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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在彝文文献的搜集、收藏和整理研究方面的贡献独树一帜。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对彝文文献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彝文文献研究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为后学的整理、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他早期关于彝文文献的许多著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该学科领域的标志性经典。
【关键词】杨成志；彝文文献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74-006
杨成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博物馆学家，也是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文献研究的拓荒者。他的学术贡献，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均未延及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彰显杨先生在彝文文献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
杨成志是整理研究彝族文化典籍的先行者，对彝文古籍的搜集、介绍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就目前所见材料，他不但是最早大规模收集彝文经典的国内学者之一、第一个公开发表彝文翻译作品的国内学者、对彝文古籍进行分类的国内学者第一人，而且还是将彝文文献研究成果推上国际学术论坛的我国学者第一人。
一、杨成志其人
杨成志教授（1902-1991），广东海丰人，我国老一辈著名民族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一。1927年任职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在教会学校练就的扎实英语基础，是杨成志进入中山大学后涉足人类学领域的利器。1928年杨成志翻译的《民俗学问题格》在《民俗》周刊陆续发表。稍后，与顾颉刚等人开办民俗讲习班，与钟敬文先生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先生从此踏上了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之路。翻译实践过程，其实是杨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理论内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也是强化学科意识和竖立学科观念的过程。他意识到调查研究是形成民族特色和本土化民俗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开掘中国民俗的金矿，要完成‘中国民俗学运动’，非我们自己去努力调查搜集整理研究，以求得精深的发现不可”。
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新学问。”采风问俗在当时似乎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余永梁也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的一种损失？”
当时中山大学重视民俗文化的学术取向，强调实地调查，到民间寻找学术新思路的学术氛围，是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的外在促成因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科本土化意识，促成了杨先生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开辟了彝文文献研究的新园地。杨先生的本意是对彝族社会进行人类学调查，彝文文献的发现似乎属于意外的收获。杨先生极具语言天赋，进凉山之前，先在六城坝专门学习彝族语言，还请了一位叫王正庭的翻译。从凉山回到六城坝，杨成志又让保头为他“请了一位白毛先生专教罗罗文”，后来在巧家县城，“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在较短时间内学会彝语，识读文字，并多方努力搜集收藏彝文经典，在“其（彝族）文经向来不为汉族人士所推重及发扬以至逐日失传”的当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认识到抢救濒临绝境的彝文古籍的重要性，积极收集彝文经典，为保存彝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不佩服杨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巨大的学术勇气。
二、彝文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1928年，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委派，杨成志、容肇祖和俄人史禄国（S.M.Shirkogoroff）夫妇一行四人，从广州出发，取道海防、河内，到达昆明。一个月后，其他三人因故返粤。经过一番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杨成志先生只身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统计有二十五天，足迹所及纵横凡两百余里，经过的乡村亦达百余”。返回昆明后，用四个月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乡实地考察，收集散民、白夷、子君等彝族支系经典古籍近百部。时人对杨成志先生的凉山之行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实我国空前未有之民族调查成功之一员也”。在杨成志之前，国内学者还未曾深入大小凉山及云南一些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过，因此，杨成志是较早深入到民族地区并作较长时间民族调查的民族学工作者。
杨成志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九年三月廿三日抵校止，共一年八个月”，调查了“滇南、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收集的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其中以独立罗罗、夷人、青苗、摆夷、散民、子君、罗罗、安南土字各种书籍为最宝贵”。记录彝文的汉文资料，以1913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图志》为最早，作者董贯一将彝文置于首篇仅作为插图而已。i920年谢彬的《云南游记》竟将保禄·维亚尔（Paul Vial）的彝文误抄为苗文。“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功近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挞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马长寿先生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历代文人对西南民族及其文化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国外学者曾有意收集彝文古籍，也多以猎奇心理而为之。据杨成志考证，克拉布耶（Grabouillet）神父是目前已知的向外界介绍彝文的第一人，他于1873年在云南得到彝文手抄古籍后，邮寄给葛迪（Cordier）著文发表。1882年巴伯（Baber）的《中国西部旅行记》的出版，彝文才为英国人知道。巴伯（Baber）本人不懂彝文，带走的彝文经典只是陈列于大不列颠博物馆，供人观赏而已。同年，卡克（Cark）发表了《中国西部的罗罗文》，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彝文。1906年法国中国学学者伯希和（Pelliot）与沙希亚（Charria）两人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关于爨文与罗罗文的意见。1912年法国德·布里安（Guebriant）神父和奥龙（D’Ollone）合著的《中国的非中国人民的文字》，对彝文的研究贡献尤大，其中收录了摄自卢光县的明代彝汉文合璧墓碑文图片，这是目前已知时代较早的彝文文献之一。 当时学界对杨成志收集整理彝文经典的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新纂云南通志》卷70《方言考五·爨文》载：“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人大凉山，请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教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以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标为《独立罗罗三十部经典》。”杨成志先生意识到这些经典“从来未为国内学术界所注目”，是“民族学研究的新园地”，搜集和保存彝文经典，就是“保存西南民族文化上的一线曙光”。杨成志对彝文古籍的发掘和搜集，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越前人，“1928年我往云南调查民族，侥幸地，对罗罗文献的搜集，数量既比中外学人所得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直到1936年，丁文江在他的《爨文丛刻》自序中还说，“最近研究倮倮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
杨成志先生搜集的彝文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在昆明西乡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彝文手抄本。杨先生后来记述道：“在距昆明二十里的昭宗夷村，我访问了66岁的著名老觋爸（巫师）李森。他温让客气，能说汉语，家中保藏有古老手抄经典数十本。我问愿否让我宣扬其祖传文化。他答道：‘十分赞成’，便把几本残缺不全的祖传经书赠送给我。我把彝文经书带回广州中山大学，糊裱成合订本——《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封三此经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的源泉和行为的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不特系云南的孤本，亦即全国或全世界的绝本”。
杨成志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川滇交界研究独立罗罗（俗称蛮子）的字，共有900个；在金沙江边巧家县研究罗罗（俗称夷教）共有800余个；在昆明研究散民（罗罗的别称）共有1500余个；又研究白夷的字共9000余个；子君的字700余个”。所获远比保禄·维亚尔（Paul Vial）在《法罗字典》中收录的427个更加丰富而切合实际。他还注意到彝文文献的书写是“由左而右的直行式”，并以十二生肖为例，揭示了彝文字形和语音的地域性差异，“语音和字形也是随地而转变的”。此外，彝文文献中“一字数样写法或十几种写法”的异体现象，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成志先生对彝文古籍形制、收藏及制作的地域特色也有深刻的认识。四川彝文古籍“以一幼竹缝联经的左缘，用黑布为经皮，由左而右可卷成一捆，竹的上端系一线，当经卷成捆时作结束之”；昆明的散民文献“与中国线装书的订成适相反，因他们是在经的左边用线来联成的”。彝文古籍的收藏，四川地区以羊皮制成的书包装藏，而昆明地区则以布包裹。书写用的笔墨纸张，散民已经同汉人无异；四川则用土制棉纸，削尖树枝为笔，以锅底黑烟融水为墨。昆明散民彝文古籍，“除他们自己的原经外，有许多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以罗罗字音来释汉字音的资料，在我国书本尚未见到，这实在可注目的。”
杨成志先生因为通达彝文经典，“深透其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程度”，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我们现在研究这种被时代埋没的罗罗文，对于保存我国上古文化或许得到一种明了见解的资助。我们看他们的经书，是卷起来成帙的，我国古代所谓‘卷书’，于此更可证明罗罗文确系保存我国古代文化的真价值了。”杨先生总结彝文文献的四个优点：一曰句多为五言，二曰段落分明，三曰韵腔自然，四曰词义简朴。文字古拙而不失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
彝文古籍中的插图反映了彝族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堪称绘画的楷模。凉山当时唯一的智囊巫师毕丘阿贺曾赠杨成志先生两幅原始图画：一为男人和女人，一为星宿包围的月亮和太阳。杨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些原始图画的价值，“这些图画说明，彝人不仅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男女结合，繁衍人类）有所反映，同时对于肉眼难以识破的天体奥秘，也甚为关注并有所研究”，“这些原始图画对于考察彝族文化和人类的原始思维及哲学，足资参考。”
1930年回到广州之后，他首先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集发表了《罗罗文字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一文，初步介绍了自己在彝族地区学习彝文，搜集彝文经书的情况。1931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这是杨先生对川、滇大小凉山和云南昆明等地彝族进行广泛调查，收集大量彝文经典并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内最早的彝族古籍研究专著。
三、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杨成志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彝文经典的翻译原则和体例，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采用三行对译体，即第一行抄录原著彝文；第二行逐字注音；第三行用汉字逐句意译。193 1年杨先生用这种体例翻译了凉山彝族的《十二生肖经》。这种体例在后来的彝文古籍整理中被继续使用，199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贵州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的《彝文（物始纪略）译注》即采用三行对照体例。同时他还用两行对译体，即彝、汉文互译，翻译了散民的四十六位神名。后来的四行对译体，在三行对译体基础上增加汉语逐字对照直译。这种体例在整理非拼音文字文献的实践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
杨成志先生于1931年在《新亚细亚》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的《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翻译这部经书的缘由和希望。这部经书原名为（fou oi wo di dza），译名为《太上清净消灾经》，系杨先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在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翻译得来的。据杨先生介绍，觋爸张正的经典、卜书、卦辞和符咒共有数十种，用汉语翻译的只有十种而已，其余的都是他们自己族里的遗宝。杨先生差不多费了半月的时间，把这部经书翻译出来，“国内外学者想研究云南罗罗族的也未始不可以此为一种研究的资料，这便是翻译此经的缘由和希望”。第二部分为“本经的内容和释略”，杨成志先生所佩服和惊讶的是“虽然彝语和汉语的发音有许多不能同出一辙，然而从前的觋爸竟能选择出其土字的土音，求适合汉字的云南音，取其最精确而近似者而译之，这是他的一点聪明处”；杨先生还注意到音译，与字义没有一点相干的，如（si）本作“蛇”字解，然借读为“圣”字，（na）本作“黑”字解，然借读为“纳”字。第三部分为“罗罗经原文对译”，用两行对照体的形式彝汉对译。这篇文章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用汉语翻译的彝文作品，开启了彝文典籍汉文翻译的新篇章，为彝文古籍的整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因为杨成志先生是国内首次用现代汉语对彝文文献进行翻译，所以当时学界对其翻译成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堪与汉代《白狼歌》相媲美。《新纂云南通志》这样评价他的翻译成果：“昔汉之世，白狼王唐葭献乐歌三章，梁国朱黼命掾吏田恭译而进之于朝，此后白狼乃骎骎向化，遂开今日之丽江。今杨氏所译独立罗罗经，雅有音节可诵，此亦白狼槃木三章之嗣响也。”
文献分类是对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类，在外部形式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群书目录中的位置极其价值，在内在蕴含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文化体系中的独特性质和功能。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文献分类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依据彝文古籍的内容和用途，彝族人把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文献；一类是毕摩文献。凉山彝族称大众文献为“卓卓特依”，称毕摩文献为“毕摩特依”。云南路南彝族称宗教文献为“佐稿司”，称大众文献为“毕摩司”。贵州赫章彝族把彝文文献分为“卜苏”和“特苏”两大类。滇南彝区把当地彝文文献分“正经”和“小书”。
（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附录《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记录了清代彝族知识分子对彝文古籍的分类：“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也；有日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日补苏，巫祝书也；日弄恩，雅颂也；日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其堪舆即杨茂筠雌雄之说；禄命与汉法不同，不用五行生克。其历法类古宣夜家言，而闰皆于余。自元以后，奉行正朔其法遂无传。”这种按文献内容进行的分类与此前的二分法相比，确实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但实际上并未摆脱传统分类法的窠臼。
目前所知，第一个对彝文文献进行分类的学者是保禄·维亚尔。19世纪末出版的《罗罗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一书中，他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创造说：a，世界的开始；b，人类的由来；（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3）世界的大早时代；（4）世界的洪水时代；（5）世界的黑暗时代；（6）人类的救援。奥龙也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家族系谱；（2）洪水传说；（3）人种分布传说；（4）计数术；（5）飞禽走兽述录；（6）山河记录。杨成志认真研究分析了他们的分类法，认为“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多属于普遍的传说，并不是供牲献神的经典；是限于一部族或一地区的范围，并不能代表整个罗罗族的文献”。杨先生的论述指出了他们所据以分类的彝文文献的内容局限和区域局限，难以明了彝族传统信仰的整个原型。
杨成志根据所获凉山彝族古籍30部、散民古籍60部、白夷古籍84部，共计130部，将彝文文献分为十六类：献祭类（14种）；祈祷类（11种）；酬愿类（5种）；做斋类（5种）；禳柭类（21种）；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15部）；咒术技法类（10种）；婚姻和生产类（4种）；丧葬及祭祖类（13部）；农业类（10部）；火神类（5部）；雷神类（3种）；龙王类（4种）；李老君类（3种）；占卜类（3种）；历史与传说类（2种）。杨先生认为，这种分类法体现了彝族的整个精神生活——文化、思想和信仰，也说明彝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他的分类优点是保存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强化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分类思想，这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看重祭祀经典的实际情况。在今天看来，囿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及文献本身品种和数量的限制，杨先生对彝文文献的分类还显得粗疏，但对彝文文献分类的首创之功惠泽后学，后人对彝文文献所进行的分类，无非是在杨先生分类基础上的系统化和精细化。
杨成志先生的彝文文献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7月，杨成志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用法文宣读了《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一文，英国的《人类》（Man）杂志将它译成英文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Orientet Occilent）杂志分4期将该文连续刊载。这是我国民族学学者第一次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论坛上向世界同行报告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推介彝文经典。杨成志的法语论著L’Ecriture et Leo Manuscrits Lolos，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作序，被认为是“实为研究罗罗文字与经典之重要著作，在国际民族学上自当占一席位”。
四、结语
丰厚的知识储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研究视角，增进了杨先生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从而成就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建树。“杨成志先生早年所处的学术时代，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或可称之为“西北史地学派”）兴之于前，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包含在时称“两南边政研究”之中）继起于后，二者都是当时学术界对时局由被动式反应转为主动式反应的表现。杨先生可以说是后一潮流的主要引领者。”杨成志先生的许多早期著述可以被视为多门学科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彝族文献研究的相关著述更是民族文献学史上的丰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彝族的研究可谓独领风骚，“考察其社会制度、风俗、宗教、文字和语言，收集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尤注意其宝贵之经典，为最有成绩。……国内研究罗罗族专家，以杨氏为巨子，当无问题。”杨先生对彝文文献搜集、整理、译介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及其学术魄力，在今天看来，愈加难能可贵。
【关键词】杨成志；彝文文献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074-006
杨成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博物馆学家，也是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文文献研究的拓荒者。他的学术贡献，已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均未延及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彰显杨先生在彝文文献搜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的独特价值。
杨成志是整理研究彝族文化典籍的先行者，对彝文古籍的搜集、介绍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称其为“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就目前所见材料，他不但是最早大规模收集彝文经典的国内学者之一、第一个公开发表彝文翻译作品的国内学者、对彝文古籍进行分类的国内学者第一人，而且还是将彝文文献研究成果推上国际学术论坛的我国学者第一人。
一、杨成志其人
杨成志教授（1902-1991），广东海丰人，我国老一辈著名民族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一。1927年任职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在教会学校练就的扎实英语基础，是杨成志进入中山大学后涉足人类学领域的利器。1928年杨成志翻译的《民俗学问题格》在《民俗》周刊陆续发表。稍后，与顾颉刚等人开办民俗讲习班，与钟敬文先生合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先生从此踏上了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之路。翻译实践过程，其实是杨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理论内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也是强化学科意识和竖立学科观念的过程。他意识到调查研究是形成民族特色和本土化民俗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开掘中国民俗的金矿，要完成‘中国民俗学运动’，非我们自己去努力调查搜集整理研究，以求得精深的发现不可”。
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鼓励研究所同仁要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新学问。”采风问俗在当时似乎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余永梁也认为，“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乘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的一种损失？”
当时中山大学重视民俗文化的学术取向，强调实地调查，到民间寻找学术新思路的学术氛围，是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的外在促成因素。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科本土化意识，促成了杨先生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开辟了彝文文献研究的新园地。杨先生的本意是对彝族社会进行人类学调查，彝文文献的发现似乎属于意外的收获。杨先生极具语言天赋，进凉山之前，先在六城坝专门学习彝族语言，还请了一位叫王正庭的翻译。从凉山回到六城坝，杨成志又让保头为他“请了一位白毛先生专教罗罗文”，后来在巧家县城，“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在较短时间内学会彝语，识读文字，并多方努力搜集收藏彝文经典，在“其（彝族）文经向来不为汉族人士所推重及发扬以至逐日失传”的当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认识到抢救濒临绝境的彝文古籍的重要性，积极收集彝文经典，为保存彝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不佩服杨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巨大的学术勇气。
二、彝文文献的搜集与收藏
1928年，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的委派，杨成志、容肇祖和俄人史禄国（S.M.Shirkogoroff）夫妇一行四人，从广州出发，取道海防、河内，到达昆明。一个月后，其他三人因故返粤。经过一番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杨成志先生只身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统计有二十五天，足迹所及纵横凡两百余里，经过的乡村亦达百余”。返回昆明后，用四个月的时间，到东、西、南、北四乡实地考察，收集散民、白夷、子君等彝族支系经典古籍近百部。时人对杨成志先生的凉山之行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实我国空前未有之民族调查成功之一员也”。在杨成志之前，国内学者还未曾深入大小凉山及云南一些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过，因此，杨成志是较早深入到民族地区并作较长时间民族调查的民族学工作者。
杨成志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起至十九年三月廿三日抵校止，共一年八个月”，调查了“滇南、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收集的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其中以独立罗罗、夷人、青苗、摆夷、散民、子君、罗罗、安南土字各种书籍为最宝贵”。记录彝文的汉文资料，以1913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图志》为最早，作者董贯一将彝文置于首篇仅作为插图而已。i920年谢彬的《云南游记》竟将保禄·维亚尔（Paul Vial）的彝文误抄为苗文。“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功近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挞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马长寿先生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历代文人对西南民族及其文化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国外学者曾有意收集彝文古籍，也多以猎奇心理而为之。据杨成志考证，克拉布耶（Grabouillet）神父是目前已知的向外界介绍彝文的第一人，他于1873年在云南得到彝文手抄古籍后，邮寄给葛迪（Cordier）著文发表。1882年巴伯（Baber）的《中国西部旅行记》的出版，彝文才为英国人知道。巴伯（Baber）本人不懂彝文，带走的彝文经典只是陈列于大不列颠博物馆，供人观赏而已。同年，卡克（Cark）发表了《中国西部的罗罗文》，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彝文。1906年法国中国学学者伯希和（Pelliot）与沙希亚（Charria）两人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关于爨文与罗罗文的意见。1912年法国德·布里安（Guebriant）神父和奥龙（D’Ollone）合著的《中国的非中国人民的文字》，对彝文的研究贡献尤大，其中收录了摄自卢光县的明代彝汉文合璧墓碑文图片，这是目前已知时代较早的彝文文献之一。 当时学界对杨成志收集整理彝文经典的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新纂云南通志》卷70《方言考五·爨文》载：“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人大凉山，请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教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以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标为《独立罗罗三十部经典》。”杨成志先生意识到这些经典“从来未为国内学术界所注目”，是“民族学研究的新园地”，搜集和保存彝文经典，就是“保存西南民族文化上的一线曙光”。杨成志对彝文古籍的发掘和搜集，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越前人，“1928年我往云南调查民族，侥幸地，对罗罗文献的搜集，数量既比中外学人所得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直到1936年，丁文江在他的《爨文丛刻》自序中还说，“最近研究倮倮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
杨成志先生搜集的彝文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在昆明西乡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彝文手抄本。杨先生后来记述道：“在距昆明二十里的昭宗夷村，我访问了66岁的著名老觋爸（巫师）李森。他温让客气，能说汉语，家中保藏有古老手抄经典数十本。我问愿否让我宣扬其祖传文化。他答道：‘十分赞成’，便把几本残缺不全的祖传经书赠送给我。我把彝文经书带回广州中山大学，糊裱成合订本——《云南昆明西乡明代夷人手抄经典》。”封三此经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的源泉和行为的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不特系云南的孤本，亦即全国或全世界的绝本”。
杨成志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川滇交界研究独立罗罗（俗称蛮子）的字，共有900个；在金沙江边巧家县研究罗罗（俗称夷教）共有800余个；在昆明研究散民（罗罗的别称）共有1500余个；又研究白夷的字共9000余个；子君的字700余个”。所获远比保禄·维亚尔（Paul Vial）在《法罗字典》中收录的427个更加丰富而切合实际。他还注意到彝文文献的书写是“由左而右的直行式”，并以十二生肖为例，揭示了彝文字形和语音的地域性差异，“语音和字形也是随地而转变的”。此外，彝文文献中“一字数样写法或十几种写法”的异体现象，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成志先生对彝文古籍形制、收藏及制作的地域特色也有深刻的认识。四川彝文古籍“以一幼竹缝联经的左缘，用黑布为经皮，由左而右可卷成一捆，竹的上端系一线，当经卷成捆时作结束之”；昆明的散民文献“与中国线装书的订成适相反，因他们是在经的左边用线来联成的”。彝文古籍的收藏，四川地区以羊皮制成的书包装藏，而昆明地区则以布包裹。书写用的笔墨纸张，散民已经同汉人无异；四川则用土制棉纸，削尖树枝为笔，以锅底黑烟融水为墨。昆明散民彝文古籍，“除他们自己的原经外，有许多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以罗罗字音来释汉字音的资料，在我国书本尚未见到，这实在可注目的。”
杨成志先生因为通达彝文经典，“深透其思想的结晶和文化的程度”，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我们现在研究这种被时代埋没的罗罗文，对于保存我国上古文化或许得到一种明了见解的资助。我们看他们的经书，是卷起来成帙的，我国古代所谓‘卷书’，于此更可证明罗罗文确系保存我国古代文化的真价值了。”杨先生总结彝文文献的四个优点：一曰句多为五言，二曰段落分明，三曰韵腔自然，四曰词义简朴。文字古拙而不失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
彝文古籍中的插图反映了彝族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堪称绘画的楷模。凉山当时唯一的智囊巫师毕丘阿贺曾赠杨成志先生两幅原始图画：一为男人和女人，一为星宿包围的月亮和太阳。杨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些原始图画的价值，“这些图画说明，彝人不仅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男女结合，繁衍人类）有所反映，同时对于肉眼难以识破的天体奥秘，也甚为关注并有所研究”，“这些原始图画对于考察彝族文化和人类的原始思维及哲学，足资参考。”
1930年回到广州之后，他首先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集发表了《罗罗文字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一文，初步介绍了自己在彝族地区学习彝文，搜集彝文经书的情况。1931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印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这是杨先生对川、滇大小凉山和云南昆明等地彝族进行广泛调查，收集大量彝文经典并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内最早的彝族古籍研究专著。
三、彝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杨成志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彝文经典的翻译原则和体例，但是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采用三行对译体，即第一行抄录原著彝文；第二行逐字注音；第三行用汉字逐句意译。193 1年杨先生用这种体例翻译了凉山彝族的《十二生肖经》。这种体例在后来的彝文古籍整理中被继续使用，199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贵州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翻译的《彝文（物始纪略）译注》即采用三行对照体例。同时他还用两行对译体，即彝、汉文互译，翻译了散民的四十六位神名。后来的四行对译体，在三行对译体基础上增加汉语逐字对照直译。这种体例在整理非拼音文字文献的实践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
杨成志先生于1931年在《新亚细亚》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的《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翻译这部经书的缘由和希望。这部经书原名为（fou oi wo di dza），译名为《太上清净消灾经》，系杨先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在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翻译得来的。据杨先生介绍，觋爸张正的经典、卜书、卦辞和符咒共有数十种，用汉语翻译的只有十种而已，其余的都是他们自己族里的遗宝。杨先生差不多费了半月的时间，把这部经书翻译出来，“国内外学者想研究云南罗罗族的也未始不可以此为一种研究的资料，这便是翻译此经的缘由和希望”。第二部分为“本经的内容和释略”，杨成志先生所佩服和惊讶的是“虽然彝语和汉语的发音有许多不能同出一辙，然而从前的觋爸竟能选择出其土字的土音，求适合汉字的云南音，取其最精确而近似者而译之，这是他的一点聪明处”；杨先生还注意到音译，与字义没有一点相干的，如（si）本作“蛇”字解，然借读为“圣”字，（na）本作“黑”字解，然借读为“纳”字。第三部分为“罗罗经原文对译”，用两行对照体的形式彝汉对译。这篇文章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用汉语翻译的彝文作品，开启了彝文典籍汉文翻译的新篇章，为彝文古籍的整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因为杨成志先生是国内首次用现代汉语对彝文文献进行翻译，所以当时学界对其翻译成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堪与汉代《白狼歌》相媲美。《新纂云南通志》这样评价他的翻译成果：“昔汉之世，白狼王唐葭献乐歌三章，梁国朱黼命掾吏田恭译而进之于朝，此后白狼乃骎骎向化，遂开今日之丽江。今杨氏所译独立罗罗经，雅有音节可诵，此亦白狼槃木三章之嗣响也。”
文献分类是对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类，在外部形式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群书目录中的位置极其价值，在内在蕴含上展示每一部古籍在文化体系中的独特性质和功能。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文献分类之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依据彝文古籍的内容和用途，彝族人把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文献；一类是毕摩文献。凉山彝族称大众文献为“卓卓特依”，称毕摩文献为“毕摩特依”。云南路南彝族称宗教文献为“佐稿司”，称大众文献为“毕摩司”。贵州赫章彝族把彝文文献分为“卜苏”和“特苏”两大类。滇南彝区把当地彝文文献分“正经”和“小书”。
（道光）《大定府志》卷49《水西安氏本末》附录《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记录了清代彝族知识分子对彝文古籍的分类：“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也；有日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日补苏，巫祝书也；日弄恩，雅颂也；日怯杰，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其堪舆即杨茂筠雌雄之说；禄命与汉法不同，不用五行生克。其历法类古宣夜家言，而闰皆于余。自元以后，奉行正朔其法遂无传。”这种按文献内容进行的分类与此前的二分法相比，确实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但实际上并未摆脱传统分类法的窠臼。
目前所知，第一个对彝文文献进行分类的学者是保禄·维亚尔。19世纪末出版的《罗罗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一书中，他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创造说：a，世界的开始；b，人类的由来；（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3）世界的大早时代；（4）世界的洪水时代；（5）世界的黑暗时代；（6）人类的救援。奥龙也把彝文文献分为六类：（1）家族系谱；（2）洪水传说；（3）人种分布传说；（4）计数术；（5）飞禽走兽述录；（6）山河记录。杨成志认真研究分析了他们的分类法，认为“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多属于普遍的传说，并不是供牲献神的经典；是限于一部族或一地区的范围，并不能代表整个罗罗族的文献”。杨先生的论述指出了他们所据以分类的彝文文献的内容局限和区域局限，难以明了彝族传统信仰的整个原型。
杨成志根据所获凉山彝族古籍30部、散民古籍60部、白夷古籍84部，共计130部，将彝文文献分为十六类：献祭类（14种）；祈祷类（11种）；酬愿类（5种）；做斋类（5种）；禳柭类（21种）；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15部）；咒术技法类（10种）；婚姻和生产类（4种）；丧葬及祭祖类（13部）；农业类（10部）；火神类（5部）；雷神类（3种）；龙王类（4种）；李老君类（3种）；占卜类（3种）；历史与传说类（2种）。杨先生认为，这种分类法体现了彝族的整个精神生活——文化、思想和信仰，也说明彝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俱受宗教的和巫术的支配”。他的分类优点是保存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强化了以祭祀为中心的分类思想，这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看重祭祀经典的实际情况。在今天看来，囿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及文献本身品种和数量的限制，杨先生对彝文文献的分类还显得粗疏，但对彝文文献分类的首创之功惠泽后学，后人对彝文文献所进行的分类，无非是在杨先生分类基础上的系统化和精细化。
杨成志先生的彝文文献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7月，杨成志代表中山大学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用法文宣读了《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一文，英国的《人类》（Man）杂志将它译成英文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Orientet Occilent）杂志分4期将该文连续刊载。这是我国民族学学者第一次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论坛上向世界同行报告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论坛上推介彝文经典。杨成志的法语论著L’Ecriture et Leo Manuscrits Lolos，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作序，被认为是“实为研究罗罗文字与经典之重要著作，在国际民族学上自当占一席位”。
四、结语
丰厚的知识储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研究视角，增进了杨先生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从而成就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建树。“杨成志先生早年所处的学术时代，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或可称之为“西北史地学派”）兴之于前，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包含在时称“两南边政研究”之中）继起于后，二者都是当时学术界对时局由被动式反应转为主动式反应的表现。杨先生可以说是后一潮流的主要引领者。”杨成志先生的许多早期著述可以被视为多门学科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彝族文献研究的相关著述更是民族文献学史上的丰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彝族的研究可谓独领风骚，“考察其社会制度、风俗、宗教、文字和语言，收集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尤注意其宝贵之经典，为最有成绩。……国内研究罗罗族专家，以杨氏为巨子，当无问题。”杨先生对彝文文献搜集、整理、译介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及其学术魄力，在今天看来，愈加难能可贵。