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龙记》第十二回，张无忌问胡青牛，有一人“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该如何治此怪疾。胡青牛的回答是：“试以螃蟹捣汁敷治，或能化解。”
　　蟹汁怎能化漆？多年来，学者严晓星一直心中纳闷。后来，他偶然读到《博物志·药术》，见到“蟹漆相合成水”这句话，才知道“胡言”不胡。再后来，他又看到李约瑟对这种“无稽之谈”的分析：甲壳纲动物的组织含有强有力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能抑制某些酶的活动，包括能使漆变硬的那一种酶。
　　在《金庸谈小录》中，严晓星考掘故实，索隐发微，道出金庸小说里桩桩琐屑小事背后的学问：虚竹与西夏公主共眠破了淫戒，其实是高僧鸠摩罗什故事的翻版;韦小宝勾搭上苏菲亚公主，推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原型是《檐曝杂记》《癸巳类稿》里的野史传闻;其他种种，如逍遥子为什么恋上玉石雕琢的美人，韦小宝为什么要找大同府的姑娘，不一而足。
　　这些学问细碎而精微，却能从中窥见金庸的博通。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中国”，“工农兵”文学一统天下，金庸却在花果飘零的南国边陲，借由现代印刷媒体，辟出了一方传统文化的乌托邦——它既是一个充斥着武功奇招、豪侠剑客、儿女情长、家国恩怨的江湖世界，更是一个由儒道佛学、诗书礼乐、衣食住行、市井帮派组成的“文化中国”。
　　六神磊磊有一篇文章《我看金庸如黄裳，茫然蓄力前半生》说得精彩：金庸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编纂《万寿道藏》的黄裳，前半生茫然蓄力，直到中年之后，猛然发现绝世武功已经上身，遂欣然接受小说家的使命，用零敲碎打积累下的知识学问，构建起自己庞大的武侠帝国。
　　“小说之于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汪洋中的一勺水’，而是完全激发了他能力的一锅好汤，把他胸中所学的全部边角料都激发了出来，都炖入了味，炖得汪洋恣纵、风生水起。”

像“鸠摩智的拈花指和多罗叶指”

　　《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黄蓉给洪七公做了一碗汤，只见：“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數十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六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叶的清香，想来这清汤是以荷叶熬成的了。”
　　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汤，樱桃中嵌入了斑鸠肉。竹子、莲花是花木中的君子，《诗经》又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这汤就叫作“好逑汤”。
　　如此这般，黄蓉凭着自己的绝妙厨艺，将洪七公留住了一月有余，让其将绝学“降龙十八掌”传授给郭靖。书中，“牛嚼牡丹”的傻小子精进了武功;书外的读者则在活色生香的遐想中，完成了一场诗词启蒙。
　　似这样的典故学问，在金庸的小说里俯拾皆是。在几代人的成长历程中，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是他们进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起点：
　　这个世界具有辽阔的疆域，从西北的戈壁荒漠到东北的塞北雪原，从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到杏花春雨的草色江南。其上层是“三教”众声喧哗——为国为民的儒家抱负，如郭靖夫妇死守襄阳，杀身成仁;自由逍遥的道家气魄，如令狐冲放浪形骸，蔑视权力;悲天悯人的佛家襟怀，如无名老僧化解萧远山与慕容博的宿怨时，所谓“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消于无形”。其下层则是“九流”纵横交错，红花会、天地会、丐帮等江湖帮会，少林武当、五岳剑派、日月神教等武林门派，以戒条、暗语、义气、盟约，搭建起一个所谓的“江湖”，它有时是“王法”之外的正义乌托邦，有时却是庙堂政治权谋斗争的翻版。
　　填充其间的，则是琴棋书画、剑酒花茶、诗词歌赋——
　　说到诗词，随口背出的是桃花岛积翠亭上“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的对联，是老顽童与瑛姑的“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是李莫愁吟唱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是萧峰与阿朱的“塞上牛羊空许约，烛畔鬓云有旧盟”。
　　说到书法，自会想到《神雕侠侣》中朱子柳与霍都的那场恶斗。朱子柳将一阳指与书法熔为一炉，先后使出楷书《房玄龄碑》、“草圣”张旭的《自言帖》和大篆石鼓文，笔走龙蛇，如醉如颠，长袖飞舞，狂奔疾走，打得霍都心神大乱，败下阵来。
　　说到棋，眼前就是《天龙八部》中逍遥子摆下的珍珑棋局。段誉、慕容复、鸠摩智、段延庆等“天下才俊”先后败下阵来，倒是虚竹闭目落子、“自寻死路”，却歪打正着、起死回生。
　　说到琴，难忘的是《笑傲江湖》中的魔教长老曲洋。为了找到嵇康的《广陵散》曲谱，他一连掘了29座古墓，终于在蔡邕墓中寻得，据此改编成《笑傲江湖曲》。他与衡山派大侠刘正风一见如故，引为知音，却为“名门正派”所不容。二人琴箫合奏一曲《笑傲江湖》后，“双手相握，齐声长笑，内力运处，迸断内息主脉，闭目而逝”。
　　酒中学问，比之琴理，也不遑多让。《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听祖千秋讲饮酒之道，方明其中三昧：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玉杯玉碗，能增酒色;饮葡萄酒要用夜光杯，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还有各种美食。阿碧招待段誉吃的玫瑰松子糖、茯苓软糕、翡翠甜饼、藕粉火腿饺;韦小宝讨好沐剑屏的过桥米线、宣威火腿和汽锅鸡;乾隆在六和塔顶，眼巴巴看着却不能吃的燕窝红白鸭子燉豆腐、葱椒羊肉、冬笋大炒鸡燉面筋;还有陈家洛离家十年，回到海宁故乡后吃到的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和糯米嵌糖藕……
　　在六神磊磊看来，金庸在书中演练的种种学问，就像“鸠摩智的拈花指和多罗叶指”，也许单拿出来都不好用，但附加在小说上，却最大限度地焕发了光彩，肇建起一个文化乡愁般的中国。 　　“比较新武侠三大家，梁羽生的古文底子好，写得比较文人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武侠的路数;古龙的作品虚化历史，更像西式侦探小说的路数;相比来说，读者可能更喜欢金庸，他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对人性的挖掘更深入，塑造了一个汪洋恣肆的江湖世界。”原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清史学家潘振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翻读历史有自己的见解”

　　1994年，金庸70岁。一年前，他将一手创立、苦心经营半世纪的《明报》转售他人，从此开始了读佛经、听音乐、下围棋的“后半生”。在相继挥别小说家与报人生涯后，他的下一个理想是去大学里游学、讲学，“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也是这一年，他的“一锅好汤”正在大陆炖得沸沸扬扬——
　　5月，北京三联书店一举推出《金庸作品集》36册。10月，《二十世纪中國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文坛一片哗然。在此“排座风波”下，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消息一见诸报端，更是争议四起。学者们为该不该把这位武侠小说家从民间拉入学院交锋论战，大有“华山论剑”的架势。
　　倒是金庸自己，始终于局外观望。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武侠小说家，他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
　　这并不是他的欲擒故纵或谦虚谨慎。不能忘记，撰写“娱乐性读物”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一只手，留下了大量“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即便在他“自贬身价”的武侠小说里，也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学养——《碧血剑》之附论《袁崇焕评传》，《射雕英雄传》书后之成吉思汗家族诸传记，《倚天屠龙记》之描写明教及元末历史，还有《鹿鼎记》中的大量注解与对“康熙朝机密奏折”的分析。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于是，他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观”，在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大势”，关注种族冲突和文化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规律。2000年，他受聘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专业的博士生。2004年，他计划写一部《中国通史》，用白话文、小说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民族融合的观点，重新诠释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只可惜，由于年纪和精力的原因，再加上处理的内容过于庞杂，这部通史一直没有完成。
　　2005年，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后，金庸决定再去剑桥攻读历史学博士，像陈寅恪那样，“不求学位，只求学问”。
　　金庸的博士导师是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以隋、唐史研究闻名，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比金庸小15岁，1957年参加英国空军，奉派到香港。彼时，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麦大维便是这两份报纸的热心读者。《明报》创刊后不久，他进入剑桥大学攻读中国史。为了继续阅读《神雕侠侣》的连载，他还拜托香港的朋友，每月3次邮寄报纸。
　　在麦大维眼中，这位“老学生”“可靠、谦虚，很少迟到早退”，出入于学院饭堂，与一般大学生无二。金庸看这位“洋导师”，则颇有几分《笑傲江湖》中莫大先生的味道，“拘谨中有些莫测高深，不过，莫大喝了酒还会放纵一下，而酒量奇佳的麦大维教授就算三杯黄汤下肚，依然正襟危坐，保持英国绅士的礼貌”。
　　在一篇悼念巴金的文章中，金庸回忆起在麦大维的课上读拓本《李邕墓志铭》的情形：“铭文头两句是‘物寒独胜，高不必全’，麦教授让大家讨论，我举了毛泽东爱写的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出于堆，水必湍之’为例解释，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俗语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教人以养晦为上。”
　　巴金是文学大家，在政治运动中苦受批判;金庸是“武林宗师”，也难逃争议。浙大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说，金庸评博导资格时，“别人都是3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3个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说：“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历史学家。”有些论调甚至不乏挖苦：“凭‘神鹜八级’的小说家言和一部粗疏浅陋的《袁崇焕评传》，金大侠也不够喂大一个博士生。”
　　2008年，编剧史航去香港拜访金庸，见面时印象最深的，是金庸办公室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熊是bear，忍受也是bear，不管读博士还是写东西，都是要bear啊。”
　　两年后，金庸以86岁的高龄顺利毕业。他的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根据考古资料，推测出玄武门之变的“正史”可能是史官伪造，目的是为唐太宗掩饰弑兄的罪名。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由高宗说到玄宗，分析太子继位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
　　唐史权威麦大维说，“徒弟”对唐宫政治的解构，开启了他“对历史的想象”——这其实也是金庸小说的“拿手好戏”，通过构建野史，对正史展开评头论足，甚至颠覆。
　　“我想金庸先生的写作，可能是他翻读史书，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就把它写成小说。写学术文章有一套规则，对问题的阐释要依靠史料的佐证。写小说就不一样，缺少史料的情况下，可以运用想象力来补足故事的链条，塑造完整的形象。这一点，是历史学家做不到的。”潘振平说。

突破“华夷之辨”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看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乃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若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挑剔，则很可能大煞风景。”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
　　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人物不仅活动于江湖之间，更辗转在真实的历史江山中。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经由《碧血剑》直到封笔作《鹿鼎记》，触及了满汉之间的复杂矛盾;“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凸显了汉蒙等族的民族冲突;《天龙八部》则观照了宋辽两国汉族和契丹族的沧桑战事……汉、满、蒙、回、藏、契丹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甚至罗刹国等西方意义上“他者”的眈眈虎视，成为金庸武侠世界的底色。
　　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绝不是作者的本意。”
　　出身书香世家的金庸，历经抗战烽火，心中有强烈的家国意识。他的小说，最初都是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正邪对立分明，笔下群侠面对“外族”的侵犯，念念不忘光复河山。为此，郭靖死于国难，杨过力诛狄酋，连黄药师这样的疏狂孤傲之士，也常說“只恨迟生了十年，不能亲眼见到岳飞这位大英雄”。
　　对于从小熟读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金庸来说，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千年征战，给予了他编织故事的宏大视野。而金庸的不同凡响在于，他能突破“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颠覆汉族/外族、正/邪的二元对立，达至一种文明的反思。
　　《碧血剑》中，袁承志前来刺杀皇太极，伏在屋脊之上，听到“鞑子皇帝”与大臣的谈话：“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徭薄赋，解民之困厄。袁承志深受震动，此后闯王入京，沉迷酒色，他心灰意冷，远走海外。
　　《倚天屠龙记》中，蒙古郡主赵敏不惜叛国叛父，向张无忌一吐真情：“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
　　最为典型的，是《天龙八部》的萧峰之死。他身负汉人和契丹人双重身份的重压，身为绝顶英雄而被逐出丐帮，蒙冤受屈，痛失爱侣，最终在雁门关慷慨赴死，以一己之身熄灭宋辽两国十年的战火。这位金庸群侠谱系中最完美的英雄，并非殒身于家国恩怨，而是被更大的“文明的冲突”所毁灭。小说借智光大师的佛偈，质疑并颠覆了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

最大的“学问”在于打通各种学问

　　如同萧峰这样身份混杂的人物，在金庸笔下，还有曾被成吉思汗亲口封为“金刀驸马”、漂泊于汉蒙之间的郭靖。最为典型的是韦小宝，他的父亲可能是汉人、回人、满人、蒙古人，甚至是西藏喇嘛，活脱脱一个“五族共和”。
　　这样的混杂性，显然与金庸所处的“香港”有关。1948年，24岁的金庸来到香港，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创办《明报》，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正是借靠香港——这个英语、粤语和国语混杂共生的都市，这个在东西方夹缝中成长的“混血儿”，这个周旋于内地的社会主义、台湾的儒家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港湾，金庸不仅突破了“华夷之辨”，更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反思。
　　《笑傲江湖》里，魔教教众对东方不败的万丈高歌——“教主文成武德，仁义英明，中兴圣教，泽被苍生”，屡屡被人联想到政治迷狂的种种症状。在修订本后记中，金庸说其并非“有意的影射”，而是“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无论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还是林平之、方证大师、冲虚道人、余沧海，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这是金庸武侠“遥托深远”之处，他将封建政治的荒诞无稽、权力欲望对人的异化与毁灭，从庙堂移入江湖，并以风清扬式的自在逍遥——“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至，甚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臭狗屁！”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批判。
　　而到了封笔之作《鹿鼎记》，“古往今来第一小滑头”韦小宝，在书中出将入相、权倾朝野。身为清朝鹿鼎公、天地会青木堂主、神龙教白龙使、少林寺晦字辈长老，他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小流氓变叱咤红人”，成功秘密在于，“他面对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汉族、满族、回族、藏族、蒙古族”，都共享着一套权力意识与游戏规则，不论其是高高在上的清廷、反清复明的英雄还是作恶多端的邪教。韦小宝深谙其道，游刃其间，却始终保持一份义气和匪气，超越正邪和朝野，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从穷困潦倒的南渡文人到纵横文坛的武林宗师，从坐论“滔滔两岸潮”的“香江一支笔”到参国问政的“叱咤红人”，金庸的“学问”来自大时代熔炉里的千锤百炼。而他最大的“学问”，正在于对各种学问和思想的打通，类似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儒家的家国天下，佛道的空无超脱，民间社会的粗犷豪迈，存在主义式的现代体验，都在其中，组成了一个怀旧的侠义之邦。
　　在这里，左派和右派握手言和，“70后”和“90后”消弭代沟，知识分子剥除了自己的中产阶级高冷美学，被这些通俗故事摧垮了泪腺、撞击了灵魂。不知世事的青少年沉浸于仗剑天涯、纵酒狂歌的幻想，投身社会的中年人体悟着江湖的权力角逐、人性的复杂深邃，饱尝世事沧桑的老年人感叹着孤臣孽子的悲怆与天地一人的孤独。金庸建构了一个超越年龄、阶级与思想的想象共同体。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四海列国，千秋万代，大概只有一个金庸。

　　无论在文学还是影视中，金庸笔下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大侠已绝迹多年。叶底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每个金庸的读者都会铭记，那个他为我们搭建的“文化中国”，那些关于正义、情义、侠义、道义的坚持，以及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乌托邦世界的永恒向往，并在往后庸常的现实岁月里，反复摩挲。毕竟，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豪情仍在痴痴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