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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诺来陕北，周恩来替斯诺拟列了一个92天的采访旅程
1936年7月初，著名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
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采访，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在苏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给你提供一切帮助。”
周恩来替斯诺拟列了一个92天的采访旅程，很真诚地对斯诺说：“这仅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这么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斯诺已到苏区的有关情况，又交待李克农给斯诺配备一匹马和一名勤务兵，通知各地负责人热情接待，安排好食宿。
斯诺骑着周恩来给他配备的马，到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保安城访问毛泽东。
二、斯诺刚刚领到的这顶红军八角帽很新，棱角清晰，毛泽东戴上它，总算把这张照片照完了
斯诺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印象记》里，斯诺这样写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跟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到各种广泛问题，也从士兵和普通的中共党员那里听到关于毛泽东的许多故事。斯诺在苏区停留了四个月，在保安遍访了中共高级干部，其足迹几乎踏遍陕西、甘肃、宁夏每一个为红军所控制的地方，并与前线红军相处一个月。
斯诺进入苏区时，带了两架照相机和数十个胶卷。苏区见闻使他耳目一新，他不停地摁动快门，摄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他给毛泽东拍了一系列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照片。他唯一觉得不满意的是，在给毛泽东拍的一系列照片中，毛泽东的样子都很随便，穿着宽大的带补丁的灰布军服，没有带军帽，露着长长的头发，很随意的样子。斯诺总觉得这些照片没有完全刻划出毛泽东丰富的面部表情，更不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至少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因此，斯诺打算给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严肃的照片。
他耐心地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上午，斯诺和马海德博士去看望毛泽东，他们两人都穿着一身崭新的红军军服，显得很精神。毛泽东高兴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也许是刚刚休息过的缘故，那天毛泽东的精神格外饱满，因为刚刚理过发，头发短了很多，看上去年轻了好多。
斯诺给毛泽东和马海德照完合影后，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同意了。
毛泽东坐在窑洞前的石凳上，表情严肃，腰板挺直。斯诺提出毛泽东应该戴上军帽，因为他是军人，只有戴上军帽才显得正式。但毛泽东只有一顶褪得发白的旧军帽，帽沿软软地耷拉下来。这种帽子显然不适合上照片。毛泽东试了几顶别人头上的帽子，都太小了。他有些不耐烦，连声催促：“算了算了，干脆就不要戴它了。”但是斯诺执意不允，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给毛泽东，没想到正好合适。斯诺刚刚领到的这顶红军八角帽很新，棱角清晰，毛泽东戴上它，总算把这张照片照完了。
半个月后，当胶卷被冲洗出来时，斯诺惊喜地发现，他得到了自己一生中最成功、最值得自豪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深邃的眼睛显露出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棱角分明的脸形透着坚毅的意志，严肃、庄重的表情像沉思，也像凝神注视。
斯诺这张最得意的传世之作，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照片。
照片中的那顶红军八角帽被斯諾带回北平，后来又带到美国，珍藏了一辈子。斯诺逝世后，斯诺夫人和孩子们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送回中国。现在，它正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斯诺陕北苏区之行，最丰硕的成果是写作并出版了精品力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不朽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使全世界人都知道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西北的红色世界——陕甘宁苏区。
自此以后，这位西方世界的无冕之王，几乎用其一生，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三、毛泽东在解答之后，往往要问海伦：“你的意见呢？”他诚恳地想知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女人的想法
1937年5月，斯诺由陕北回北平不到半年，他年轻的妻子海伦也辗转到了陕北。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已由小小的保安县城迁入了古城延安。
海伦抵达延安的第一个早晨，毛泽东便到海伦下榻处探望她。在海伦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很魁梧，交叉着强有力的手，言谈幽默。
就在这个夏天，海伦给毛泽东开列了一份长长的问题单子。毛泽东对她所提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看来似乎很矛盾的问题，都很感兴趣。在解答之后，往往要问海伦：“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女人的想法。
历史重重地翻过了一页。1979年元月，以邓小平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有位鬓染白丝的老太太，随接待官员见到了邓小平，并亲手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件。
这是一封间隔了42年的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1937年8月19日
1937年夏秋之交，海伦在延安完成了为期近4个月的采访活动。她意犹未尽，要求随红军部队赴前线采访。
毛泽东担心她是否能适应。
“我目睹和采访过1932年的中日上海之战。我冒险冲过西安城。”海伦信心十足，打消了毛泽东的疑虑。
“那好吧，我为你写封信件。”说着，毛泽东便挥笔为她写了介绍信。这封亲笔信，海伦一直保存至今，成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四、斯诺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改变长期以来中美敌视的关系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诺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得以作家的身份于1960年第一次来新中国访问。以后，斯诺又于1964年、1970年两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三次来华访问，都受到毛泽东高规格的热情接待。
1970年8月14日，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又一次飞抵北京。这次中国之行，是斯诺与毛泽东最后一次交往。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诺夫妇受中国政府邀请，作为贵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作为美国友好人士，参加新中国国庆观礼，他们感到莫大的殊荣。“我真的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边热情地说话，边将斯诺夫妇引到城楼正中的毛泽东身边。六年不见，斯诺发现毛泽东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明显地老态了。毛泽东以他惯用的方式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与毛泽东握手，感觉到毛泽东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问候到：“主席先生，你好！”“你好！斯诺先生”。
斯诺把他的妻子洛伊丝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她，将他们夫妇介绍给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然后把斯诺拉到自己的左侧，请斯诺夫人站在自己的右侧，一起观看群众游行队伍。
望着如潮如海的人群，斯诺不但没有特别的激动，反而显得冷静得多。他指了指广场的方向，轻声地问道：“主席，对这一切你有什么感受？”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脸色变得有些不快，但随即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我也不满意。但现在情形有所好转。”正在这时，又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斯诺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还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的情况已不允许斯诺继续发问，很快，毛泽东便去接见别的客人，斯诺夫妇只得回到了自己的座席。
次日，各大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巨幅照片经过技术处理，画面上只剩下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破格待遇使斯诺很激动，也有些纳闷，同时，也在北京的外交官中引起纷纷议论。
斯诺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改变长期以来中美敌视的关系，对斯诺的隆重礼遇，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发出的一个信号。遗憾的是，毛泽东发出的信号没有及时反馈到斯诺的大脑中。
五、“如果不是反革命逼我起来革命，我会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好教师。”
1970年12月18日清晨，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唐闻生奉毛泽东之命，驱车前往斯诺夫妇的下榻处，将酣睡中的斯诺叫醒。唐闻生请他立即去中南海，毛主席邀请他共进早餐。
斯诺夫妇急急忙忙赶到时，毛泽东已在客厅等候一会儿了。斯诺连声道歉，毛泽东宽厚地笑了笑说：“不能怪你，通知得有些突然。”
那天，毛泽东有些伤风，胃口不怎么好。在餐桌上，他抱怨医生：“不知道医生们都干什么去了，连伤风感冒这点小病也奈何不得，让人浪费大量宝贵时间。”
斯诺提到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博士发明了一种专治伤风感冒的特效药，提出回国后立即寄一些这位医学博士的药来。毛泽东对此似乎很感兴趣，但斯诺有些担心地说：“不过，你的医生未必会同意你服用这种药。”毛泽东鼓励他道：“你尽管放心地给我寄，我一定试一试。治好了，你立了一个大功；如果我中了毒，绝不怪你。”
吃过早餐，两人回到客厅，议论起1964年那次见面时关于个人崇拜的谈话以及斯诺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当时斯诺的报道遭到中国外交部一些人的抵制和批評，这也是他未能及早获准访华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说：“没关系，你不要担心。你的报道也没有错，确有其事嘛。以前外交部里反对你访华的那些人是极左派，那时候他们夺了外交部的权，现在已给改过来了。”
毛泽东话题一转，继续说道：“当然，现在看来，个人崇拜搞得太过分了，现在没有必要再搞了，必须降温。目前情况已略有改变，但要完全改掉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给我封了四个伟大，很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一个teacher的称号就够了。”毛泽东突然说了一个标准的英文词，“我跟你说过，我过去就是教书先生，如果不是反革命逼我起来革命，我会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好教师。”
斯诺很诚恳地提醒毛泽东：“我经常想，有些喊口号最响、挥红旗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做着手势说：“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一种是随波逐流的，还有一种是伪装的，对这种人要小心，你千万不要受他们的骗。”
毛泽东接着又说：“你们美国人有没有个人崇拜？我想也是有的。总统、州长、内阁成员，如果没有一些人崇拜他们，他们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有人愿意受人崇拜的嘛。拿你自己来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我看你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你也不能例外。”
斯诺逐渐明白了毛泽东所说的“个人崇拜”并非通常西方理解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也许它是权力、权威甚至威望的混合体。但斯诺没有继续就此争论下去，他隐约地觉得，他对毛泽东1964年所谈的个人崇拜有所误解。斯诺又跟毛泽东谈起最近的观感，称赞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告诉他：“你受了表面现象迷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不理想。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农村，妇女一心想生男孩。如果初生的是女孩，她就还想生，一直到生下男孩为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下很大的力气宣传男女平等的新风尚。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也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吗？”
斯诺回答道，美国男女平等的历史要长一些，也许只有极少数人更喜欢男孩一些，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中国确实走在美国的前面。
六、毛泽东告诉期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第一件事是说假话，“还有一件事，就是虐待同志”
12月18日中午，毛泽东留斯诺夫妇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
工作人员端来几杯茅台酒，斯诺举杯向毛泽东祝酒，却忘了在场的几位女工作人员。毛泽东向斯诺夫人及几位女工作人员祝酒，并提醒斯诺，斯诺为自己的失礼感到尴尬。
毛泽东笑着对斯诺说：“看来要完全消灭性别歧视、做到男女平等，目前是有困难的。”但是，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是不应该有偏见的，完全可以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我把希望寄托在中美两国人民的身上。”
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北方：“光美国就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一，而且教育普及。虽然暂时不会发生革命，但终究会革命的，我相信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起来造反的。现在，外交部正研究让美国左、中、右派都来访问中国。”
斯诺问：“也邀请尼克松吗？”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他是右派，是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但是我们一样欢迎他来。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也好，以总统的身份也好，都可以。我希望他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是要跟他谈判来解决的。”毛泽东又风趣地说：“可惜你不是垄断资本家，代表不了美国政府。你能解决台湾问题么？”
斯诺笑着回答：“周恩来也这么跟我说过，他为我不是美国国务卿感到遗憾。我自己也感到遗憾。”
毛泽东又继续说：“何必在台湾问题上僵持不下呢？台湾关你尼克松什么事？蒋介石也还没有死嘛。这个责任应该由杜鲁门和艾奇逊来负。”
饭后，他们继续漫谈。
斯诺一直想着毛泽东在国庆节那天未说完的话，因此在漫谈中他就直接提出来，请毛泽东解释。
毛泽东告诉期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第一件事是说假话，“有的人一边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暗中却在桌子底下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被踢的人质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那个踢人的人狡辩说：“没有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这个人就是讲假话。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派仗，起先用长矛，后来用步枪，甚至用上了迫击炮。国外有人说中国大乱，一点不假。”
说着，毛泽东脸上出现愤怒的神色。
“还有一件事，就是虐待同志。有些靠边站的干部，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党员、知识分子，吃了不少苦头。过去解放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但释放他们，还发给回家的路费。现在有人已经忘记这一条了。”
最后，毛泽东气愤地说：“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呀？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嘛。”
毛泽东的不满大出斯诺意料。在中国的两个多月里，斯诺第一次听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而批评者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有这两点不满呢？难道是有所指吗？斯诺有些迷惑。毛泽东给斯诺详细谈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过程，并不曾否定过。
尽管斯诺差毛泽东十几岁，但在1970年他跟毛泽东再次见面时，也算是一位饱经沦桑的老人了。当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死神时，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吃惊，也不再苦思冥想其特殊含义了。
毛泽东的神情有些寂寥，眼睛微微合着，语调缓慢：“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避不掉。”
斯诺说道：“伏尔泰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他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他可能会被宗教法庭处死。”
“是这样。很多人只说过一些无足轻重的话，也一样掉了脑袋。科学研究需要有献身精神和独立精神。我非常赞成科学研究和调查。达尔文、康德、爱迪生，他们都重视科学调查，摩尔根研究了原始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欣赏他的著作。他对易洛魁印第安的考察、对原始宗教和图腾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说到这些，毛泽东的思维依然很敏捷。但不知为什么，他又重新回到了“上帝”。
“我是不怕去见上帝的，它从来不要我。好几次我以为见到它，但它溜掉了。”于是，毛泽东开始回忆他在战争年代遇到过的数次危险，有的是斯诺早在保安时就听过的，有的则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好像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在场的人静静地听他叙说。最后，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着他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我的妻子，两个弟弟，一个侄子，一个儿子，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
但是，他脸上又很快露出笑容，诙谐地说了一句：“上帝不喜欢我。”
斯诺见毛泽东不再谈论“死神”，也转到别的话题，问道：“主席，您认为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据说有点怕。但他们为什么要怕呢？”毛泽东伸出右手的小指头，比画一下，“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点大，”然后又伸出左手大拇指，“他们的有这么大，”接着，他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苏联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这么大，一个小指头怎么能对付两个大拇指呢？”
“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苏联人害怕中国吗？”斯诺又问。
毛泽东回答说：“听说有的人非常害怕房子里的几只老鼠，为什么呢，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现在苏联人杯弓蛇影，自己吓唬自己。我们挖几个防空洞，他们就惊恐不安。其实中国人都钻进防空洞里了，又怎么能够去打他们呢？以前他们是老大哥，瞧不起中国，也瞧不起其他的工人党，他们自以为只要一句话，大家就会俯首贴耳。没想到也有不听的，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笑起来。
毛泽东再次提到美国说：“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学习你们把权力和财富分散到各州的办法。中国政府不能什么都包办，还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他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什么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會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整整6个小时，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斯诺告辞了。
斯诺离开时，毛泽东破例送出门外，一直送到汽车边上。也许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也许毛泽东还有更重要的话告诉斯诺。但最后两人只是默默地握了握手，毛泽东说了两个字：“保重！”
汽车启动时，斯诺回过头来，凝视着这位他一生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哲学家。直到汽车拐了弯，斯诺看见毛泽东还伫立在寒风中，缓缓挥动着手臂。
七、尼克松给斯诺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在中国愉快地度过了100多天，1970年圣诞节前夕，斯诺夫妇回到瑞士的家。
1971年4月下旬，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以《毛泽东访问记》的形式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出来，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成为许多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又向世界扔出了一颗‘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以极长远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
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和德国报纸都迅速报道《毛泽东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法国《战斗报》评论说，毛泽东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当中美大使在波兰华沙秘密接触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时，斯诺才如梦初醒：毛泽东这是在交给他重大历史使命，让他担当沟通中美关系的先锋。然而此时，斯诺却病倒了，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并做了手术。他立即抱病飞抵美国，向国务院通报自己的访华之行。由于当时中美和好的迹象还未明朗，期诺的工作无疑对美国政府消除疑虑起到了加速作用，促进了中美外交上的接近。
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斯诺在医院收到了一封白宫来信，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写来的。尼克松在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被病魔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斯诺，非常清楚尼克松前往北京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多么希望单独去采访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共之国”，亲自到中南海去采访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然而，他十分遗憾地摇了摇头，这绝对不可能了！
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获悉斯诺的病情后，非常着急，立即作出决定：由马海德率领6人医疗小组飞赴日内瓦，迎接斯诺来华治疗。
1972年1月，中国医疗小组在日内瓦为斯诺做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肝功能衰竭，经不住长途颠簸来中国，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抢救。
1972年2月初，周恩来给中国常住联合国代表黄华发去特急电报，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代表毛泽东和他本人向斯诺问候。
当黄华与斯诺见面时，斯诺兴奋地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年他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说：“斯诺先生，我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专门绕道日内瓦来看望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人民都很关心您的健康，他们祝您早日康复，欢迎您再次去北京访问。”
斯诺听了，热泪盈眶，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黄华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尼克松总统很快就会访问中国。斯诺先生，您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斯诺缓慢地说：“我真高兴，我记得1936年周恩来副主席就曾跟我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遗憾的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到……看到那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我……热爱中国……”
听了斯诺的这番话，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八、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72年2月15日2时16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登机飞往北京。就在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前6天，也就是中国的春节，斯诺在家里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令他非常眷念的世界。
2月16日，毛泽东向斯诺夫人发出亲拟的唁电电文，沉痛哀悼这位忠诚的朋友。
1972年2月19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敬献了花圈。
1973年10月19日，遵照斯诺的遗嘱，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北京大学——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的墓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白色的墓碑上刻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
如今，汉白玉墓碑静静地立在未名湖畔，时刻告诉人们一个伟大的故事，它记述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一个美国记者的伟大友谊。■
1936年7月初，著名的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
在白家坪红军前方司令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时对外称“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公正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我们也相信你能如实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采访，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在苏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将给你提供一切帮助。”
周恩来替斯诺拟列了一个92天的采访旅程，很真诚地对斯诺说：“这仅是我个人的建议，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这么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斯诺已到苏区的有关情况，又交待李克农给斯诺配备一匹马和一名勤务兵，通知各地负责人热情接待，安排好食宿。
斯诺骑着周恩来给他配备的马，到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保安城访问毛泽东。
二、斯诺刚刚领到的这顶红军八角帽很新，棱角清晰，毛泽东戴上它，总算把这张照片照完了
斯诺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印象记》里，斯诺这样写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斯诺跟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到各种广泛问题，也从士兵和普通的中共党员那里听到关于毛泽东的许多故事。斯诺在苏区停留了四个月，在保安遍访了中共高级干部，其足迹几乎踏遍陕西、甘肃、宁夏每一个为红军所控制的地方，并与前线红军相处一个月。
斯诺进入苏区时，带了两架照相机和数十个胶卷。苏区见闻使他耳目一新，他不停地摁动快门，摄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他给毛泽东拍了一系列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照片。他唯一觉得不满意的是，在给毛泽东拍的一系列照片中，毛泽东的样子都很随便，穿着宽大的带补丁的灰布军服，没有带军帽，露着长长的头发，很随意的样子。斯诺总觉得这些照片没有完全刻划出毛泽东丰富的面部表情，更不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至少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因此，斯诺打算给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严肃的照片。
他耐心地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上午，斯诺和马海德博士去看望毛泽东，他们两人都穿着一身崭新的红军军服，显得很精神。毛泽东高兴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也许是刚刚休息过的缘故，那天毛泽东的精神格外饱满，因为刚刚理过发，头发短了很多，看上去年轻了好多。
斯诺给毛泽东和马海德照完合影后，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同意了。
毛泽东坐在窑洞前的石凳上，表情严肃，腰板挺直。斯诺提出毛泽东应该戴上军帽，因为他是军人，只有戴上军帽才显得正式。但毛泽东只有一顶褪得发白的旧军帽，帽沿软软地耷拉下来。这种帽子显然不适合上照片。毛泽东试了几顶别人头上的帽子，都太小了。他有些不耐烦，连声催促：“算了算了，干脆就不要戴它了。”但是斯诺执意不允，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给毛泽东，没想到正好合适。斯诺刚刚领到的这顶红军八角帽很新，棱角清晰，毛泽东戴上它，总算把这张照片照完了。
半个月后，当胶卷被冲洗出来时，斯诺惊喜地发现，他得到了自己一生中最成功、最值得自豪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深邃的眼睛显露出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棱角分明的脸形透着坚毅的意志，严肃、庄重的表情像沉思，也像凝神注视。
斯诺这张最得意的传世之作，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照片。
照片中的那顶红军八角帽被斯諾带回北平，后来又带到美国，珍藏了一辈子。斯诺逝世后，斯诺夫人和孩子们把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送回中国。现在，它正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斯诺陕北苏区之行，最丰硕的成果是写作并出版了精品力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不朽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使全世界人都知道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西北的红色世界——陕甘宁苏区。
自此以后，这位西方世界的无冕之王，几乎用其一生，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艰巨、宏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三、毛泽东在解答之后，往往要问海伦：“你的意见呢？”他诚恳地想知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女人的想法
1937年5月，斯诺由陕北回北平不到半年，他年轻的妻子海伦也辗转到了陕北。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已由小小的保安县城迁入了古城延安。
海伦抵达延安的第一个早晨，毛泽东便到海伦下榻处探望她。在海伦的第一印象中，毛泽东很魁梧，交叉着强有力的手，言谈幽默。
就在这个夏天，海伦给毛泽东开列了一份长长的问题单子。毛泽东对她所提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看来似乎很矛盾的问题，都很感兴趣。在解答之后，往往要问海伦：“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外国女人的想法。
历史重重地翻过了一页。1979年元月，以邓小平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有位鬓染白丝的老太太，随接待官员见到了邓小平，并亲手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件。
这是一封间隔了42年的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写道：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1937年8月19日
1937年夏秋之交，海伦在延安完成了为期近4个月的采访活动。她意犹未尽，要求随红军部队赴前线采访。
毛泽东担心她是否能适应。
“我目睹和采访过1932年的中日上海之战。我冒险冲过西安城。”海伦信心十足，打消了毛泽东的疑虑。
“那好吧，我为你写封信件。”说着，毛泽东便挥笔为她写了介绍信。这封亲笔信，海伦一直保存至今，成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四、斯诺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改变长期以来中美敌视的关系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诺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得以作家的身份于1960年第一次来新中国访问。以后，斯诺又于1964年、1970年两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三次来华访问，都受到毛泽东高规格的热情接待。
1970年8月14日，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又一次飞抵北京。这次中国之行，是斯诺与毛泽东最后一次交往。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诺夫妇受中国政府邀请，作为贵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作为美国友好人士，参加新中国国庆观礼，他们感到莫大的殊荣。“我真的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
“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边热情地说话，边将斯诺夫妇引到城楼正中的毛泽东身边。六年不见，斯诺发现毛泽东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明显地老态了。毛泽东以他惯用的方式风趣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与毛泽东握手，感觉到毛泽东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问候到：“主席先生，你好！”“你好！斯诺先生”。
斯诺把他的妻子洛伊丝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问候了她，将他们夫妇介绍给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然后把斯诺拉到自己的左侧，请斯诺夫人站在自己的右侧，一起观看群众游行队伍。
望着如潮如海的人群，斯诺不但没有特别的激动，反而显得冷静得多。他指了指广场的方向，轻声地问道：“主席，对这一切你有什么感受？”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脸色变得有些不快，但随即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我也不满意。但现在情形有所好转。”正在这时，又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斯诺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还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的情况已不允许斯诺继续发问，很快，毛泽东便去接见别的客人，斯诺夫妇只得回到了自己的座席。
次日，各大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巨幅照片经过技术处理，画面上只剩下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破格待遇使斯诺很激动，也有些纳闷，同时，也在北京的外交官中引起纷纷议论。
斯诺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改变长期以来中美敌视的关系，对斯诺的隆重礼遇，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发出的一个信号。遗憾的是，毛泽东发出的信号没有及时反馈到斯诺的大脑中。
五、“如果不是反革命逼我起来革命，我会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好教师。”
1970年12月18日清晨，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唐闻生奉毛泽东之命，驱车前往斯诺夫妇的下榻处，将酣睡中的斯诺叫醒。唐闻生请他立即去中南海，毛主席邀请他共进早餐。
斯诺夫妇急急忙忙赶到时，毛泽东已在客厅等候一会儿了。斯诺连声道歉，毛泽东宽厚地笑了笑说：“不能怪你，通知得有些突然。”
那天，毛泽东有些伤风，胃口不怎么好。在餐桌上，他抱怨医生：“不知道医生们都干什么去了，连伤风感冒这点小病也奈何不得，让人浪费大量宝贵时间。”
斯诺提到美国的一位著名医学博士发明了一种专治伤风感冒的特效药，提出回国后立即寄一些这位医学博士的药来。毛泽东对此似乎很感兴趣，但斯诺有些担心地说：“不过，你的医生未必会同意你服用这种药。”毛泽东鼓励他道：“你尽管放心地给我寄，我一定试一试。治好了，你立了一个大功；如果我中了毒，绝不怪你。”
吃过早餐，两人回到客厅，议论起1964年那次见面时关于个人崇拜的谈话以及斯诺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当时斯诺的报道遭到中国外交部一些人的抵制和批評，这也是他未能及早获准访华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说：“没关系，你不要担心。你的报道也没有错，确有其事嘛。以前外交部里反对你访华的那些人是极左派，那时候他们夺了外交部的权，现在已给改过来了。”
毛泽东话题一转，继续说道：“当然，现在看来，个人崇拜搞得太过分了，现在没有必要再搞了，必须降温。目前情况已略有改变，但要完全改掉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给我封了四个伟大，很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一个teacher的称号就够了。”毛泽东突然说了一个标准的英文词，“我跟你说过，我过去就是教书先生，如果不是反革命逼我起来革命，我会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好教师。”
斯诺很诚恳地提醒毛泽东：“我经常想，有些喊口号最响、挥红旗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做着手势说：“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一种是随波逐流的，还有一种是伪装的，对这种人要小心，你千万不要受他们的骗。”
毛泽东接着又说：“你们美国人有没有个人崇拜？我想也是有的。总统、州长、内阁成员，如果没有一些人崇拜他们，他们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有人愿意受人崇拜的嘛。拿你自己来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我看你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你也不能例外。”
斯诺逐渐明白了毛泽东所说的“个人崇拜”并非通常西方理解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也许它是权力、权威甚至威望的混合体。但斯诺没有继续就此争论下去，他隐约地觉得，他对毛泽东1964年所谈的个人崇拜有所误解。斯诺又跟毛泽东谈起最近的观感，称赞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告诉他：“你受了表面现象迷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不理想。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农村，妇女一心想生男孩。如果初生的是女孩，她就还想生，一直到生下男孩为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下很大的力气宣传男女平等的新风尚。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也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吗？”
斯诺回答道，美国男女平等的历史要长一些，也许只有极少数人更喜欢男孩一些，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中国确实走在美国的前面。
六、毛泽东告诉期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第一件事是说假话，“还有一件事，就是虐待同志”
12月18日中午，毛泽东留斯诺夫妇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
工作人员端来几杯茅台酒，斯诺举杯向毛泽东祝酒，却忘了在场的几位女工作人员。毛泽东向斯诺夫人及几位女工作人员祝酒，并提醒斯诺，斯诺为自己的失礼感到尴尬。
毛泽东笑着对斯诺说：“看来要完全消灭性别歧视、做到男女平等，目前是有困难的。”但是，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是不应该有偏见的，完全可以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我把希望寄托在中美两国人民的身上。”
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北方：“光美国就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一，而且教育普及。虽然暂时不会发生革命，但终究会革命的，我相信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起来造反的。现在，外交部正研究让美国左、中、右派都来访问中国。”
斯诺问：“也邀请尼克松吗？”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他是右派，是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但是我们一样欢迎他来。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也好，以总统的身份也好，都可以。我希望他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是要跟他谈判来解决的。”毛泽东又风趣地说：“可惜你不是垄断资本家，代表不了美国政府。你能解决台湾问题么？”
斯诺笑着回答：“周恩来也这么跟我说过，他为我不是美国国务卿感到遗憾。我自己也感到遗憾。”
毛泽东又继续说：“何必在台湾问题上僵持不下呢？台湾关你尼克松什么事？蒋介石也还没有死嘛。这个责任应该由杜鲁门和艾奇逊来负。”
饭后，他们继续漫谈。
斯诺一直想着毛泽东在国庆节那天未说完的话，因此在漫谈中他就直接提出来，请毛泽东解释。
毛泽东告诉期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第一件事是说假话，“有的人一边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暗中却在桌子底下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被踢的人质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那个踢人的人狡辩说：“没有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这个人就是讲假话。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派仗，起先用长矛，后来用步枪，甚至用上了迫击炮。国外有人说中国大乱，一点不假。”
说着，毛泽东脸上出现愤怒的神色。
“还有一件事，就是虐待同志。有些靠边站的干部，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党员、知识分子，吃了不少苦头。过去解放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但释放他们，还发给回家的路费。现在有人已经忘记这一条了。”
最后，毛泽东气愤地说：“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呀？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嘛。”
毛泽东的不满大出斯诺意料。在中国的两个多月里，斯诺第一次听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而批评者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有这两点不满呢？难道是有所指吗？斯诺有些迷惑。毛泽东给斯诺详细谈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过程，并不曾否定过。
尽管斯诺差毛泽东十几岁，但在1970年他跟毛泽东再次见面时，也算是一位饱经沦桑的老人了。当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死神时，斯诺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吃惊，也不再苦思冥想其特殊含义了。
毛泽东的神情有些寂寥，眼睛微微合着，语调缓慢：“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避不掉。”
斯诺说道：“伏尔泰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他那个时代，如果有人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他可能会被宗教法庭处死。”
“是这样。很多人只说过一些无足轻重的话，也一样掉了脑袋。科学研究需要有献身精神和独立精神。我非常赞成科学研究和调查。达尔文、康德、爱迪生，他们都重视科学调查，摩尔根研究了原始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欣赏他的著作。他对易洛魁印第安的考察、对原始宗教和图腾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说到这些，毛泽东的思维依然很敏捷。但不知为什么，他又重新回到了“上帝”。
“我是不怕去见上帝的，它从来不要我。好几次我以为见到它，但它溜掉了。”于是，毛泽东开始回忆他在战争年代遇到过的数次危险，有的是斯诺早在保安时就听过的，有的则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好像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在场的人静静地听他叙说。最后，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着他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我的妻子，两个弟弟，一个侄子，一个儿子，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
但是，他脸上又很快露出笑容，诙谐地说了一句：“上帝不喜欢我。”
斯诺见毛泽东不再谈论“死神”，也转到别的话题，问道：“主席，您认为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据说有点怕。但他们为什么要怕呢？”毛泽东伸出右手的小指头，比画一下，“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点大，”然后又伸出左手大拇指，“他们的有这么大，”接着，他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苏联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这么大，一个小指头怎么能对付两个大拇指呢？”
“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苏联人害怕中国吗？”斯诺又问。
毛泽东回答说：“听说有的人非常害怕房子里的几只老鼠，为什么呢，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现在苏联人杯弓蛇影，自己吓唬自己。我们挖几个防空洞，他们就惊恐不安。其实中国人都钻进防空洞里了，又怎么能够去打他们呢？以前他们是老大哥，瞧不起中国，也瞧不起其他的工人党，他们自以为只要一句话，大家就会俯首贴耳。没想到也有不听的，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笑起来。
毛泽东再次提到美国说：“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学习你们把权力和财富分散到各州的办法。中国政府不能什么都包办，还要调动地方积极性。”他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什么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會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整整6个小时，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斯诺告辞了。
斯诺离开时，毛泽东破例送出门外，一直送到汽车边上。也许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也许毛泽东还有更重要的话告诉斯诺。但最后两人只是默默地握了握手，毛泽东说了两个字：“保重！”
汽车启动时，斯诺回过头来，凝视着这位他一生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哲学家。直到汽车拐了弯，斯诺看见毛泽东还伫立在寒风中，缓缓挥动着手臂。
七、尼克松给斯诺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在中国愉快地度过了100多天，1970年圣诞节前夕，斯诺夫妇回到瑞士的家。
1971年4月下旬，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以《毛泽东访问记》的形式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出来，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成为许多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又向世界扔出了一颗‘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以极长远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
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和德国报纸都迅速报道《毛泽东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法国《战斗报》评论说，毛泽东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当中美大使在波兰华沙秘密接触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不胫而走时，斯诺才如梦初醒：毛泽东这是在交给他重大历史使命，让他担当沟通中美关系的先锋。然而此时，斯诺却病倒了，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并做了手术。他立即抱病飞抵美国，向国务院通报自己的访华之行。由于当时中美和好的迹象还未明朗，期诺的工作无疑对美国政府消除疑虑起到了加速作用，促进了中美外交上的接近。
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斯诺在医院收到了一封白宫来信，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写来的。尼克松在信中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被病魔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斯诺，非常清楚尼克松前往北京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多么希望单独去采访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共之国”，亲自到中南海去采访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然而，他十分遗憾地摇了摇头，这绝对不可能了！
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获悉斯诺的病情后，非常着急，立即作出决定：由马海德率领6人医疗小组飞赴日内瓦，迎接斯诺来华治疗。
1972年1月，中国医疗小组在日内瓦为斯诺做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肝功能衰竭，经不住长途颠簸来中国，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抢救。
1972年2月初，周恩来给中国常住联合国代表黄华发去特急电报，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代表毛泽东和他本人向斯诺问候。
当黄华与斯诺见面时，斯诺兴奋地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原来，1936年他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黄华说：“斯诺先生，我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专门绕道日内瓦来看望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人民都很关心您的健康，他们祝您早日康复，欢迎您再次去北京访问。”
斯诺听了，热泪盈眶，感动地说：“谢谢！谢谢！”
黄华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尼克松总统很快就会访问中国。斯诺先生，您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斯诺缓慢地说：“我真高兴，我记得1936年周恩来副主席就曾跟我说过，‘我相信我们共同作出的努力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争取世界和平与民主’。遗憾的是，我可能没有时间等到……看到那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我……热爱中国……”
听了斯诺的这番话，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
八、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72年2月15日2时16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登机飞往北京。就在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前6天，也就是中国的春节，斯诺在家里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令他非常眷念的世界。
2月16日，毛泽东向斯诺夫人发出亲拟的唁电电文，沉痛哀悼这位忠诚的朋友。
1972年2月19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这是中国人民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为一位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敬献了花圈。
1973年10月19日，遵照斯诺的遗嘱，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北京大学——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的墓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白色的墓碑上刻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写。
如今，汉白玉墓碑静静地立在未名湖畔，时刻告诉人们一个伟大的故事，它记述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一个美国记者的伟大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