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些年来，去念楼拜访、采访钟叔河先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念楼”的人于是也多了。这未必是钟先生本人喜欢的事，因为他从来是个不爱热闹的人。不过，倘若碰上几个谈得来的，钟先生的话匣子还是容易打开。他尤其愿意与年轻的、有些见识的读书人交谈。有一回，《晨报周刊》的小袁带香港凤凰卫视的梁文道来拜访钟先生，我也去了。梁君是我喜欢的年轻学人，口才文章俱佳，出了好几本书，在当下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影响。梁文道由衷地对钟先生说，“走向世界丛书”是对他有启蒙作用的一套书。钟先生很高兴。那一次，大家相谈甚欢。
“念楼”乍一听恐怕有人不太明白来由。其实“念”就是二十，钟先生住二十楼，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便在门口挂了块竹形直额，上刻“念楼钟寓”四字作为标志，并无其他什么特殊含意——固然钟先生对“念”字本意可能心有戚戚焉。
门口的这块直额其实是一塑胶仿铜件。原件挂在客厅墙上，为钟先生的友人、浙江桐乡叶君精镌，堪称竹刻佳作，“念楼钟寓”几字则是钟先生集自周作人的手书。因担心损伤竹材，不敢硬钉，才另外请人仿制一件，固定在门外。
钟先生搬入念楼十一二年了，与“念楼”有关的书出了好几种，其中《念楼学短》我尤其喜欢。所选古文皆百字以内，且独立成篇，以倡好文贵短的意思。每篇古文均配以“念楼读”及“念楼日”，加起来亦不足三百字，却耐得咀嚼，经得看。还有一本《念楼集》，所收文章大半都是在念楼写的，我也喜欢看。
现在钟先生的书房系由客厅兼任。原先那间书房太小，于是钟先生与老伴朱纯合计，搬到客厅里了。反正来的客人多是谈书看书的，这样做正合适。客厅约三十平米，算大的了。窗户朝南，书桌呈斜角置于窗下，光线很好。东西两面墙壁各置一排大书架，多为古籍或工具书。当然，“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李锐全集》等书也占有重要地位。朱纯大姐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老头挪书房》，饶见情趣。客厅中间则放了一张台球桌，不大，原先我以为是钟先生将其缩小尺寸请人定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张标准尺寸的美式台球桌，钟先生不好动，读书写作之余唯独喜欢和老伴打打台球。可惜老伴于四年前去世了。
因为近水楼台，我常常去钟先生家坐一坐，听他聊天。话题海阔天空不拘一格，即兴随意，妙谈之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和学问。可惜我记性不佳，便常想，每次聊天若把它录下音来，久而久之编成一本书叫《念楼聊天》，必定好看。细想又难得做成。因为凡事一认真，便不随意，聊天不随意，还有什么意思?
钟先生并不好收藏，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一辈子与书、与读书人打交道，多少总会留下几样或有意思、或可纪念的字画、摆设之类。还有些东西，则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有些关联，初看并不起眼，更谈不上贵重，说起来却有来历。就我个人而言，对后面这类东西更感兴趣。譬如1976年在劳改队里给妻子制作的竹筒，1968年自制的欧洲式样细木工刨，还有他女儿从巴黎购回送给他的书册形木盒，以及友人从旧金山购赠的十八世纪北美移民用铜灯等。这些东西摆在书架上，不占地方不动声色，却悄然散发着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日常生活气息。
钟先生说，本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手艺很好的工匠。此言确实不虚。就拿他在牢里面制作的那个竹筒而言，上刻竹叶数片，并题上“斑竹一枝干滴泪”，堪称精美，更何况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雕刻出来的。钟先生却笑言，因刻的是伟大领袖的诗句，才能公然为之。其实这句诗也有暗寓之意，它饱含了钟先生在牢改队里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再说钟先生手工制作的两把细木工刨，也可圈可点。其时钟先生和妻子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并兼搞一点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所以还有点余暇和兴趣做几样喜欢的工具。这两把刨子做工、材质俱佳。一把刨身是血桐，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为枯木，木楔用花梨；另一把全部用名贵木材黄棺制作，材料居然来源于“破四旧”砸烂的古老家具，堪称“废物利用”的典范。
说到古老家具，钟先生至今仍有一件事情不无惋惜。故事发生的时间更早，即“大跃进”的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他租住在长沙北门余家塘一栋老楼里，房主是一位曾出任过民国时期最高法院院长的老先生。此公担心一房好家俱迟早难保，有意将一张紫檀木雕花大床作价八元卖给钟先生。钟先生想反正睡觉也要张床，何况此床既好且大，睡个两三人还可余出一边堆书。可惜钟先生的父亲执意阻止，不愿儿子有半点张扬。结果此床被长沙民族乐器厂买下，且当即一顿敲拆，悉数散去做胡琴了。
钟先生委实在任何困厄的处境中仍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张力和乐观精神，并且在个性被极度压抑的时代仍能头脑清醒，坚持独立的自由思想。固然，他被报社打成右派也恰恰就因了“错就错在有思想”。即便在劳改队服刑期间，他也曾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即以那位工人的名义借阅)通读了“二十四史”。通过读史，更加增强了钟先生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如果说到为钟先生自己视为珍贵的物品，恐怕周作人在1963年写给他的回信算是非常重要的了。钟先生曾将此信嵌入一镜框，挂在念楼书房的墙上。记得他对我说过，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位被开除公职、砸了饭碗，以拖板车为生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呢?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因打算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与其子周丰一取得了联系，某次，周丰一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了钟先生寄给周作人的那封信，遂将其影印寄给了钟先生。
极难想象，年轻的钟叔河当时能在信中如此写道：
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
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十分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当时落款只有日期未写年份。据钟先生后来查阅周作人日记原件，确认此信写于1963年11月24日。因1963年11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
七年后的1970年，钟先生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十年。
看得出来，钟先生也尤其喜欢女儿从巴黎给他买回的一个书册形木盒。木盒外观几乎与一本精装书无异，非常逼真。因为喜欢，钟先生便将钱钟书写给他的一摞信札放在盒内。当他把这个书形木盒拿在手里展示给我看时，那脸上露出的开朗笑容叫人很难忘记。
我不失时机，拍下了这个瞬间。
钟先生亦将钱钟书送给他的手书旧作《山斋凉夜》镜裱后挂在客厅里。在他眼里，钱钟书 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这套书便为钱钟书所激赏。年长钟先生二十一岁的钱钟书主动通过《读书》杂志的董秀玉想约他见面谈谈。于是1984年1月在北京钱家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结上了文字缘。就是那次，钱钟书建议钟先生将“走向世界丛书”各书的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钟先生回长沙两月后，就收到了钱钟书为其所写的序言，并在附信中写道：“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直到二十年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在给钟先生的一封信中仍提到此事，说“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如今，杨绛女士已满百岁了。她们一家与钟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早一晌，钟先生将杨绛的最近来信给我看了，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毕竟有了些许感伤。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
那天，钟先生还翻出了不少颇有时光印痕的东西，我都一一拍了下来。最早的物品应该是他父亲教他读宋词的手抄本。当时他父亲已七十岁了，钟先生却还只是读高小的年纪。钟先生说，小时候他们父子出去，人家把他们当祖孙辈看。我说，看来晚年得子此子必定聪明，确有印证。钟先生却说不不，我哥哥比我聪明得多。他还说自己儿时初学四则应用题“鸡兔同笼”，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亲，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还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气得他的老父亲直翘胡子，大骂儿子“下愚不移”。
当然钟先生说自己蠢，不过自谦而已。他拿给我看的一卷文言笔记便是早在十五岁时候写的，题目叫做《蛛窗述闻》，且有弁言、有条例、有目录，很像一回事。其弁言俨称“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说他年少聪颖并不过份。钟先生自己现在还喜欢，并且推荐我看其中一篇《槐抱榆》，极短，读来果然有味。兹录于下：
平江女师校址故县署也中有大院落其角生一巨槐苍纹斑驳大可数抱其干中空而生一榆大亦抱馀二树之柯叶荫全一院树下有碑篆文四字云槐抱榆记下更有小字则模糊不辨矣。
在翻看和拍摄钟先生保存的这些个人物件中，他题写在一卷线装册页上的一首五言律诗令人颇生感慨。我看过钟先生写过的旧体诗很少(恐怕他自己也写得并不多)，但几乎首首动人，譬如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写的那些诗。而直接观看题写在线装册页上的手迹，感觉更加强烈。
这首五言律诗是钟先生五十岁时写给他的患难之交朱正的：同届知天命，相从三十年。论交吾与汝，知味米和盐。监房分饼宴，报社卖文钱。却忆青春事，华发两萧然。
钟先生在内心里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能将其视为知己并且惺惺相惜的人恐怕寥寥。但朱正肯定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间朱正判刑三年，钟判刑十年。在狱中朱正断言，“我坐三年是会坐满的，你坐十年肯定坐不满”。言下之意是不用十年时局会有巨变，果然言中。六年后“文革”结束，九年后钟先生平反出狱。而朱正当时的胆识可见一斑。
如今，距离写这首诗的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个人已届八十了。
但钟先生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旷达而淡然。他特别喜欢杨绛女士介绍的兰德的诗：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难道不是最顺其自然的生命态度吗?
在我眼里，钟先生是一位足以令当代中国某些“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人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编的书，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拥有的极其独立的人格。没有什么人可以左右他，这是当今中国文化界所罕见的。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对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秉性彻骨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足以令我对他深深钦佩。
而在钟先生现在所居住的念楼里，我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政治的风云史、斗争史，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奋斗史。
有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夜晚的阳台上，不无茫然地注视着这个越来越喧嚣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万家灯火辉煌。可是，谁还可以在其中哪幢楼房哪层楼上，找到如同念楼这样的地方，结识如同钟先生这样睿智的老人呢?
恐怕很难很难——甚至不再。
“念楼”乍一听恐怕有人不太明白来由。其实“念”就是二十，钟先生住二十楼，由于“户户外貌咸同”，便在门口挂了块竹形直额，上刻“念楼钟寓”四字作为标志，并无其他什么特殊含意——固然钟先生对“念”字本意可能心有戚戚焉。
门口的这块直额其实是一塑胶仿铜件。原件挂在客厅墙上，为钟先生的友人、浙江桐乡叶君精镌，堪称竹刻佳作，“念楼钟寓”几字则是钟先生集自周作人的手书。因担心损伤竹材，不敢硬钉，才另外请人仿制一件，固定在门外。
钟先生搬入念楼十一二年了，与“念楼”有关的书出了好几种，其中《念楼学短》我尤其喜欢。所选古文皆百字以内，且独立成篇，以倡好文贵短的意思。每篇古文均配以“念楼读”及“念楼日”，加起来亦不足三百字，却耐得咀嚼，经得看。还有一本《念楼集》，所收文章大半都是在念楼写的，我也喜欢看。
现在钟先生的书房系由客厅兼任。原先那间书房太小，于是钟先生与老伴朱纯合计，搬到客厅里了。反正来的客人多是谈书看书的，这样做正合适。客厅约三十平米，算大的了。窗户朝南，书桌呈斜角置于窗下，光线很好。东西两面墙壁各置一排大书架，多为古籍或工具书。当然，“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李锐全集》等书也占有重要地位。朱纯大姐因此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老头挪书房》，饶见情趣。客厅中间则放了一张台球桌，不大，原先我以为是钟先生将其缩小尺寸请人定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张标准尺寸的美式台球桌，钟先生不好动，读书写作之余唯独喜欢和老伴打打台球。可惜老伴于四年前去世了。
因为近水楼台，我常常去钟先生家坐一坐，听他聊天。话题海阔天空不拘一格，即兴随意，妙谈之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和学问。可惜我记性不佳，便常想，每次聊天若把它录下音来，久而久之编成一本书叫《念楼聊天》，必定好看。细想又难得做成。因为凡事一认真，便不随意，聊天不随意，还有什么意思?
钟先生并不好收藏，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一辈子与书、与读书人打交道，多少总会留下几样或有意思、或可纪念的字画、摆设之类。还有些东西，则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有些关联，初看并不起眼，更谈不上贵重，说起来却有来历。就我个人而言，对后面这类东西更感兴趣。譬如1976年在劳改队里给妻子制作的竹筒，1968年自制的欧洲式样细木工刨，还有他女儿从巴黎购回送给他的书册形木盒，以及友人从旧金山购赠的十八世纪北美移民用铜灯等。这些东西摆在书架上，不占地方不动声色，却悄然散发着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日常生活气息。
钟先生说，本来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手艺很好的工匠。此言确实不虚。就拿他在牢里面制作的那个竹筒而言，上刻竹叶数片，并题上“斑竹一枝干滴泪”，堪称精美，更何况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雕刻出来的。钟先生却笑言，因刻的是伟大领袖的诗句，才能公然为之。其实这句诗也有暗寓之意，它饱含了钟先生在牢改队里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再说钟先生手工制作的两把细木工刨，也可圈可点。其时钟先生和妻子都在街道工厂做木模，并兼搞一点设计制图，可以温饱，所以还有点余暇和兴趣做几样喜欢的工具。这两把刨子做工、材质俱佳。一把刨身是血桐，底板用黄檀，前后手柄为枯木，木楔用花梨；另一把全部用名贵木材黄棺制作，材料居然来源于“破四旧”砸烂的古老家具，堪称“废物利用”的典范。
说到古老家具，钟先生至今仍有一件事情不无惋惜。故事发生的时间更早，即“大跃进”的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他租住在长沙北门余家塘一栋老楼里，房主是一位曾出任过民国时期最高法院院长的老先生。此公担心一房好家俱迟早难保，有意将一张紫檀木雕花大床作价八元卖给钟先生。钟先生想反正睡觉也要张床，何况此床既好且大，睡个两三人还可余出一边堆书。可惜钟先生的父亲执意阻止，不愿儿子有半点张扬。结果此床被长沙民族乐器厂买下，且当即一顿敲拆，悉数散去做胡琴了。
钟先生委实在任何困厄的处境中仍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张力和乐观精神，并且在个性被极度压抑的时代仍能头脑清醒，坚持独立的自由思想。固然，他被报社打成右派也恰恰就因了“错就错在有思想”。即便在劳改队服刑期间，他也曾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即以那位工人的名义借阅)通读了“二十四史”。通过读史，更加增强了钟先生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
如果说到为钟先生自己视为珍贵的物品，恐怕周作人在1963年写给他的回信算是非常重要的了。钟先生曾将此信嵌入一镜框，挂在念楼书房的墙上。记得他对我说过，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位被开除公职、砸了饭碗，以拖板车为生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呢?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因打算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与其子周丰一取得了联系，某次，周丰一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了钟先生寄给周作人的那封信，遂将其影印寄给了钟先生。
极难想象，年轻的钟叔河当时能在信中如此写道：
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
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十分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当时落款只有日期未写年份。据钟先生后来查阅周作人日记原件，确认此信写于1963年11月24日。因1963年11月28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
七年后的1970年，钟先生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十年。
看得出来，钟先生也尤其喜欢女儿从巴黎给他买回的一个书册形木盒。木盒外观几乎与一本精装书无异，非常逼真。因为喜欢，钟先生便将钱钟书写给他的一摞信札放在盒内。当他把这个书形木盒拿在手里展示给我看时，那脸上露出的开朗笑容叫人很难忘记。
我不失时机，拍下了这个瞬间。
钟先生亦将钱钟书送给他的手书旧作《山斋凉夜》镜裱后挂在客厅里。在他眼里，钱钟书 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这套书便为钱钟书所激赏。年长钟先生二十一岁的钱钟书主动通过《读书》杂志的董秀玉想约他见面谈谈。于是1984年1月在北京钱家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结上了文字缘。就是那次，钱钟书建议钟先生将“走向世界丛书”各书的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钟先生回长沙两月后，就收到了钱钟书为其所写的序言，并在附信中写道：“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直到二十年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在给钟先生的一封信中仍提到此事，说“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如今，杨绛女士已满百岁了。她们一家与钟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早一晌，钟先生将杨绛的最近来信给我看了，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毕竟有了些许感伤。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
那天，钟先生还翻出了不少颇有时光印痕的东西，我都一一拍了下来。最早的物品应该是他父亲教他读宋词的手抄本。当时他父亲已七十岁了，钟先生却还只是读高小的年纪。钟先生说，小时候他们父子出去，人家把他们当祖孙辈看。我说，看来晚年得子此子必定聪明，确有印证。钟先生却说不不，我哥哥比我聪明得多。他还说自己儿时初学四则应用题“鸡兔同笼”，就蠢到了极点，居然去问父亲，谁会把两只脚的鸡往四只脚的兔子笼里赶，还不怕麻烦去数多少头多少脚?气得他的老父亲直翘胡子，大骂儿子“下愚不移”。
当然钟先生说自己蠢，不过自谦而已。他拿给我看的一卷文言笔记便是早在十五岁时候写的，题目叫做《蛛窗述闻》，且有弁言、有条例、有目录，很像一回事。其弁言俨称“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说他年少聪颖并不过份。钟先生自己现在还喜欢，并且推荐我看其中一篇《槐抱榆》，极短，读来果然有味。兹录于下：
平江女师校址故县署也中有大院落其角生一巨槐苍纹斑驳大可数抱其干中空而生一榆大亦抱馀二树之柯叶荫全一院树下有碑篆文四字云槐抱榆记下更有小字则模糊不辨矣。
在翻看和拍摄钟先生保存的这些个人物件中，他题写在一卷线装册页上的一首五言律诗令人颇生感慨。我看过钟先生写过的旧体诗很少(恐怕他自己也写得并不多)，但几乎首首动人，譬如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写的那些诗。而直接观看题写在线装册页上的手迹，感觉更加强烈。
这首五言律诗是钟先生五十岁时写给他的患难之交朱正的：同届知天命，相从三十年。论交吾与汝，知味米和盐。监房分饼宴，报社卖文钱。却忆青春事，华发两萧然。
钟先生在内心里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能将其视为知己并且惺惺相惜的人恐怕寥寥。但朱正肯定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间朱正判刑三年，钟判刑十年。在狱中朱正断言，“我坐三年是会坐满的，你坐十年肯定坐不满”。言下之意是不用十年时局会有巨变，果然言中。六年后“文革”结束，九年后钟先生平反出狱。而朱正当时的胆识可见一斑。
如今，距离写这首诗的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个人已届八十了。
但钟先生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旷达而淡然。他特别喜欢杨绛女士介绍的兰德的诗：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难道不是最顺其自然的生命态度吗?
在我眼里，钟先生是一位足以令当代中国某些“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人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编的书，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拥有的极其独立的人格。没有什么人可以左右他，这是当今中国文化界所罕见的。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对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秉性彻骨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足以令我对他深深钦佩。
而在钟先生现在所居住的念楼里，我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政治的风云史、斗争史，分明看到了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奋斗史。
有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夜晚的阳台上，不无茫然地注视着这个越来越喧嚣的城市。高楼大厦林立，万家灯火辉煌。可是，谁还可以在其中哪幢楼房哪层楼上，找到如同念楼这样的地方，结识如同钟先生这样睿智的老人呢?
恐怕很难很难——甚至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