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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18点20分，上海影城的大厅正在举办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艺术图片展，人们在赵丹的音容笑貌前驻足流连。在售票处，“赵丹电影回顾展”的公告板上共有《海魂》、《为了和平》、《烈火中永生》、《聂耳》、《马路天使》五部影片。有人向售票员询问6点半第一放映厅的片子，但她回答道：“这场不卖票。”
这场电影的确特殊。当记者走进可容纳千余人的放映厅，里面已是人头济济。低垂的红色丝绒幕布上写着“永远的艺术赤诚”几个大字，四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在舞台上沉静地演奏提琴。18点40分，在简短地表达了对赵丹的纪念之情后，主持人说，“下面我们将欣赏赵丹在50年代拍摄的影片——《武训传》。”
似乎不需要对这部影片多作介绍，观众都已了然于心。银幕上刚刚打出“昆仑”二字，台下便有好些相机悄悄地按下快门。
沉重已然消散?
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训办教育的历史传记片《武训传》，被公认为新中国禁片史的开端。所以，即使这只是一场半公开的内部放映，但
还是有好几百名观众能够亲眼目睹这部被尘封几十年之久的著名禁片。对很多观众来说，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前两天系里发电影票，我问别人，就是那个《武训传》吗?同学说是的，我说那我一定要来看。”23岁的大学生沈倩说，“很多专业书上都说到这部电影，但我一直都没看过，今天也算是来补一课。”
但看片过程中沈倩却好几次觉得不耐烦：“坏人的形象太脸谱化了。武训老是跟人下跪磕头，看着有点恶心。还有最后，画面上还出现游行的人群举着毛泽东的照片，大家都笑了，实在是太牵强了。”确实，隔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认同这部1950年公映的影片。至于那场因《武训传》而起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就更让他们感到费解。
电影末尾，由黄宗英扮演的女教师在武训墓前向新社会的孩子们慷慨激昂地指出：“我们纪念武训，要发愤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沈倩好生奇怪，便和她的同学们说，“本来以为这电影会多么反动，可看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已经很‘革命’了吗?”
“可能是因为影片中讲了太多什么地狱啊，妖魔鬼怪啊，给人感觉不太好。”另一位年轻观众猜测道。
历史那沉重、严酷的一页，分明已经在大多数人心中消散。虽然史料仍然记载着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由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反动宣传”四个字，当年曾如旱地惊雷般让整个文化界大惊失色，人人自危。在批判运动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电影创作一片萧条。
如今，台下的中年观众们大多没有亲历过当年那场政治运动，因而能够怀着轻松的心态来欣赏赵丹的出色演技，并在武训挨打受骗时流下同情的眼泪。一位女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不比美国大片差!”
“不再是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办公室主任汤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放映《武训传》之前，他们特地向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提交了申请。由于这是一场为纪念赵丹而举办的纯学术性质的内部放映活动，申请很顺利地得到了批准。上影集团专门从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来了影片拷贝，仅放映一场，并向文化艺术界及相关高等院校师生赠票。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倪震、上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等专家都一致表示，这部电影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放映，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但从11月16日的放映活动看来，《武训传》在今日似乎仍旧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
“现在概念比较模糊。当年的批判现在已经否定了，但也没有很明确地正式宣布可以放。”汪天云说。
其实，从“文革”结束时开始，细心的人们就陆续留意到了《武训传》得到平反的消息。比如胡乔木在1985年发表的那段著名的演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一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晓玉教授认为，“《武训传》已经不再是电影。它从电影艺术的范畴中脱出来了。现在提起它，人们想起的不是电影，而是运动。”
“应该说，导演孙瑜在当时是希望能够表现出对新中国的一种向往，希望改造自己成为党的人。比如女教师教育孩子的段落，就是孙瑜听了周恩来的几条要求而刻意修改的，是充分表现他要跟党走的一片诚意的点题之笔。”王晓玉说，“但可怜的是，孙瑜吃力不讨好。他的一些思想内容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反倒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学者们一致认为，《武训传》对于中国电影界影响久远，为衡量电影创作立下了标杆。王晓玉说：“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新中国的电影自此立下了标杆：首先，电影必须是政治的宣传工具；第二，电影人必须是马列主义者；第三，电影艺术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它从艺术上就脱出来了。”
“产生的后果恐怕不止会影响几十年。”倪震说。
同时，倪震表示，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不能与当时相提并论。“情况完全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已经商业化，文化具有商品性，而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政治性的上纲上线。”
随着社会的进步，《武训传》或许终有一天会像贺岁片一样成为大众选择的一种娱乐。
这场电影的确特殊。当记者走进可容纳千余人的放映厅，里面已是人头济济。低垂的红色丝绒幕布上写着“永远的艺术赤诚”几个大字，四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在舞台上沉静地演奏提琴。18点40分，在简短地表达了对赵丹的纪念之情后，主持人说，“下面我们将欣赏赵丹在50年代拍摄的影片——《武训传》。”
似乎不需要对这部影片多作介绍，观众都已了然于心。银幕上刚刚打出“昆仑”二字，台下便有好些相机悄悄地按下快门。
沉重已然消散?
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训办教育的历史传记片《武训传》，被公认为新中国禁片史的开端。所以，即使这只是一场半公开的内部放映，但
还是有好几百名观众能够亲眼目睹这部被尘封几十年之久的著名禁片。对很多观众来说，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前两天系里发电影票，我问别人，就是那个《武训传》吗?同学说是的，我说那我一定要来看。”23岁的大学生沈倩说，“很多专业书上都说到这部电影，但我一直都没看过，今天也算是来补一课。”
但看片过程中沈倩却好几次觉得不耐烦：“坏人的形象太脸谱化了。武训老是跟人下跪磕头，看着有点恶心。还有最后，画面上还出现游行的人群举着毛泽东的照片，大家都笑了，实在是太牵强了。”确实，隔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认同这部1950年公映的影片。至于那场因《武训传》而起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就更让他们感到费解。
电影末尾，由黄宗英扮演的女教师在武训墓前向新社会的孩子们慷慨激昂地指出：“我们纪念武训，要发愤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沈倩好生奇怪，便和她的同学们说，“本来以为这电影会多么反动，可看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已经很‘革命’了吗?”
“可能是因为影片中讲了太多什么地狱啊，妖魔鬼怪啊，给人感觉不太好。”另一位年轻观众猜测道。
历史那沉重、严酷的一页，分明已经在大多数人心中消散。虽然史料仍然记载着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由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反动宣传”四个字，当年曾如旱地惊雷般让整个文化界大惊失色，人人自危。在批判运动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电影创作一片萧条。
如今，台下的中年观众们大多没有亲历过当年那场政治运动，因而能够怀着轻松的心态来欣赏赵丹的出色演技，并在武训挨打受骗时流下同情的眼泪。一位女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不比美国大片差!”
“不再是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办公室主任汤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放映《武训传》之前，他们特地向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提交了申请。由于这是一场为纪念赵丹而举办的纯学术性质的内部放映活动，申请很顺利地得到了批准。上影集团专门从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来了影片拷贝，仅放映一场，并向文化艺术界及相关高等院校师生赠票。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倪震、上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等专家都一致表示，这部电影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放映，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但从11月16日的放映活动看来，《武训传》在今日似乎仍旧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
“现在概念比较模糊。当年的批判现在已经否定了，但也没有很明确地正式宣布可以放。”汪天云说。
其实，从“文革”结束时开始，细心的人们就陆续留意到了《武训传》得到平反的消息。比如胡乔木在1985年发表的那段著名的演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一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晓玉教授认为，“《武训传》已经不再是电影。它从电影艺术的范畴中脱出来了。现在提起它，人们想起的不是电影，而是运动。”
“应该说，导演孙瑜在当时是希望能够表现出对新中国的一种向往，希望改造自己成为党的人。比如女教师教育孩子的段落，就是孙瑜听了周恩来的几条要求而刻意修改的，是充分表现他要跟党走的一片诚意的点题之笔。”王晓玉说，“但可怜的是，孙瑜吃力不讨好。他的一些思想内容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反倒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学者们一致认为，《武训传》对于中国电影界影响久远，为衡量电影创作立下了标杆。王晓玉说：“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新中国的电影自此立下了标杆：首先，电影必须是政治的宣传工具；第二，电影人必须是马列主义者；第三，电影艺术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它从艺术上就脱出来了。”
“产生的后果恐怕不止会影响几十年。”倪震说。
同时，倪震表示，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不能与当时相提并论。“情况完全变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已经商业化，文化具有商品性，而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政治性的上纲上线。”
随着社会的进步，《武训传》或许终有一天会像贺岁片一样成为大众选择的一种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