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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唐朝中晚期的物价水平为参照,论述《历代名画记》所载绘画作品价格的意义,进而探讨当时的绘画消费市场,解读当时文人士大夫耻于以画为职的经济原因。
关键词:虚实钱 虚实估 绘画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唐朝时著名画家阎立本以画为耻:“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无独有偶,中晚唐时期著名鞍马画家韩 ,也不以有绘画才能为荣,反而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擅长绘画。“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
由此可知,画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他们不以绘画为荣,是避免被人归于社会身份较低的“画工”、“画匠”等“凡鄙陋贱工”之列。“画工”、“画匠”之所以遭人鄙视,除“躬厮役之务”之外,收入不高、经济地位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
《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认识这个价格的意义。
整个唐朝,物价或高或低,钱重物轻和物重钱轻的局面交替出现。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物品匮乏。乾元、上元、大历及建中年间,政府为挽救安史之乱造成的经济衰势,发行了当十、当五十的大钱。史思明在占据洛阳后,也发行了当百的大钱,德宗时也铸过当十的大钱。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铜钱币值过低,物价过高的局面,“米斗至七千”,“绢匹为钱三千二百”。
从《新唐书·食货志》看,物价的上涨总是与私铸钱和大钱的泛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唐代好钱和恶钱在市场上共同流通,好钱一文当恶钱若干文行用。这样,“好钱”也将具有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一种是面值所规定的实价,即“实钱”;一种是用来对付恶钱的超面值虚价,即“虚钱”,故史籍记载“由是钱有虚实之名”。所以,安史之乱以来的物价波动并不仅仅是价格涨落的问题,重要的在于此价格是以实钱计算还是以虚钱计算的。贞元后期至开成年间,物价变动的幅度较小,但虚、实钱的差价仍在四倍左右。《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载:
“元和六年,计收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
其实,虚、实钱早在唐初就已出现,至肃宗乾元时期,由于政府发行当十、当五十的大钱,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肃宗于是下诏准许开元钱加价流通,一文当十文用,这实际上是认可民间业已存在的虚钱交易,虚钱交易从此公开化、合法化。
唐后期虚钱的记载史不绝书,而且在财政经济诸问题中屡屡出现。如《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云:(元和)四年二月诸道盐铁转运使李翼奏:贞元二年收巢盐虚钱六百五十九万六千贯。永贞元年收果盆虚钱七百五十三万一百贯。元和元年收果盐虚钱一千一百二十八万贯。
这里反复出现的是“虚钱”。而且,唐后期史籍中有大量关于虚实钱的记载出现在两税、盐铁、官俸、和籴、和雇和宫市等领域。如《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云:
元和七年四月盐铁转运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元和六年籴(粜)盐除峡内盐井外,计收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比量示(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改法实估也。
《唐会要·盐铁使》(八十八卷)云:
(太和)三年四月赦,安邑、解县两池 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
《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八十八卷)云: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麦。据米数准折虚价。可见,虚实钱存在于唐后期的一切财政收支之中。
《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唐晚期,其记载中对作品的估价也应是以虚钱为核算单位的。两相参照,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既然是虚钱,那么这些钱在实际生活中所起作用也不是很惊人的,“米斗千钱”,“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是一幅画两万的价格都是炒作而来,“至唐朝,尤其是中后期,……绘画价格也被炒得十分惊人”。此外,《论名家品第》中还提到书法与绘画,绘画作品价格上占不到优势,又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来创作“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若是以画为职业,其生活必定是辛苦的。
而且,我们知道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等人在他们生存的时代名气已经很响,董伯仁“屏障一种,亡愧前贤”,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阎立本“朝廷号为丹青神化”,吴道玄“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故而,在当时收藏鉴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这些杰出的古画,不管是宫廷皇室还是王公贵胄都是很舍得花大价钱的,张彦远的估计必然有所提高。
可是通过比较,我们看到的价格之差却是令人吃惊的,此价格相对于平民百姓、农民佃户是天价,但是相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作为古画收藏,价格尚不算高,在当时的收藏鉴赏中又认为“中古可齐上古”,“下古可齐中古”,“近代之价,可齐下古”,那么,当时画家作品在市场的处境可想而知。
从经济角度来看,绘画作品价格与当时的物价水平相比较,画家仅仅可以饱腹,当时画家收入经济收入之微薄,可见当时绘画消费市场的恶劣状况。这也许就是阎立本自认为从事绘画之职“不胜愧赧”甚至“辱莫大焉”,并劝导其子“尔宜深戒,勿习此艺”;韩 认为“绘事非急务”而“自晦其能,未尝传之”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 :《旧唐书·韩 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2] 《历代名画记》(卷二),于安澜:《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作者简介:宋连弟,女,1983—,山东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论。
关键词:虚实钱 虚实估 绘画消费市场
中图分类号:J519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唐朝时著名画家阎立本以画为耻:“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无独有偶,中晚唐时期著名鞍马画家韩 ,也不以有绘画才能为荣,反而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擅长绘画。“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
由此可知,画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他们不以绘画为荣,是避免被人归于社会身份较低的“画工”、“画匠”等“凡鄙陋贱工”之列。“画工”、“画匠”之所以遭人鄙视,除“躬厮役之务”之外,收入不高、经济地位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
《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认识这个价格的意义。
整个唐朝,物价或高或低,钱重物轻和物重钱轻的局面交替出现。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物品匮乏。乾元、上元、大历及建中年间,政府为挽救安史之乱造成的经济衰势,发行了当十、当五十的大钱。史思明在占据洛阳后,也发行了当百的大钱,德宗时也铸过当十的大钱。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铜钱币值过低,物价过高的局面,“米斗至七千”,“绢匹为钱三千二百”。
从《新唐书·食货志》看,物价的上涨总是与私铸钱和大钱的泛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唐代好钱和恶钱在市场上共同流通,好钱一文当恶钱若干文行用。这样,“好钱”也将具有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一种是面值所规定的实价,即“实钱”;一种是用来对付恶钱的超面值虚价,即“虚钱”,故史籍记载“由是钱有虚实之名”。所以,安史之乱以来的物价波动并不仅仅是价格涨落的问题,重要的在于此价格是以实钱计算还是以虚钱计算的。贞元后期至开成年间,物价变动的幅度较小,但虚、实钱的差价仍在四倍左右。《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载:
“元和六年,计收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
其实,虚、实钱早在唐初就已出现,至肃宗乾元时期,由于政府发行当十、当五十的大钱,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肃宗于是下诏准许开元钱加价流通,一文当十文用,这实际上是认可民间业已存在的虚钱交易,虚钱交易从此公开化、合法化。
唐后期虚钱的记载史不绝书,而且在财政经济诸问题中屡屡出现。如《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云:(元和)四年二月诸道盐铁转运使李翼奏:贞元二年收巢盐虚钱六百五十九万六千贯。永贞元年收果盆虚钱七百五十三万一百贯。元和元年收果盐虚钱一千一百二十八万贯。
这里反复出现的是“虚钱”。而且,唐后期史籍中有大量关于虚实钱的记载出现在两税、盐铁、官俸、和籴、和雇和宫市等领域。如《册府元龟·邦记部·山泽门》云:
元和七年四月盐铁转运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元和六年籴(粜)盐除峡内盐井外,计收盐价钱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比量示(未)改法已前旧盐利,总约时价四倍加抬,计成虚钱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七千一百贯,改法实估也。
《唐会要·盐铁使》(八十八卷)云:
(太和)三年四月赦,安邑、解县两池 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
《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八十八卷)云: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其粟及麦。据米数准折虚价。可见,虚实钱存在于唐后期的一切财政收支之中。
《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唐晚期,其记载中对作品的估价也应是以虚钱为核算单位的。两相参照,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既然是虚钱,那么这些钱在实际生活中所起作用也不是很惊人的,“米斗千钱”,“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还有学者认为即使是一幅画两万的价格都是炒作而来,“至唐朝,尤其是中后期,……绘画价格也被炒得十分惊人”。此外,《论名家品第》中还提到书法与绘画,绘画作品价格上占不到优势,又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来创作“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若是以画为职业,其生活必定是辛苦的。
而且,我们知道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等人在他们生存的时代名气已经很响,董伯仁“屏障一种,亡愧前贤”,展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阎立本“朝廷号为丹青神化”,吴道玄“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故而,在当时收藏鉴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这些杰出的古画,不管是宫廷皇室还是王公贵胄都是很舍得花大价钱的,张彦远的估计必然有所提高。
可是通过比较,我们看到的价格之差却是令人吃惊的,此价格相对于平民百姓、农民佃户是天价,但是相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作为古画收藏,价格尚不算高,在当时的收藏鉴赏中又认为“中古可齐上古”,“下古可齐中古”,“近代之价,可齐下古”,那么,当时画家作品在市场的处境可想而知。
从经济角度来看,绘画作品价格与当时的物价水平相比较,画家仅仅可以饱腹,当时画家收入经济收入之微薄,可见当时绘画消费市场的恶劣状况。这也许就是阎立本自认为从事绘画之职“不胜愧赧”甚至“辱莫大焉”,并劝导其子“尔宜深戒,勿习此艺”;韩 认为“绘事非急务”而“自晦其能,未尝传之”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 :《旧唐书·韩 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2] 《历代名画记》(卷二),于安澜:《画史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作者简介:宋连弟,女,1983—,山东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