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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亲的名字是我的骄傲
兒时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很高大。那时父亲是乡建筑队的队长,长期领着一班人在外承包工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做生意、承包工程的人还很少,所以父亲在商业的大海里是畅游无阻,事业也风生水起。每次回家,他都是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给村人邻居的礼物。对我们三个孩子,父亲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玩意儿,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相比起小伙伴们的父亲,我的父亲挣钱多,见识广,还是周围四邻八乡的名人。谁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至今还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乡里统考,外校的一位老师来我们村小监考。我坐在第一排,老师一直看着我做试卷。考完后他问我:“你是谁的女儿?”我报出了父亲的名字。老师笑了起来:“原来是老曾的女儿啊?很好很好,虎父无犬女!”当时我不明白这个“虎父无犬女”的意思,但一听到他夸了两句“很好很好”,又听到老师说起父亲时那种熟稔,那一刻我不知不觉挺起了胸膛,为自己是父亲的女儿而无比骄傲。
真正让我知道父亲很有名的,是另一件事。那次我去乡里参加作文比赛,回来的路上掉了队,在街上迷了路,一个人当街掉泪。这时有个叔叔过来问我家住哪里。他一听说我的村子名字,就问:“那里有一个叫曾智的人,你可认识?”我抽泣着说:“那是我爸爸。”那个叔叔一惊:“啊,你是曾智的女儿。来来来,去叔叔家吃饭,吃完饭了叔叔用自行车送你回家。”
叔叔送我到家后,我才知道叔叔并不是父亲的熟人,但我父亲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的,所以他很高兴能因为送我回家而结识我父亲。从那以后,我才真正知道了父亲的名字是何等响亮。从此,每当有人问起我父亲的名字,我总是高高昂起头,大声地说:“我爸爸是曾智!”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小小的心里有言语不能形容的骄傲。
我大学毕业时,父亲的名字对我是一种羞辱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改做建材生意。父亲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业务能手,而且这时候,下海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差,不仅亏光了以前的积蓄,还将母亲存下的私房钱赔了进去,更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外债。
这个时候的父亲,很少回家了。偶尔回家,他肯定只有一个目的,找母亲要钱。通常,我们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村子里常常流传着他在广东哪一家小招待所里住着,拿着母亲劳作得来的钱吃喝嫖赌。这些话令我们又羞又恨,也信以为真。
还有更可怕的,就是父亲欠下外债的那些债主找不到父亲,却可以找到我家。几乎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一个或者一群债主上门。有的还要在我家住上一阵子,吃喝拉撒不算,还要说许多羞辱恐吓我们家人的话。而这样的催债,农历新年是最厉害的。债主们成群结队地来,将我家那还算宽敞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可是,我那欠债的父亲却不知在何处,他任由我们母子几个,面对着那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债主,吓得瑟瑟发抖。
1994年,我大学毕业。这时候,妹妹在上高中,弟弟在家里帮母亲干农活儿,上面还有爷爷奶奶要赡养。妹妹的学费及生活费用,还有家里大部分的开支,我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每次发了工资,同事们都喜笑颜开地出去逛街,我却在宿舍里将钱分成几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妹妹、母亲、奶奶的字样,而分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几张钞票,便是我自己的生活费了。
那个时候,我好恨,恨自己的父亲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恨自己怎么成了这样一位父亲的女儿。那时候我在县城工作,每个星期天都回家帮妈妈干地里的活儿。县城里开出的中巴只到镇上,而镇上离家还有十来里的路程。有时天晚,便要在镇上租摩托车回家。每每摩托车司机问起我是谁家的女儿时,我脱口而出的,是在家里做农活儿的、老实巴交的堂叔的名字。因为那时候,父亲的名字代表着耻辱。
我在春节时将父亲赶出了家门
1996年9月的一天,已经在外半年的父亲回了家。由于怕债主知道,他是半夜进的家门。我周末回家时看见他待在家里的二楼上,足不出户,是母亲将吃的喝的端上楼去的。我问他:“你有什么打算?”他低声下气:“我打算在家长住。”我冷冷地说:“长住在这楼上,让我妈给端吃的送喝的?”他不语。我气极,对他大吼:“你才四十几岁,还不够退休年龄,既然在家长住,就要帮着妈妈做地里的活儿!”他还是不语。我气晕了,一脚踢翻了他的椅子:“现在就去!”他看着我气绿了的脸,一声不吭地下楼,扛着锄头出了门。
债主们一知道他在家,便开始不断地往我家跑。自然,父亲是没有钱还给他们的。于是,又气又急的债主们,对父亲不但动口还动手。更有些债主,干脆请黑社会的人来替他们收债。就这样,我家的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电饭煲、风扇,还有母亲收在柜子里的花生、橘子等也全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债主一扫而空。不仅家里的东西被拿光了,父亲还经常被他们抓到某个屋子里暴打一顿。这个时候的父亲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声不吭,任打任骂。而待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我们,且急且羞且心疼,急急出去借钱来还给债主,只求债主快快停手。我本来不低的工资,一月月一年年,全填在这无底洞里了,却还是起不了多大作用。1998年,父亲早年亲手建的几间房子,也被债主们联合起来卖给了别人。
那年春节,我们全家人挤在爷爷那两间老房子里。可债主们依然找了过来,站在门外扬言不让我们家过年。我在爆发中对父亲叫了起来:“你出去吧,不要在家里!你自己做的事,由你自己去承担,不要累及我们!”父亲看了我一眼,真的低着头走出了家门。那个年节,不知道他在哪里。奶奶与母亲念着他身上没几个钱,又穿得单薄,要去县城找他,被我凶恶的眼神给逼了回去。正月初一早上,父亲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出现在门口,瑟缩地看着我。我心一酸,掉转了头,奶奶连忙将他扶进屋里。他急急地扒了三大碗饭,说是两天没吃东西了。
这个时候,父亲名气更大了,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提到他,为的是教育孩子做人要脚踏实地,否则就会像我父亲那样,过年的时候被孩子赶出家门。父亲,成了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父亲来了深圳
2002年7月,我带着女儿由湖南来到深圳。农历十一月底,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他在深圳福田汽车站,问我坐什么车才能去我家。我大吃一惊,本能地反问:“你来深圳干吗?”父亲在电话那边停了停,用卑微的口气解释:“有一个老乡,在深圳宝安承包了一个工程,我来给他做事。”我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告诉了他来我家的公交车车次。父亲进我家门时背着一个破烂的牛仔包。我冷冷地瞧着浑身灰尘的他,命令似的说:“先去洗澡吧,你太脏了!”他倚着门角,抖抖索索地打开他的包,一件件衣服往外掏,不知掏什么。我一阵厌恶。却见他裂了口子的手,从衣服中间捧出一袋包装精美的米花糖,讷讷地说:“没有什么给你带的,就买了这个。”
即使我再心硬,亦不禁鼻子一酸。伸手接过来,我的口气软了下来:“你先去洗澡吧,我去做饭给你吃。”他方才咧着嘴笑了,笑得小心翼翼。
绝望的父亲想自杀
2003年10月,父亲从宝安来我家。这一次一反以前的沮丧,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已经做了一个小包工头,承包了一个小工程,工期两个月左右,完工后估计可以赚上万把元。
我虽不太相信,但还是由衷地高兴,那一天,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父亲心平气和地聊天。他搓搓手,感慨地说:“从此,就不用花你们的钱了,想想就高兴。”我一愣:每次他向我们要钱花的时候,看上去脸上并没有半分羞愧,却原来,他是在意的。
然而,没过几天,他突然又来我家,脸色苍白。我一愣,立即知道出事了。果然,是他承包的工地,施工时砸伤了一个过路的妇女,现在妇女被送进医院,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那个妇女的一群亲属已经围住了工地,要打父亲。是工地的老板将父亲偷偷藏在车里,送了回来。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要赔人家不少钱了,那么这钱由谁出呢?
那一晚,我拒绝与他讲话。半夜我从电脑前撤下来,发现阳台上有烟头一明一灭。我惊问:“谁?”父亲回过脸,那一瞬间,书房里的灯依稀照见了他脸上的泪。
我的心猛然一拧:父亲原来是如此在乎。我本想停下脚步安慰他,然而我为着那笔赔款心烦意乱,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回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留的一封信:女儿,你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支撑着家里,算起来,竟已经有10年了。本应由我负起的责任,全挑在了你肩上。我很难过。我一直在等机会,能重新站起来,所以我苦忍着。可是,上天好像不肯给我这个机会……我走了,现在弟妹们都已经独立,你们要好好对你妈!
我越看越惊慌:这不分明是一封遗书吗?我叫醒丈夫,两个人分头出外寻找我父亲。一路走,他信中的内容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那些单独在外的春节,父亲应是随便蜷缩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天亮吧?那些家里人、外人的冷嘲热讽,债主的打骂,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那些缩在街头看人家欢欢喜喜吃团圆饭的节日,这一切的一切,普通人不能忍受的一切,父亲都一忍再忍,只为了一个机会。等那个机会,赢回我们的尊重、我们的爱;等那个机会,赢回他的自尊……
我泪如雨下,在清冷的晨风里洒落了深圳的每一条街道。
黄昏时分,丈夫打电话给我:“爸已经回家了!”我飞奔回家,远远地便看见胡子拉碴、双眼通红的父亲。他的声音沙哑:“我只是出去转了一圈。”我含着泪笑着说:“嗯,好,回来了就好!”
跟他一起并肩上楼时,我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香烟味。恍惚间,我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最爱家中有这种烟味,因为这意味着不常在家的父亲正在家的某处。我相信,就在父亲要自杀的那一瞬,一定记起了某些快乐的时刻,终于不能舍下我们。我说:“爸,我们明天一起去找工作吧。”父亲眼睛一亮,欣喜地笑了。
兒时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很高大。那时父亲是乡建筑队的队长,长期领着一班人在外承包工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做生意、承包工程的人还很少,所以父亲在商业的大海里是畅游无阻,事业也风生水起。每次回家,他都是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给村人邻居的礼物。对我们三个孩子,父亲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玩意儿,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相比起小伙伴们的父亲,我的父亲挣钱多,见识广,还是周围四邻八乡的名人。谁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至今还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乡里统考,外校的一位老师来我们村小监考。我坐在第一排,老师一直看着我做试卷。考完后他问我:“你是谁的女儿?”我报出了父亲的名字。老师笑了起来:“原来是老曾的女儿啊?很好很好,虎父无犬女!”当时我不明白这个“虎父无犬女”的意思,但一听到他夸了两句“很好很好”,又听到老师说起父亲时那种熟稔,那一刻我不知不觉挺起了胸膛,为自己是父亲的女儿而无比骄傲。
真正让我知道父亲很有名的,是另一件事。那次我去乡里参加作文比赛,回来的路上掉了队,在街上迷了路,一个人当街掉泪。这时有个叔叔过来问我家住哪里。他一听说我的村子名字,就问:“那里有一个叫曾智的人,你可认识?”我抽泣着说:“那是我爸爸。”那个叔叔一惊:“啊,你是曾智的女儿。来来来,去叔叔家吃饭,吃完饭了叔叔用自行车送你回家。”
叔叔送我到家后,我才知道叔叔并不是父亲的熟人,但我父亲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的,所以他很高兴能因为送我回家而结识我父亲。从那以后,我才真正知道了父亲的名字是何等响亮。从此,每当有人问起我父亲的名字,我总是高高昂起头,大声地说:“我爸爸是曾智!”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小小的心里有言语不能形容的骄傲。
我大学毕业时,父亲的名字对我是一种羞辱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改做建材生意。父亲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业务能手,而且这时候,下海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差,不仅亏光了以前的积蓄,还将母亲存下的私房钱赔了进去,更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外债。
这个时候的父亲,很少回家了。偶尔回家,他肯定只有一个目的,找母亲要钱。通常,我们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村子里常常流传着他在广东哪一家小招待所里住着,拿着母亲劳作得来的钱吃喝嫖赌。这些话令我们又羞又恨,也信以为真。
还有更可怕的,就是父亲欠下外债的那些债主找不到父亲,却可以找到我家。几乎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一个或者一群债主上门。有的还要在我家住上一阵子,吃喝拉撒不算,还要说许多羞辱恐吓我们家人的话。而这样的催债,农历新年是最厉害的。债主们成群结队地来,将我家那还算宽敞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可是,我那欠债的父亲却不知在何处,他任由我们母子几个,面对着那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债主,吓得瑟瑟发抖。
1994年,我大学毕业。这时候,妹妹在上高中,弟弟在家里帮母亲干农活儿,上面还有爷爷奶奶要赡养。妹妹的学费及生活费用,还有家里大部分的开支,我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每次发了工资,同事们都喜笑颜开地出去逛街,我却在宿舍里将钱分成几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妹妹、母亲、奶奶的字样,而分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几张钞票,便是我自己的生活费了。
那个时候,我好恨,恨自己的父亲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恨自己怎么成了这样一位父亲的女儿。那时候我在县城工作,每个星期天都回家帮妈妈干地里的活儿。县城里开出的中巴只到镇上,而镇上离家还有十来里的路程。有时天晚,便要在镇上租摩托车回家。每每摩托车司机问起我是谁家的女儿时,我脱口而出的,是在家里做农活儿的、老实巴交的堂叔的名字。因为那时候,父亲的名字代表着耻辱。
我在春节时将父亲赶出了家门
1996年9月的一天,已经在外半年的父亲回了家。由于怕债主知道,他是半夜进的家门。我周末回家时看见他待在家里的二楼上,足不出户,是母亲将吃的喝的端上楼去的。我问他:“你有什么打算?”他低声下气:“我打算在家长住。”我冷冷地说:“长住在这楼上,让我妈给端吃的送喝的?”他不语。我气极,对他大吼:“你才四十几岁,还不够退休年龄,既然在家长住,就要帮着妈妈做地里的活儿!”他还是不语。我气晕了,一脚踢翻了他的椅子:“现在就去!”他看着我气绿了的脸,一声不吭地下楼,扛着锄头出了门。
债主们一知道他在家,便开始不断地往我家跑。自然,父亲是没有钱还给他们的。于是,又气又急的债主们,对父亲不但动口还动手。更有些债主,干脆请黑社会的人来替他们收债。就这样,我家的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电饭煲、风扇,还有母亲收在柜子里的花生、橘子等也全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债主一扫而空。不仅家里的东西被拿光了,父亲还经常被他们抓到某个屋子里暴打一顿。这个时候的父亲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声不吭,任打任骂。而待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我们,且急且羞且心疼,急急出去借钱来还给债主,只求债主快快停手。我本来不低的工资,一月月一年年,全填在这无底洞里了,却还是起不了多大作用。1998年,父亲早年亲手建的几间房子,也被债主们联合起来卖给了别人。
那年春节,我们全家人挤在爷爷那两间老房子里。可债主们依然找了过来,站在门外扬言不让我们家过年。我在爆发中对父亲叫了起来:“你出去吧,不要在家里!你自己做的事,由你自己去承担,不要累及我们!”父亲看了我一眼,真的低着头走出了家门。那个年节,不知道他在哪里。奶奶与母亲念着他身上没几个钱,又穿得单薄,要去县城找他,被我凶恶的眼神给逼了回去。正月初一早上,父亲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出现在门口,瑟缩地看着我。我心一酸,掉转了头,奶奶连忙将他扶进屋里。他急急地扒了三大碗饭,说是两天没吃东西了。
这个时候,父亲名气更大了,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提到他,为的是教育孩子做人要脚踏实地,否则就会像我父亲那样,过年的时候被孩子赶出家门。父亲,成了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父亲来了深圳
2002年7月,我带着女儿由湖南来到深圳。农历十一月底,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他在深圳福田汽车站,问我坐什么车才能去我家。我大吃一惊,本能地反问:“你来深圳干吗?”父亲在电话那边停了停,用卑微的口气解释:“有一个老乡,在深圳宝安承包了一个工程,我来给他做事。”我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告诉了他来我家的公交车车次。父亲进我家门时背着一个破烂的牛仔包。我冷冷地瞧着浑身灰尘的他,命令似的说:“先去洗澡吧,你太脏了!”他倚着门角,抖抖索索地打开他的包,一件件衣服往外掏,不知掏什么。我一阵厌恶。却见他裂了口子的手,从衣服中间捧出一袋包装精美的米花糖,讷讷地说:“没有什么给你带的,就买了这个。”
即使我再心硬,亦不禁鼻子一酸。伸手接过来,我的口气软了下来:“你先去洗澡吧,我去做饭给你吃。”他方才咧着嘴笑了,笑得小心翼翼。
绝望的父亲想自杀
2003年10月,父亲从宝安来我家。这一次一反以前的沮丧,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已经做了一个小包工头,承包了一个小工程,工期两个月左右,完工后估计可以赚上万把元。
我虽不太相信,但还是由衷地高兴,那一天,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与父亲心平气和地聊天。他搓搓手,感慨地说:“从此,就不用花你们的钱了,想想就高兴。”我一愣:每次他向我们要钱花的时候,看上去脸上并没有半分羞愧,却原来,他是在意的。
然而,没过几天,他突然又来我家,脸色苍白。我一愣,立即知道出事了。果然,是他承包的工地,施工时砸伤了一个过路的妇女,现在妇女被送进医院,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那个妇女的一群亲属已经围住了工地,要打父亲。是工地的老板将父亲偷偷藏在车里,送了回来。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要赔人家不少钱了,那么这钱由谁出呢?
那一晚,我拒绝与他讲话。半夜我从电脑前撤下来,发现阳台上有烟头一明一灭。我惊问:“谁?”父亲回过脸,那一瞬间,书房里的灯依稀照见了他脸上的泪。
我的心猛然一拧:父亲原来是如此在乎。我本想停下脚步安慰他,然而我为着那笔赔款心烦意乱,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回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留的一封信:女儿,你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支撑着家里,算起来,竟已经有10年了。本应由我负起的责任,全挑在了你肩上。我很难过。我一直在等机会,能重新站起来,所以我苦忍着。可是,上天好像不肯给我这个机会……我走了,现在弟妹们都已经独立,你们要好好对你妈!
我越看越惊慌:这不分明是一封遗书吗?我叫醒丈夫,两个人分头出外寻找我父亲。一路走,他信中的内容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那些单独在外的春节,父亲应是随便蜷缩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天亮吧?那些家里人、外人的冷嘲热讽,债主的打骂,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那些缩在街头看人家欢欢喜喜吃团圆饭的节日,这一切的一切,普通人不能忍受的一切,父亲都一忍再忍,只为了一个机会。等那个机会,赢回我们的尊重、我们的爱;等那个机会,赢回他的自尊……
我泪如雨下,在清冷的晨风里洒落了深圳的每一条街道。
黄昏时分,丈夫打电话给我:“爸已经回家了!”我飞奔回家,远远地便看见胡子拉碴、双眼通红的父亲。他的声音沙哑:“我只是出去转了一圈。”我含着泪笑着说:“嗯,好,回来了就好!”
跟他一起并肩上楼时,我闻到了他身上熟悉的香烟味。恍惚间,我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最爱家中有这种烟味,因为这意味着不常在家的父亲正在家的某处。我相信,就在父亲要自杀的那一瞬,一定记起了某些快乐的时刻,终于不能舍下我们。我说:“爸,我们明天一起去找工作吧。”父亲眼睛一亮,欣喜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