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崔老师和她的孩子们
　　1943年12月1日，崔玮兰出生于山东蓬莱的一个军人家庭。1964年，21岁的崔玮兰毕业于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同年分配至北京市第四聋人学校工作，直至退休一直从事着听障儿童教学工作。教学34年，崔老师获奖无数，从没有因为工作的压力打过退堂鼓，更没有因为家庭事务耽误过教学，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998年，崔老师退休了。照理说，这个时候的崔老师该享受老年的幸福时光，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但闲下来的她，心思却没有闲下来。为了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更为了那些需要继续关爱的孩子，她毅然顶住家人的压力，开办了听力康复学校。为了取得家人的支持，她带着女儿、女婿看望了自己的学生，对孩子们的爱让一家人坚定了办好学校，培养自食其力、残而有为青年的决心。建一所民营的聋儿语训学校，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没有教室，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没有老师，他们就挨个到特教学校请人；没有资质，他们就天天跑到相关部门“蹲点”。买教科书、教具、文具，断断续续地投入了近三十万元，家里的家底全部搭了进去。庆幸的是，9月1号那天，学校顺利开学了。可是，崔老师却病倒了。“虽然当时学校只有1个老师，3个学生，但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女婿王建强回忆起建校初期的心酸幸福地说道。
　　二十岁的“男妈妈”
　　校址易地到通州区后，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与驻该区警卫师司令部直属队结成了共建单位，由该部学雷锋标兵连先行试点。
　　一次共建活动时，指导员一声“解散”，小麹三步并做两步跑到幼儿部。一进门儿，他就开始喊：“蛋蛋？妈妈来了！儿子？”老师们看着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小爸爸都笑起来。只见一个小家伙摇着两只小手跑过来，一把搂住小麹的脖子，断断续续地从嘴里冒出两个字：“妈……妈！”听到这声亲昵的呼唤，小麹重重地在蛋蛋脸上啄了两口。
　　上次教蛋蛋说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是小麹第二次跟随部队到人工耳蜗学校来搞共建活动，他被分配到的任务就是教一个刚刚进校的三岁孩子说“妈妈”。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小麹忙活了一上午，满头大汗也没什么成果。对于每一个正常的三岁孩子来说，“妈妈”这个词几乎是脱口而出，可对于一个靠着人工耳蜗才能勉强听到声音的三岁孩子来说，“妈妈”这个词是他们从未听过，也从未说过的。按照学校老师教他的方法，小麹一边和孩子搭积木、做游戏培养相互之间的信任，一边重复着同样的话，“蛋蛋，‘妈妈’……蛋蛋，‘妈妈’，……‘妈妈’……”可是蛋蛋仿佛听着外星语言，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眼前这个叔叔，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顿足捶胸。这个小家伙儿的不配合，俨然难倒了五尺英雄汉。部队集合时间到了，小麹抱起蛋蛋无可奈何地说：“看来今天你是不能学会叫‘妈妈’了，叔叔要走了，下次再来看你！”他放下蛋蛋转身正准备离开，这时蛋蛋急得连跑两步，抱住小麹的大腿，大声说了一声：“妈！”听到这声“妈”，小麹一下子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全身的汗毛孔似乎都在放电。回到连队，小麹给远在家乡的母亲打了电话，拿起电话第一句就是：“妈妈！妈！”
　　连队外的小小“指导员”
　　小郭是连队的后进战士，平日里性格内向、作风松散，与战友关系貌合神离。连队干部骨干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工作，他表现有所好转，但反复无常。
　　一次党团活动，指导员执意带小郭去学校转转。当快到幼儿部的时候，指导员和小郭故意放慢了脚步，生怕打扰了孩子们学习。突然，一个小朋友看见解放军叔叔来了，兴奋地朝老师手足舞蹈，激动的情绪带动了所有的小朋友，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声音，只有零碎的“啊”、“啊”。小郭问指导员，为什么他们高兴的时候没有声音，问题未落，小郭惭愧地低下了头，脸刷地羞红到了脖颈。指导员见状，拉着小郭的手大步地向小朋友走去。看到指导员熟练的左一个右一个抱着孩子亲热的时候，小郭呆呆地站在指导员的后面不知所措。
　　“还愣着干什么，快抱抱他啊，没看小硕硕手都举酸了吗！”小郭羞涩地抱着硕硕，表情木然。硕硕难为情地用左手环抱着小郭的脖子，右手指着小郭的肩章画着圈圈，嘴里不停地咿呀着，但脸上满是幸福。随后，其他小朋友主动地要抱一抱的时候，小郭再也没有小气了，抱着孩子亲个不停。
　　回来的路上，小郭告诉指导员，“以前太自我，从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今天看见小朋友幸福的表情，原来我可以做得和您一样好。指导员，以后看我行动吧！”从那以后，小郭主动承担起种植员的工作，为后勤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