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开始引起注意，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1954年7月，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其实我上高中时并不喜欢外文，但因为是组织推荐，就接受了。
当时北大东语系下设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朝鲜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印尼语、缅甸语和阿拉伯语9个专业。申报志愿时，我填报了印地语。
就在开始上课的前一天晚上，系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改学日本语。我非常震惊，并明确表示，让我学什么语都可以，就是不能学日本语。我说，我父亲险些命丧南京大屠杀，母亲也死于日军占领期间，我不满5岁成了“战争孤儿”，对日本没有任何好感，有的只是“家仇国恨”。
两位总支书记对我表示了同情，但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一位说，就是为了报“家仇国恨”，也应该学日本语呀！他们告诉我，今年日本语专业招收的20名学生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所以要调我这个党员去，担当起团支部书记的重任。
见我依然不肯点头，他们生气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不知道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的道理吗？！话已至此，我只好走进了日本语教室。
但一开始，我对学日语仍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真正的转折，是源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大学的七八分钟讲话。
1955年初秋，也是我进北大一年后，周恩来总理陪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参观、访问。
吴努作了题为“佛教与缅甸”的讲演。在讲演的末尾，他和周总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
1964年9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观看乒乓球邀请赛。周恩来身后为作者。
他风趣地说：尽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依然不会相信佛教，而继续相信一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什么主义。不过，我觉得这不能全责怪他。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到缅甸生活一年半载，实地体会佛教的伟大和奇妙。日后如果有了机会，我相信绝顶聪敏的他也一定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讲到这里，会场异常安静。不一会儿，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要求周总理讲话。也许三百多名师生代表都期待听他的回应。
周总理盛情难却，拿起话筒，讲了一段话。
他先指出，党中央不久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吴努总理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演讲本身就充分表明这个“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表明有些国家、有些人对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特别是没有宗教自由的攻击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我的好友吴努总理刚才说我也会成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预言，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但我不能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他，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自己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就决定信仰吴努总理刚才讲的那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因为这个主义比佛教更能够认清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多年的理想社会。”
周总理事前没有任何准备，这番话讲得实在太精彩了！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吴努及几名随员有些尴尬，表情不大自然。
从那天起，周总理出众的风度、闪光的智慧和雄辩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我心里了。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随在他身边，为他当翻译。
我比谁都更清楚，自己19岁10个月才开始接触日文字母，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日语，并在几年后就达到能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异常严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寻常的“后天补”了。
要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听、说、写、读、译五方面缺一不可。对初学者来说，说和写最难。
为了突破“说”的难关，我想了许多办法。首先在课堂上要多说日语，平时见到老师或高班同学，也要尽量多说日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习惯。后来有人问我学好口语有何秘诀，我的回答都十分简单：就是“不要脸”。
一个人独处时，我也养成了“自说自话”的习惯。比如步行七八分钟去大食堂吃早饭，我会轻声用日文介绍，北大除学生大食堂外，还有教职员食堂、留学生食堂等多个中、小食堂;学生大食堂还可用作会场，不过开会时同学们都得自带小板凳等等。每晚熄灯前，我都会面对天花板，轻声用日文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和新鲜见闻。
为了突破“写”的难关，我利用暑假用初学的日语写了自传、家史两篇长文章，共三万余字，写了改，改了再写。开学后，我惴惴不安地请张京先老师帮忙批改。
不到半个月，张老师退还给我。打开一看，每页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个别段落几乎是重写的。反复阅读几遍，深感收益颇多。张老师还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写了一段批语：“我从日本京都女师毕业来北大教书几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也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老师说到做到，几次请我到她位于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的家里过星期天，并把她爱人陈涛教授介绍给我。
陈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我国老一代日语权威之一，当时在北京外贸学院任教，正忙于筹备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日汉辞典。陈教授非常热情，用标准日语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和学习、掌握日语的窍门。
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陈教授与我交谈时，张老师就会去厨房做饭，然后三个人共进午餐。陈教授笑着问我：“小伙子，是张老师做的饭菜可口，还是学生大食堂的饭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欢迎你多来几次。既学習日语，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 北大四年，我一心苦读，甚至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圆明园。但当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训练、提高听力的设备。可读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一本适合初学者水平的日本报刊杂志，中国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国》。
付出得到了回报。总共18门必修课，每门课含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项成绩，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单上“满堂红”（那时全国高校实行“五分制”，五分才用红笔记载）。
毕业典礼上，东语系主任、恩师季羡林教授高兴地紧握我的双手，夸我创造了一项新纪录，说他1946年来北大创办东语系12年来，我是全系头一个“全优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不过，北大四年，也留下了种种不足和遗憾。
一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学好、掌握英语，而后来工作中的大量事实证明，英语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二是同样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选修几门重要的文化知识课，如古代汉语、楚辞唐诗等。这些课程大都由北大名家讲授，实在太可惜了。三是在那几年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作为学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自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同学，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进步、发展。这里，我愿意再次低头向他们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
分配到外交部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先后三次参与了接待日本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
他们是以社会党人、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中国十周年国庆节祝贺团”、两年多前因病辞职的自由民主党前首相石桥湛三夫妇、由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领的代表团。他们都是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邀请来访的。
外面盛传周总理懂几国语言，其实不很准确，实际情况是：他中学在南开学的英文，有英文基础;19岁那年去日本留学，待了一年多，懂一些日文;留法4年，懂法语。
那时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一般都配备两名翻译，既在必要时可以替换，又能培养年轻翻译。我起初只是一名辅助翻译，但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前辈翻译时，我就在旁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让我当主翻，我会怎样进行翻译？
没想到，在接待松村谦三一行时，我的工作接连两次出现差错。
第一次是，周总理陪松村前往北京郊区最大的密云水库工地现场考察。按惯例，他一般都会先到会见场所等候外宾，但这次他特别嘱咐接待班子，明天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车，他晚些时间赶到，一到就开车。
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行，既高兴，又紧张。那天的主翻是日语界公认的老大哥刘德有，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四名随行记者的活动。他们分别由日本三大报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NHK派出。
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钟把日本朋友都领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城际小火车，等候周总理的到来。这时，四名随行记者发现周总理还不在车上，就一再要求下车去站台拍摄几张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的照片。他们一再保证，只要周总理一到就立即上车，绝不会误事。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张同意了。
他们刚下车一会儿，周总理乘坐的苏制吉斯小轿车就呼的一声停在了车厢门口。周总理下车后，两大步就跨上了火车。不到三秒钟，火车就启动了。那四名记者发现后，边大声喊叫，边朝小火车奔来，也无济于事了。
周总理上车就座后，就与松村老先生开始交谈，同时掉过头来问我，那四名记者呢，他们为什么不在车上？大家也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汇报了这件事。
周总理说，小伙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没有经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个翻译不只是要会说外语，更要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接着他又对松村老先生说，我原本打算请几位记者朋友同行，既現场采访我们今天的会谈，又去看看北京郊区水利建设宏伟的场面。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都落空了。
虽说周总理并未严厉地批评我，但第一次在总理身边就出差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十分后悔。
第二天陪同松村老先生的女儿小堀治子去医院看病，我犯的错误就更荒唐了，可谓出尽洋相。
从密云水库回到北京饭店后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说自己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后，就让我去做好这件事。
协和医院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总理邀请来访的日本贵客，便安排该院内科主任、我国著名的张孝骞教授接诊。
测量体温、血压后，张教授开始向患者询问病情：“您哪儿不舒服？”
这虽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话，但“舒服”两个字却把我难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日文是怎么说的，真急死人了，便随口说道：“医生问您哪儿疼？”
“我哪儿也不疼。”她答。
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张教授想听到的回答。可怎么办呢？这时自己才想起了一句与“舒服”意思相近的话。“医生问您身体哪部分感觉不大好？”
“感觉都不错，只是来北京前在东京得过一次感冒，至今没有完全康复。昨天又去参观密云水库，可能累了一点儿。”
译成中文后，张教授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您的食欲怎么样？有便秘吗？”
“食欲”“便秘”这两个词又把我难住了。我心想也许可以将汉字直译过去（实际上直译过去就行了），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怕译错了闹笑话，便改译成：“医生问您身体的进出口情况怎么样？”
“什么？进出口！？我当过老师，从未做过贸易工作。”她奇怪地说。
我见她完全没有听懂“进出口”的意思，只能豁出去了，用手势作了辅助说明。她这回明白了，边笑边回答：“我进出口都没事。”
接着，张教授又问：“你例假正常吗？”
我虽从中学生理课上知道“例假”这个词的含义，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么说的，于是便译成：“医生问您，你们妇女一般一个月左右来一次的东西正常吗？” 这回没费周折，她一听就明白了，苦笑着回答：“完全正常。”
问完上述基本情况后，张教授说，那就先验血吧。
日文里没有“验血”这个词，必须将“验”字译成“查验”或“检验”，这些我是知道的;同时，必须将“血”字译成“血液”，因为单独一个“血”字的日文发音，日本人听来其意思并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这我当时就不知道了。因此，我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这句话译成了“那就先查验屁股、臀部吧”。
小堀女士脸上顿时露出十分吃惊、迷惑不解的神色，连连摇头回答：“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次身体不适，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验什么了吧。”
我翻译后，张教授同样迷惑不解地问我：这位日本知识女性为什么会反对验血呢？更加迷惑不解的我，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张教授很无奈，只好说，那就麻烦你这位翻译，好好劝劝她接受验血吧。
于是，我就反复向小堀女士解释，张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科专家，他的建议必定是有道理的。何况“验血”（小堀女士听来是“验屁股”）是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中国，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验吗？”小堀女士几乎绝望地问道。“只要医生认为需要，一般都得查验。我自己就查验过许多次。”我回答。一番劝说后，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查验吧。
张教授一听她同意接受验血，十分高兴，随即叫来护士，从她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鲜血。
小堀女士这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周，今天你的翻译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吓人了。”
验血结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饭店后，平时性格温和、宁静少语的小堀女士当着我的面，把刚才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父亲和其他几位在场的日本人士，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亲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严肃，很少露出笑脸，听完女儿叙述后，第一次笑出声来，并不断说：“杰作、杰作、最高杰作！”
从那时起，代表团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都不再称呼我“小周”“周君”，笑着改称“小屁股” “屁股君”了。
不知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见到我时，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当一个合格、称职的翻译，不容易呀！小伙子你得多学习、多磨练才行呀！
实话实说，当时在我国好几位高水平的日语翻译中，我开始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第一次是60年代初，周总理召集相关部门对日工作负责人开会。
当时中国对日外交和对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长时间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人很少，对日工作一直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廖承志负责。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是当时中国头号日本专家。廖承志下面有四位中层干部，叫“四大金刚”，处一级的叫“十八罗汉”。因为对日工作的特殊性，周总理经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开讨论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是没有这种体制的。
有一次开会，分析、讨论日本众议院选举。岸信介被迫下台，重视发展经济的池田勇人上台执政后，日本国内政局和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周总理说，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先请一位同志用一刻钟时间，概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也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几个主要政党和执政的自民党几个主要派别各得多少选票，占多大比例，占多少议席？与岸信介上臺前的那次大选相比，哪个党、哪个派增加了，哪个党、哪个派减少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今后日本政局发展和对华政策趋向有何评述、展望？然后我们再讨论。
在场的近二十位负责人士可能事前没有准备，手头又没带相关资料，都沉默不语，无人发言，看上去周总理有点不大高兴。见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会议记录的我自告奋勇站起来说：“总理，我讲可以吗？”总理说：“当然可以，小同志。”
我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样，一口气讲出来，用时正好一刻钟。
听毕，与会者都点头称是。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嘛！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要会见一个代表团，提前半个小时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一进门就非常生气，朝比他更早到达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大声说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一个副主席，前天去日本为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一下飞机就在东京羽田机场的记者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们中国进行恶毒攻击，让在场的几十位日本记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他接着说，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览会，与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做文章，实在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么！你们要马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让他们尽快写出文章，针锋相对、同样指名道姓地批驳这个家伙……噢，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啦，大家谁记得？
见在座的近十位人士都默不作声，我起身大声回答说，总理，这个坏蛋叫瓦西里·诺维科夫，在苏联十几名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分管商业、外贸。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坏蛋还不满五十岁，是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一手提拔的亲信。
听完，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又是你呀！
从那时起，我逐渐走上翻译一线。最让我自豪的是，70年代初，作为周总理的翻译，我亲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仅我接触过的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有20多人。
我始终记得周总理说过的话：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日两国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能为这个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感到很幸福。
1954年7月，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其实我上高中时并不喜欢外文，但因为是组织推荐，就接受了。
当时北大东语系下设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朝鲜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印尼语、缅甸语和阿拉伯语9个专业。申报志愿时，我填报了印地语。
就在开始上课的前一天晚上，系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改学日本语。我非常震惊，并明确表示，让我学什么语都可以，就是不能学日本语。我说，我父亲险些命丧南京大屠杀，母亲也死于日军占领期间，我不满5岁成了“战争孤儿”，对日本没有任何好感，有的只是“家仇国恨”。
两位总支书记对我表示了同情，但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一位说，就是为了报“家仇国恨”，也应该学日本语呀！他们告诉我，今年日本语专业招收的20名学生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所以要调我这个党员去，担当起团支部书记的重任。
见我依然不肯点头，他们生气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不知道一个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的道理吗？！话已至此，我只好走进了日本语教室。
但一开始，我对学日语仍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真正的转折，是源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大学的七八分钟讲话。
立志
1955年初秋，也是我进北大一年后，周恩来总理陪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参观、访问。
吴努作了题为“佛教与缅甸”的讲演。在讲演的末尾，他和周总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
他风趣地说：尽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依然不会相信佛教，而继续相信一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什么主义。不过，我觉得这不能全责怪他。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到缅甸生活一年半载，实地体会佛教的伟大和奇妙。日后如果有了机会，我相信绝顶聪敏的他也一定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讲到这里，会场异常安静。不一会儿，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要求周总理讲话。也许三百多名师生代表都期待听他的回应。
周总理盛情难却，拿起话筒，讲了一段话。
他先指出，党中央不久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吴努总理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演讲本身就充分表明这个“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表明有些国家、有些人对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特别是没有宗教自由的攻击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我的好友吴努总理刚才说我也会成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预言，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但我不能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他，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自己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就决定信仰吴努总理刚才讲的那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因为这个主义比佛教更能够认清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多年的理想社会。”
周总理事前没有任何准备，这番话讲得实在太精彩了！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吴努及几名随员有些尴尬，表情不大自然。
从那天起，周总理出众的风度、闪光的智慧和雄辩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我心里了。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随在他身边，为他当翻译。
苦学
我比谁都更清楚，自己19岁10个月才开始接触日文字母，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日语，并在几年后就达到能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异常严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寻常的“后天补”了。
要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听、说、写、读、译五方面缺一不可。对初学者来说，说和写最难。
为了突破“说”的难关，我想了许多办法。首先在课堂上要多说日语，平时见到老师或高班同学，也要尽量多说日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习惯。后来有人问我学好口语有何秘诀，我的回答都十分简单：就是“不要脸”。
一个人独处时，我也养成了“自说自话”的习惯。比如步行七八分钟去大食堂吃早饭，我会轻声用日文介绍，北大除学生大食堂外，还有教职员食堂、留学生食堂等多个中、小食堂;学生大食堂还可用作会场，不过开会时同学们都得自带小板凳等等。每晚熄灯前，我都会面对天花板，轻声用日文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和新鲜见闻。
为了突破“写”的难关，我利用暑假用初学的日语写了自传、家史两篇长文章，共三万余字，写了改，改了再写。开学后，我惴惴不安地请张京先老师帮忙批改。
不到半个月，张老师退还给我。打开一看，每页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个别段落几乎是重写的。反复阅读几遍，深感收益颇多。张老师还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写了一段批语：“我从日本京都女师毕业来北大教书几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也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老师说到做到，几次请我到她位于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的家里过星期天，并把她爱人陈涛教授介绍给我。
陈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是我国老一代日语权威之一，当时在北京外贸学院任教，正忙于筹备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日汉辞典。陈教授非常热情，用标准日语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和学习、掌握日语的窍门。
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陈教授与我交谈时，张老师就会去厨房做饭，然后三个人共进午餐。陈教授笑着问我：“小伙子，是张老师做的饭菜可口，还是学生大食堂的饭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欢迎你多来几次。既学習日语，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 北大四年，我一心苦读，甚至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圆明园。但当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训练、提高听力的设备。可读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一本适合初学者水平的日本报刊杂志，中国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国》。
付出得到了回报。总共18门必修课，每门课含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项成绩，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单上“满堂红”（那时全国高校实行“五分制”，五分才用红笔记载）。
毕业典礼上，东语系主任、恩师季羡林教授高兴地紧握我的双手，夸我创造了一项新纪录，说他1946年来北大创办东语系12年来，我是全系头一个“全优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
不过，北大四年，也留下了种种不足和遗憾。
一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学好、掌握英语，而后来工作中的大量事实证明，英语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二是同样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选修几门重要的文化知识课，如古代汉语、楚辞唐诗等。这些课程大都由北大名家讲授，实在太可惜了。三是在那几年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作为学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自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同学，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进步、发展。这里，我愿意再次低头向他们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
出错
分配到外交部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先后三次参与了接待日本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
他们是以社会党人、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中国十周年国庆节祝贺团”、两年多前因病辞职的自由民主党前首相石桥湛三夫妇、由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领的代表团。他们都是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邀请来访的。
外面盛传周总理懂几国语言，其实不很准确，实际情况是：他中学在南开学的英文，有英文基础;19岁那年去日本留学，待了一年多，懂一些日文;留法4年，懂法语。
那时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一般都配备两名翻译，既在必要时可以替换，又能培养年轻翻译。我起初只是一名辅助翻译，但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前辈翻译时，我就在旁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让我当主翻，我会怎样进行翻译？
没想到，在接待松村谦三一行时，我的工作接连两次出现差错。
第一次是，周总理陪松村前往北京郊区最大的密云水库工地现场考察。按惯例，他一般都会先到会见场所等候外宾，但这次他特别嘱咐接待班子，明天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车，他晚些时间赶到，一到就开车。
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行，既高兴，又紧张。那天的主翻是日语界公认的老大哥刘德有，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四名随行记者的活动。他们分别由日本三大报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NHK派出。
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钟把日本朋友都领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城际小火车，等候周总理的到来。这时，四名随行记者发现周总理还不在车上，就一再要求下车去站台拍摄几张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的照片。他们一再保证，只要周总理一到就立即上车，绝不会误事。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张同意了。
他们刚下车一会儿，周总理乘坐的苏制吉斯小轿车就呼的一声停在了车厢门口。周总理下车后，两大步就跨上了火车。不到三秒钟，火车就启动了。那四名记者发现后，边大声喊叫，边朝小火车奔来，也无济于事了。
周总理上车就座后，就与松村老先生开始交谈，同时掉过头来问我，那四名记者呢，他们为什么不在车上？大家也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汇报了这件事。
周总理说，小伙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没有经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个翻译不只是要会说外语，更要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接着他又对松村老先生说，我原本打算请几位记者朋友同行，既現场采访我们今天的会谈，又去看看北京郊区水利建设宏伟的场面。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都落空了。
虽说周总理并未严厉地批评我，但第一次在总理身边就出差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十分后悔。
出洋相
第二天陪同松村老先生的女儿小堀治子去医院看病，我犯的错误就更荒唐了，可谓出尽洋相。
从密云水库回到北京饭店后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说自己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后，就让我去做好这件事。
协和医院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总理邀请来访的日本贵客，便安排该院内科主任、我国著名的张孝骞教授接诊。
测量体温、血压后，张教授开始向患者询问病情：“您哪儿不舒服？”
这虽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话，但“舒服”两个字却把我难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日文是怎么说的，真急死人了，便随口说道：“医生问您哪儿疼？”
“我哪儿也不疼。”她答。
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张教授想听到的回答。可怎么办呢？这时自己才想起了一句与“舒服”意思相近的话。“医生问您身体哪部分感觉不大好？”
“感觉都不错，只是来北京前在东京得过一次感冒，至今没有完全康复。昨天又去参观密云水库，可能累了一点儿。”
译成中文后，张教授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您的食欲怎么样？有便秘吗？”
“食欲”“便秘”这两个词又把我难住了。我心想也许可以将汉字直译过去（实际上直译过去就行了），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怕译错了闹笑话，便改译成：“医生问您身体的进出口情况怎么样？”
“什么？进出口！？我当过老师，从未做过贸易工作。”她奇怪地说。
我见她完全没有听懂“进出口”的意思，只能豁出去了，用手势作了辅助说明。她这回明白了，边笑边回答：“我进出口都没事。”
接着，张教授又问：“你例假正常吗？”
我虽从中学生理课上知道“例假”这个词的含义，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么说的，于是便译成：“医生问您，你们妇女一般一个月左右来一次的东西正常吗？” 这回没费周折，她一听就明白了，苦笑着回答：“完全正常。”
问完上述基本情况后，张教授说，那就先验血吧。
日文里没有“验血”这个词，必须将“验”字译成“查验”或“检验”，这些我是知道的;同时，必须将“血”字译成“血液”，因为单独一个“血”字的日文发音，日本人听来其意思并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这我当时就不知道了。因此，我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这句话译成了“那就先查验屁股、臀部吧”。
小堀女士脸上顿时露出十分吃惊、迷惑不解的神色，连连摇头回答：“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次身体不适，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验什么了吧。”
我翻译后，张教授同样迷惑不解地问我：这位日本知识女性为什么会反对验血呢？更加迷惑不解的我，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张教授很无奈，只好说，那就麻烦你这位翻译，好好劝劝她接受验血吧。
于是，我就反复向小堀女士解释，张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科专家，他的建议必定是有道理的。何况“验血”（小堀女士听来是“验屁股”）是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中国，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验吗？”小堀女士几乎绝望地问道。“只要医生认为需要，一般都得查验。我自己就查验过许多次。”我回答。一番劝说后，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查验吧。
张教授一听她同意接受验血，十分高兴，随即叫来护士，从她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鲜血。
小堀女士这才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周，今天你的翻译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吓人了。”
验血结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饭店后，平时性格温和、宁静少语的小堀女士当着我的面，把刚才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父亲和其他几位在场的日本人士，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亲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严肃，很少露出笑脸，听完女儿叙述后，第一次笑出声来，并不断说：“杰作、杰作、最高杰作！”
从那时起，代表团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都不再称呼我“小周”“周君”，笑着改称“小屁股” “屁股君”了。
不知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见到我时，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当一个合格、称职的翻译，不容易呀！小伙子你得多学习、多磨练才行呀！
受肯定
实话实说，当时在我国好几位高水平的日语翻译中，我开始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第一次是60年代初，周总理召集相关部门对日工作负责人开会。
当时中国对日外交和对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长时间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人很少，对日工作一直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廖承志负责。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是当时中国头号日本专家。廖承志下面有四位中层干部，叫“四大金刚”，处一级的叫“十八罗汉”。因为对日工作的特殊性，周总理经常召集廖承志和“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开讨论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是没有这种体制的。
有一次开会，分析、讨论日本众议院选举。岸信介被迫下台，重视发展经济的池田勇人上台执政后，日本国内政局和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周总理说，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先请一位同志用一刻钟时间，概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也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几个主要政党和执政的自民党几个主要派别各得多少选票，占多大比例，占多少议席？与岸信介上臺前的那次大选相比，哪个党、哪个派增加了，哪个党、哪个派减少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今后日本政局发展和对华政策趋向有何评述、展望？然后我们再讨论。
在场的近二十位负责人士可能事前没有准备，手头又没带相关资料，都沉默不语，无人发言，看上去周总理有点不大高兴。见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会议记录的我自告奋勇站起来说：“总理，我讲可以吗？”总理说：“当然可以，小同志。”
我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样，一口气讲出来，用时正好一刻钟。
听毕，与会者都点头称是。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嘛！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要会见一个代表团，提前半个小时到了人民大会堂。
他一进门就非常生气，朝比他更早到达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大声说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一个副主席，前天去日本为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一下飞机就在东京羽田机场的记者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们中国进行恶毒攻击，让在场的几十位日本记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他接着说，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览会，与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做文章，实在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么！你们要马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让他们尽快写出文章，针锋相对、同样指名道姓地批驳这个家伙……噢，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啦，大家谁记得？
见在座的近十位人士都默不作声，我起身大声回答说，总理，这个坏蛋叫瓦西里·诺维科夫，在苏联十几名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分管商业、外贸。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坏蛋还不满五十岁，是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一手提拔的亲信。
听完，周总理微笑着说，小伙子，又是你呀！
从那时起，我逐渐走上翻译一线。最让我自豪的是，70年代初，作为周总理的翻译，我亲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全过程。仅我接触过的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有20多人。
我始终记得周总理说过的话：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日两国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能为这个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