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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通内外的制度创新平台载体，自贸试验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认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新阶段，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实现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攀升的重要途径。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实现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攀升的重要途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现实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体现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部署。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为我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指明了方向。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严峻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严重萎缩，外资外贸受到严峻的外部冲击。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20-2021年全球投資趋势与展望》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9年的基础上下降42%，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2018年底，中国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位居全球第3位和第2位，二者占全球比重均创新高。但是从2010-2017年间，中国海外子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说明从国际大循环中得到的投资收益呈下降趋势。据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9.2%，跌幅与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相当。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计划，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投资收益下降、消费需求减弱、贸易萎缩、供应链中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给我国带来多重投资压力与贸易风险。立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和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动力，削弱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走弱带来的不利影响，已成为我国应对外部严峻环境、激发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亟待形成。从需求侧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已超过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内需市场的潜力和外需市场的疲软需要我国顺应大势，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从供给侧看，我国存在材料、工艺、元器件等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需要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需要通过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发展提升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
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模式。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67%，此后10多年间外贸依存度不断下降，2019年外贸依存度约为32%，与日本相近。这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较大关系，从2008年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逐渐转变，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4.3%，连续7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说明我国经过10多年的经济实力积累与经济结构调整，已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世界几大机构纷纷预测，未来全球贸易依存度将持续萎缩，这就意味着贸易带来的供应链体系将发生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将持续出现重构与转移，向内收缩将成为各国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拥有的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将成为推动双循环的重要优势。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消费品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仍在15个百分点以上，未来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巨大，有利于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优势依然凸显。在世界贸易、投资、供应链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具备双循环的可行性。据经合组织预估，我国将成为今年20国集团成员国中唯一一个经济成长的国家。相比欧美经济的大幅下滑，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相对更具活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下降4.9%，而东盟仅下降2%，2021年东盟的GDP增长目标是6.2%。从出口看，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出口总量将分别下滑14.7%和11.7%，而亚洲地区的出口降幅仅为4.5%。其中，我国为提升亚洲地区区域内贸易规模做出了重要贡献。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韧性较强，是疫情以来最快复工复产的区域。我国产业体系率先恢复正常运转，出口竞争优势凸显，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是主要的拉动力。2020年，我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塑料制品和家具出口增速分别达到6%、30.41%、19.6%和11.8%。中国与东盟合作历年来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未来中国东盟会有更多国际经济合作。到2025年，RCEP可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比基线多增长10.4%、2.6%、1.8%，这也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的一个重要优势。RCEP实施后，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壁垒，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等，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深化区域分工合作，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融合。 从国际科技创新成果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表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新增国际专利申请的50%来自亚洲，全球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东移趋势明显。从国际投资看，2020年1至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同比增长6.2%。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情况总体稳定，只有11%的受访企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接近10年来最低水平。说明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有较强优势。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优势并存。近年来，国内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就要素市场改革、“六稳”“六保”、数字经济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型消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等涉及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强化供应链的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规划，加大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改革力度，更好地形成了双循环的可循环基础。国内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跃升至31位，较上一年提升15位。我国围绕规则等制度型开放领域，不断加深探索力度，先后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深圳社会主义先行区、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涉及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平台载体，通过对标国际规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外商投資负面清单、金融监管沙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铁路运单物权化、试验用研发设备免除进口关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等，缩短了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距离差异，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奠定了开放的制度基础。
多措并举建设自贸试验区双循环开放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新高地，通过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自贸试验区作为联通内外的制度创新平台载体，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中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制度创新，为双循环格局建设充分发挥率先打破堵点、疏通痛点的作用。双循环重在循环，若要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就要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科技创新、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了解企业诉求，发现阻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和痛点，利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和小范围试错成本较低的优势，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从而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政策创新和构建双循环格局亟须的政策突破。例如，针对服务贸易领域，可尽快研究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管理模式，对接国际先进服务业管理规范，制定地区性服务业规范体系，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探索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
二是围绕价值链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双循环的产业基础。顺应全球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兴起的趋势，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形成双循环格局奠定产业基础。对于自贸试验区符合发展的优势产业，给予更多引导和支持。鼓励企业加大与东盟、欧盟、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合作。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等国转移过程中，推动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利用自贸试验区保税优势和政策集成创新优势，针对我国近年来保税维修再制造等需求加大的现状，可以探索扩大数控机床、石油钻采产品、高端医疗设备、工程设备、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等设备及关键零部件进口再制造试点;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有条件企业开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的“两头在外”检测、维修和再制造业态实行保税监管，打造高端装备出口、保税维修再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双循环制度基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围绕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诉求，形成针对各个产业的集成化创新政策包。
三是加强以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率先实现“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例如，将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建设北京、天津、河北自贸试验区结合起来，率先在京津冀地区形成改革开放新高地。深化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探索建立总部—生产基地、园区共建、整体搬迁等多元化产业对接合作模式;实施源头培育—资本催化—中试扩大—量化推广—技术转移路线;加强京津冀三地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推动自贸试验区租赁、保理等创新经验和业务模式率先向京津冀地区复制推广;推进京津冀金融同城化，争取金融机构给予京津冀企业区域共享信贷额度支持，建设跨区域协作机制。同时，在长三角、粤港澳、中西部等地区，以自贸试验区为突破点和结合点，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四是积极进行地方差异化探索，从不同角度和领域率先破解双循环格局的发展瓶颈、增强发展动力。例如，海南自贸试验区可依托“2（贸易和投资）+4（资金、人员、运输和数据）”政策体系，构建“全域性”高水平开放的自由贸易港，打造联通内外的双循环区域新高地;辽宁自贸试验区可聚焦国资国企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国企混改等方面率先突破，为国内大循环形成更好保障;天津自贸试验区可围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贸易、离岸贸易进行差异化探索，特别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天津港航运基础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以天津经开区为核心，探索构建北方离岸贸易创新试验区，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带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促进金融要素集聚、形成双循环改革新高地进行大胆尝试。
自贸试验区经过7年来的努力探索，已经从最初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全面推进、积厚成势阶段，下一步应继续锐意进取，勇于突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当好“棋眼”，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尹政平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编辑/王晔君）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实现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攀升的重要途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现实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体现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部署。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为我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指明了方向。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严峻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严重萎缩，外资外贸受到严峻的外部冲击。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20-2021年全球投資趋势与展望》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9年的基础上下降42%，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2018年底，中国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位居全球第3位和第2位，二者占全球比重均创新高。但是从2010-2017年间，中国海外子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说明从国际大循环中得到的投资收益呈下降趋势。据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9.2%，跌幅与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相当。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计划，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投资收益下降、消费需求减弱、贸易萎缩、供应链中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给我国带来多重投资压力与贸易风险。立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和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动力，削弱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走弱带来的不利影响，已成为我国应对外部严峻环境、激发内生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亟待形成。从需求侧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已超过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内需市场的潜力和外需市场的疲软需要我国顺应大势，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从供给侧看，我国存在材料、工艺、元器件等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需要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需要通过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发展提升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
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模式。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67%，此后10多年间外贸依存度不断下降，2019年外贸依存度约为32%，与日本相近。这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较大关系，从2008年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逐渐转变，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4.3%，连续7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说明我国经过10多年的经济实力积累与经济结构调整，已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世界几大机构纷纷预测，未来全球贸易依存度将持续萎缩，这就意味着贸易带来的供应链体系将发生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将持续出现重构与转移，向内收缩将成为各国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拥有的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将成为推动双循环的重要优势。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消费品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仍在15个百分点以上，未来释放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巨大，有利于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优势依然凸显。在世界贸易、投资、供应链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具备双循环的可行性。据经合组织预估，我国将成为今年20国集团成员国中唯一一个经济成长的国家。相比欧美经济的大幅下滑，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相对更具活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下降4.9%，而东盟仅下降2%，2021年东盟的GDP增长目标是6.2%。从出口看，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出口总量将分别下滑14.7%和11.7%，而亚洲地区的出口降幅仅为4.5%。其中，我国为提升亚洲地区区域内贸易规模做出了重要贡献。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韧性较强，是疫情以来最快复工复产的区域。我国产业体系率先恢复正常运转，出口竞争优势凸显，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是主要的拉动力。2020年，我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塑料制品和家具出口增速分别达到6%、30.41%、19.6%和11.8%。中国与东盟合作历年来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随着RCEP的签署，未来中国东盟会有更多国际经济合作。到2025年，RCEP可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比基线多增长10.4%、2.6%、1.8%，这也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的一个重要优势。RCEP实施后，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壁垒，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等，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水平，深化区域分工合作，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融合。 从国际科技创新成果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表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新增国际专利申请的50%来自亚洲，全球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东移趋势明显。从国际投资看，2020年1至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同比增长6.2%。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情况总体稳定，只有11%的受访企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接近10年来最低水平。说明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有较强优势。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优势并存。近年来，国内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就要素市场改革、“六稳”“六保”、数字经济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型消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等涉及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强化供应链的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规划，加大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改革力度，更好地形成了双循环的可循环基础。国内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跃升至31位，较上一年提升15位。我国围绕规则等制度型开放领域，不断加深探索力度，先后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深圳社会主义先行区、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涉及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平台载体，通过对标国际规则，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外商投資负面清单、金融监管沙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铁路运单物权化、试验用研发设备免除进口关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等，缩短了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距离差异，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奠定了开放的制度基础。
多措并举建设自贸试验区双循环开放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新高地，通过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自贸试验区作为联通内外的制度创新平台载体，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中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制度创新，为双循环格局建设充分发挥率先打破堵点、疏通痛点的作用。双循环重在循环，若要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格局，就要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科技创新、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了解企业诉求，发现阻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和痛点，利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和小范围试错成本较低的优势，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从而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政策创新和构建双循环格局亟须的政策突破。例如，针对服务贸易领域，可尽快研究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管理模式，对接国际先进服务业管理规范，制定地区性服务业规范体系，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探索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
二是围绕价值链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双循环的产业基础。顺应全球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兴起的趋势，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形成双循环格局奠定产业基础。对于自贸试验区符合发展的优势产业，给予更多引导和支持。鼓励企业加大与东盟、欧盟、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合作。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等国转移过程中，推动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利用自贸试验区保税优势和政策集成创新优势，针对我国近年来保税维修再制造等需求加大的现状，可以探索扩大数控机床、石油钻采产品、高端医疗设备、工程设备、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等设备及关键零部件进口再制造试点;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有条件企业开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的“两头在外”检测、维修和再制造业态实行保税监管，打造高端装备出口、保税维修再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双循环制度基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围绕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诉求，形成针对各个产业的集成化创新政策包。
三是加强以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率先实现“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例如，将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建设北京、天津、河北自贸试验区结合起来，率先在京津冀地区形成改革开放新高地。深化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探索建立总部—生产基地、园区共建、整体搬迁等多元化产业对接合作模式;实施源头培育—资本催化—中试扩大—量化推广—技术转移路线;加强京津冀三地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推动自贸试验区租赁、保理等创新经验和业务模式率先向京津冀地区复制推广;推进京津冀金融同城化，争取金融机构给予京津冀企业区域共享信贷额度支持，建设跨区域协作机制。同时，在长三角、粤港澳、中西部等地区，以自贸试验区为突破点和结合点，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四是积极进行地方差异化探索，从不同角度和领域率先破解双循环格局的发展瓶颈、增强发展动力。例如，海南自贸试验区可依托“2（贸易和投资）+4（资金、人员、运输和数据）”政策体系，构建“全域性”高水平开放的自由贸易港，打造联通内外的双循环区域新高地;辽宁自贸试验区可聚焦国资国企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国企混改等方面率先突破，为国内大循环形成更好保障;天津自贸试验区可围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贸易、离岸贸易进行差异化探索，特别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天津港航运基础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以天津经开区为核心，探索构建北方离岸贸易创新试验区，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带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促进金融要素集聚、形成双循环改革新高地进行大胆尝试。
自贸试验区经过7年来的努力探索，已经从最初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全面推进、积厚成势阶段，下一步应继续锐意进取，勇于突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当好“棋眼”，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尹政平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