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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方面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2020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此情况下，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纾困成为各级政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固本之举。
一、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形势与机遇
（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小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两增两控”①目标指导下，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逐渐增长，实现“量增、价降、面扩”。2021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为45.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8万亿元，同比增速33.9%。
（二）地方政府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纾困有探索有经验
一些地方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建立了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例如，焦作市依托智慧金融服务平台进行“金融社会化、社会金融化”融合。截至2021年5月，已支持2335户企业获得贷款4597笔，合计656亿元，融资成功率超80%。台州市作为国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通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三品三表”②信贷风控模式。截至2020年11月末，台州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241.2亿元，同比增长2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的出现为破解传统金融难题提供新方案
金融科技改变了金融资源的供给模式和需求特点，通过对风控环境与信用环境进行再造，助力金融机构开辟金融业务长尾市场，让更多受到金融排斥群体能够享受金融服务，大幅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已有接近50%的金融机构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改善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从需求侧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使用金融科技服务的比率高达61%。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商业银行“不愿贷、不敢贷”情绪不减
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生命周期短、盈利不稳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麦克米伦缺口③在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就我国目前而言，尽管人民银行已向商业银行体系释放了充足的流动性，但“宽货币紧信用”的矛盾依然存在，许多中小企业仍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调研显示，受疫情影响，78.0%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仍存在融资缺口，已获得融资且满足资金需求的仅有2.4%。究其原因，一方面，较低的风险偏好掣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当前实体经济增速趋缓、全球贸易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预期恶化、信用风险上升，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持续走低，放贷行为更为谨慎，因此会本能地避开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问责力度较强，信贷人员普遍对违约风险较高的小微企业存在“不敢贷”心理。虽然监管部门已将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从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的2%提高至3%，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项规定在商业银行内部常常难以真正贯彻执行，有时即便是1%的不良贷款率都可能被追责问责。此外，随着近年来息差逐渐收窄，商业银行业利润增长率不断下探，使得商业银行对高风险、高成本的中小企业贷款更为排斥。
（二）传统信贷模式与中小企业特点不匹配
由于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模式与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特点存在错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首先，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特点，缺少抵质押物，而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以抵押担保贷款为主。尽管在政策推动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规模大幅增长，但与企业需求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次，中小企业融资具有“用款急”特点。调研显示，疫情期间85%中小微企业现金流不足支持3个月。而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手续繁杂、流程冗长，审批周期长达15—30天，难解企业燃眉之急。即使企业最终获贷，其融资效果也会因资金到位不及时而大打折扣。最后，中小企业时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而通常商业银行只允许通过“还旧借新”方式续贷，以至于中小企业不得不利用“过桥资本”进行“倒贷”，推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破产风险。
（三）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作用不明显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和“杠杆”。我国政府性融资担保起步晚、规模小、覆盖面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能力还存在不足。一是主业不突出。由于政策性担保业务收费较低、盈利性差、风险偏高，许多国有融资担保公司在可持续经营压力下，倾向于通过“以商补政”的方式，积极开展债券融资担保等商业担保业务，政策性担保业务占比不断减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功能逐渐弱化。二是银担合作不畅。从风险分担上来看，我国担保机构普遍“小、散、弱”，在与商业银行谈判时缺乏议价能力，以至于担保机构常常要承担绝大部分贷款损失。从收益比率上来看，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通常为6%至7%，而政策性担保费率一般在1.5%左右，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使得银担合作积极性不高。三是代偿能力不足。据统计，2015年以来全国融资担保行业融资担保代偿率基本维持在3%以上，年均新增担保代偿处在600亿元左右的高位，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普遍处于保本微利或亏损状态。
（四）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不畅
信用信息可有效识别借贷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从而降低企业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信贷配给。目前，我国征信体系还在逐步完善过程中，信用信息共享程度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约2000万户小微企业法人中，仅有261万户在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拥有信用档案，且中小企业在传统征信中属于“薄档案”群体。在传统数据覆盖率低、获取成本高的情况下，替代数据可作为传统数据的有效补充，用于反映债务人的償债能力和意愿。特别是具有高权威性、高准确率和高可信度的政务数据，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因此，许多商业银行迫切希望获取政务数据直连接口。但由于开放程度不高，共享机制不健全、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商业银行搜寻和获取政务数据的成本高、效率低，大部分中小型商业银行难以通过替代数据实现客户精准画像，贷款前端风险控制手段不足。在近期的一项调研中，近40%的商业银行表示尚未获取和使用社保、公积金、税务等政务数据。 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商业银行“敢贷、愿贷”的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中央、省、市、县按一定比例出资，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制定基金管理相关制度办法，由地市级政府有关部门负责风险补偿基金的日常运营管理。二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界定风险补偿基金和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区别，实施鼓励性、激励性政策措施，打消地方政府顾虑，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三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对风险补偿资金申领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测，确保风险补偿资金依法依规、安全合理使用。
2、完善尽职免责制度体系
一是实行尽职免责正向激励，降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部门的利润考核要求，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考核权重，提高客户经理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二是通过改变商业银行评级标准，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权重，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即时核销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提高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减轻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的顾虑。三是建议在《商业银行法》修订时，增加商业银行小微信贷方面的相关规定，将“尽职免责”作为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之一。
3、引导商业银行转变思路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改变“小企业贷款等于高风险贷款、小企业等于差企业”的陈旧观念，借助当前政府大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东风，找准与自身优势相匹配的小微客户群进行深耕，利用金融科技拓展更广泛的获客途径、建立更稳健的风控体系，撬动小微企业这一长尾客户群体。另一方面，在当前实体经济面临挑战，而商业银行利润绝对量较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以保证自身安全为前提，把更多资金转向中小企业。
（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服务模式
1、鼓励商业银行开发信用贷款产品
一是监管部门要调整监管考核指标体系，增设信用贷款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用贷款发放力度。二是鼓励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风控模式，利用信用大数据构建适用于信用贷款发放管理的风控模型，提高甄别效率。三是推动政府部门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数据对接，支持商业银行利用税务、社保、海关等部门的政务数据开发“信易贷”产品。例如，进一步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推动实现纳税信用与金融信用之间的有效转化。四是探索建立传统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商业银行联合放贷的模式。结合大中型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和互联网商业银行线上场景丰富、触达小微客户渠道畅通的优势，借助线上渠道和大数据风控，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信用贷款产品。
2、提升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效率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厂”，将客户筛选、产品研发、信贷审批、贷后跟踪等环节通过标准化方式下放至省级分行或有条件的二级分行，从而减少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二是大力发展在线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开发在线金融产品，实现客户自助申请、系统自动审批，切实提高企业获贷速度。
3、探索“无还本续贷”业务
一是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无还本续贷相关政策，对无还本续贷和“借新还旧”进行明确界定和严格区分，制定不同的监管和考核规定，并配套科学、完善的风控体系。二是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面向信誉好、生产经营持续，暂时出现还贷压力的优质中小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经营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还款资金过桥成本。
（三）建立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1、明确担保机构职责定位
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持准公共产品定位，严格遵守“四个不得”④监管要求，逐步压缩大型企业担保业务规模。进一步优化监管考核机制，降低或取消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盈利要求，提高担保代偿率等风险容忍度。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造成的损失，只要业务合规及追偿措施到位，应做到尽职免责。
2、创新银担业务合作模式
一是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与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建立“总对总”银担合作机制，对风险比例、优惠条件等进行明确，自上而下推动地方担保机构开展银担对接。二是创新政银担合作模式，由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商业银行、业务发生地财政部门按照4∶3∶2∶1比例分担融资担保代偿风险责任。
3、多渠道充实担保基金
一是鼓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支持民营、小微、科创的各类财政资金进行有效整合，进而统一纳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金融机构捐助机制。如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首期规模50亿元中，市、区两级财政出资45亿元，商业银行捐助5亿元。
（四）加强政银间信用信息共享
1、推动政府信息开放共享
一是探索从国家层面制定权威、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使金融机构能够全面、及时、准确和低成本地获取中小企业相关信用信息。二是推动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机构根据数据敏感程度，将信息按照社会公开类、政务共享类和授权查询类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依法依规向金融机构开放共享。
2、抓好全国“信易贷”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多个部委和所有省区市，广泛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的显著优势，建立完善全国“信易贷”平台，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覆盖面广、维度丰富、时效性强的公共信用信息;基于全国“信易贷”平台构建“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的中小企业融资生态圈，优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间的信息对接机制，汇聚各类“信易贷”产品和服务，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线上高效对接。
3、推广政银合作数据直连模式
随着网络和硬件设施的完善，政务数据快速安全接入金融应用已具备成熟条件。有关政府部门可借鉴“银税直连”的成熟经验，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政银之间零时差、高效率的单类数据共享渠道，实现不动产、社保、司法判决等信用强相关政务信息的政银直连。
注：
①“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
②人品、產品、押品，水表、电表和海关报表。
③“麦克米伦缺口”：1931年，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调查发现，在英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缺口，对资金的需求高于金融体系愿意提供的数额。
④“四个不得”：不得偏离主业盲目扩大业务范围，不得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担保，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提供增信，不得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
（作者单位：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一、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形势与机遇
（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小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两增两控”①目标指导下，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逐渐增长，实现“量增、价降、面扩”。2021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为45.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8万亿元，同比增速33.9%。
（二）地方政府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纾困有探索有经验
一些地方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建立了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例如，焦作市依托智慧金融服务平台进行“金融社会化、社会金融化”融合。截至2021年5月，已支持2335户企业获得贷款4597笔，合计656亿元，融资成功率超80%。台州市作为国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通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三品三表”②信贷风控模式。截至2020年11月末，台州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241.2亿元，同比增长2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金融科技的出现为破解传统金融难题提供新方案
金融科技改变了金融资源的供给模式和需求特点，通过对风控环境与信用环境进行再造，助力金融机构开辟金融业务长尾市场，让更多受到金融排斥群体能够享受金融服务，大幅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已有接近50%的金融机构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改善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从需求侧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使用金融科技服务的比率高达61%。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商业银行“不愿贷、不敢贷”情绪不减
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生命周期短、盈利不稳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麦克米伦缺口③在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就我国目前而言，尽管人民银行已向商业银行体系释放了充足的流动性，但“宽货币紧信用”的矛盾依然存在，许多中小企业仍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调研显示，受疫情影响，78.0%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仍存在融资缺口，已获得融资且满足资金需求的仅有2.4%。究其原因，一方面，较低的风险偏好掣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当前实体经济增速趋缓、全球贸易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预期恶化、信用风险上升，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持续走低，放贷行为更为谨慎，因此会本能地避开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问责力度较强，信贷人员普遍对违约风险较高的小微企业存在“不敢贷”心理。虽然监管部门已将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从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的2%提高至3%，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项规定在商业银行内部常常难以真正贯彻执行，有时即便是1%的不良贷款率都可能被追责问责。此外，随着近年来息差逐渐收窄，商业银行业利润增长率不断下探，使得商业银行对高风险、高成本的中小企业贷款更为排斥。
（二）传统信贷模式与中小企业特点不匹配
由于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模式与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特点存在错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首先，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特点，缺少抵质押物，而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以抵押担保贷款为主。尽管在政策推动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规模大幅增长，但与企业需求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次，中小企业融资具有“用款急”特点。调研显示，疫情期间85%中小微企业现金流不足支持3个月。而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手续繁杂、流程冗长，审批周期长达15—30天，难解企业燃眉之急。即使企业最终获贷，其融资效果也会因资金到位不及时而大打折扣。最后，中小企业时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而通常商业银行只允许通过“还旧借新”方式续贷，以至于中小企业不得不利用“过桥资本”进行“倒贷”，推高了融资成本，增加了破产风险。
（三）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作用不明显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和“杠杆”。我国政府性融资担保起步晚、规模小、覆盖面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能力还存在不足。一是主业不突出。由于政策性担保业务收费较低、盈利性差、风险偏高，许多国有融资担保公司在可持续经营压力下，倾向于通过“以商补政”的方式，积极开展债券融资担保等商业担保业务，政策性担保业务占比不断减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功能逐渐弱化。二是银担合作不畅。从风险分担上来看，我国担保机构普遍“小、散、弱”，在与商业银行谈判时缺乏议价能力，以至于担保机构常常要承担绝大部分贷款损失。从收益比率上来看，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通常为6%至7%，而政策性担保费率一般在1.5%左右，风险与收益的不匹配使得银担合作积极性不高。三是代偿能力不足。据统计，2015年以来全国融资担保行业融资担保代偿率基本维持在3%以上，年均新增担保代偿处在600亿元左右的高位，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普遍处于保本微利或亏损状态。
（四）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不畅
信用信息可有效识别借贷企业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从而降低企业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信贷配给。目前，我国征信体系还在逐步完善过程中，信用信息共享程度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约2000万户小微企业法人中，仅有261万户在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拥有信用档案，且中小企业在传统征信中属于“薄档案”群体。在传统数据覆盖率低、获取成本高的情况下，替代数据可作为传统数据的有效补充，用于反映债务人的償债能力和意愿。特别是具有高权威性、高准确率和高可信度的政务数据，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因此，许多商业银行迫切希望获取政务数据直连接口。但由于开放程度不高，共享机制不健全、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商业银行搜寻和获取政务数据的成本高、效率低，大部分中小型商业银行难以通过替代数据实现客户精准画像，贷款前端风险控制手段不足。在近期的一项调研中，近40%的商业银行表示尚未获取和使用社保、公积金、税务等政务数据。 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商业银行“敢贷、愿贷”的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中央、省、市、县按一定比例出资，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制定基金管理相关制度办法，由地市级政府有关部门负责风险补偿基金的日常运营管理。二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界定风险补偿基金和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区别，实施鼓励性、激励性政策措施，打消地方政府顾虑，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健全风险补偿机制。三是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对风险补偿资金申领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测，确保风险补偿资金依法依规、安全合理使用。
2、完善尽职免责制度体系
一是实行尽职免责正向激励，降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部门的利润考核要求，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考核权重，提高客户经理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二是通过改变商业银行评级标准，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权重，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即时核销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提高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减轻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的顾虑。三是建议在《商业银行法》修订时，增加商业银行小微信贷方面的相关规定，将“尽职免责”作为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之一。
3、引导商业银行转变思路
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改变“小企业贷款等于高风险贷款、小企业等于差企业”的陈旧观念，借助当前政府大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东风，找准与自身优势相匹配的小微客户群进行深耕，利用金融科技拓展更广泛的获客途径、建立更稳健的风控体系，撬动小微企业这一长尾客户群体。另一方面，在当前实体经济面临挑战，而商业银行利润绝对量较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以保证自身安全为前提，把更多资金转向中小企业。
（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服务模式
1、鼓励商业银行开发信用贷款产品
一是监管部门要调整监管考核指标体系，增设信用贷款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加大信用贷款发放力度。二是鼓励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风控模式，利用信用大数据构建适用于信用贷款发放管理的风控模型，提高甄别效率。三是推动政府部门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数据对接，支持商业银行利用税务、社保、海关等部门的政务数据开发“信易贷”产品。例如，进一步深化“银税互动”合作，推动实现纳税信用与金融信用之间的有效转化。四是探索建立传统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商业银行联合放贷的模式。结合大中型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和互联网商业银行线上场景丰富、触达小微客户渠道畅通的优势，借助线上渠道和大数据风控，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信用贷款产品。
2、提升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效率
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工厂”，将客户筛选、产品研发、信贷审批、贷后跟踪等环节通过标准化方式下放至省级分行或有条件的二级分行，从而减少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二是大力发展在线金融服务，依托互联网开发在线金融产品，实现客户自助申请、系统自动审批，切实提高企业获贷速度。
3、探索“无还本续贷”业务
一是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无还本续贷相关政策，对无还本续贷和“借新还旧”进行明确界定和严格区分，制定不同的监管和考核规定，并配套科学、完善的风控体系。二是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面向信誉好、生产经营持续，暂时出现还贷压力的优质中小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经营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还款资金过桥成本。
（三）建立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1、明确担保机构职责定位
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持准公共产品定位，严格遵守“四个不得”④监管要求，逐步压缩大型企业担保业务规模。进一步优化监管考核机制，降低或取消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盈利要求，提高担保代偿率等风险容忍度。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造成的损失，只要业务合规及追偿措施到位，应做到尽职免责。
2、创新银担业务合作模式
一是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与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建立“总对总”银担合作机制，对风险比例、优惠条件等进行明确，自上而下推动地方担保机构开展银担对接。二是创新政银担合作模式，由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商业银行、业务发生地财政部门按照4∶3∶2∶1比例分担融资担保代偿风险责任。
3、多渠道充实担保基金
一是鼓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支持民营、小微、科创的各类财政资金进行有效整合，进而统一纳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金融机构捐助机制。如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首期规模50亿元中，市、区两级财政出资45亿元，商业银行捐助5亿元。
（四）加强政银间信用信息共享
1、推动政府信息开放共享
一是探索从国家层面制定权威、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使金融机构能够全面、及时、准确和低成本地获取中小企业相关信用信息。二是推动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机构根据数据敏感程度，将信息按照社会公开类、政务共享类和授权查询类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依法依规向金融机构开放共享。
2、抓好全国“信易贷”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多个部委和所有省区市，广泛归集各类信用信息的显著优势，建立完善全国“信易贷”平台，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覆盖面广、维度丰富、时效性强的公共信用信息;基于全国“信易贷”平台构建“多方参与、资源共享”的中小企业融资生态圈，优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间的信息对接机制，汇聚各类“信易贷”产品和服务，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线上高效对接。
3、推广政银合作数据直连模式
随着网络和硬件设施的完善，政务数据快速安全接入金融应用已具备成熟条件。有关政府部门可借鉴“银税直连”的成熟经验，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政银之间零时差、高效率的单类数据共享渠道，实现不动产、社保、司法判决等信用强相关政务信息的政银直连。
注：
①“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
②人品、產品、押品，水表、电表和海关报表。
③“麦克米伦缺口”：1931年，以麦克米伦爵士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调查发现，在英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缺口，对资金的需求高于金融体系愿意提供的数额。
④“四个不得”：不得偏离主业盲目扩大业务范围，不得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担保，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提供增信，不得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
（作者单位：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