力抚养为由以5000元的价格将小儿子高高送给河北省河间市的张民夫妇收养。但警方认为，高不构成买卖儿童罪，其行为属于一般送养行为，因此没有对其立案。
说起往事，郑芳已泣不成声。“前夫一家人太过分了，当时卖我儿子时，婆婆也在场，她也向张民夫妇要了1000元，说养这个孙子有她的份。”郑芳之所以如此在乎这个小儿子高高，是因为生养他的过程确实辛酸。
1995年，郑芳生大儿子后没有按照计生办的要求去上环，结果怀了二胎。当时，村里人正忙于十年一轮的耕地重新分配，凡有新生子女或娶媳妇的家庭都有一份，但到了郑芳家就没有，因村支书指责郑芳的丈夫高海强不配合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高海强气愤地说，“不给分地，我就把孩子生下来。”这样就有了高高。
因为是超生的孩子，罚钱肯定是少不了。但从怀孕到可以出生这段时间，郑芳四次躲避计生部门的检查。“二儿子在肚子里六个月大时，计生的人晚上到我们家查访，我躲到下水管道里，还去过密云县深山老林里躲。”
当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时，高海强已犯案入狱。郑芳常常记得那时独自抱着生病的儿子到卫生室赊药，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连奶粉都需要向小卖部赊账，个中辛酸只有自己能体会。
艰难的执行
为要回儿子，郑芳四上法院。“一开始并没想到有这么难。”2000年6月，警方调查到孩子的落脚点后，郑芳把张民夫妇和高海强告上法院，要求确认张氏夫妇的收养无效、变更高高的抚养权。
2000年6月29日，密云法院第一次开庭，张民夫妇带着高高来了。郑芳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宝贝儿子。法庭上，法官多次要求郑芳控制情绪，但看着孩子坐在别人的怀里用一双陌生的眼睛打量着自己，郑芳心里纠结。庭审休息时，她不顾阻拦，紧紧抱着儿子，哭着说想儿子。由于情绪过于激动，郑芳在法庭外昏厥过去。
毕竟，“儿子在张家生活了两年，对我比较陌生。”郑芳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孩子的情景。
等郑芳醒过来睁开眼后，张氏夫妇再也不让郑芳看到高高。那天，法院下了（2000）密民初字第485号判决，判决张氏夫妇收养高高的行为无效，送还由高海强抚养。此外，高海强还应返还张氏夫妇5000元。因为变更抚养人属另一个民事关系，法院当天也驳回了郑芳的变更抚养请求。庭后郑芳毫不犹豫地又写了一个诉讼状，要求把对高高的抚养权从前夫手中变更过来。
2000年8月1日，密云法院二度开庭，把高高的抚养权变更为郑芳（密民初字第465号判决）。而此时，儿子高高仍在河北省河间市。
密云法院接到郑芳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先后于2001年4月和2003年9月两上河北执行，但都扑了空。
在郑芳的印象中，密云法院一共执行了四次，每次执行时，她就守候在电话旁，等候法院那边传来的消息。可每次郑芳的希望都落空，2003年的执行后，法院的执行人员告诉郑芳，由于当地村民都向着张家，执行的难度比较大。“他们到村头向村民打听张民家的具体住址，没想到这就走漏了风声。”郑芳说，车刚在张民院里停稳，邻居就从张家蜂拥而出。“张民夫妇带着孩子跑了，饭桌上的馒头和菜还冒着热气。”
华北电力大学研究民诉法的王学棉副教授认为，郑芳难以夺回对儿子抚养权的事实，反映了一些民事案件中法院执行难的现状。2000年，密云法院就下达了判决，把高高的抚养权变更为郑芳（密民初字第465号判决），但这张判决却难以有效执行，原因是执行涉及到了人身权利。 按照王学棉的观点，抚养权、探望权等的执行与一般的财产执行不同。财产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不会自己移动。只要把它从义务人手里交到了权利人手里，权利人的权利就能实现，不会再出什么变故。义务人如果藏匿财产，法院可以采取搜查、扣押等手段。但抚养权、探望权的执行则不一样。虽然被执行的人是河间市张家夫妇，执行标的是张家夫妇的不作为，但郑芳权利的实现尚需要找到高高才行。而高高又是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活人，要找到他自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不可能采取扣押手段。况且，即使找到了高高，张民夫妇也同意让郑芳抚养，若高高本人不配合，同样无法执行。
“就是死，我也要把孩子要回来”
1999年以后的两年，是郑芳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离婚后，她独自在密云县租住了间房子，一边打短工一边蹲守在法院门前敦促法院执行判决。
2002年，郑芳的境况稍好了些，她经同事介绍嫁给了陈占友，虽然这位丈夫行动有些不便，但毕竟算是个过日子的人。陈占友也一直支持她找儿子，他说尽管自己文化不高，平时工作也只是个保安，但能理解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痛苦。
陈占友的这份体贴令周围人都感动了，因为再婚十年来，他的这位妻子将一半多的精力花在夺回儿子上。他说郑芳一直在离家不远的连锁超市工作，拿着北京市最低保障工资，每天工作半天，为的就是能腾出足够的时间找儿子。
从2003年起，郑芳一直坚持给张民夫妇写信，希望对方能“将心比心”，理解这颗破碎的母爱之心。
在郑芳家的一个抽屉里，《方圆》记者看到里面堆积着寄往北京各单位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在另一个纸箱子里，郑芳存了十几封将要寄出去的信件。
陈占友说，这些年来，妻子一共寄出了上百封上访信，有寄给国务院总理的，有给市政法委书记，还有密云县宣传办、全国妇联、河间市公安局……只要她能想到的单位都寄去了，不知道该单位一把手是谁时，信上干脆就写上“领导收”。
因为法院执行一直没有进展，郑芳也会穿上带血字的T恤去上级政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上访。几次上访都被镇里派出的人员拉回家，从此，一到敏感时期，郑芳会被镇里当做上访户被严密监控。这也给密云县法院带来了不少压力。
2012年，密云法院又执行了两次，3月份执行时，法院告知郑芳，她的儿子已经去了四川打工，法院给郑芳带了几张儿子最新拍的照片。5月份的执行中，郑芳让自己娘家的弟弟张立行跟随法院一起去了河间市，张立行带上了姐姐的上访T恤和联系方式，希望高高能够在电话里跟亲生母亲聊聊天。
但令郑芳失望的是，直到今天，儿子还没有给她打电话。从法院带回来的张家几张合影中，她分明能体会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跟张家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张儿子跟养父张民互搭肩的照片，她觉得既心痛又嫉妒。
法院执行人员多次劝郑芳放弃执行，建议她换个角度看待自己对儿子的抚养权问题。据执行人员了解，高高被送养后，已改成张姓，并在河间市上了户口。十几年的共同生活，张民夫妇已对小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一家非常疼爱高高。因此，密云法院的法官建议郑芳，可以和河北常联系，让孩子得到两份母爱。
也许是失去儿子的时间太久，郑芳已不允许别人来与她争夺做母亲的资格，“就是死，我也要把孩子要回来，那可是我的骨肉啊。”
谁享有抚养权和赡养义务
14年前，郑芳对于儿子抚养权的激烈争夺，完全是基于一个生母的情感因素。到今天，争夺的不妥协多少是因为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她认为，在传统的农村家里，如果一个老人孤独无人在身边照料，既是生活的悲哀也是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情。
“都说养儿防老，我生了两个儿子，可最终一个也没有摊上。”郑芳的大儿子目前跟随前夫，跟自己的关系淡薄，小儿子寄养千里之外，从未有过情感上的维存。她再婚的这个家里，丈夫虽有个儿子，但很不幸，这个业已成年的继子在智力上明显低于常人。如今，郑芳在家，既要照顾90岁的婆婆和继子，又要时不时地去看望娘家的母亲。自从年迈的母亲身体状况陡然下降以来，郑芳每周抽空骑着自行车回娘家的村里，并带上超市里的玉米、白薯。
郑芳担忧，儿子高高今年已经17岁，马上就成年。到时，她是否能再要求法院执行抚养权的判决呢·
对此，王学棉认为，抚养权实则是抚养义务，随着被抚养人的成年便告一段落。其实，如果高高明确不愿意由郑芳抚养，判决就可以执行终结。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执行终结的正常标准是权利人的权利得到了实现。但也有例外的，比如在下列情况下，即使权利人的权利没有实现，也可以终结。（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王学棉认为，对高高的抚养权问题属于上述第六种情况，本案可以执行终结。
密云法院早在2000年就判决张民夫妇收养高高之行为无效，而实际上张家夫妇一直抚养高高，法律又是如何定义高高与张民夫妇的关系呢·
王学棉认为，张民夫妇与高高的关系属于无因管理关系。因为在法院判决收养无效之后，张民夫妇对高高既没有法定的、也没有约定的抚养义务。即使张家把高高的户口落在河北，那也只是行政管理关系，不能改变无因管理的民事关系。因此，从法律上讲，高高对生母郑芳有法定赡养义务，对张民夫妇没有。当然，若高高愿意赡养张家夫妇，尽道义义务，法律也不会禁止。
（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