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来将更不愿继续不成比例地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多边主义也将失去动力，而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趋势会加速。在贸易之外，技术是另一个可能在新秩序中受到不同待遇的强大全球性力量，也更多地受到国家层面法规的制约
　　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事务上的优先次序都相对清晰。头等要务是创造开放、创新且充满活力的市场导向型全球经济，令所有国家都繁荣发展；其次则是创造充满活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国家增长模式。总共就这两件事。
　　事实上，情况似乎正在逆转。在复苏中陷入衰退的中产阶级、停滞的收入以及遏制高企的青年失业水平等事项，如今被置于首要地位。那些关于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的国际互利协议，只有在它们能推动上述事项的进展时才算是合理的。
　　这种逆转在6月初露端倪，英国人基于所谓的主权原则最终投票决定脱欧。在他们眼中，欧盟机构会损害英国促进本国经济、规管移民和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
　　类似的观点推动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认为超国家协议应该排在本国繁荣之后。当下欧盟容易沦为众矢之的，因为其体制安排确实令成员国政府缺乏政策工具，以满足本国公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即使没有这样的体制安排，人们也会觉得，强调国际市场和各国联系会妨碍本国增进自身利益的能力。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更令这点显露无遗。再结合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美国为先”的言论最能说明问题。虽然特朗普可能会寻求签订互利性双边协议，但想必这些协议将服从于国内优先事项，尤其是财富分配目标，也只有在与这些优先事项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得到支持。
　　发达国家选民对旧有的市场导向型全球经济结构的失望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秩序确实会让国民经济落入那些有时连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都无力控制的强大势力的掌控。虽然可能确实有些旧秩序下的精英从中获益，而令他们无视旧秩序在分配和就业方面的负面后果，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秩序也确实削弱了他们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尽管他们也努力尝试了。
　　但情况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二战”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冷战推动，通过促进西方经济复苏来创建了旧秩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增长机会。在30多年间，这些努力所支撑的全球增长模式在分配方面，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积极正面的。与之前的任何秩序相比，“二战”后的秩序在包容性方面堪称楷模。
　　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步减轻，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却加剧，以至于优先次序的逆转可能无法避免。现在逆转已经到来，并产生了相应的后果。虽然很难确切地预判所有后果，但其中有些后果似乎已经相当清楚。
　　首先，美国未来将更不愿继续不成比例地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虽然其他国家最终将填补这一空缺，但中间总会有一个长短不明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这种产品的供应可能减少，并可能威胁局势的稳定。
　　多边主义也将失去动力，而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趋势会加速。特朗普很可能是这一进程的首要支持者。事实上，甚至连区域贸易协议都会被排除在外，因为特朗普反对TPP。这为中国牵头在亚洲建立贸易协定创造了机遇——而中国领导人也已经抓住了这一机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扩大。
　　而对于那些缺乏类似中国般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多边主义势弱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贫穷和欠发达国家在旧秩序下得到了繁荣发展的机会，而它们在双边基础上将很难进行有效谈判。唯有希望世界能认识到，为了较贫穷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为这些国家留一条畅通的发展道路是符合集体利益的。
　　在贸易之外，技术是另一个可能在新秩序中受到不同待遇的强大全球性力量，也更多地受到国家层面法规的制约。网络威胁需要法规监管并要求不断发展的政策干预，其他威胁——例如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滋生的假新闻——也可能需要更切实际的应对手段。而采用替代人工的数字技术的步伐可能需要调整，以便实现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
　　重新强调国家利益显然存在成本和风险，但它也可带来重要的好处。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地基上的全球经济秩序并不稳定。只要人们的自我认知还是像现在一样围绕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来定义，以国家为先的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不论你是否认同，我们且拭目以待。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兼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